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毛泽东在北京收到了邓宝珊(时任甘肃省长)呈送的一样特殊物品:一种用油渣和榆树皮粉糅合而成的食物,这种食物是当时甘肃人赖以生存的东西。他的这一举动,受到了当时省委领导人的埋怨、担忧和攻击,而他却处之泰然,他说:“我个人的进退荣辱并不是什么大事,群众的吃饭问题要紧。”

1967年元月,《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的长篇大论《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胡风在四川服刑,有人让他揭露周扬,为胡拒绝。胡风对自己的论敌周扬如此被打倒很是感慨,他向梅志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这哪里是讲文艺思想,简直是胡说八道!想不到姚蓬子的儿子居然评起周扬来了!”

50年代初,林徽因为了保护北京城墙,曾在人代会上据理力争,还闯进过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争辩。据说,彭真说不过她,最后拿出毛泽东的批示来才将她压下去:“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以后,“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的大标语贴满了外交部大院。在外交部的“内部运动”中,乔冠华被造反派批斗多次。有一个时期,他还被迫在北京饭店一侧的王府井街头叫卖小报,形销骨立。乔冠华被揪走以后,有一天他偷偷打电话问龚澎:“造反派逼我写东西怎么办?”龚澎坚定地说:“不要写任何东西,你要是写了,就不要进家门。”

1973年10月,掀起“批林批孔”活动,在全国政协学习会上,人们逼着梁漱溟对批林批孔表态。于是81岁高龄的梁漱溟就像当年在北京大学讲坛上授课那样侃侃而谈。他从阐述中国文化入手,肯定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上的成就,并说:“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之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所以,“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他的这番话,完全是跟中央“文革”唱反调的。消息传开,轰动了北京城。于是,全国政协的“批林批孔”发展成了“批梁”。从1974年3月至9月,大小批判九九藏书网会开了100多次。他每会必到,认真倾听。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处之泰然,会议的间隙他居然还打太极拳。到了9月底,政协开了一次总结性的批梁大会。主持人再三要求他谈谈对批判会的感想,他只说了一句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让主持人目瞪口呆。

马寅初的倔强是出了名的。马寅初常对人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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