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开了一个多月的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后二十三条”。会前,邓小平以为是中央书记处召集的一般汇报会,就对毛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同刘少奇发生争执后,毛泽东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在罗仪凤的安排下,由章诒和和章立凡联络,章伯钧和章乃器在康同璧家的客厅得以见面。这是他们“文革”中的唯一一次见面,也是他们一生的最后会晤。章伯钧一身老旧的中式丝绵衣裤。李健生说:“去见康老和乃器,还不换件衣服。”章伯钧说:“越旧越好,走在街头好让别人认不出我来。”章乃器穿的却是洁白的西式衬衫、灰色毛衣和西装裤,外罩藏蓝呢子大衣。章诒和说:“章伯伯,你怎么还是一副首长的样子?”章乃器边说边站起来,举着烟斗说:“小愚呀,这不是首长的样子,这是人的样子。”

“文革”中,吴晗和廖沫沙因被揪斗而关进一间房子,吴不时叹气,廖沫沙想开玩笑为他消愁,说:“我们两个成了名角,假如我们不来。这场戏就唱不成了。”吴苦笑:“我们唱的是什么戏呀?”廖想吴晗是北京副市长,相当于古代的地方官,联想起陶渊明,说:“这出戏就叫《五斗米折腰》啊!”

章士钊写完《柳文指要》,交给中华书局,书中有很多提法在当时独具一格,有些犯忌的,可又因章是中央文史馆馆长,中华书局不敢擅自决定,请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宣传的康生说:“我们纸张那么紧张,出他这部书干什么?不给他出。”于是中华书局把书稿退了回去。1969年,章把书稿寄给毛泽东,毛除了自己读一遍外(而且表示要再读),还转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人看,并让康生认真阅读并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由作者修改出版。康生于是指示中华书局积极出版这部书。

任继愈在“文革”中曾请求回干校劳动,他开始背粪筐时觉得不好意思,拣粪只拣牲口粪,一次碰到一堆人粪,拣不拣?他在粪边徘徊了一阵,这时,他想到毛主席这样一段教导:“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毛主席的教导使他豁然开朗:原来不是粪脏,而是自己的思想脏。他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改造世界观的决心:“关山千重从头越,贫下中农是吾师。”

金岳霖曾说:“我培养了只做概念游戏,不关心政治,甚至于反动的人。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我宣传逻辑上的纯技术观点,天才教育观点,在这一方面使我特别捧王浩,他现在仍然留在美国大学里,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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