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始终支持汉奸汪精卫。直到1944年汪精卫死了,胡适在11月13日的《日记》中,不但无只字谴责汪叛国当汉奸之罪,相反大动怜悯之心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1945年7月,蒋介石派国民参政会议代表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等五人访问延安,毛泽东一见傅斯年就以学生身份请傅代他向胡适问好,傅就便和毛做一夜长谈。毛给傅的的印象跟北大时可谓有天壤之别:北大时毛泽东是穷弱书生,旁听者,傅是风头人物,学生领袖;延安的毛泽东有很强的个人权威,气度“咄咄逼人”,政治作风并不民主。毛陪傅斯年漫步礼堂,看到各地领导献来的密密匝匝的锦旗、决心书等,傅情不自禁地说:“堂哉皇哉!”

陈光甫对王世杰说,国民党若自动取消一党专政,可说是“一种不流血的革命”。

张季鸾看重记者的作用,他对徐铸成说:“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他又说:“我们报人不可妄自菲薄,报人的修养与政治家的修养实在是一样,而报人感觉之锐敏、注意之广泛或过之。”

张季鸾以国士自许,他对王芸生说:“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

晏阳初说:如果你想在教育上或其他领域内提倡新思想和新制度,那就最好不要介入政治,这样,你才有作实验的绝对自由,这是能充分发挥自己智慧的惟一方法,否则,你就会由于放弃原则而失败。

胡风曾给绿原写信,谈到卢卡契:“我们只要能有这样的理解,就http://www.99lib•net好办了,其实他说的也只是常识,但他能懂得,而且有决心这样做,这就使我们亚洲小民不胜羡慕之至了。但我担心还是不会在亚洲得到注意的。这不仅是‘思想上的懒汉’问题,还有一个只要剑而不要经的传统嗜好问题,用剑,那是多么用力小而收效大的工作呀!砍了就是。”胡风的命运后来果然比卢卡契悲惨得多。

1948年,国民大会召开,余汉谋被委任为陆军总司令。一年后,他就职广东绥靖主任,回到广州激愤地对人说:“我以前没有做过京官,很少接触党国要人,总以为他们对国家大事会有一套办法。去年我在南京搞了几个月陆总,和他们接触多些,才使我认识到这班官僚饭桶。二三十年来,他们除了树立私人势力,争权夺利,对国家大事确实毫无办法,根本谈不上为国家人民做好事。照我看,只要共军渡过长江,势必马上解体,可以肯定是无法再坚持下去了。我这次回来为桑梓服务,希望团结广东军政人员,进而与广西合作,支持李宗仁收拾残局。如不可能,只好认输,绝不陈兵边境,作最后挣扎,使广东同胞重受战祸,加重我的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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