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旨讯问曾静口供二十四条 一、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敬卿、景叔西游,似亦不轻。那年二月初二日五星朕珠,日月合璧。某等七月初即有是行。天上这个朕兆不应则已,若应此事,必落于我辈之手。纵不能成于我手,亦必是我家眷属敬卿、景叔之手”等语。敬卿是张熙,所谓景叔又是何人?据你前次供云:“胸中原无确见,但传闻讹言,妄生疑惑,因而遣徒上书”等语。今据书中所云,是年七月,即有是行。是你于雍正三年已令张熙等各处行走,纠合叛逆之人,至六年方于岳钟琪处上书。你平日自命以为上应联珠合璧之祥,且云:此事必落于我辈之手,则是久蓄异谋,处心积虑要叛逆。你将三年七月以后差张熙等在何处行走,纠合何人,并所谓眷属,共有多少?景叔是何姓名,他又行住何处?逐一据实供来。
曾静供:西游的话,是雍正三年事,当时并有别意。因弥天重犯所住的地最狭僻,在山谷中,左右方圆十余里,尽是耕户山农,并没有个读书识字的人相接。弥天重犯的父亲在日,曾尝有个迁居的志,而不能得遂。复因近来人多田贵,家事单寒,转移不得。后得学徒张熙、廖易在门往来,居宿安顿不得。而张熙、廖易家事亦贫寒,因见这些去四川的传来,以为四川田贱,乃与张熙、廖易商量,思欲去四川寻采个安静的所在,以为搬家安耕之计。且与张熙、廖易同往,并可以遂其读书之志。于是打叠去四川之行。于七月二十五日起身。搭船到长沙上岸,因到长沙城中走一回。盖弥天重犯从未出门,只因考试到过郴州,余并未曾走动。不意到长沙竟看见有一告示,上d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话。彼时大喜,以为有好世界来,毕竟会复井田封建,复井田封建,毕竟要用人,到那会用人时,我辈的行藏就不可得知。且既有井田则到处可以安身,又何必搬家带属,走四川做甚?于是去四川志遂灰了,就要转身来。那时并没有一点别样志向,惟有心中打量,要来京城上书献策,再三不决者,苦为匪类一篇说话在胸中狐疑,乃转身到长沙岳麓山一看。由是往湘潭一路回来,并没有会着别样人物,说一句异话,到九月初三日归家。唯回来有两年,见得这两年的收成不好,接年水荒,米贵,谷贵,百姓艰难,逃荒避水的多,乃翻疑此五星联珠、
日月合璧的兆,恐另有别应,加以传闻日密,皆与前匪类之说相印证,于是狂悖有是话。盖此话是雍正五年冬说的,乃追忆雍正三年事,一前一后,前面的志向,与后面所见大不相贴。其实并没有到别处,并未曾会半个人。所谓西游者亦是因去四川西蜀取名。景叔即今在案解到之廖易。所谓眷属,即指张熙、廖易言。除此之外,并没有别人。总之,弥天重犯狂举的心肝肺腑,一丝一毫,点点滴滴,尽载于《知几录》、《知新录》。此两本书,虽有两个名号,确不是立意著作的书、装点的话。《知新录》乃是仿张横渠先生“心有开明,即便札记”之说。随每日所知所见,不论精粗是非,写放于此,以便自家翻阅。考其所学之得失议论,固未曾斟酌,文法亦未曾修饰,原是随便写出的口语。《知几录》不过写出叮咛张熙的话,明说与他,恐左右人听闻,且虑他未必记得,因写于纸上,到写得多了,遂取个名号,此是暗地递与他的话。今二书俱已搜获,进呈御览矣。弥天重犯当年情事何处掩藏?况皇上圣明天纵,明睿所照,丝毫尽露,并不能掩。且弥天重犯一路感戴皇恩如此高厚,自计虽粉骨碎身,亦莫能仰报万一,到此又何忍隐?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有“敬卿、景叔去西方行游,似乎也不轻松。那一年二月初二日,天空呈现“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祥瑞。我们七月初就有了这次出行。上天这次吉祥的征兆不灵验则罢,若能灵验,这祥兆必定要降临于我们这类人手中。纵然不能成事于我手上,也必然是成事于我家的眷属敬卿、景叔的手上”等言语。敬卿是张熙。所谓的景叔又是什么人?据你前些时的供词说:“心中原来没有一定的主见,只是听信了传闻的谣言,胡乱生出了疑惑之念,因此才派遣徒弟去上书”等言语。如今根据你书中所说,当年七月,就有这次出行。是你于雍正三年已经派张熙等人往各处行走,纠集聚合叛逆贼人,到了雍正六年才往岳钟琪处上书。你平时自命认为你上应联珠合璧的祥兆,并且说:“这祥兆必定要降临于我们这类人手中”,证明你是久有谋反之念,处心积虑要行叛逆之事。你将雍正三年七月以后差遣张熙等人往何处行走,纠集聚合了什么人?并且你所谓的眷属,共有多少人?景叔的真实姓名是什么,他又行居在什么地方?要逐一按实情招供出来?
曾静供道:往西方行游的话,说的是雍正三年的事情。当时并没有别的意图。因为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所居住的地方非常偏僻,处于山谷之中,左右方圆十多里路,都是山野农户,也没有个读书识字的人能交往。我这个弥天重罪犯人的父亲尚在的时候,曾经有个想迁走的念头,而不能遂愿。又因为近来人多田贵,我家境单薄贫寒,也转移不得了。后来,收得学徒张熙、廖易在我门下,居住歇宿都安顿不得。
而张熙、廖易二人家境也同样贫寒,因为看这些去四川的人传来话,以为四川的田产价低,于是与张熙、廖易商量,寻思去四川找个安静的地方,以实现搬家前去安居耕种的打算,并且与张熙、廖易二人同住,还可以满足他们读书的志愿,于是收拾安排了去四川的出行。我们于七月二十五日起身,乘船来到长沙上岸,由于这事才到长沙城中走了一回。我这个弥天重犯的犯人从未出过远门,只因为考试到过郴州,我并没有外出走动过。不想到长沙竟然看见有一告示,上边说的是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话。我当时心中大喜,认为珠联合璧,盛世到来,一定要恢复井田和封建制度,既恢复井田封建制,一定要选用人才。到那会任用人才的时候,我们这类人的出路就难以预测了。而且,既有井田制度,到处都可以安身,又何必搬家带眷,往四川去做什么?于是,去四川的想法,便心灰意懒了,就要转身返回。那个时候并没有一点别的志向,只是心中思量,想来京城中向朝廷上书献策。之所以再三不能决定,是担心匪患的传闻,心中迟疑不决,于是转身到长沙岳麓山一游,由此往湘潭一路回来,并没有会见到别的什么人物,说一句别的什么话。到了九月初三日归回家中。已经回来有两年了,见这两年的收成不好,接连是水患不断,谷米价贵,百姓们生活艰难,多是外出逃荒避水的。于是倒怀疑这“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祥瑞之兆,恐怕是另有别的应验。如今市面上传言越来越多,都与以前匪乱的说法相符,于是才有了这些狂妄背理的言语。这些话是雍正五年的冬天时说的,乃是回忆起雍正三年的事,一前一后,前面的志向,与后面的所见所闻大不相同。其实我们并没有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也不曾会见过半个外人。所谓的西游也是因为准备去四川之行,才有这样的提法。景叔就是现在本案中押解到的廖易。所谓的眷属,就是指的张熙、廖易而言,并没有别的人。总之,我这弥天重罪犯人狂妄举动的心肝肺腑,一丝一毫,点点滴滴,都记载于《知几录》、《知新录》二书中。这两本书,虽然题有两个书名,却并不是为明志立意所写的书,为装饰点缀所说的话。《知新录》本是我仿照张横渠先生“心有启发而通达事理时,立即记录下心得体会”的说法。随着每日的所闻所见,不论详细粗略,或是或非,都记载下来,以便于日后自己翻阅。如考证这些通过学习而抒发的得失议论,本来未曾认真斟酌过,文法上也未曾加以修饰,原就只是随便记写下的口语。《知几录》这本书不过写的是叮嘱张熙的话。明着讲给他听,唯恐左右一旁的人听到,并且也担心他未必能认真记于心中,因此记写在纸上。到记载得多了,便取了书名,这只是些私下讲给他听的话。如今以上两本书都已经被搜获,进呈皇上亲自阅看过了。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当年的事情,何处能掩藏呢?况且皇上乃是上天降下的圣明君主,睿智明达,洞察秋毫,圣目光照之处,发丝毫末尽都显露无遗,并不能够遮掩隐藏。而且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一路之上,感戴皇恩如此高厚,自己思忖就是粉身碎骨,也不能上报皇上恩德之万一。到了此等地步,又怎能忍心隐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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