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莫斯卡身穿便服从雇员人事处凝视着窗外。基地工作人员正顶着11月的刺骨寒风向前走。地勤技师穿着绿色工作服和毛皮镶边的皮革外套;敏捷的飞行中尉身上是深绿色服装和紫罗兰色大衣,而德国劳工却是衣衫褴褛。埃迪·卡辛在他身后喊了声“沃尔特”,他才转过身来。

埃迪·卡辛靠回椅背说道:“我想让你办点事。我有个想法,而且中尉也觉得它妙极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们要在整个欧洲战区进行一次食物运动,试图告诉那些饭桶不要把自己给撑病了。饭要吃饱但也不要把饭打得太多,结果吃不完就要扔掉。因此,我们想拍张照片,上面有个兵士端着满满一大盘子食物,标题为‘不要这样’。此外我们还想贴张有两个德国小孩在街上争抢烟头的照片,上面有‘你们也不要这样’的标题。你看怎么样?”

“我看你在胡说。”

埃迪对他笑笑。“好吧。但我认为这想法非常聪明。这样才能满足观众的口味。我想司令部一定会欣赏的。也许《星条旗报》会给登出来呢!谁又敢说不会这样,说不定会大受欢迎。”

“看在上帝份上。算了吧,”莫斯卡说。

“好哇!”埃迪·卡辛有些生气了。“快去给我拍张德国孩子争抢烟头的照片。吉普就在外面。你到实验室去叫摄影师,就是那个下士。”

“好吧,”莫斯卡应着。出了门他看到下午从威斯巴登开来的班机正从空中降落。飞机降落好象靠的是魔法而不是空气。然后他就上了车。

直到傍晚时分莫斯卡才驱车过桥来到不来梅。那位下士正在飞机棚周围闲逛。而莫斯卡找到他却费了一个小时。

德国人熙熙攘攘地在街上穿梭。每当听到有轨电车的叮当响声;便都挤往台阶上让路。莫斯卡在格洛克大楼前停了车。天色已经灰暗,但人们尚未下班,周围显得非常静寂。

红十字会前没有乞丐、行人,也没有孩子。晚饭后才会有另一番景象。两个德国女警察在人行道上往返巡逻,好象电车的叮当声对她们非常悦耳似的、莫斯卡和下士坐在车里默默抽烟,等着行乞的孩子出现。最后,下士说道:“真倒霉,这是我第一次没看到德国小崽子在路上纠缠人。”

莫斯卡走出吉普。“让我去看看,”他说。天气相当冷。他把外套领子翻了上来。在拐角转了一圈也没看到一个孩子。接着向前一直走到了格洛克大楼后面。

两个小孩沉静地坐在堆成小丘的废墟上,俯视下面被毁坏了的城市。他们的外衣长得直到脚跟,头上的破帽几乎遮住了耳朵。他们光着手从瓦砾中抠出石头和砖块,然后不敢太使劲以免跌落,漫无目的地把它们扔向空旷地方,扔向下面废墟沟里。

“喂!”莫斯卡用德语喊道,“你们想赚点巧克力吃吗?”

孩子们低头看着他。尽管莫斯卡穿着便服,他们还是认出他是敌人。两个孩子大胆地从废墟堆上滑下来,离开他们宽阔、寂静、空荡的游戏场,手拉手地跟着莫斯卡来到了格洛克大楼前热闹的广场上。

下士已走出汽车等着。装上底片、调好焦距便对莫斯卡说:“行啦,叫他们开始吧。他本人不会讲德语。

“拣起那些烟头,”莫斯卡告诉孩子,“然后抬起头给你们照相。”孩子们非常听话。但是,他们的肥大尖顶帽遮盖了脸庞。

“把他们的帽子向后推推,”下士喊道。结果暴露在镜头前面的是两个活象土地神的毗牙咧嘴的面孔。

“那些烟头太小,”下士说,“不能照出来。”莫斯卡掏出些整烟扔到路旁的沟里。

下士拍了几张,但不很满意。他想再拍一张。这时,莫斯卡感到有人碰他的胳膊,然后又把他的身子拉过来。

那两个女警察站在他面前。拉他的那个几乎与他一样高。她的手仍没有松开。莫斯卡便推了她一把。他推得较重,就象打了她一拳,并且碰到了她那蓝色粗毛制服下面的乳房。她踉跄着向后退了几步,辩解地说:“这儿不许这样照相。”接着警告孩子说:“你们两个还不滚开。”

莫斯卡抓住孩子的衣服叫道:“别走!”然后转向女警察。他的瘦削黑脸由于气愤更加难看、凶狠。他手指着下士问她们:“没看见军服吗?”随即又把手伸过去,“给我身份证。”两个女人结结巴巴地开始解释:不让孩子行乞、把他们赶走是她们的职责。就在这时,一个德国男人从旁经过并停住了脚步。趁着他们争吵,两个孩子偷偷地挪脚要走。那个男人又愤怒地对他俩说了什么,两个孩子吓得拔腿便跑。下士叫了一声,莫斯卡猛地又抓住他们。那个好人立即迈步走开,慌里慌张地往街角走去。那儿有他在等电车的同胞。莫斯卡沿街追赶。德国人听到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重便转过身来,眼睛惊恐地不断眨着。

“是你叫孩子跑的吧?!”莫斯卡对他吼道。

那德国人吓得连忙轻声道歉:“我不知是怎么回事。我以为他们在乞讨呢!”

“把身份证拿来,”莫斯卡说着使伸手去要。德国人由于紧张、惊吓,浑身颤栗不休。他伸手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他那总是塞满证件的大钱包。眼睛看着莫斯卡,手在钱包里乱摸。莫斯卡一把夺过来自己找出那个蓝色卡片。

莫斯卡把钱包还给他。“明早去警察局拿你的身份证。”说罢转身朝汽车走去。

莫斯卡看到广场另一边的街道上黑压压一片德国人在11月的暮蔼下静静地盯着他。他们高大得象巨人,而又灰暗得象一片森林。突然。他感到非常恐惧。好象他们能够盯穿他的心脏,吓跑他的灵魂。转而他又感到无比愤慨;然后缓慢地、静静地向吉普走去。那两个孩子还呆在原地不动,。两个警察也已经离开了。

“我们走吧,”他向下士说。他把车一直开到麦茨街。下了车对下士说:“请把车给我开回基地去。”

下士点头同意并说:“我想那些镜头足够了。”莫斯卡这才想到他早已把重新拍照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留下两个孩子站在原地,也没有给他们事先许诺的巧克力。

回到家莫斯卡看到海莲正在电炉上热汤。桌上放着一个开过的、贴着红标签的空罐头盒子。满满一盘熏猪肉尚未温热。

房间里有菜香味更显温暖。家具摆设得当然也显得舒适。床和床头柜摆在一角,柜上放着台灯和小型收音机;靠门一角放着白色大衣橱:房间当中摆着一张大圆桌,周围放着几把柳条椅,靠着另一面墙放着空的大瓷器橱。这样摆设房间显得宽敞,使人舒服,有足够的地方来回走动。房间真不小,莫斯卡总是这么想。

海莲抬起头说道:“哟,你今天回来得真早。”说着便站起来去吻他。这种时候莫斯卡总看到她的脸马上显得非同寻常,洋溢着幸福的光彩。而莫斯卡总感到内疚和恐惧,因为海莲过份地委身于他了。她好象不知道他们在一起前途莫测。

“我来城里办点事就没回基地,”莫斯卡解释说。利奥抬起头点了点又自去看书。莫斯卡伸手到口袋里掏烟正好碰着了那德国人的身份证。

“饭后搭你的车去警察局行吗?”他问利奥。随手把那身份证扔在了桌子上。

利奥点头同意并问:“去那儿干嘛,”莫斯卡便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他注意到利奥看着他时眼光显得好奇而且好笑。海莲把热汤倒进杯里,一声不响。接着又去温热熏猪肉了。

他们一边在热汤里蘸着饼干,一边小心地喝着。海莲从桌上拿起身份证,一手拿着杯子,一手打开它。“他结婚了,”她说,“他是蓝眼睛,棕色头发,印刷工人,工作不错。”她在盯着照片。“他看起来不坏。不知道有没有孩子。”

“那上面没写吗?”莫斯卡问。

“没有,”海莲答道。“他手指上有块伤疤。”随后身份证从她手里落到了桌子上。

利奥仰起头喝了最后一口汤,然后就伏在桌上。他的脸有些抽搐。“告诉我,”他说,“你为什么不把那个人立即送到警察局?路很近嘛?”

莫斯卡朝他笑笑。“我只不过是想吓唬他一下,并不想怎么样。当时觉得应该吓唬吓唬这个狗娘养的。”

“他一晚别想睡好,”海莲说。

“活该,”莫斯卡生气了,并为自己辩解说:“唯叫这个杂种多嘴多舌。”

海莲抬起阴沉而无神的两眼望着莫斯卡。“他感到羞耻,”她说。“我想他认为这些孩子沿街乞讨和拣烟头他也有责任。”

“嗬,让他着急去吧,”莫斯卡说,“让我们吃些还没烧焦的熏猪肉怎么样?”

海莲把猪肉和一块德国黑麦面包放到桌子上。利奥和莫斯卡吃完了浸透黄油的三明治便起身要走。利奥在身上摸着车子的钥匙。海莲拿起身份证看了看住址热情地说:“嗨,他家住在鲁布瑟姆街,这要比去警察局近得多。”

“不要等我,我们还要到俱乐部去,”莫斯卡敷衍着说,当海莲仰起脸让他吻时,他直冲着她发笑。因为她的浅棕色头发本来就较稀疏,现在梳得又紧,活象头上带上了钢盔。莫斯卡还时常高兴地讥笑海莲的多愁善感。分手时他从没有先迈步离开过。“要我给你带些冰淇淋来吗”她点了点头。当他走出门后,海莲又向他喊着:“他家就在往俱乐部去的路上。”

上车后,利奥问他:“我们去哪儿?”

“好吧,看在上帝面上,把我开到那家伙家里去。”莫斯卡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你和她真使我讨厌。”。

“这事与我无关,”利奥说,“不过他家就住在往俱乐部去的路上。况且我知道你说的‘着急’,是什么意思。这个词说得很恰当。”他转过他那颧骨宽大的脸对莫斯卡凄楚地笑笑。

莫斯卡耸了耸肩。“我根本不想再见到那个杂种。你进他屋里去怎么样。利奥?”

“不,”利奥露齿一笑。“是你从他那儿拿来的吧?还是你去还吧!”

他们很快找到了那人的住处。那座楼房为私人所为。为了能有更多的房间出租,原来的每套现隔成两家来住。挡风门上有全部房客的名字,包括家里的每一成员和他们的房间号码,莫斯卡掏出那人的身份证对照了一下名字,然后走上二楼。他刚一用劲敲门,门立刻开了。他觉得这德国人已从窗口看到了他,并正等着他敲门呢。这要找的德国人站在门边。他脑袋滚圆,面目虽然严厉但现在经过克制又加上露着光头显得温和多了。莫斯卡被立即让进屋里。

莫斯卡的到来打断了他们的晚餐。饭桌放在一个较大的房间里,上面有满满四盘黑糊糊的肉汤。汤里漂着切碎的黑色青菜和白色的大块土豆片。墙的一角铺了张床。远一点的墙边装了个很难看的洗涤槽,槽子上面挂了一帧大幅深绿和棕色色彩的装框油画。他的女人把稀疏的头发往后梳着,正要把两个孩子带进另一房间。但当她转身看见莫斯卡时,她又把孩子放开了。他们全都期待地望着莫斯卡。

他把蓝色身份证递过去,德国人接着,声音颤抖地问:“是还给我吗?”

莫斯卡说:“你不必去警察局了。忘掉刚才的事吧。”

德国人扁平,严厉的脸庞变得苍白。恐惧的消除、白天的顶撞、吉普在他窗前的急刹车,这一切混搅一起就象毒药在他血液里已经散开一样。看到他在不住地哆嗦,他的妻子跑过来把他扶到桌边一把空木椅上坐下。莫斯卡惊慌地问那女人:“怎么了,他怎么了?”

“没什么,”女人说。她的声音非常微弱,没有一丝情感或生命力。她又有点震颤地说:“我们想你是来把他抓走的。”

一个孩子由于内心惧怕开始哭叫起来,好像他要五脏俱焚,气力丧失殆尽一样。莫斯卡想去抚慰他,向前走了几步,并掏出一条巧克力。小家伙又给吓了一跳,歇斯底里般地哭喊起来,声音大得震耳欲聋;莫斯卡止住脚步,不知所措地看着那女人。她给丈夫端来一小杯杜松子酒。待她男人喝的时候,跑过去打了那孩子一巴掌,然后才把他抱在怀里。孩子不哭了。那男人仍在颤抖。他说:“等等,请等等!”他几乎是跑向食品橱拿了一瓶杜松子酒和一个小茶杯。

他倒了一杯酒硬塞给莫斯卡。“误会了,确实误会了。我想那些孩子是烦扰您了,我的确不想干预。”莫斯卡却记得他在格洛克大楼前责备孩子时显得非常气愤,而那种气愤只有感到耻辱和罪过时才会有。好象那些孩子的堕落全是因为他的缘故。

“没有,”莫斯卡说。他想把酒放到桌子上,可那德国人拦着他的胳膊不让他放下。

似乎要为自己的一生进行辩解,忘了妻儿还在身旁,那德国人兴奋地继续说下去:“我根本不是纳粹分子。当时要不失业就必须入党。所有的印刷工人都参加了组织。但是我仅交党费而已。其他我什么都没于。我绝对不是纳粹分子。喝!酒不错。喝吧!我只在身体不好时才舍得喝它。”莫斯卡喝完酒开门要走。可那德国人又拉住了他,摇着他的手说:“非常感激您的善意,衷心感谢。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您的宽厚。我一直都说美国人不错。他们心地善良。我们德国入总算幸运!”他最后又抓住莫斯卡的手,紧张而又感到解脱地对着莫斯卡点头哈腰。

莫斯卡感到内心有种难以控制的冲动要把他打翻在地,让鲜血从他的秃脑壳里和抽搐着的脸上流出来。莫斯卡随即转过脸去以掩饰脸上所表现出的鄙视和厌恶。

他却看到了那德国人妻子的脸庞,她正靠在里边房间的褐色门上。脸上只剩了皮包骨。皮肤苍白,头略微向下低着。由于怀里抱着孩子,肩膀向上隆起。她那发灰的眼睛已几乎变成黑色,恰似一潭充满着难忘仇恨的黑水。她的头发与孩子的金黄色相比也似乎变黑了。她碰到莫斯卡的眼光毫不回避,脸也一动不动。

门刚在身后关上,莫斯卡就听到她对丈夫讲话。声音虽低但很尖刻。到了路上,借助屋里射出的灯光,他能看见她怀里依然抱着孩子正从窗口望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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