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很想向我的客户报告那一夜的经过,不单是因为怕她怀疑自己雇的人无能。更重要的是,如果有任何说法暗示她的汤普森先生甩掉了我,都意味着他不仅不是表面上的那个人,而且还隐瞒着什么。我感觉是这样,但现在就把这个看法告诉露易丝,还嫌太早。

“没有什么明确的结果,”我告诉她,“再过一两天我应该可以告诉你更多。”

我查了笔记本里汤普森的电话,用我的手机打给他。我希望他不会接,所以电话转到语音信箱时让我松了口气。“嘿,老兄,”我说,“我们寄了张支票给你,全额付清,现在这支票就摆在我面前。退回来了,我们寄给你的地址是错的。哦,妈的,我得去处理一下。这样吧,你回电给我,如果我没接,在语音信箱里留下你的地址就行了。你留话的时候——哦,要命,算了。再联络。”

我设法装出一副匆忙的样子,就像那种中层主管刚好碰到手边一堆事情,可是我不确定自己装得像不像。等他回电或不回电时,我就知道了。

我出门时身上带着手机,不过在人行道上停下来把它关掉。我正要去参加戒酒聚会,去那里得关掉手机或呼叫器;大部分戒酒团体聚会时都会这样要求。不过不管是否参加聚会,我都要把手机关掉,因为我最不希望的,就是接到大卫·汤普森打来的电话。他首先就会问我是谁,还有那张支票是哪家公司给的,到时候我可给不出答案来。如果他听到我的留言,没法问我问题,就会猜想有人该付他钱,而他最好要拿到,于是就会留下他的地址。

这是假设他的说法至少有一部分是事实,也就是他所从事的工作中,会有一些公司寄支票给他。这个行业可能是直接行销也可能不是,他的名字可能是大卫·汤普森也可能不是,这就是为什么我给他的留言要尽量含糊其辞。

这招应该会有用。就算失败了,那也算是另一方面的成功。如果他那么多疑,那么就表示他的确在隐瞒一些事。

我往北走到西六十三街的基督教青年会,赶上“炉边”团体的中午聚会。演讲人的饮酒故事很短,大部分时间都在谈她现在的两难处境,就是她是否应该承认自己在表演这条路走不通,她曾在罗雷兹抗酸剂的电视广告里面讲过两句台词,当过几十天的临时演员,还在一些没有人看的观摩演出里演些没有酬劳的小角色,她在这一行五年的努力只有如此成绩,实在乏善可陈。

“我不是演员,我是个女侍者,”她说,“这样也可以,当女侍者没有什么不对,这是一个不错的谋生方式,但我不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当女侍者。甚至如果有人要给我机会去演戏,我都不再那么确定表演是我的人生目标了。”

阿比也在场;自从上回雷·格鲁利奥在圣保罗教堂的那次聚会演讲后,我就没再见过阿比,他说他最近都参加中午的聚会,另外有一天晚上被找去皇后区的中村那一带当演讲人。我跟他在附近吃中饭,同行还有另外两个女人,一个名叫雷切尔的是个办公室的临时雇员,另一个脸尖尖的年轻女人唯一的工作是当代课老师,我猜想工作机会不是很多。她叫什么名字我老记不住。

不管她叫什么名字,反正她毫不浪费时间地批评起那个演讲人。“那些剧场训练的好处,”她说,“就是她讲话清楚且表情丰富,你坐在最后一排也听得到她讲的每个字。不幸的是,听到的每个字都是‘我’。”

雷切尔说她看起来很眼熟,也许看过她在哪里演出。阿比说他不觉得眼熟,真奇怪,因为罗雷兹的每条电视广告都是他必看的。

“她说她讲过两句台词,”雷切尔说,“但或许她是旁白,根本没上镜头。”很难分辨她是真信了阿比那些话的表面意思,还是在配合他而出言讽刺。

我回到家才把手机打开,已经有一条语音留言在等我。一个我没听过的声音说,“嘿,谢了,老兄。我的地址是……”我写下纽约州一〇〇二五,纽约市阿姆斯特丹大道七五五号一二一七室。“别忘了要写最后的房间号,”他说,“不然我会收不到。上次可能就是这样才会退回去的。”

在曼哈顿,街道的号码是按东西向排的,而门牌号码则是从第五大道开始往两边顺着排下去。如果你知道地址是几号,就可以很快知道位于哪两条大道间。

而大道则是南北向的,每一条都有不同的门牌号码系统,要看从哪里开始排起。不过有个关键要诀印在街道地图和口袋型地图上,同时也可以在大部分纽约的住宅和工商电话簿上找到。在某些大道上或许有一点点不同,但基本要诀就是,你把门牌号码尾数去掉,然后除以二,再加上一个表上所列出那条大道的特定数字,得出的结果就是最接近的东西向街号。

有些房地产经纪人把这张表印成名片大小的塑料卡,这赠品比月历还好用,因为我这张卡到现在用了五年,而且常常用。那个经纪人大概做不到我什么生意,我们住在凡登大厦不会搬,不过她得到了我的感谢,虽然这感谢不值钱。

于是我算出那个大卫·汤普森的地址在九十六街以北一个或两个街区。从八十八街和西端大道交会口走过去不止半英里,离奇普斯湾就更远了。

我搭地铁过去,从百老汇大道往东走一个街区,按照那张房地产经纪人阿美莉亚·费伦特送我的卡片所算出来的结果,找到了阿姆斯特丹大道七五五号,就在九十七街和九十八街之间的那个街区。那是一幢五层楼的出租公寓建筑,显然还不太受社区绅士化的明显影响,不过有点不对劲,因为即使那幢楼几年来再怎么隔成一堆小小的鸽子笼出租,也绝对不可能有一二一七室。

也许这是汤普森的一个密码:如果收到一封寄给一二一七室的信,他就会知道是打电话给他的人寄的。不过这样也说不通。

我走进门厅,看着那排电铃。有十六个是二到五楼、每层楼四个,另外再加一楼属于商店的一个电铃。那十六个门铃上有九个或十个贴了标签。其他则是空的。我检查了那些名字,大部分都是西班牙裔的名字,没有一个是汤普森。

我又走出去,到一楼那家商店看一眼。不是很吸引人,陈列的商品随着时光流逝或太阳照射而褪色,不过店家弥补的对策,就是提供一个附近街坊所可能需要的一切——支票兑现、拍大头照、公证人、五金和厨房用品、雨伞、鞋油、纸尿布,还有各色零食。有三个啤酒的霓虹灯标志,其中一个牌子十年前就停产了,橱窗上还有一张布思特罗咖啡的海报。东西太多了,我花了好一会儿才注意到橱窗上唯一一个有关的东西,那是一张黄色纸,上头是手写的:提供私人信箱。

商店里面大概就是我原先猜想的模样。我没看到任何信箱,很好奇那一二一七信箱会藏在哪里。柜台后有个女人,身材矮胖,头发像那种黑色的刷锅铁丝球,她盯着我瞧。不知道她以为我可能会想偷什么。

我问她是不是有信箱要出租,她点点头。我说我没看到信箱,能不能请她告诉我在哪里?

“不是信箱,”她说着用两手比出一个箱子的形状,有顶有底,还有四个侧面,“是邮件服务。”

“有什么服务?”

“你付一个月的费用,我们给你一个号码,取邮件时告诉我号码,我就把你的邮件拿给你。”

“这个服务要多少钱?”

“不贵。五十元。预付三个月,第四个月就免费。”我把皮夹一翻,朝她亮出一张乔·德金给我的警探基金协会贵宾卡,这张卡不能让你在违规停车时不被开罚单,但隔着一段距离看起来还挺像个正式的证件。“我对你的一位顾客有兴趣,”我说,“他的号码是一二一七。”

她盯着我。

“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她摇摇头。

“能不能去帮我查一下?”

她想了想,耸耸肩,到后头的房间去。回来时,她宽阔的前额深深皱着。我问她怎么了。

“没有名字。”她说。

我本来以为是她不能告诉我,但结果不是。她的意思是这个号码没有名字,我也相信。她对这个情况显然也满腹疑惑。

我说:“如果有寄给他的信——”

“所以我才会找那么久。如果有信寄来给他,上头就会有他的名字,对不?可是没有他的信。他一星期会过来一两次,有时候有信件,有时候没有。”

“他来的时候,会说他的号码。”

“一二一七。我就会把他的信件给他。”

“如果他收到信,信封上不会有名字吗?”

“我没注意。”

“如果你听到名字,能知道吗?”

“或许吧,不知道。”

“那个名字是大卫·汤普森吗?”

“不知道。不会是荷西·西曼内兹这种西班牙语的名字。他的母语是英语,我只知道这么多。”

她去招呼另一个客人。回来后她说:“付钱租这个服务的人,就会拿到一个号码。我们会把名字登记在本子上,就写在号码旁边。”

“结果登记簿上一二一七号旁边没有名字。”

“对。也许他来租信箱的时候是别人值班,忘了把他的名字写下来。这样不对,可是……”她耸耸肩,摇摇头。我觉得这件事她比我还烦心。

我身上带着露易丝给我的那张照片,掏出来让她看。她眼睛一亮。

“没错!”

“是他吗?”

“是他,一二一七。”

“可是你不知道他的名字。”

“对。”

我给了她一张名片。告诉她,下回如果有他的信,请她打电话给我,把信封上的名字念给我听。她答应了,像捧着一件价值连城的珠宝似的拿着我那张名片。她伸长脖子,又看了那张照片一眼。

她说:“这个人做了坏事吗?”

“我不知道,”我说,“我只是得查出他是谁。”

我比埃莱娜早到家。她打电话回来说她会稍微晚一点,问我能不能先在炉子上放一锅水。我照办了,把炉火打开,她走进门时,水已经烧开了。她拌了沙拉,煮了意大利面,我们吃完把碗盘放在水槽里,走第九大道到四十二街一个外百老汇戏剧的表演处,我们拿到了一场台词排演的票,剧名叫《里加》,是讲拉脱维亚犹太人的屠杀。我知道剧作家也在场,这就是我们去的原因,落幕后我们去向他道贺,告诉他剧情很震撼人心。

“就是太震撼人心了,”他说,“所以没有人想投资制作。”

回家的路上,埃莱娜说:“老天,我无法想象怎么会有人放弃制作这部戏的机会。为什么,这出戏真是让人全身舒畅呢。”

“不过我还是很高兴我们来看了。”

“我不知道自己高兴或不高兴。只是很担心这一切又会再度重演。”

“你不是认真的吧。”

“不是才怪呢。《纽约时报》有好多版我现在都看不下去了。任何国内或国外新闻都不看了。文艺版我还可以忍受,只不过有一半的书评和新闻报道一样糟糕。星期二的科学版没问题,星期三有食谱和餐厅报道的也可以。我从没想过要去他们报道的餐厅或照那些食谱做菜,不过纯阅读我还可以忍受。”

“可惜你对体育没兴趣。”

“是啊,否则我就可以看得懂,而且看了也不会想到抗忧郁剂百忧解。TJ会看商业版吗?”

“我想会吧。”

“也许我们老了可以靠他,如果我们能活到那么老的话。”

我走到人行道边缘,举起一只手。有辆出租车靠边停了下来。

她说:“我还以为我们要散步回家。怎么了,你觉得不舒服吗,亲爱的?”

“还没舒服到可以走五十个街区。”我请司机走第十大道,然后接阿姆斯特丹大道,到九十三街街口。

“蓝调母亲?”

“我今天下午离那儿就几个街口,”我说,“可是那个时间去不合适。要到晚上才会有音乐。”

“还有丹尼男孩。”

“除非今天晚上他在普根酒吧。不管他在不在,我想我们应该去听听音乐。”

“我想你说得没错,”她说,“我想这总比我们回家自杀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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