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我试了加里的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也没有答录机。早餐后又试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样。我出去散了老半天步,回旅馆又试了第三次。我把电视打开,可是所有节目不是经济学家在谈贸易赤字,就是福音节目在谈末日审判。我把电视关掉,然后电话响了起来。

是薇拉。“我应该早点给你打电话的,”她说,“可是我想先确定自己还能活下去。”

“今天早上很难受吧?”

“老天,我昨天晚上很离谱吧?”

“没那么糟。”

“你怎么说都没关系,而且我也不能证明你是错的。我已经不记得后来怎么样了。”

“呃,后来你有一点意识不清。”

“我记得在巴黎绿喝了第二杯白兰地,我记得当时还告诉自己,不必因为酒是免费的就非喝不可。那个经理招待了我们一杯饮料,是吧?”

“是这样没错。”

“搞不好他在里头放了砒霜。我简直希望他真的放了。之后的事情我就不记得了。我是怎么回家的?”

“走回去的。”

“我变得很讨人厌吗?”

“别担心那个了,”我说,“当时你喝醉了,而且失去记忆。你没有吐,也没有打人,或说什么不该说的话。”

“你确定吗?”

“确定。”

“我恨我自己失去记忆,我恨我自己失去控制。”

“我知道。”

我以前一直很喜欢星期天下午在苏荷区的一个戒酒聚会,可是我已经好几个月没去过了。以前我会和简共度星期六,我们会一起逛画廊,出去吃晚餐,然后我在她那儿过夜,次日早上,她会做一顿丰盛的早午餐。我们四处走走,逛逛街,时间一到,我们就一起去参加那个戒酒聚会。

我们不再见面之后,我也没再去过那个聚会。

我搭地铁到市中心,在春日街和西百老汇大道逛了一大堆商店。苏荷区大部分的画廊星期天都没开门,不过有几家照常开放,有个展览我喜欢,是写实风景画,全都是中央公园。大部分画都只有车、树和公园长椅,背景里没有模糊的建筑物,然而无论画面表现得多么宁静、多么绿意盎然,你还是看得出明显的城市环境。这位画家不知怎地能把城市顽强的能量渗透到那些油画里,我永远猜不透他是怎么办到的。

我到了聚会的地方,简在那儿。我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见证上头。到了休息时间,我坐到她旁边的位子。

“真滑稽”,她说,“我今天早上才想到你。”

“我昨天差点打电话给你。”

“哦?”

“想问你要不要去谢伊球场。”

“真有趣,我看了那场比赛。”

“你去球场了?”

“看电视转播。你真的差点打电话给我?”

“其实我打了。”

“什么时候?我一整天都在家。”

“响两声我就挂断了。”

“我记得那通电话,我还在奇怪谁打来的,事实上——”

“你猜到可能会是我?”

“嗯,那个念头掠过我心里,”她眼睛盯着放在膝盖上的手。“我想我不会去的。”

“去看球?”

她点点头,“不过很难说,不是吗?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回答你。你会怎么说?我又会怎么答?”

“聚会后要不要一起去喝杯咖啡?”

她看着我,然后目光避开。“喔,我不知道,马修,”她说,“我不知道。”

我刚开始说话,主席拿着一个玻璃烟灰缸敲敲桌子,表示聚会要重新开始了,我回到原来的座位。聚会最后,我举手,被叫到后,我说,“我名叫马修,我是个酒鬼。过去两个星期,我花了很多时间和喝酒的人在一起。有些是因为职业需要,有些是社交需要,至于哪个是哪个就不太容易说清楚了。前几天晚上我在一个酒吧里花了一两个小时,和一个人闲聊,就跟以前一样,唯一不同的只是我喝的是可乐。”

我又讲了一两分钟,想到什么就讲什么。然后有人又举手被叫到,谈起她住的那栋建筑要变成合作公寓了,她不知道自己能否买得起她所住的那户公寓。

祈祷完,我们把椅子放回角落堆起来,然后我问简要不要去喝咖啡。“我们几个人要去街角一家店,”她说,“你要不要一起来?”

“我以为只有我们两个。”

“这样不太好吧。”

我说我陪她走到那儿,我们可以在路上谈。可是走到外头下了阶梯,我又想不起原先想跟她讲什么,于是我们静静地走了一段路。

“我想念你。”我在心里说了几回,最后我终于大声说出来。

“是吗?有时我也会想念你,有时我会想到我们两个,觉得很伤心。”

“是啊。”

“你跟别人交往吗?”

“一直没兴趣,一直到大概上个星期。”

“然后呢?”

“我陷进去了。不是刻意的,我想事情就是那样发生了。”

“她没参加戒酒吗?”

“很难。”

“意思是,她应该参加喽?”

“我不知道谁该参加。反正不重要,反正我们也不会有结果。”

过了一会儿,她说:“我想我会害怕花很多时间跟一个喝酒的人在一起。”

“这样的害怕或许是健康的。”

“你认识汤姆吗?”我试图搜寻回忆,她一直在跟我描述一个市中心匿名戒酒协会的长期会员,我却始终想不起来。

“总之,”她说,“他戒酒二十二年了,一直参加聚会,当一大堆人的辅导员,诸如此类的。结果他去巴黎度假三个星期,有天走在街上,和一个很漂亮的法国女孩聊起天来,她说:‘想不想喝杯葡萄酒?’”

“他怎么说?”

“他说:‘有何不可?’”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戒了二十二年,参加过天知道几千次聚会。‘有何不可?’”

“他后来恢复戒酒了吗?”

“好像办不到。他戒了两三天,然后又出去喝酒。他现在看起来很可怕,他也醉不了多久,因为他的身体经不起这样喝。两三天后,他就进了医院。可是他没办法戒掉,后来他来参加聚会,我根本不敢看他,我想他搞不好快死了。”

“潮流最前端。”我说。

“什么意思?”

“只是某个人说过的某件事。”

我们转到街角,到了她和朋友约好要碰面的咖啡店。她说:“你不进来一起喝杯咖啡吗?”我说不要了,她也没有试图说服我。

我说:“我希望——”

“我知道,”她说,她伸手握住我的手。“事实上,”她说,“我想我们将来或许能相处得更轻松一些,但是现在太快了。”

“显然如此。”

“那一段太伤心了,”她说,“伤害太深了。”

她转身走进咖啡店。我站在那儿,看她进门。然后开始散步,没留意我往哪儿走,也不在乎去哪儿。

我一从沉湎的情绪中回过神来,就立刻找了个公共电话打给加里,没人接电话。我搭了地铁往上城,走到巴黎绿,发现他在吧台后面。吧台是空的,不过旁边有几桌客人在吃迟来的早午餐。我看着他调了两杯血腥玛丽,然后又在两个郁金香形的高脚杯里,加了一半柳橙汁和一半香槟。

“这是‘含羞草’”他告诉我,“完全不配,加起来的味道不如分开喝。要我的话,要么就喝柳橙汁,要么就喝香槟,可是不要两样加在同一个杯子里。”他拿出一块抹布擦擦我前面的吧台。“喝什么?”

“有没有咖啡?”他叫了一个招待送杯咖啡到吧台来,然后凑近我,“布赖斯说你在找我。”

“那是昨天晚上。之后我还打过几次电话去你家。”

“噢,”他说,“昨天晚上千万别打来。感谢上帝,这世界上还有女人愿意把一个可怜的酒保当成浪漫偷情的对象。”他胡子后面的嘴巴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如果你找到我的话,你会说什么?”

我把心里的想法告诉他。他听着,点点头。“没问题,”他说,“我可以去做。不过,我今天的班是到晚上八点,还有好久,可是现在找不到代班的人。除非——”

“除非怎样?”

“你要不要客串酒保?”

“不了,”我说,“我八点左右再来找你。”

我回到旅社,试着看接近尾声的美式足球赛,可是坐不住。我出门逛逛,走着走着才发现自己早餐后就没吃过东西,然后在一个披萨摊子停下来,加了一大堆碎辣椒,希望吃了能让自己振作一点。

离八点还有几分钟的时候,我回到巴黎绿,边喝可乐边等加里清点现金和支票办理交班。我们一起走出去,他又问了我了一次那个地方的店名,我告诉了他,他说没听过。“不过我很少去第十大道,”他说,“葛洛根开放屋?听起来像个典型爱尔兰酒吧。”

“差不多。”

我们复习一遍我要他做的事,然后我待在对街,他缓步走向葛洛根的前门,进去。我站在人行道上等着,时间慢慢过去,我开始担心有什么不对劲,说不定我把他推进了一个危险的境地,如果换了我自己去会不会更糟。正想到一半,店门推开了,他走出来。他把手插在裤口袋里,慢悠悠地走着,看起来简直快活得不真实。

我配合着他的速度走了半个街区,然后过马路到他那一边。他说:“我认识你吗?暗号是什么?”

“认出什么人了吗?”

“嗯,没问题,”他说,“之前我不确定还能认得他,可是看了一眼我就认出来了,而且他也认得我。”

“他说什么?”

“没说什么,只是站在我面前等我点酒。我没表示出我认得他。”

“很好。”

“可是,你听我说,他也没表示出他认得我,但我看得出来,他偷偷望向我这边的样子。哈!罪恶感,是这个说法没错吧?”

“一般是这么说。”

“那家小店不错,我喜欢他们的瓷砖地板还有暗色木头,我喝了一瓶竖琴牌麦酒,然后边喝第二瓶,边看两个家伙射飞镖。其中有一个,我敢说他一定大半辈子都在当比萨斜塔,我老想着他快摔到地板上了,可是他没有。”

“我知道你在讲谁。”

“他喝健力士啤酒。那种味道对我来说太重了。我想可以掺点柳丁汁喝。”他打了个寒颤,“不知道在这种地方调出来的会是什么个样子,这儿唯一的调酒就是苏格兰威士忌加水,偶尔调杯伏特加掺汤力水。一辈子可能都不会听到有人点杯含羞草,或者哈维撞墙,或者西克利·迪克利·台克利随便什么的。”

“那是什么鬼?”

“你不会想知道的。”他又打了个寒颤。我问他在那儿有没有认出其他人。“没有,”他说,“只有那个酒保。”

“他就是你提过以前跟保拉在一起的那个人。”

“他以前看起来跟在葛洛根时不太一样。”他又沉思起来,想象能够在一个简单、诚实的酒吧里工作的欢欣,那儿没有羊齿植物盆景装饰,也没有正经八百的雅痞。“当然啦,”他提醒自己,“那里的小费很少。”

这也提醒了我。我头先已经准备好一张纸钞,这会儿我掏出来,递给他。

他怎么都不肯拿。“你给我的生命带来一点点小刺激,”他说,“我付出了多少?十分钟和两瓶啤酒的代价?有一天我们坐下来,你可以告诉我整件事情的结果,甚至连啤酒都让你请,够公平吧?”

“够公平。可是事情不见得都有结果,有时候就是成了悬案”

“我愿意赌一下。”他说。

我晃荡了十五分钟,然后独自回葛洛根。我没看到米克·巴卢,安迪·巴克利在店后头射飞镖,尼尔站在吧台后。他穿得跟星期五晚上一样,黑红法兰绒衬衫外罩皮背心。

我站在吧台前,点了一杯不加味的苏打水。他端来的时候,我问他巴卢有没有来。“他早些时候来过,”他说,“稍晚可能会来。你要我跟他说你在找他吗?”

我说没关系。

他走到吧台尾端。我喝一两口苏打水,不时朝他那儿看一眼。罪恶感,这是加里的说法,看起来是这样。原先很难确定是他的声音,前两天凌晨打来的那个人哑着嗓子,接近耳语,可是我猜出是他。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挖出多少,或者根据目前所知道的去做些什么。

我站在那儿一定有个半小时了,他就一直待在吧台尾端。我离开时,那杯苏打水还很满,离杯口不超过半寸。他之前忘了跟我收钱,我也没留小费给他。

祝伊城堡的经理说:“喔,对,尼尔,尼尔·蒂尔曼,没错。他怎么了?”

“他在这里工作过?”

“工作了大概六个月,大概是春天时离开的吧。”

“所以他曾和保拉一起在这儿工作?”

“我想是吧,不过没查过我不敢说。资料在老板办公室,现在锁着。”

“他为什么会离开?”

他犹豫了一下。“这里的人来来去去,”他说,“我们的员工汰换率很惊人。”

“你们为什么会请他走路?”

“我没说是我们开除他的。”

“可是事实如此,不是吗?”

他不自在地说:“我不想谈。”

“他有什么问题?他私生活有问题吗?还是偷吧台的钱?”

“我真的觉得不该谈。如果你明天白天来,或许可以问问老板。可是——”

“他可能是个嫌疑犯,”我说,“可能是一宗杀人案。”

“她死了吗?”

“现在看起来有点像了。”

他眉头紧锁,“我真的什么都不该说的。”

“你的谈话不会列入记录。只是我自己调查而已。”

“信用卡,”他说,“没有确实的证据,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肯说。不过看起来好像是他伪造顾客的信用卡消费记录。我不知道他动了什么手脚、怎么动的,不过事情不太对劲。”

“你们开除他的时候怎么跟他说?”

“不是我开除的,是老板。他告诉尼尔,他不适合在这儿工作,尼尔也没有争辩。看起来很像是承认有罪,你不觉得吗?他在这儿做了这么久,不会没有原因就开除他的,可是他没问原因。”

“保拉是怎么被扯进来的?”

“保拉也介入了吗?我不知道她也有份。她是自己要走的,没人开除她,而且我很确定我们开除尼尔后,她还在这儿继续做。如果她曾经和他共事——呃,他们可能共事过,不过不是走得很近,没见过他们在角落说悄悄话之类的,反正我从没想过他们两个在交往。没有人说闲话,我当然也不会刻意去打听。”

接近午夜时,我带着两杯咖啡隔着马路守在葛洛根对面。我找到一个门口坐下来,喝着咖啡,看着对面。我想我在那儿不会太醒目,很多门口都有人,有些站着,有些躺着,我比大部分人都穿得好,不过不是比每一个都好。

比起站在那儿等加里时,现在时间走得快一些。我的心绪漂荡,努力想解开一个谜团。十来分钟过去了,我还是牢牢盯着葛洛根的门口。监视时,你必须让自己的思绪漫游,否则会无聊得发疯,可是你又得学着调整自己,这样当你看到上面交代你应该注意的事情时,才能让心绪回到原点。偶尔有人进出葛洛根酒吧,都会把我从白日梦中拖回来,去注意进出的是些什么人。

有几个人同时离开,几分钟之后,门打开了,又有四五个人走出来。这两批人里头,我唯一认得出的只有安迪·巴克利。第二批人走掉之后,门又关了起来。过了几秒钟,店里的顶灯都熄了,只剩下昏暗的光影。

我过了街,正对着那儿站着,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不过也靠店门口更近,要躲开就更困难了。看起来尼尔在里面忙,做些关门前该做的事。当门打开时,我往后缩一点,他拖着一个大垃圾袋走到街上,丢进一个绿色的垃圾拖车厢。然后他回到店里,我听到上锁的声音,声音很模糊,不过就算隔着一条街,只要留心还是听得见。

时间又慢吞吞地过去了一点,门又一次打开,他走了出来。他把铁门拉下来锁住。店里依然有模糊的光影,显然那些灯是为了安全起见而整夜开着。

他把所有挂锁都锁上之后,我站起身,准备跟在他后面。如果他招出租车,那我就不跟了;如果他去搭地铁,那我大概也算了;可是我猜他很有可能是住在附近,而他如果是走路回家,要跟踪他就不会太难了。我之前在曼哈顿的电话簿上没查到他的名字,所以想知道他住在哪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他带我去。

我不确定找到他住的地方该怎么办。或许要靠耳朵吧。说不定我可以在他公寓门口拦下他,看他会不会说出什么来;说不定我可以等到他不在的时候,想办法进他公寓里。不过首先,我得跟踪他,看看他住在哪儿。

没想到他哪儿都没去,就站在那儿,跟我一样躲在门口,冷得肩膀缩着,两手圈住嘴哈着气。我没那么冷,不过他只穿了背心和衬衫。

他点了一根烟,抽到一半就扔了。烟滚到人行道边,拉出几星火花。火熄了之后,第十大道上一辆往上城方向的汽车右转,停在葛洛根门口,挡住了我的视线。那是一辆加长型的银色卡迪拉克。车子的玻璃都是唷的,我看不到开车的人,也不知道里面坐了几个人。

有一会儿我以为会听到枪声大作,我以为枪响之后,车子会飞快开走,然后我会看到尼尔抱着肚子倒在人行道上。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他跑到车旁,乘客座旁边的车门打开,他上了车,关上车门。

卡迪拉克开走了,只剩下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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