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花了大概一个小时在那个套房公寓挨家挨户拜访,从顶楼开始一层层往下。大部分住户都不在。我跟六个房客谈过话,一无所获。谈过话的房客中,只有一个认得出照片里的保拉,但她根本不知道保拉已经搬走了。

我结束访问,临走时停在管理员的门前。她正在看一个电视猜谜节目,让我等到广告时间才招呼我。“这节目不错,”她说着,把电视声音关小。“他们找来上节目的人都很聪明,反应都很快。”

我问她保拉的房间是哪一个。

“她以前住十二号房间,应该是吧。”她査了査,“没错,十二号,就在二楼。”

“现在应该不会是空的吧。”

她笑笑,“我不是告诉过你,现在没有空房间吗?还不到一天就租出去了。我想想,那个姓普赖斯的女孩在七月十八日租下这个房间。我之前说保拉是什么时候搬走的?”

“说不准,不过你是在十六日发现她已经走掉的。”

“呃,查到了,房间是十六号空下来的,十八号租了出去。或许在十七号租出去的,但房客第二天才搬进来。空房间根本不用去推销,我手上就有半打排队等着要租的名单。”

“你刚刚说新房客姓普赖斯?”

“乔治娅·普赖斯。她是个跳舞的,过去一年多我的房客里有很多是舞蹈演员。”

“如果她在的话,我想去见见她。”我给了她一张照片。“如果你想到什么,”我说,“背后有我的电话号码。”

她说:“这是保拉,照得很好。你姓斯卡德?等一下,我给你一张名片。”

她的名片上印着:弗洛伦斯·埃德琳,套房招租。

“大家都叫我弗洛,”她说:“或弗洛伦斯,都可以。”

乔治娅·普赖斯不在家,那天我也敲够门了。我在去戒酒聚会路上的一家熟食店里买了个三明治。

第二天我把沃伦·赫尔德特克的支票存进银行,提了一些现金出来,包括一百张一元钞票。我在右边裤袋里塞了几张。走到哪里都会被讨钱,有时候我拒绝,有时候我会伸手到口袋里拿一元给他们。

几年前我辞掉警察工作,离开妻子和儿子搬进现在住的旅社。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把收入的十分之一捐掉。不管是什么样的收入,我都把十分之一拿出来给我刚好碰到的随便一个教堂。有一阵子我常常去教堂,不知道自己在那儿寻找什么,也说不出自己是否找到了什么,但把我从随便什么人身上赚来的十分之一交出来,似乎让我有种莫名的安心。

戒酒之后,我继续把十分之一收入捐给教堂,但这不再让我觉得心里好过,于是我就停了。可是这样心里也不好过,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把钱捐给戒酒协会,可是戒酒协会并不期望捐款,他们会传帽子让大家弄点零钱以支付开销,可是也只希望你每次聚会交个一块钱就够了。

所以我开始把钱散给街上来跟我讨钱的人。这样似乎并不会让我安心,可是我还没想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我确定某些人把我的施舍拿去买酒或买毒品。有什么不可以呢?你会把钱花在你最需要的东西上头。一开始我会逢人就给,可是很快就放弃这种做法了。一方面我觉得这样好像太嚣张了,同时感觉这样做好像成了一种工作,一种瞬间侦察的形式。我把钱给教堂的话,就不必去查明他们怎么用那些钱,他们花钱也不必经过我批准。就算他们拿那些钱去买卡迪拉克给某个高层教会人员,我也乐意得很。为什么现在我不那么乐意替毒贩的保时捷提供赞助呢?

我带着散财的心情,走到城中北区分局,给了乔·德金警探五十元。

我先打过电话了,因此他在集合厅等着我。我已经一年多没见过他,可是他看起来还是老样子,胖了一点,不过还好。他的脸上有些酒意,不过并未因此戒酒,谁会因为几根血管破裂、脸颊微微泛红而戒酒呢?

他说:“不知道那个本田车商找到你了没有。他有个德国名字,可是我不记得了。”

“赫尔德特克。另外他是速霸陆车商,不是本田。”

“差别还挺大。管他的,马修,你还好吧?”

“不坏。”

“你看起来不错。过着干净的生活,对吧?”

“那是我的秘密。”

“早睡早起?吃很多纤维食物?”

“有时我会跑去公园把树皮啃下来。”

“我也是,我就是没办法。”他捋了捋头发。他的发色是深棕,接近黑色,而且根本不需要捋顺,原来服服贴贴的,他一捋反倒乱了。“看到你真好,你懂我意思吧?”

“乔,看到你真好。”我们握了手,我手心放了一张十元和两张二十元的钞票,握手时移到他手上。他的手消失了一下子,然后又空着出现了。他说:“我想你从他那儿可以得到一点好处的。”

“不知道。”我说,“我跟他拿了点钱,敲了几家门去问。我不知道接下去会有什么好做的。”

“你让他安心,就这样。至少他已经尽力了,你懂吧?你又没骗他的钱。”

“是没有。”

“我从他那儿拿了张照片,拿去陈尸所比对。那儿从六月至今有几具未指认的白人女性尸体,不过都跟她的特征不符合。”

“我猜到你会这么做。”

“是啊,我也只能做这些。这又不是警方的责任。”

“我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介绍他去找你。”

“我知道,很感谢你。”

“这是我的荣幸。你现在理出什么头绪了吗?”

“现在还太早。只得知一件事,她是搬出去的,把所有行李都打包带走了。”

“哦,那很好。”他说,“她还活着的可能性增加了。”

“我知道,但还有很多事情没头绪。你说你去陈尸所查过了,那医院呢?”

“你猜她会昏迷?”

“有可能。”

“她家人最后一次跟她联络是在什么时候?六月?若是昏迷的话,算起来很久了。”

“有的人会昏迷好几年。”

“唔,那倒是真的。”

“她最后一次交房租是在七月六日。所以算起来,总共是有两个多月了。”

“也很久了。”

“对昏迷的人来说不算久,眨个眼就过去了。”

他看着我,他的淡灰色眼珠一向没有什么表情,不过现在带着一点恶意的戏谑。“眨个眼就过去了,”他说,“她从公寓搬出来,然后就搬进医院了。”

“只需要一点巧合,”我说,“她搬出来,在搬迁途中,或者一两天之后,发生了意外。一些‘热心’的市民趁她失去意识时偷走了她的皮包,于是她身上没有证件,现在用简·多伊的名字住在哪个病房。意外发生得太快,她还没来得及打电话给父母说她搬家了。我不是说她会发生意外,而是有可能。”

“我想是。你去医院查过了吗?”

“我想我会去附近的几家医院査一下,比如罗斯福医院、圣克莱尔医院。”

“意外可能会发生在任何地方。”

“我知道。”

“如果她搬走了,没准会去哪儿,所以她可能在市内的任何一家医院。”

“我也想到这一点了。”

他看了我一眼,“我想你复印了些她的照片,喔,你的电话印在背后,那就很方便了。你应该不介意我帮你发一些出去吧,问问那些医院有没有没名字的人。”

“那会很有帮助的。”我说。

“一定会的。花一件外套的代价可以査到不少。”

一件外套,这是警方的黑话,表示一百元。一顶帽子是二十五元。一磅是五元。这些术语是在多年前开始流行的,当时衣服比现在便宜多了。我说:“你最好再査仔细一点,你现在只赚到两顶帽子。”

“耶稣啊,”他说,“你真是个烂杂种,有人告诉过你吗?”

她不在医院,纽约五个区的各级医院都没有。我也不期望她会在医院里,但这种事情还是得去查一下。

我一方面通过德金的渠道查,另一方面自己也去别的地方探探消息。接下来几天我又拜访了几次弗洛伦斯·埃德琳的公寓,又敲了一些门,也跟那些在家的住户谈过。公寓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纽约人也有外地人,不过埃德琳太太有一大堆像保拉·赫尔德特克一样的房客——年轻女性,来这个城市不算太久,希望太多,钱太少。

虽然他们大半都认得保拉的照片,或至少以为自己认得,可是没几个人知道她的名字。就像保拉一样,他们大半时间都没待在公寓里,即使在也是独自锁在房里。“我觉得这里应该像那些四十年代的老电影,”一个女孩告诉我,“俏皮女房东和一堆小孩聚在客厅谈着男朋友和试镜,互相帮忙做头发。这儿以前有个客厅的,不过几年前隔成两个房间租出去了。有几个人我见了面会点点头笑一笑,不过这栋公寓里我真正认识的人一个都没有。我见过这个女孩——她叫保拉吗?不过我从来不知道她的名字,我连她搬走都不知道。”

一天早晨我到演员平权协会的办公室,在那儿我确定了保拉·赫尔德特克从来不是这个组织的会员。帮我查名单的那个年轻人问我,她是不是美国电视与电台艺术者联盟或电视演员同业公会的会员,我说不知道,他就很周到地帮我打电话给这两个工会。两家工会的名册上都没有她的名字。

“除非她是用别的名字,”他说,“以她的姓来说有可能。事实上,这个姓光是看还挺好的,可是很多人会念错,或至少会没把握念对。她会不会改成保拉·荷登或其他这类比较好念的姓?”

“她没跟她父母亲提过。”

“这种事情你不会急着跟你父母提的,特别是如果他们对自己的姓氏有强烈的情感。做父母的常会这样。”

“你说得没错,不过她曾使用她原来的姓参与两出戏剧演出。”

“我可以看看吗?”他把那两张戏单拿过去,“噢,这可能有帮助。是了,找到了,保拉·赫尔德特克。我这样念正确吗?”

“没错。”

“太好了。事实上,我想不出其他的念法,不过总觉得不确定。她可以改成别的拼法的,不过看起来就不对劲了,是吧?我看看,‘保拉·赫尔德特克毕业于鲍尔大学,主修戏剧艺术。’——噢,小可怜——她曾参与《桃花盛开》和《格里高利·沃伦的花园》的演出。《桃花盛开》是奥德玆的作品,可是《格里高利·沃伦的花园》会是哪个鬼的?我看是学生习作吧。这就是关于保拉·赫尔德特克的所有介绍。管他的,这是什么?《城市另一边》,商店展示演出挑这个戏真奇怪。她饰演莫立。我不太记得这出戏,不过我想这不是主角。”

“她告诉过她父母亲,她演的是个小角色。”

“我想她并没有夸张。这出戏还有任何人吗?喔,‘演员平权协会的阿克塞尔·戈汀’,我不知道他是谁,不过我可以帮你找到他的电话号码。他演奥立佛,所以他大概是很有资历的了,可是展示演出很难讲,演员阵容往往很出人意外。她喜欢老一点的男人吗?”

“我不知道。”

“这是什么?《亲密好友》,戏名不坏,他们在哪儿演?樱桃巷?奇怪我怎么没听说过。喔,那是个念台词的排演会,只演了一次。戏名不坏,《亲密好友》,有点暗示性,但是不下流。喔,是杰拉尔德·卡梅隆写的剧本,他很棒。我很好奇她怎么有机会参与这出戏。”

“这很不寻常吗?”

“噢,可以这么说,我想这种戏通常都会公开选角。是这样的,剧作家很可能想知道他的作品会如何演出,所以他或指派的导演就会找些适合的演员,让他们念念台词,可能会找些有意赞助的人,也可能没有。最近某些念台词的排演变得相当复杂,还有相当正式的排演和很多舞台动作。否则一般就只是演员坐在椅子上念念台词,就像演广播剧似的。导演是谁?喔,我们走运了。”

“你认识的人吗?”

“没错,”他说。他找出一个电话号码,拿起电话拨了号。他说:“请找大卫·匡特里尔。大卫吗?我是阿伦·斯托沃斯。你好吗?哦,真的?是啊,我听说了。”他掩着话筒,眼珠子朝上盯着天花板。“大卫,猜我手上现在拿着什么。不,别猜了,是《亲密好友》台词排演会的戏单。后来这出戏台词排演通过了吗?我懂了,是,我懂了。我没听说。喔,那真是太糟了。”他的脸色暗了下来,沉默地听了一会儿。然后他说:“大卫,我打电话给你是因为现在我这里有个家伙,他在查这出戏台词排演会的一个演员,叫保拉·赫尔德特克,戏单说她负责念玛西的台词。能不能谈谈你为什么刚好会找她演这个角色?我

懂了,噢,这样吧,你看我的朋友可不可以过去跟你谈一谈?他有点问题要问,看来我们的保拉从地球表面消失了,可想而知她父母亲快急坏了。这样可以吗?很好,我让他马上过去。不,我想不是。要不要我问他一声?喔,我明白。谢了,大卫。”

他挂上电话,两个指尖按着前额中央,好像试着抑制头痛似的。他的眼睛回到我身上,“那出戏还没正式演出,因为杰拉尔德·卡梅隆在台词排演会之后还想改,可是他没办法,因为他病了。”他看着我,“病得很重。”

“我懂了。”

“每个人都快死了,你注意到了吗?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说这些的。大卫住在切尔西,我把地址抄下来给你。我想与其让我当传话人,不如你自己去问他。他刚才想知道你是不是同性恋,我跟他说我看不是。”

“我不是。”

“我猜他只是出于习惯问一下。毕竟,是不是又有什么差别?谁也不能怎么样。你也不必去问谁是同性恋谁又不是,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等个几年,看看谁还活着。”他看着我,“你看过那些海豹的新闻吗?”

“对不起,你指的是什么?”

“你知道,”他说,“海豹。”他的手肘紧贴肋骨,双手同时拍击像海豹的鳍,还学海豹把球顶在鼻尖上的样子。“在北海,沿欧洲的海岸线,那儿的海豹都快死了,可是没有人知道原因。喔,它们得了一种病,可是有好些年了,那是一种引起狗瘟疫的病毒,不可能是因为某些罗特维拉犬跑来跑去咬海豹。一般猜测那是由污染引起的,北海污染得很严重,专家认为因此减弱了海豹的免疫系统,使它们无法抵抗任何随之而来的病毒。你知道我怎么想吗?”

“怎么想?”

“这个地球有得爱滋病,我们都快乐地卷入了垂死星球的空虚之中。同性恋只是照样过日子,像他们以前一样无耻又爱赶时髦。就连死亡都要领先一步。”

大卫·匡特里尔住在西二十二街一栋厂房改装后的仓库式住宅的九楼。那儿有个天花板很高的大房间,大块木板铺成的地板漆成亮白色,墙壁则是暗黑色,还有几笔色彩鲜明的抽象油画。家具则是白色柳条木,没有什么特别豪华的。

匡特里尔四十来岁,身材矮胖,头快秃光了。还剩下的一点头发留得很长,自然卷,长度盖过衣领。他边抽着欧石南烟斗,边试着回忆有关保拉·赫尔德特克的事情。

“那几乎是一年前的事情了,”他说,“我之前或之后都从来没有注意过她。她怎么会参加这出戏的演出?是因为有人认识她,可是是谁呢?”

他花了几秒钟试图兜拢回忆。他原来是找了另一个叫弗吉妮来·萨克利夫的女演员演玛西。“后来到了最后关头,吉妮才打电话给我,说她得到一个演《跷跷板》的机会,两个星期,在一个该死的地方,巴尔的摩吧?也不重要了。反正,她就说她有多爱我等等,又说她表演班上有个女孩,她发誓很适合演玛西。我就说我会见她,后来她就来念了台词给我听,还可以。”他拿起照片。“她很漂亮,不是吗?不过她的脸没有那种天生的吸引力。她的舞台表演也是,不过还过得去,我反正也没空拿着玻璃鞋追来追去,到处寻找灰姑娘辛德瑞拉。我知道真正演出的时候我不会用她,我会挑吉妮演——如果其他演员够默契,我到时候又已经原谅她临时跑去巴尔的摩鬼混的话。”

我问他该怎么联络吉妮,他打了电话给她,没人接,接着打到她的电话联络处,才知道她在洛杉矶。他打给她的经纪人,问到了她在加州的电话,又打了过去。他跟她聊了一两分钟,然后把电话转给我。

“我不大记得保拉,”她说,“我是在表演课认识她的,我只是一时觉得她会适合演玛西。她有那种笨拙、犹豫不决的特质。你认识宝拉?”我说我不认识。“你可能没听说过这出戏,所以你也不会知道我在说些什么鬼。那以后我就没见过她了,我连大卫用了她都不知道。”

“你和她在同一个表演班上课?”

“是啊,我并不真的‘认识’她。那是凯莉·格里尔主持的进修课程,每个星期四下午两个小时,在上百老汇大道一个二楼的工作室。她在课堂上曾经演过一幕戏,两个人等巴士,我觉得她演得很好。”

“她在班上跟谁关系比较好?有男朋友吗?”

“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我甚至不记得跟她讲过话。”

“你从巴尔的摩回来后见过她吗?”

“巴尔的摩?”

“你不是去那儿演一出戏演了两星期,因此不能参加台词排演会吗?”

“喔,《跷跷板》,”她说,“不是在巴尔的摩演两星期,是在路易斯维尔一星期。孟菲斯一星期。至少我在孟菲斯看到了猫王故居雅园。之后我就回密歇根的老家过圣诞节,回到纽约后,我又花了三星期时间演了一出肥皂剧,那是意外捡到的机会,可是占掉了我星期四下午的时间。等到我有空了,又有个机会去上埃德·科文表演班,我想上他的课想了好久,所以我就再也没见过保拉了。她碰到什么麻烦了吗?”

“有可能。你说她的老师是凯莉·格里尔?”

“对。她的电话在我的旋转档案夹里,放在我纽约的书桌上,所以帮不上你的忙。不过我确定电话簿里查得到。”

“我相信我可以査得到。”

“好啊,我很好奇保拉还会继续跟她学吗?一般人不会老待在同一个进修班的,通常学几个月就走了,不过或许凯莉可以告诉你一些东西。我希望保拉没事才好。”

“我也希望。”

“我现在想起她的样子了,在那幕戏里她一直摸索着走路。她好像——该怎么说呢?容易受伤吧。”

凯莉·格里尔是个精力旺盛的小个子女人,一头灰色鬈发,棕色的眼睛奇大。我在电话簿里查到她的名字,直接到她公寓找她。她没请我进去,而是在靠近八十几街的百老汇大道找了一家乳品餐厅跟我谈话。

我们面对面坐着,我点了犹太圈饼和咖啡,她要了一份奶油荞麦炒面,又喝了两大玻璃杯的全脂牛奶。

她还记得保拉。

“她还没有什么成就,”她说,“我想她知道这一点,她并没有出人头地。”

“她没有任何好的地方吗?”

“她还可以。他们大部分都还可以。有些真是没希望,不过大部分能走到这一步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能力。他们都不坏,可能还挺好,甚至相当好。可是这样不够。”

“还需要什么?”

“你必须棒极了才行。我们总以为重要的是要得到适当的机会,或者要靠运气,或者要认识适当的人,或者要跟适当的人睡觉。不过事实上不是那样。非常棒的人才能成功。只是具有某些天分是不够的。你必须能够积极发挥,必须能在舞台或银幕或荧屏上燃烧。你必须散发光芒。”

“而保拉不?”

“嗯,我想保拉知道,或至少知道一半,而且我不认为她会因此伤心。那是另一回事。除了天分之外,你还必须有那种欲望。你必须拼命地想要得到,我不认为她是这样的。”她想了一下,“不过,她的确是想要得到某些东西。”

“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她知道。金钱?名声?名利把一大堆这种人吸引过来,特别是西岸的。他们想做些事情赚大钱,我怎么都想不透。”

“金钱和名声,那是保拉想要的吗?”

“或者是魅力,或者是刺激、是冒险。真的,我怎么会知道她在想什么呢?她去年秋天开始来上我的课,上了五个月左右。她并不特别认真,有时候她会缺席。这很常见,他们必须工作或参加选角面试,或者临时有什么事情。”

“她什么时候退出?”

“她没有正式退出,只是没再出现。我查过了,她最近一次来上课是在二月。”

她有十来个和保拉一起上过课的学生名单和电话号码。她不记得保拉是否有男朋友,或者下课后有没有人来接过她。她也不知道保拉是不是跟任何同学特别要好。我抄下所有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除了我已经谈过的吉妮·萨克利夫。

“吉妮·萨克利夫说保拉曾有过一次公车站的即兴表演。”我说。

“是吗?我常常利用这种训练法。老实说,我已经不记得保拉表现得怎样了。”

“吉妮说,她有种笨拙、犹豫不决的特质。”

她笑了,可是我说的话没有什么好笑的地方。“有种笨拙、犹豫不决的特质,”她说,“不骗你,每年有一千个天真的姑娘涌向纽约,每个都十足的笨拙、犹豫不决,盼望她们活泼的青春能融化这个国家的心肠。有时候我很想跑到长途车总站,叫她们全都回家算了。”

她喝着全脂牛奶,拿起餐巾按按嘴唇。我告诉她,吉妮说保拉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受伤害。

“她们每个都容易受伤害。”她说。

我打了电话给保拉表演班的同学们,有些碰了面,有些在电话里谈。我一个个过滤凯莉·格里尔给我的名单,同时还继续去弗洛·埃德琳的套房公寓敲门,把谈过的住户从名单上划掉。

我去过保拉最后一个工作过的餐厅,我的客户也曾经去过。那个地方叫祝伊城堡,是位于西四十六街的一家英国酒馆风格餐厅。那儿的菜单上有牧羊人派之类的,还有些像“洞中蟾蜍”的怪菜名。经理跟我证实她是在春天辞职的。“她还不错,”他说,“我忘了她是为什么辞职的,不过我们处得还不错。她要是再来我还是愿意雇她。”有个女招待记得保拉是“一个好孩子,可是有点恍惚,似乎心不在焉”。我出入于四十几街和五十几街的一大堆餐厅。保拉去祝伊城堡之前,曾在其中两家工作过。如果我想写她的传记,那些资料可能会派得上用场,可是却不能告诉我她在七月中去了哪儿。

在第九大道和五十二街交叉口附近一家叫巴黎绿的酒吧,经理承认保拉看起来很面熟,但没在那儿工作过。那个瘦高个儿酒保问我,能不能让他看看照片,他蓄着一把活像黄鹂鸟巢的大胡子。“她没在这儿工作过,”他说,“不过她来过这里。只是这两个月没来。”

“是春天吗?”

“一定是四月以后,因为我是那时才开始在这儿工作的。我绝对见过她五六次,她每次都来得很晚。我们是两点打烊,她在接近打烊的时候进来。反正是过了午夜。”

“她是一个人来吗?”

“不可能,否则我会对她下手,”他笑了,“至少会勾搭勾搭,你懂吧?她是和一个男的来,不过每次是不是同一个男的……我想是,但是我不敢保证。别忘了,她最后一次来过之后,我就没再见过她——那应该已经是两个月之前的事情了。”

“最后一次有人见过她,是在七月的第一个星期。”

“应该吧,顶多差不了一两个星期。我最后一次看到她,她喝的是咸狗鸡尾酒,两个人都喝咸狗。”

“她平常都喝什么?”

“不一定。玛格丽特,伏特加酸酒,不一定是这些,不过这样你就有点概念了,都是女孩子喝的酒。不过那男的习惯喝威士忌,有时想换口味,他会点咸狗。这代表什么?”

“热门嫌疑犯出现了。”

“答对了,亲爱的华生。”他又笑了,“要么我是个好侦探,要么你是个好酒保,因为我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就凭这个,我请你喝一杯如何?”

“给我一杯可乐吧。”

他给自己倒了杯啤酒,给我一杯可乐。他抿了一口,问起保拉发生了什么事。我说她失踪了。

“总会有这种事。”他说。

我跟他聊了大概十分钟,对保拉的护花使者有了点概念。他身高跟我差不多,或许高一点。三十岁左右,深色头发,没有胡须或短髭,穿着很随意,是那种休闲服之类的。

“好像是在救回电脑遗失的资料,”对整个过程,他惊叹道,“真没想到我还会记得一些事情。唯一困扰我的是,我并不是主动这样作的,而是被动的。”

“难免的。”我承认。

“无论如何,我跟你描述的,大概符合这一带半数的男人。可是我怀疑他根本不住在这附近。”

“你只看过他和她一起出现过五六次?”

他点点头,“而且根据他们来的时间,我猜他是去接她下班,或者她去等他下班,也可能两个人是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只是进来休息匆匆喝杯酒。”

“不只一杯。”

“她喝得多吗?”

“喝得多的是他,她只是慢慢喝,但也没有拖拖拉拉,她的酒照样会喝完。不过她喝得并不凶,他也是。他们似乎是刚下班,来这儿只是喝酒的第一站,不是最后一站。”

他把照片还给我,我要他留着,

“如果你想到任何事情——”

“我会打这个电话。”

零零碎碎,一点一滴。到了我在“新开始”说我的故事时,我已经花了一个多星期在寻找保拉·赫尔德特克,而且所花的时间和磨掉的鞋底,大概已经让她父亲的一千元花值了,虽然我无法交出值一千元的成果。

我跟几十个人谈过,记了一大堆笔记,而且我所印的一百张照片已经发掉一半了。

我得知了些什么?我无法说明她七月中离开套房公寓后的行踪,我也没发现她四月辞掉女招待的工作后又在哪里工作过。而且,我所拼凑出来的图像,也不像分发出去的照片那么清楚鲜明。

她是个演员,或者她希望成为一个演员,可是她几乎无法实现,而且她也没再去上表演课。她曾和一个男人半夜结伴去附近的酒吧,大概去了五六次。她独来独往,可是不常待在她的套房公寓里。她这么寂寞能去哪儿?她会去公园,跟鸽子说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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