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马连良夫妇从香港回到北京,离港之前,曾请星相家算命卜卦。这个有名的星相家,就是住堡垒街的袁树珊。卜算的结果,袁说:“你(马连良)还有十五年大运。”后来果然。

1950年,刘仁静到北京,跟一些熟人联系都碰了壁。董必武明说不见;李立三辞以不在家;吴玉章稀里糊涂接见了他,谈话不久,秘书就进来提醒吴,说此人不可接触;写信给廖承志,廖不答复。刘不敢去打扰毛泽东和周恩来,但一次他去参加谭平山的追悼会和周不期而遇,只见周恩来迎着来宾队列和每个人一一握手,临到刘时却看也不看一眼越过他和下一个握手,使刘十分难堪。刘回想起在莫斯科最后一次和周见面时,周还亲切地和他开玩笑,而现在自己却落到如此地步,感慨不已。中央指定安子文和他联系,并帮他解决了一些困难。最后刘少奇出面和他谈了一次话,态度、口气之严峻,也是他没有料到的。他只记得中心意思是:你刘仁静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否则就只能饿饭。这次谈话后,他用了刘亦宇的名字,被安排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师。

1956年,中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梨园行闻风而动,见大大小小的商店、药铺、饭馆以及像样和不怎么像样的作坊,都挂上了“国营”或“公私合营”的牌匾;所有的店员、伙计、跑堂等都拿上了工资;成不了“角儿”的演职员眼馋了,说:“连资本家都穿上了干部服,怎么我们仍旧是艺人?”名角张君秋南下到武汉去演出,湖北文化部门接待他的人问:“您的剧团是国营的吗?”能背大段唱词的张君秋,一时竟慌了,不知该怎样应答。还没“国营”的他,不能说“国营”;尚处“私营”的他,又羞于说“私营”。支吾一阵后,张君秋红着脸,含含糊糊地说:“我们是归公家领导的。”一回到北京,张君秋立即要求“国营”。

邵洵美在1958年继续肃反时被捕入狱,这位盛宣怀的女婿,在狱中受尽煎熬,他不听大家的好意劝告,即对粥汤米粒要慢慢品尝,甚至要留着吃,几乎每餐饭都一下子吃光、刮光。他总是气喘吁吁地说:“我实在熬不落了!”有一次,他看见了胡风分子贾植芳,“呆滞的目光突然发亮”,他小声对贾说:“我们不是一块在韩待桁家里吃过螃蟹吗?”

1961年9月,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钟望阳为龙榆生摘帽,龙赋《贺新郎》(泪涌情难抑)一阕。自此后,龙的处境稍胜于前。龙为什么忽然得到“恩赦”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呢?1979年中共上海音乐学院委员会在《关于龙榆生同志错划右派的改正报告》中说,“约1961年起,龙曾协助我公安机关做某对象的侦察工作多年,配合尚好。”1983年上海音乐学院在《悼词》中则说:“在他的最后几年中,还接受了党交给一项有关某一部门的专门任务,尽了自己的力量,得到了肯定。”

1966年2月,郭沫若之子郭世英说:“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他很快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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