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之后,冯友兰、吴有训南下逃难,在河南郑州,冯邀吴去吃黄河鲤鱼,碰见了熊佛西,三人边吃边聊,几乎所有话题都扯到了国耻。熊喜欢养狗,说起了许多狗故事。北京有许多人逃难,狗没法带,只好抛弃。那些狗,虽然被抛弃了,可是仍守在门口,不肯他去。冯友兰说,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狗,我们都是。

1939年,周恩来等人劝陈独秀去延安,但陈拒绝了,最终客死四川江津,临死前为乞食曾给一地主抄家谱。王康参观当地陈之旧居,留言道:“都称缔造者,孤魂自飘零,为人作家谱,痛煞后来人。”

抗战期间,上海一度成为“孤岛”,中国图书文献流失严重。郑振铎缩衣节食,千方百计筹款,抢救珍贵图书,他在《劫中得书记》中说:“余以一人之力欲挽狂澜,诚哉其为愚公移山之业也!杞人忧天,精卫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从!”

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举国欢腾。在重庆,积压已久的民族感情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憎恶以热泪和喧天的锣鼓、爆竹声,狂欢地表达出来。当戴季陶的亲友纷纷祝贺时,戴一反常态地说:“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哭还在后面,将有千百倍艰苦要忍受,必须提高警惕,何贺之有呢?”他早已认识了中共的燎原之势和国民党的金玉败絮本质。他后来绝望自杀,震惊朝野上下,也使蒋介石大为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唏嘘”。

国共内战时,储安平在《观察》停刊前说:“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告别溪口,蒋经国追忆说:“极目四望,溪山无语”,当时“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日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1953年,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唅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不久,在郑振铎邀请的一次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争论,陈从周目睹其情其境说:“她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虽然那时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1957年,反右之前,徐铸成在北京与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一起喝酒,面对山雨欲来,徐铸成说:“可能有人真正想反党……如果我们也被打成右派,岂不令人寒心?万一有事,谁还敢挺身拥护党?”宋云彬惨然一笑:“天下已定,以后不会有什么万一了。”

1957年,徐铸成被打成右派,《文汇报》社长办公室秘书梅焕藻说了一句话:“徐铸成成为右派,我思想有些不通。”他因此遭受大规模的围攻,要他交代。他步出会场即跳楼自杀了。

反右期间,钦本立和徐铸成去见柯庆施,柯庆施对徐说,我已对钦本立说过,《文汇报》的事不能由你负责。可你的一只脚早踹入右倾泥潭里了,你自己得从思想上挖挖,我想搭一架梯子,好让你下楼。柯还搬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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