托马斯先是在布拉格八十公里外的一家乡村诊所找了份工作。每天乘火车来回赶,下班回到家,都快累瘫了。一年以后,他好不容易又在郊区一家诊所找到了个差使,虽说省了点劲,但位置很低。他再不能专攻外科,只能做点普通内科大夫的事。候诊室里总是挤满了人,三五分钟,就得处理一个病人,给他们开点阿司匹林,开张病假条,再不就是打发他们去专业诊所。在他看来,自己简直已经成了办公室的小职员,再也不是什么医生。

一天,门诊结束后,他接待了一位五十岁左右男人的来访,此人体态肥胖,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他自我介绍,说是国家内务部某办公室主任,请托马斯到对面咖啡馆里坐一坐。

他要了一瓶葡萄酒,托马斯不肯喝:“我还要开车,如果被警察抓住,就要扣驾照了。”这位内务部官员微微一笑,说:“如果您遇到麻烦,就跟他们提我的名字。”说着递给托马斯一张名片,上面有他的名字(肯定是假名)和部里的电话号码。

接着,他开始向托马斯细加解释说他一直非常敬重他,说像托马斯这样一位能干的外科大夫却委屈在乡下诊所开阿司匹林,部里的人都感到惋惜。他甚至,尽管没敢大声说出来,委婉地向托马斯暗示,把一些专家无情地从他们的职位上赶走,连警察部门也表示遗憾。

托马斯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有人这样夸他了,于是非常专心地听着这位大腹便便的矮个子说话,很吃惊地发现矮个子对他外科方面的成就了如指掌,连细节都清清楚楚。面对奉承,谁也挡不住!托马斯也一样,禁不住把内务部的人所说的也当真了。

当然这并不仅仅是出于虚荣心,而是因为他太没经验。面对一位友善、礼貌又对自己十分恭敬的人,很难时刻提醒自己对方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没有一句是诚的。要想做到不去相信(而且是持续地、执拗地、毫不犹豫地),不仅要作巨大的努力,还得经过特别训练,比如经常接受警察审讯什么的。但托马斯正缺这样的训练。

内务部的人接着说:“大夫,我们都知道,您在苏黎世情况很好,但您回国来,我们非常欣赏,您这可是做对了,因为您知道您的位置是在这里。”然后他又好像责怪托马斯似的说了句:“可是您的位置应该是在手术室啊!”

“我很同意您的观点。”托马斯说。

一阵短暂的沉默。内务部的人又继续以一种难过的声调说道:“不过请您告诉我,您真的认为应该戳瞎共产党人的眼睛吗?难道您不觉得这话出自您的嘴巴很奇怪吗?您可是给众多患者带去健康的!”

“我那没什么别的意思,”托马斯反驳,“您好好读读我的文章吧。”

“我读过。”内务部的人说,那声音想显出悲哀来。

“那我是不是说要戳瞎共产党人的眼睛呢?”

“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内务部人回答道,声调越来越悲哀了。

“如果您读过我当初写的全文,您就根本不会这样想的。我那篇文章被砍掉了一些。”

“什么?”内务部的人竖直了耳朵,“他们登出的文章不是您原来的那样?”

“他们把它砍了。”

“多吗?”

“差不多三分之一。”

内务部人看上去真的愤怒了:“他们这样做实在太不道德了!”

托马斯耸耸肩。

“您得站出来为自己说话啊!应该立即要求他们更正!”

“那又能怎么样呢?文章发表后不久俄国人就到了,谁都有别的事要烦。”托马斯回答说。

“但是为什么要给人造成这种印象,一位像您这样的大夫会希望别人变成瞎子?”

“算了吧!我那篇文章也就是杂志后面读者来信中的一篇。没人会在意的。当然除了苏联大使馆,因为这篇东西显然对他们有用处。”

“您可别这样说,大夫!我本人和很多人讨论过您的文章,他们对您会这样写都感到吃惊。不过现在听了您的解释,我就明白多了,登出来的,并非完全是您写的那篇文章。那么是不是有人暗示您写的呢?”

“没有,”托马斯说,“是我主动寄去的。”

“您认识那些人吗?”

“哪些?”

“那些登出您文章的人。”

“不认识。”

“您从没跟他们说过话?”

“我只见过他们一次。他们要我去编辑部一趟。”

“为什么事?”

“就为这篇文章。”

“那么您当时是跟谁谈的?”

“一个记者。”

“他叫什么名字?”

托马斯这才明白他是在接受盘问。他于是知道自己的每一句话都可能给别人造成危险。当然他很清楚那个记者的名字,但是他说:“我不知道。”

“您看您看,大夫!”那人觉得托马斯缺乏真诚,极为不满地说,“他当时总作了自我介绍吧!”

滑稽又可悲的是,在这种时候我们所接受过的良好教育恰恰成了警察的帮凶。因为我们不懂得怎么扯谎。从小爸爸妈妈就喝令我们“说实话”,结果弄得我们一撒谎就自觉耻辱,即使是在审问我们的警察面前也一样。跟警察吵甚至当面骂(虽然这毫无意义)倒比撒谎(而这才是惟一该做的)要容易得多。

听到内务部的人责备自己没有诚意,托马斯几乎感到是个罪过;他好不容易克服了某种道德障碍,才得以继续往下乱说:“他恐怕作过自我介绍,但是那个名字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听过就忘掉了。”

“那他长什么样子?”

当初找托马斯的记者是个小个子,金黄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像把板刷。托马斯于是就专挑相反的特征描述:“他个子挺高,黑头发,很长。”

“是吗?”内务部的人说,“是不是长着又长又尖的下巴?”

“对。”托马斯附和着。

“那家伙背有点驼。”

“对。”托马斯重复道。他开始明白内务部的人已经确定了某个人。这下托马斯不仅出卖了另一个倒霉的记者,而且他的揭发还是个纯粹的谎言。

“那么他让您去做什么呢?你们谈了些什么?”

“他们想把文中一句话的结构改一改。”

这样的回答着实让人觉得是个可笑的遁词。内务部的人又再一次对托马斯不肯说真话而表示不满:“您看,大夫!您刚跟我说过他们把您的文章砍去了三分之一,现在又说他们要您去只是探讨句子结构!这总不符合逻辑吧!”

这下,托马斯回答就容易多了,因为他所说的完全是实话。“是不合逻辑,但事情就是这样的,”他笑着回答说,“他们问我是否允许他们把一句话的结构改一改,但是后来他们砍了文章的三分之一。”

内务部的人再次摇了摇头,好像不敢相信这样不道德的行为。他说:“这些人对您太不像话了。”

他喝掉杯里的酒,一锤定音:“大夫,您是某些人操纵下的牺牲品,让您和您的病人来为此付出代价,那真太遗憾了。我们非常了解您的人品,大夫。看看能为您做些什么。”

他向托马斯伸出手,友好地告退。两人一起走出咖啡馆,然后各自上了自己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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