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过一些荒唐的书,因为这些书,我丧失了天真。在英文里,丧失天真(LOSEINNOCENT)兼有变得奸猾的意思,我就是这么一种情形。我的天真丢在了匹兹堡大学的图书馆里。我在那里借了一本书,叫作“一个洋鬼子在中国的快乐经历”,里面写了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的游历。从表面上看,该洋鬼子是华夏文化的狂热爱好者,清朝末年,他从上海一下船,看了中国人的模样,就喜欢得发狂。别人喜欢我们,这会使我感到高兴,但他却当别论,这家伙是个SADIST,还是个BISEXUAL。用中国话来说,是个双性恋的性虐待狂。被这种人喜欢上是没法高兴的,除非你正好是个受虐狂。

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有着正常的性取向。咱们这些人见到满大街都是漂亮的异性,就会感到振奋。作为一个男人,我很希望到处都是美丽的姑娘,让我一饱眼福-女人的想法就不同,她希望到处都是漂亮小伙子。这些愿望都属正常。古书上说,海上有逐臭之夫。这位逐臭之夫喜欢闻狐臭。他希望每个人都长两个臭腋窝,而且都是熏死狐狸,骚死黄鼠狼的那一种,这种愿望很难叫作正常,除非你以为戴防毒面具是种正常的模样。而那个虐待狂洋鬼子,他的理想是到处都是受虐狂,这种理想肯定不能叫作正常。很不幸的是,在中国他实现了理想。他说他看到的中国男人都是那么唯唯诺诺,头顶剃得半秃不秃,还留了猪尾巴式的小辫子,这真真好看死了。女人则把脚缠得尖尖的,要别人搀着才能走路,走起来那种娇羞无力的苦样,他看了也要发狂……

从表面看来,此洋鬼对华夏文化的态度和已故的辜鸿铭老先生的论点很相似-辜老先生既赞成妇女缠足,也赞成男人留辫子。有人说,辜先生是文化怪杰,我同意这个“怪”字,但怪不一定是好意思。以寻常人的角度来看,SADIST就很怪。好在他们并不侵犯别人,只是偷偷寻找性伴侣。有时还真给他们找到了,因为另有一种MASOCHIST(受虐狂),和他们一拍即合。结成了对子,他们就找个僻静地方去玩他们的性游戏,这种地点叫作“密室”-主要是举行一些仪式,享受那种气氛,并不当真动手,这就是西方社会里的S/M故事。但也有些SADIST一时找不着伴儿,我说到的这个就是。他一路找到中国来了。据他说,有些西洋男人在密室里,给自己带上狗戴的项圈,远没有剃个阴阳头,留条猪尾巴好看。他还没见过哪个西洋女人肯于把脚裹成猪蹄子。他最喜欢看这些样子,觉得最为性感-所以他是性变态。至于辜鸿铭先生有什么毛病,我就说不清了。

那个洋鬼子见到中国人给人磕头,心里兴奋得难以自制:真没法想象有这么性感的姿式——双膝下跪!以头抢地!!口中还说着一些驯服的话语!!!他以为受跪拜者的心里一定欲仙欲死。听说臣子见皇帝要行三磕九叩之礼,他马上做起了皇帝梦:每天作那么快乐的性游戏,死了都值!总而言之,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在他看来,都是妙不可言的性游戏和性仪式,只可惜他是个洋鬼子,只能看,不能玩……

在那本书里,还特别提到了中国的司法制度。老爷坐在堂上,端然不动,罪人跪在堂下,哀哀地哭述,这情景简直让他神魂漂荡。老爷扔下一根签,就有人把罪人按翻,扒出屁股来,挥板子就打。这个洋鬼子看了几次,感到心痒难熬,简直想扑上去把官老爷挤掉,自己坐那位子上。终于他花了几百两银子,买动了一个小衙门,坐了一回堂,让一个妓女扮作女犯打了一顿,他的变态性欲因此得到了满足,满意而去。在那本书里还有一张照片,是那鬼子扮成官老爷和衙役们的留影。这倒没什么说的,中国古代过堂的方式,确实是一种变态的仪式。不好的是真打屁股,不是假打,并不象他以为的那么好玩。所以,这种变态比S/M还糟。

我知道有些读者会说,那洋鬼子自己不是个好东西,所以把我们的文化看歪了。这话安慰不了我,因为我已经丧失了天真。坦白地说罢,在洋鬼子的S/M密室里有什么,我们这里就有什么,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恐怕不能说是偶合。在密室里,有些MASOCHIST把自己叫作奴才,把SADIST叫作主人。中国人有把自己叫贱人,奴婢的,有把对方叫老爷的,意思差不多。有些M在密室里说自己是条虫子,称对方是太阳-中国人不说虫子,但有说自己是砖头和螺丝钉的。这似乎说明,我们这里整个是一座密室。光形似说明不了什么,还要神似。辜鸿铭先生说:华夏文化的精神,在于一种良民宗教,在于每个妇人都无私绝对地忠诚其丈夫,忠诚的含义包括帮他纳妾;每个男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于其君主,国王或皇帝,无私的含义包括奉献出自己的屁股。每个M在密室里大概也是这样忠于自己的S,这是一种无限雌服,无限谄媚的精神。清王朝垮台后,不准纳妾也不准打屁股,但这种精神还在,终于在“文革”里达到了顶峰。在五四时期,辜先生被人叫作老怪物,现在却被捧为学贯中西的文化怪杰,重印他的书。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是为了让虐待狂的洋鬼子再来喜欢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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