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脉

这就像是一种预兆，一生中间，爷爷、我、我的亲人都没有找到一个窗口进入彼此的心灵，我们也没有找到一所很好的心灵医院。

——《血脉》

爷爷是一个汉人，却在藏人当中度过了一生。

汉族或是藏族，成为他不得不做的选择题。

对藏人身份的极力寻求与融入，

却永远也放不下作为汉人的特质。

他在双方阵营中都没有找到归属，

永远的“他者”，宿命般的漂泊。

民族与身份，看似一个浅显的标签，

却是当事人需要背负一辈子的负担。

究竟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找到身份的认同与心灵的皈依？

有时，这寻找没有结局。

任萍

我眼前又出现了爷爷那双长腿。

爷爷晃动那双长腿，晃动那双和双腿一样细长的胳膊穿行在故乡的麦地里，是一副落寞而又孤单的形象。我能记起的已是他成为老人时的样子。一个瘦削的老人穿过间种着蚕豆和小麦的土地，带着正在开放的蚕豆花香，穿过故乡的山水、房舍、家族墓地，一次又一次，像是在徒然寻找一种久已丢失的东西。这一切都构成一种完整深刻的美感。

而爷爷这样不知疲倦地行走，唯一目的，似乎就是要顽固地独立于这种美感之外，把自己从一个世界中完完全全剥离开来。

这个身材颀长、神情严峻、胡须拔得干干净净的老头的形象毫无疑问就是一个不知归宿何处，孤独、乖戾的人生过客的形象。

这个故乡是我的故乡。行政上属于四川，习俗及心理属于西藏。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藏族聚居的山间村落，这个村落就是我的故乡。

但不是爷爷的故乡。

爷爷是汉族人。

我是这个汉族爷爷的藏族孙子。

父亲给我取的藏族名字是：多吉。那以前，爷爷的脾气据说还没变得古怪。家里人对他的过去并不了解，都以为他生性柔弱，喜好沉默，甚至沉默到了给孙儿取名这样重大的事情也不发表意见。只是到了我开始牙牙学语，话一天比一天增多的时候，爷爷的话也就一天天多起来。

“就像是，”奶奶在很多年后对爷爷说，“你跟多吉重新出生了一次一样，话多了，脾气也大变了。”说这话的时候，我已经长大，他们已经更老了，不是一般的老，而是老到已经无以复加的地步了。这时，爷爷的眼睛已经混浊到不像眼睛的地步了。

奶奶却越来越像一个小孩，甚至她的声音中也还会有一点稚气的味道。

这时，盛夏已经来到。无论是在这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我在怎样稠密的人流中拥挤，我的眼前都会豁然开朗：故土的景色遽然展开。环山的森林、河谷，被巨大的核桃树阴所遮蔽的村庄。走进村子，是一座坚固的石头案子，粗糙的石墙上绘制了牛头和万能三宝的巨大图案，家人们坐在正午的院子中间，享受阳光和茶，牛虻和野蜂在茂盛花草中嗡嗡歌唱。一个杂种家庭以一种非常纯种的方式在时间尽头聚集在一起。这其中没有我，祖孙四代中就缺我一个，但我比置身其中的人更清晰地看到整个场景。奶奶这个当年的美人的脸只剩下皮肤包裹着骨头，额头像乌木一样闪闪发亮。而身材瘦长的爷爷仿佛已经日渐缩小，尖刻的脑袋从一堆皱褶深重的羊毛织物中伸出，青稞酒散发的酸味和酸牛奶散发的甜味给平静生活中的人们带来幸福的感觉。黄色的金黄花在木栅圈出的院子里盛开，使这个家庭不幸福的我已经远离。所以，奶奶想起了我，然后说：“多吉一走，你的脾气又变好了。”

爷爷的眼睛已经混浊到不能发出一点光芒，表示他不会关注什么了，但他还是动了动稀疏到几乎没有的眉毛。

奶奶又说：“多吉十年没来看我们了。”

“呃！”爷爷打了个嗝儿。

“你说什么？”

“呃呃！”

“你在说什么？”

爷爷说：“亚伟吗？你是说亚伟吗？我死了他就会回来。”

死，爷爷确实这样说了。

“爷爷确实说他死了我才回来？”我问父亲。父亲说是这样子的。父亲瞧着我，说：“是用我们的话说的。”这意思是爷爷这时用家乡一带的方言来讲这件事情，而不像当年要固执地用自己也已相当生疏的汉语来说的。父亲的口气是一个胜利者的口吻。他说，到死时，爷爷的藏话讲得比汉话还好。

父亲走了上千里路，到我教书的学院来看我。在全部藏式风格布置的客厅里，他坐在我的对面，向我宣布爷爷去世的消息，宣布一个地区、一个强大习俗对于一个孤单挣扎的个人的胜利。眼泪在我眼中弥散。父亲代表一种真正的东西端坐在我装饰浮华的房子里——因为浮华，这种藏式风格已不是真正的藏式风格了——他身上散发着我过去生活的那一段时光，故乡那一片土地的全部味道。也就在这一刻，故乡的景观遽然在眼前展开。而父亲站起身来，背着双手在屋子里踱步，这个乡下人嘴角显出了讥讽的微笑。他用骨节粗大的手指叩击挂在墙上的牛头，那些举止神态甚至和爷爷一模一样，叫我心中一股暖流左冲右突。父亲踱到我面前，看看悬在墙上的巨大的牦牛头骨，又翻翻矮几上的一本藏文史料，问：“你以为你是藏族，是吗？”

“我是。”

“你真的想是？”

这样咄咄逼人的不是我那个老实忠厚的父亲，爷爷倒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可是他说爷爷死前那么多年却已经那么乐天知命了。父亲提问已经学会直抵要害，我这一生，在一个一定要弄明白你属于一个什么民族的国度和文化里，只能属于一个民族。虽然我有两种血统，虽然我两种都是，两种都想是，却只能非此即彼，只选其一。

所以，我回答父亲：“想是又不想是。”

出乎意料的是，父亲点点头，脸上显出做父亲的人应有的祥和神色，坐了下来，他用命令的口吻说：“你这个假藏人，给我喝酒。”

“你这个假汉人，给你酒。”父亲仰脖子喝下一大口酒。

我眼中又有泪水荡漾。我说：“阿爸，你肯在我这里住一段时间？”

父亲认真地看看我，看我是真心挽留，才说：“要是你肯回家一趟。”

“我肯的。”我说，“我要去看看爷爷的坟。”

我和父亲在学院外面夏天的大街上行走，相对这个城市来说，学院里都是些遥远的地方有着种种古怪风俗与奇特行为的少数民族，是不开化的人。不开化的人到学院就是为了开化，所以，民族学院的人除非是在特别的节日，或是舞台上，或是电视新闻里，不然不会穿上本族的服装。在我们这帮教师中，甚至还保留了一些在这个城市已经过时的服装，老家有人来时好换掉他们的传统服装。情况就是这样，我也找出了这样的衣服。

父亲问：“为什么？”

我说：“这里太热，你的衣服又长又厚。”我没有说的是，他尽管穿着出客的衣服，但依然散发着另一块土地上人们食用的陈年油脂以及牛栏和马匹的味道，甚至日常使用的香料味道来到这里，他显得过于浓烈和沉闷了。所有这些，都会叫人显得怪异而且孤僻。

尽管父亲不像我，一辈子他都要做一个随和的、和故乡那块土地融洽无比的人，而且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但现在，我看到他脸上浮现出以前爷爷脸上的那种神态：自尊、固执、讥讽。他说：“我不换，你要是怕我这样扫你面子，我马上就走。”

我陪父亲上街。

他说：“你不要陪我。”

我说：“要陪。”

他又露出爷爷那种受了委屈但仍然满不在乎的笑声：“哼哼。”然后，就大步走到前面去了。街上一如既往，很闷热的天气，很稠密的人流。父亲有爷爷的高个头，但粗壮的身胚确实是一个藏族人，而不是给他生命的那个汉人的了。我说过爷爷身子相当瘦削，在异乡的土地上有一种孤独的美感。现在，父亲也是一样，他摇晃着肥胖的身子，厚实的紫红色氆氇沉重地下垂，行走在衣着轻薄鲜艳而且香气扑鼻的人流中间。稠密的人流在他面前自动分开，就像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头野兽来到了人群中间。我不知道是因为炎热的天气还穿着这么多的衣服，还是陌生的人群交叠错杂的脸上露出惊诧、惶惑、厌恶的神情的缘故，总之，汗水从父亲脸上流下来了。最初汗水只是从他厚实的头发间发源，像山间泉水一样，晶莹闪烁，顺着黝黑面庞淅沥而下。我要他走慢一点，他看我的眼光中满含怨恨：“我怎么会跑到你们的地方来了？”

我说：“都是中国，没有你们的地方和我们的地方。”

父亲停下来，大口呼吸着潮湿闷热的空气：“这个没有风的地方。”

“有的，只是现在没有。”

“那你叫风吹起来呀！”

像这样不讲理的人应该交给拳头来教训，但我知道我不能够。

“你不能吗？”父亲脸上又浮现出爷爷那种自以为是的骄傲神态。我想说，这种样子并不能叫你不受伤害。他说：“你叫风吹啊，你叫这些人不要躲开啊。”我无话可说。我在冷饮摊上买来两瓶酸奶。吸完奶，父亲脸上的汗水就消失了。退瓶时，那个女人把我的瓶子收了，而不收父亲的瓶子。她猩红的嘴唇间确实吐出了那个字：“脏。”我说：“那我补你钱。”

“五毛。”她说。

我掏了一张大钞递过去，我还在笑。但我的笑脸上肯定有什么特别的神情把她给吓住了。转身时，父亲已经不在了。我出了一身大汗，才在一座天桥上把他找到。这里已经接近郊区，楼群消失了，低矮的红砖房间现出一块块碧绿的田地，父亲从这里眺望着山。我告诉父亲从这里看不到故乡的群山，一是方向不对，二是距离太远。

他说他要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我们就趴在栏杆上隔着蒸腾的暑气眺望那远山一抹隐约的影子。

父亲却又哼哼地笑起来，他说：“难怪你叫我穿你那些衣服。”

“回去吧，阿爸。”

“呸！我要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你的地方，你的地方！那当年爷爷也跟你现在是一样的，他在那里多少年？死了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地方。”

“谁请他去的？”父亲脸上露出胜利者的表情。

“又有哪个请你来的。”

父亲做出要冲下大桥、奔向那抹远山的样子。

我大声说：“想想你父亲，我爷爷。”

他果然就转过身来了，他看着我。我想我们都从彼此的脸上看到另一张脸，这张脸已经不再被这个世界的光芒所辉映。

他的嘴唇动了动，我的嘴唇也动了一动。我们这才又一次痛切地感到，我们连他的名字都不曾知道。所以，我们动动嘴唇，却叫不出他的名字。

在城市的另一头，楼群的犬牙之间，现出了一摊蛋黄似的夕阳。太阳落下的那一头，才是家乡的方向。这一刻，我才真正感到：爷爷已经死了。

我看到爷爷走动，那一片田野在黄昏的街景上渐渐浮现出来。

让自己看到自己。

我是一九五〇年出生的。出生时我的名字叫多吉，这是一个常见的藏族男孩或是男人的名字。那时，我还没有汉名，我也不知道爷爷是谁。那时，我是婴儿，被包裹在一大堆羊毛织物中间。而一个时代，一个和过去迥异的时代到来了，在我茫然无知吮吸手指的时候。过去有过好多时代，都和我故乡那一片沉静的土地擦肩而过，现在，它降临到了这片土地。我出生的这一年，川西藏区解放。在隔村子十多里的刷经寺，成师成团的解放军在那里聚集，只有一座喇嘛寺的地方变成了一座帐篷城。草原上战事频繁，村子里男人赶着牦牛给共产党的红色军队运送给养和弹药。一次，通司译错了后勤部首长的指令，支前队本该往东却往西。走了一天一夜，爷爷才对领头的人说，他们走错了方向。领队的人知道爷爷是汉人，这才没有把三门迫击炮和几百发炮弹送给敌方，也保住了村里的多个男人的性命。回到基地，爷爷得到好大一张奖状，据说后勤部长问他通司是不是有意译错。爷爷伸伸长脖子，咽了口口水，没有说话。部长又问他真像人家说的那样是一个汉人。爷爷眨眨眼，没有答话。部长宽宏大量，大手一挥，要是是汉人，我招了你这个老兵，不问你以前的事情。爷爷又伸长脖子，咽下又一口口水。隔着铺着军毯的炮弹箱，部长探过脸，说，不要害怕，你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怎么会到这个地方。好多年后，我还在村里听到这个故事，部长给爷爷一支烟，准确地说是一张黄灿灿的烟叶，爷爷把半张卷好，但部长划燃火柴点燃自己的烟就吹熄了。爷爷就直接把烟叶塞进口中咀嚼，末了，把一大口黑色汁水吐在地上，就出了部长的帐篷。

第二天，他就从支前队回家。

他走了三天才回到家里。这不长不短的路程肯定给了他足够的时间回味自己不为人知的前半生的所有经历。这个我们无从知道，他对自己的经历矢口不谈。据说，部长还对他说，把问题说出来，你就跟我们一起，就又是汉族人了。爷爷却对命运的呼唤转过脸，把一口浓浓的烟草汁水吐在地上。

那些事情都发生在我出生那年。村里人都说：那个人是我们的人了。“那个人”就是我爷爷，人们不知道他的名字。有一天，他像是从天上落下来一样在村子的小广场上突然出现。风吹动他单薄的衣衫。风推着他走到小广场中央那棵最老的核桃树下，他干脆就在树阴下躺下了。以后，他和奶奶生下父亲，父亲和母亲又生下我，他都没有再离开过这个村子。穿着当地人的衣服，说着当地人的语言，吃着一样的粮食。只有奶奶说过：“还是你爷爷最初出现时最为漂亮。”那是怎么个漂亮法呢？是奶奶从未见过的汉人衣衫使然吗？我在一只箱底见过一件对襟上缝着盘纽的破烂府绸单衣。爷爷当初就是穿着这件衣服来到村里的吗？就是这件衣服或是他顺风行走的飘浮姿势赢得了奶奶的欢心吗？反正这之后有了父亲和他的姊妹，然后有了我，这也是一段足够长的时间了。村里的人容许这个异族人在这里生存，娶妻生子，但到了一九五〇年，他们才说：“那个人是我们的人了。”

“那个人”忧郁，而且沉静。起初人们以为他是个哑巴。两年之后，他突然开口，用的就是村子里人们通用的藏族乡音，但他还不是真正的村里人。人们总以为这样神秘出现的人会神秘地离开。奶奶在好些年头里不准爷爷靠近小广场中央那棵老核桃树。她第一眼看见他就在那里，这个当时村中的美女害怕爷爷一靠近那里就会突然消失。高原上的烈日落在爷爷身上，而庞大深厚的树阴就在近旁。爷爷那时喜欢树阴，因此能够保持修长的手指和清瘦的面庞，比村里的女人们还要白皙一点。

面庞黝黑光滑的奶奶抓住爷爷，露出了一口细小的白牙：“我爱你。”

爷爷只想奔到阴凉地里，奶奶就把饱满的胸脯靠在爷爷的手臂上：“你会从那里跑掉的。”

爷爷说：“好吧，”他那双忧郁的眼睛中邪火已经蹿上来了，“那就回屋去吧。”

“不，我们到麦地里去。”

风吹动碧绿的麦地，银光闪闪的麦浪，一波一波，由东到西，从河边向山脚拍击。

我问过奶奶：“你也不晓得爷爷的名字？”

“不晓得。”奶奶盯着翻滚的麦浪出神。夏天，我们的村子就成了一座海上的孤岛，被汹涌的麦浪所包围。我和奶奶站在岛子的边缘，望着碧波粼粼的大海，“那时我就叫他格巴，他就答应。”格巴是汉人的意思。奶奶把身子的重心倚在银木拐杖上，身子微微颤抖。

到我五岁那年，情况有了一些变化。

那天，似乎是我记忆开始，或者说我有了个人历史的开端。奶奶把一桶酸奶提到院子里的苹果树下。奔向那桶酸奶时，我从门前光滑的石阶上滑倒了，一头跌进一丛香气浓郁的金盏花丛里。爬起来时，我的脸上沾上了一些条状的黄色花瓣，奶奶笑了起来。那时，爷爷是个老人了，奶奶还显得年轻。奶奶说：“多吉，去叫你爷爷。”她的声音像空气中的花味一样甜蜜。爷爷腰挎一把弯刀，在麦地边修补栅栏。爷爷一边吹柳条，一边在说话。或者说，他口里正在发出一种声音，声音断断续续，这是我不明白意义的一种声音。这种陌生古怪的语言弄得爷爷满脸通红，他那样子就像病人呕吐一样：“呃——×——呃——××——呃，呃呃——×××——”他要让那种声音从喉咙深处挣出来，到后来，他连腰都深深地弯下去了。他自己往自己脑袋上揍了一拳。他一拳就把自己打倒在地上了。他紧闭的双眼中渗出了泪水。睁开眼睛时，他看见了我。

我问他怎么自己打自己。

爷爷说：“你说你没有看到爷爷自己打自己。”他后来还告诉我说那时他就很爱我了。他说我说了是多吉自己打了自己。

那句话我不记得了。

我还记得的是我们回到院子里的情景。奶奶把覆盖在酸奶上的大黄叶子揭开，用木勺给我们盛上满碗酸奶。在周围，是蜜蜂和牛虻在飞舞，在嗡嗡歌唱。这嗡嗡声使我最初的记忆出现了空白，或者说是使我的记忆有一段模糊一片。只记得后来爷爷握住奶奶的手，奶奶的肩胛奇怪地耸起。奶奶的哭声嘤嘤的，比蜜蜂和牛虻的声音要细长，明亮。

我说：“爷爷打奶奶。”

奶奶抱过我去，把她的泪水弄了我一脸：“多吉，多吉，你乖，你聪明，你爷爷太爱我了。我老了他才说他爱我！”

大概是从这时起，奶奶不再怕爷爷走到小广场上那株核桃树阴凉下面去了。

过一年，草原上的仗已经打完了，隔我们村十多里的刷经寺已经变成了一个新镇子。原先只有一座寺院的草原上建起了军分区，陆军医院，民族贸易公司，民族干部速成学校，政府机构，旅馆，食堂和汽车站，电影院，隔镇子三五里地还有一所劳改农场。支前的男人们有的留在镇上做事，有的回到了村里。他们带回来一些新奇的故事。他们津津有味反复讲说。比如骑兵的马也有好多要遵守的规矩，不得违反，严重的还要枪毙，枪毙马还要其他马看，诸如此类。爷爷明显地做出嫌人们少见多怪的样子，这样就惹得人不高兴。不高兴的人就会说：“哈！奇怪的红汉人！”并把重音放在汉人两个字上。

爷爷仰脸看天：“哈！见怪不怪的红藏人！”他把重音放在那个红字上面。

“你晓得你变得奇怪了吗？”

“哈！我奇怪了？你们见了那么大世面还会觉得我是个奇怪的人吗？”

就是这样，那个日新月异的镇子就这样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爷爷领着我离开聚集的人群。他是紧攥着我细小的手臂把我拖走的，一直走到村边的磨坊跟前。这个季节，没人磨面，小路上长满了茸茸的细草。引水木槽中的水冲在挡水板上，晶莹透亮，像扇子一样溅开。水放出光芒，照亮了爷爷的脸。要是他笑，肯定十分好看。可他绷着脸，水光就在他脸上化成一张青幽幽的东西，有点怕人。爷爷那时还叫我的藏名：“多吉，你不想跟我来吧？”

我摇我的小脑袋。

他的声音变得甜蜜了：“那你就是想跟着爷爷了。”

我点头。

“你看水，多漂亮。”

我就说：“水。漂亮。”

去过刷经寺镇的人回来说，政府就要派人来到村子里建一所学校，而且是汉文学校了。爷爷兴奋得不能自禁，说：“真的吗？真的吗？”他搓着手指很好的手说：“那真是太好了。”这是确实的消息，村里已经在替未来的学校寻找地方了，最后定在村里那座不知什么年代筑起的几十公尺高的古碉里。在故乡，山脊、河谷、村寨四处都耸立着这种八扇六角直入云端的碉堡。碉堡四周除了几个窄小的枪眼，就什么都没有了。碉堡像一根巍峨的石柱，谁也不知道这种东西是何时何人所建。现在，人们也不用它打仗了，高高的碉楼就成了野鸽和红嘴鸦的巢穴。碉堡里每一层楼板早就垮掉了，村里人每年要进碉楼收一次肥力很足的鸟粪。现在，男人们在原来铺楼板的地方铺上楼板再加一层天花板。这样就在原来有十好几层的古碉的二楼上有了一间教室。起初，上到二楼的楼梯是一根木头上砍出几茬斜口做成的。村里都用这种楼梯。爷爷说：“学校的楼梯不是这样。”人家有些不满，说那你来做一架给我们看看。

“我不会做，”爷爷忍不住撇撇嘴角，“我会画个样子，你会做吗？”他挑衅似的把脸转向手艺最好的木匠。

木匠嘎托垂下了眼皮，信心不足地说：“你画出来了我看。”

“笔！”爷爷大咧咧地说。

爷爷跪在地上，伸手就在一块刨光的白木板上画起来。看来他是要画一条直线，但却画成了一条波浪。人们哄笑起来。爷爷仍然固执地画着，耳朵和后颈窝红彤彤的。结果，乱画一气，画了个什么连他自己恐怕也认不出来。木匠嘎托说：“我手艺不好，这种曲里拐弯的东西我可做不出来。”

谁也料不到爷爷就势一头撞在了木匠的肚子上面。木匠惨叫一声，倒在地上。不知是因为痛苦还是愤怒，木匠的脸色变得那么难看。爷爷呆了。父亲恨恨地一眼又一眼盯爷爷，同时也握紧拳头做好了替爷爷打架的准备。

而爷爷偏偏拧着头对父亲喊：“你恨我干啥！安！儿子可以恨老子？”

爷爷确实太可笑了。不要说别人，就是躺在地上的木匠也大笑起来。

我哇一声，哭了。

爷爷身子像风中的枯草一样颤抖，“好，好，”他莫名其妙地在原地转着圈子，“你们晓得我是外乡人，好，好。”男人们可受不了这种话。他们谁也不会想到欺负一个孤立无助的人，他们只是在笑一个有点自以为是的自负的老头罢了。他们立即不笑了，他们就此记住，这个老头不是因为脾气而古怪，而是因为是个异乡异族人而显得古怪。

爷爷突然感到了寂静，令人尴尬的寂静。他把那件人们以前也曾十分敏感后来又渐渐淡忘的事情挂起来了，只有我的哭声在高高的碉楼下飘荡。阳光不时把高处绕着碉楼飞翔的鸽群的影子投在脚前的地上。

“×！”爷爷用一个谁也不明白意义的音节对我一声断喝。这是他第一次当着人使用汉语。他的脸涨红到和常到村边来戏耍的猴子的屁股一样。爷爷和这些猴子有比较亲密的关系。爷爷宣称不出三天就要画出楼梯的样子，就从人群中逃开了。我远远地跟在他的后面。

那个时候也正是现在我所任教的这所民族学院建立的时候。围墙一修，就把好几座已被打倒、被剥夺的有钱人的公馆围了起来。现在，我就住在这样一个公馆的小楼的狭小房间里。每天上楼，木板楼梯都嘎嘎作响，牵动整个楼面轻轻晃动。我的父亲说：“我上去了，你再上来。”父亲高大肥胖，他爬上楼来，说：“你爷爷当年就是依这种楼梯画的样子？”回到这幽暗的地方，父亲在街上的火气也消失了，他说：“咳，他以前肯定就住在这样的地方。”

他还说爷爷难怪要跑到故乡那地阔天远的地方。父亲从他的见识，他的逻辑出发，用怜悯的眼光盯住我：“命啊，他逃开了，你又回来。”

和我亲爱的古怪的爷爷生活过那么些年，我还会对什么奇怪含混的思维感到奇怪呢？院墙外面正在建一座立交桥，打桩机夯砸的声音让这座小楼摇晃。我不向父亲解释爷爷来到我们村子的年代这种楼梯遍布有汉人的每一个地方，也不解释以前居住在这种楼房的人不是只有这么一间，而是整整一幢。我只要让父亲怜悯我，只要他因此而心里好过。我这个年纪，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已不需要父母之爱了。再说，我从来就把爷爷当成父亲，不仅是精神上，而且觉得血缘上也是一样。

爷爷，爷爷！我喊着奔向他。他回过身来看我一眼，嘴角虽然紧闭，但隐含着笑意。爷爷又转身晃荡着手臂往前走了。他经常是这样，手里什么东西也没有。没有什么的手不背起来，不抄在胸前，也不插进衣裳里一个什么地方，就总是显得无所适从，叫人看了心里难受。

小时候，我问过好多人，老师，父亲，村里的其他人：“手不要一个地方吗？”这个问题跟“小兔子不要一个妈妈吗”这样的问题是一样的。可人们茫然不解：“什么？手，还要一个地方？”“手不是长在肩上吗？”“手不是你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吗？”

只有奶奶，她把额头顶住我的额头：“啊啊，孩子，你爷爷叫你小脑袋长了多少东西啊。”

奶奶用抚摸过罂粟花的手堵住我一只耳朵，然后把干枯的嘴唇凑到另一只耳朵眼儿。老太太使劲吸气。耳膜痛得我尖叫一声。奶奶说：“啊啊，好了，那些怪念头吃到我肚子里去了。”

奶奶在阳光下脱去皮袍两只宽大的袖子，整个上身就赤裸着了。她的乳房不是干瘪瘪地垂到肚脐那里，而是缩小到几乎没有了。

晚上，一家人在一起议论上学的事情。以前认字的人都是和尚和喇嘛。村里男人出家都是到那个新建镇子的寺院去，舅舅就在那里做一个无关紧要的和尚。父亲是老实人。老实人就把那句人人都想说的话说了出来：“为什么要教孩子们学习汉文，不学藏文？”

父亲望着爷爷。爷爷咕了一口痰。父亲还是那样憨厚地望着。

“藏文？”爷爷说，“学了藏文能做什么？”

“学了汉文又能做什么？”

爷爷被问住了。他也许想自己就学过的，又能做些什么。但他觉得那些齐刷刷投向他的询问目光具有挑衅性质，这肯定对他的尊严和一种伟大语言的尊严提出了挑战。于是，他一梗脖子：“当上等人！”

一家人都悄悄地笑了。父亲还在嘟哝：“上等人？学藏文当喇嘛不一样能当上等人？”

爷爷说：“要上汉文学校了。”他摸摸我的头：“该给他取个名字了。”

“多吉不是有名字吗？”

“那是名字吗，姓都没有，能叫名字吗？”看到爷爷额头上青筋绽起，父亲就不再言语了。爷爷得寸进尺：“我要给他取个汉名，有名有姓！”边说边看家里每一个人，而每个人都避开他的目光。于是，他就把身子转向我，他手放在我的头顶，就像活佛为人加持时一样。他慈祥的目光顷刻间就变得十分严厉了：“听着，我要叫你的新名字了，你上学的名字。”之后，爷爷挺胸收腹，严厉而又亲切地叫道：“亚伟。”

我一下回不过神来。

“亚伟！”

爷爷又叫了一声。我这才意识到这就是我的新名字了。对不懂汉语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语言的耳朵，这两个低沉抑制的音节是多么的空洞而又古怪啊。因此我还是不能马上回答。

这时，奶奶叫我了：“多吉。”奶奶的声音恰好和爷爷的严厉相反，万分柔媚。以后，即使从情人口中，我也没有听到过自己的名字有这么甜蜜。

两双老人的眼睛都定在我嘴上了，他们愤怒的眼神由希望到失望。这是我六岁的时候，幼小的身体就感到了一分为二的痛楚。我用双手捧住脑袋，两个声音就在我小小的脑子中厮打。

亚伟。

多吉。

亚伟。

多吉。

多吉——亚伟——亚伟——多吉！！

抱住我的还是沉默寡言的妈妈。妈妈是另一篇故事才能细说的：妈妈是村里最丑的女子，丑到有时叫我也感到害怕。奶奶却是最美丽的女人，奶奶注定在年轻时追求新奇与神秘，所以投向了爷爷的怀抱。而父亲不爱母亲。父亲也是个漂亮的男子汉，但因为爷爷的缘故，我们家因此不是血统纯粹的家族，而且门第也不高贵，所以父亲就只有娶下村里谁也不要的姑娘了。而我不像父亲，也不像母亲，完全是爷爷的长相，小小年纪我的脸上就显出忧伤的味道。我孤独的眼中燃烧着轻蔑的火苗。

那天，我没有回答爷爷。从此，他就经常用怨恨的口气说，他的一生好多祈求都未得到应答。奶奶却一言不发，她低垂眼皮，轻轻掸掉裙子皱褶里的积尘，脸上泛起蜡像般的安详光芒。

爷爷有一个古怪的姓：宇文。

他很孩子气地告诉我这种姓十分稀少。他说在这只有青稞牦牛和喇嘛的地方，他的姓是独一无二的。

“爷爷，姓是什么？”我问。

他想了好半天，就生起气来了。遇到这种问题他总以为是人家存心叫他难堪，一难堪他的脸就会像公鸡愤怒时的肉冠一样变得通红。他挥挥手说：“好了，好了，用汉话说你听不懂，用藏话我又说不来。”

说完，他转身往前走。一走动，那双手就从刚才有力的挥动中颓然垂下，晃晃荡荡，无所依凭了。

我追上去问：“为什么要姓少的姓？”

“尊贵。”

“为什么？”

“金子比铁少，金子尊贵。”

有些日子，我们像中了邪似的，老的庄严地走在前面，小的光着脚跌跌撞撞跟在后面，在村子里和村子周围的路口、桥头四处转悠。爷爷晦暗的脸放着光芒，他的一张脸因此生动起来。远处出现一个人影，爷爷就站住了，我也在距他几步之遥的地方站住。他转过身来，故意做出没有看到我的样子，我就努力踮脚，或是爬上就近的栅栏或小树，爷爷就做出惊奇的样子，做个鬼脸。这时，一股热流就从头顶直贯到脚底。这时，来人就已经走到我的眼前了。爷爷就拦住人家说：“我家亚伟要上学了。”

“亚——伟——是谁？”

“对，对。宇——文——亚伟。”

人家问：“你的舌头不难受吗？”或者人家问：“你说谁要上学了？”

爷爷只好屈服：“就是多吉。我给他取一个汉族名字，要上汉文学校……”

人家不等啰唆完，就说：“是啊，你孙子是个聪明的孩子。”

也有爷爷不肯屈服的时候，对方就拿出我们藏族人才有的耐心和平和固执等他解释什么是姓，什么是名，怎样发音，耐心地看着爷爷额头和鼻尖沁出许多汗水，并且频频点头。完了，对方又以我们藏族人特有的好脾气和耐心和固执说：“是啊，这样舌头多难受啊，还是叫多吉好听，而且意思也明明白白。”

要是老师不来，这一举动会把爷爷变疯的。到后来，不说别人，就是我也以为他快到了疯狂的程度了。他眼中火一样的光芒越来越炽烈，叫我害怕。

我要说到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了，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写下的一些真实的事情总不被人相信。是我笔力不逮，达不到效果？还是我们的日子越来越纯粹平静的缘故？我不知道。我们的村子在外观上平静而美丽，当然，这并不是说它是人间乐园，可它确实是动物的天堂。鸽子和红嘴鸦每天围着村子中央高高的古碉飞翔，斑鸠和布谷鸟在荫庇了村子的核桃树上叫唤，狐狸在正午梦一样地溜进门前的院子。这是确实的景象。水獭在河岸的薄雪上行走，秋天熊坐在地头的栅栏边上。这就是三十多年以前，故乡村子的寻常景象。蚕豆刚刚结荚，猴群就下山来了。猴子看起来更多的时候不是在觅食，而是在嬉戏。它们在桦树和枧树混生的林里，蹲坐在枝杈上，从一棵树摆荡到另一棵树，光滑的皮毛金光灿灿。尽管大河就从村边流过，但村里人都到村子另一头的泉中取水。泉水被树林环绕，爷爷喜欢这个幽静沁凉的地方。这天，几十只猴子打破了泉边的平静，爷爷走近了也不逃开。爷爷咧嘴笑了：“看，亚伟，它们是我的朋友。”

我们在丛生苔藓的石头上坐下。猴群摇动树干，吱吱呱呱叫个不停。后来，一只老猴子携着一只小猴子从树上跳了下来。老猴子把吊在胸上的小猴子取了下来，让它坐在旁边，并伸手摁了摁小猴子的脑袋。

这时，爷爷讲话了。他在对老猴子讲话，而且是我还不懂的汉话！现在，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了。他说：“伙计，你又添孙子了？”

老猴子就拍拍小猴子的头。

“吱！”小猴叫了一声。

爷爷拍拍我的脑袋：“这是我孙子，亚伟。他要上学了，用你懂的话读书。他该有一个汉人名字，是吗？”这时，爷爷的喉头就哽住了：“那些人不高兴，那些人不叫他的名字。”

爷爷说着说着就哭了。他一哭，我就听不到猴群快乐的声音了。爷爷的哭声有点像风吹过河面上的声音。老猴子的嘴也咧开了，露出了牙龈和牙齿。牙齿洁白，牙龈粉红。老猴子也难过了。只有小猴子快乐地蹦蹦跳跳。爷爷又笑了。

我不断转身，看自己背后是不是长出了一条尾巴。

爷爷又说：“老朋友啊，老朋友啊。”

现在，这群猴子已经经过几次围歼，绝种好多年了。因为猴皮和猴骨都成了可以换钱的东西。村里成立了专门的打猎队，不大能打到獐子和狐狸时，就对人的亲戚开战了。

我爷爷的朋友老猴子在第三次围歼时，明白已经无路可逃。于是，荷枪实弹的人们看着老猴子把一只只小猴轰赶到树的最高处，这才从树上跳了下来。它坐下来，拍拍胸脯，这才闭上了双眼。心软的人都放下了枪。可是，时代已经进步到必须战胜无用的仁慈的时候了，说是我的乡亲中谁的手指扣动了枪机已经没有意义。反正枪声一响，爷爷的朋友就死了。或者说：“它完成了自己。”然后，所有的枪响了。小猴子们只是在树巅，而不是天上，灼热的子弹叫它们回到了地上。

父亲是打猎队的成员之一。

“畜生！”爷爷骂父亲。父亲也不说话，父亲笑笑，叹口气，说：“终于完了！”

那时，我就下决心不杀动物，可不到两年，我就杀死了一只兔子。

在我们等老师等得有些绝望的时候，老师来了。这之前，爷爷终于画成了楼梯的样子。木匠也就照样子做了出来，并把楼梯架在了古碉外面，还在墙壁上挖出一个门洞。教室里，桌凳都很长，并且固定在地板上，楼梯和桌椅地板散发着松脂的清香。我们站在初秋季节的田野里张望，爷爷站在更远的地方，正在黄熟的麦浪拍打着我们。

老师终于来了。远远地我们就看见他手中有什么东西在熠熠闪光，比阳光被河流反射的光芒还要明亮。老师近了，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陌生人。因为他的打扮，更因为他是真正的汉人，我们都不知道他漂亮还是不漂亮。那另一个世界的人，我们不知道他们漂亮是什么样子，不漂亮又是什么样子。他对我们笑笑。他说：“孩子们，你们好！”他肯定在哪里速成了两句藏语。可我们一群孩子，一群面孔脏污的孩子却是连笑都不能笑一下了。他把我们吓住了，他那么干净，一下就把我们吓住了。

爷爷大叫：“亚伟！给老师提东西。”

我不敢。

老师手里的网袋里提着的东西我们一下就认出一种：书。其他的就不知道了。虽然它们只是很平常的东西：牙刷、杯子、口琴。对，就是口琴在闪闪发光。

爷爷过来，把手在衣服上反复蹭过，才伸出来，把老师伸出的手握住：“你好，老乡。”爷爷可能是找不到问候的词句，就一个劲叫先生，先生。

先生说：“叫教师，叫同志，老乡。”

“对，对。”爷爷说，“老师同志，我不是老乡，我是汉人！”

老师可能正想怎么就把速成的藏语学得这么流利。爷爷一说自己是汉人，他才醒悟过来，自己和这个老乡在用汉语寒暄。于是，穿汉装的胸袋上插了金笔的我们的章明玉老师，审慎地打量这个穿着藏服散发藏人味道而自称汉人的人。然后他说：“老乡，放心，党的政策是不会歧视少数民族的。”

爷爷说：“我不是假的！”

“你是什么地方人？怎么到这里来了？怎么是这个样子？”老师脸上有了高傲的神态。爷爷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了，爷爷一生从不回答这类问题。老师就绕过他往前走了。老师对我们露出了亲切的笑脸，还伸手拍拍我的脑袋。爷爷又赶上来，说：“他是我孙子。他叫亚伟，我给他起的名字。”

这时，村口已经聚集起一大群人，老师就快步往前走了。

留下爷爷，在金灿灿的麦地中间，像个吓唬麻雀的草人一样。

我们急着上学，老师不急。老师在村里四处走动。大人们说，老师还是个十几岁的娃娃呢。老师是个女娃娃呢，可是我们看不出来。她穿着短衣服，而且看不见辫子，我们就认不出她是男人还是女人。老师戴一顶军帽在村里四处走动，对每一个遇见的人点头微笑，用半生半熟的速成藏话说：“你好。”再用汉话说：“你好。”她走到哪里，身后都有一群人跟着。她已经很快弄清楚了村里哪些是她不能问候和微笑的人。这时，民主改革完成，村里成立了高级社，当然也就有四类分子和一些没有帽子但身份可疑的人。一个是我舅舅，舅舅以前是刷经寺的喇嘛。现在，寺院被新建的镇子重重包围，又是大破封建迷信的时候，舅舅只好还俗回家。一个是爷爷。爷爷是汉人，这个老师已经了解了。但谁也不知道他故乡何处，是因为什么缘故流落异乡。那么，他的身份也就可疑起来。这天晚上，村子里响起悠扬的乐声，这是村子里从未有过的声音。音乐从老师居住的古碉底层响起，古碉上的鸟群在黄昏中惊飞起来。

一家人都在竖耳谛听。独居的舅舅来了，他也不问候大家，就坐在火光照耀不到的壁橱底下。奶奶会给他一碗茶，他就在暗影和我们闲聊的声音中面对那碗茶，间或，大家无话可说时，可以听见他在嘟嘟哝哝低声诵读一段经文。更多的时候，他静默无声。爷爷总是说些含讥带讽的话给舅舅听，爷爷说：“怎么不见有人用额头碰你的脚，用嘴舔你的手了？”

舅舅木雕一般。

爷爷又说：“嗨！你念一段经就叫挤了你庙子的房子消失啊。”当初，爷爷拒绝了在那镇上做一个共产党干部的机会，但汉人取得的胜利和汉人用藏族人闻所未闻的速度兴建起来的镇子叫他一反常态地嚣张起来。这个不讨人厌的怪人已在变成一个讨人厌的怪人，而这个怪人见舅舅不肯应战，就更直接地说：“来啊，我们吵一架吧，让我骂尊贵的喇嘛，看我会不会成哑巴。”

“哗啦！”

爷爷周身一个激灵。可舅舅只是把缠在腕上的佛珠抖下，拿在手中一粒粒拨动起来。舅舅懂得保护自己，并用这种方式叫爷爷出丑。

而明天，我们就要上学了，小广场中央的核桃树上贴出了一张有字的纸。爷爷说：“开学通知。卡尔拉村初级小学的开学通知。”爷爷又转脸问舅舅：“怎么，你不是认字的吗？”

“我想那是汉字。”

这时音乐声飘了进来。

“那么这是什么？”

“音乐。”

“什么音乐？笛子？牛角胡？管号？你的藏语里叫不出名字吧。”

舅舅是爷爷唯一可以敌视而且轻慢的人。爷爷以为自己得胜而脸上闪闪发光时，舅舅用怜悯的目光看着他。这种争斗永不会终止，我溜了出去。这是一个星斗满天的夜晚，我们小孩子溜到了老师的窗下，音乐就从那里流溢出来。音乐又停了，我们爬上窗户，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唱机。看到老师翻了唱片，又用摇柄摇，之后，唱片在灯下波光粼粼地旋转起来。又是美妙的声音流淌，散布向四面八方。现在，我知道了这最初两支曲子的名字：《岸边的茉莉》和《索尔维格之歌》。老师果然是女的。《岸边茉莉》响起时，她翩然起舞。就是旋舞间，她脱下帽子，美丽的长发犹如瀑布一泻而下！第二支曲子响起时，她就扑在床上哭了起来。最近，我新买了一张电声乐队演奏的《索尔维格之歌》，电子琴在背景上展开的一个声音就像老师当年的哭声。

音乐终止时，老师就停止了哭泣，起来收拾唱片，并吹灭了有个漂亮灯罩的油灯。

那天，我回去时一家人都睡了，但我知道爷爷在听着我的声音。我把脚步放得比耗子还要轻，但爷爷还是听到了。他咳嗽了一声，示意我去他那里。钻进牛毛毯子，我闻到尘土的味道。爷爷确实是个奇怪的人。村里的人是有气味的，村里人的气味是由身上的汗水和牛羊肉、酥油、奶、盐的气味所构成的，而爷爷也流汗，也吃这些东西，却没有这种气味。对于我的鼻子来说，没有那样一种气味就等于是没有气味了。偶尔，我会冒出念头，想这老头子兴许是个鬼魂，传说中一种无害于人的冤魂。

我听见爷爷几次想说什么，话到嘴边又咕噜一声咽了回去，我等着。爷爷终于说：“亚伟，我对不起你。”

“老师是个女的，真正的女的。”

“亚伟，你不该生在这样的地方。”

这是我不能明白的话。妈妈把我生在哪里，怎么由他来决定。我给爷爷描述唱机和那漂亮的油灯，结果他却都知道。他说，世界大得很哪，好好读书，可以离开这个背时的地方。外面世界上肯定有了好多他也没见过的东西，就让亚伟去看吧。

开学了！

太阳从村子上空升起来，驱散了初秋的迷漾雾气。我是村里唯一有大人相伴上学的孩子，所以，其他孩子就向我大声起哄。爷爷的手紧抓着我的肩头，甩也甩不开。爷爷的脸上露出前所未有的开心的笑容。他说：“好啊，好啊。”我和爷爷沿着宽阔的楼梯往上，他还在说：“好啊，好啊。”我们到门口了。阳光仿佛一匹缎子做成的门帘在门上闪闪发光，那后面就是以后我的许多日子，一个接着一个。

哨音响了！老师吹响了哨子！

学生们都往楼梯上拥。爷爷不敢往教室里去，他就站在门口楼梯上那小小的一个平台上。好多次，他都差点被学生们挤了下去，但他仍然笑着。他把双手高高举起，好叫自己不去碰到那些孩子的身体。他高举着双手，像是在舞蹈一般，像是被风吹动的树木一般。远远围观学校开学的大人们哄笑起来。

老师上楼来了，那张年轻的闪闪发光的脸变得严肃而庄重。爷爷却还站在那狭小的平台上，连我都在暗叫要他站开了。可他脸上堆满了笑容，几乎是带着谄媚的笑容。老师往上走，脚步越来越慢，在楼下观望的人也越来越多。

好心人说：“见到一个自己民族的人，他多高兴啊，可怜的人。”

“哼，人家是什么人？他是什么人？”

老师好像看不到平台上有人。她一直走到平台上，还不像要收住脚步，直到爷爷瘦长的身子挡住了照在她身上的阳光。老师笑了：“老乡，请你让开。”

爷爷说：“是，老师，我让开，可是，我要掉下去了。”爷爷手又举起来，他那双下垂时什么也捞不住的手向上举起也抓不住什么。

老师后退一点，爷爷站稳，一站稳他又说：“我送亚伟上学来了。”

老师说：“我中学毕业就走千里路跑到这个地方，谁送我了，就在村里上学还要人送？”

“可，可是……”

“你说什么？”

“我们是汉族！”爷爷脸涨得通红，眼里露出乞求般的目光。

“汉族？”老师说。

爷爷拼命点头。

老师却抬头望着很远的地方：“汉族又怎么样？汉族就不斗了？不杀了？你少跟我讲这些，下去！”

爷爷和老师想在小小的平台上错开身子，结果却撞了个满怀，我在那一瞬间闭上了眼睛。人家说老师给了爷爷一个耳光，我不相信，因为我没有看见。我只记得回家时，爷爷大概是喝醉了酒，不知是哭还是唱：“我不该，不该啊！出了丑啊出了丑！”

一听这声音，我的头就大了。我想，他不会再到学校来了。

可是，事情尚未结束。

上午，老师只是帮我们包书，帮我们削笔。除去对付爷爷显得有点可恶外，老师十分可爱。只一个上午，她就开始由衷地笑了。她的笑声多么好听！她的身上有花的气味！又是一种有气味的人！

下午，才正式上课。

她说：“同学们！”

我们一群又野又痴的孩子发出低低的笑声。她开始讲话了，她在许多汉话中夹杂一点生硬的藏话。她和我们都用了很大的力气，我们才大致听懂了意思。她说不会马上教我们认字识数，也就不必天天背书包来，我们要先学说汉话。可能是我失望的神情引起了老师的注意。

“当然，想把书包背来也是可以的。要把书爱护得好好的。”

“是。”我用汉话回答。

“你听懂了？”

“是。”

“他们呢？”

“不是。”

“把我的话讲给他们。”

就是这个时候。教室一下就变暗了。教室不能依靠窗户采光，因为窗户只是碉堡小小的枪眼，光线都来自敞开的门。爷爷的身子把门给堵住了，他叫：“亚伟！站起来，学生说话要站起来！”爷爷深深地弯着腰，如果站直，我从门里就只能看到他的胸口了。他佝着身子，把头伸进门框，活像一只受困的大鸟。我确实是他的孙子，所以我不喜欢他而喜欢体面的老师。

老师的话说得很有趣：“请你让开，你站在那里就像天阴了一样。”

“老师，”爷爷却极不识趣，“他姓宇文，他姓我的姓。”

“我们在上课，老乡。”

同学们发出了尖厉的叫声。爷爷慢慢转过身子，教室里又显得明亮起来。老师不让我受窘，过来拍拍我的肩头，我心头备感温暖。放学时，爷爷还等在下面，他就坐在广场中央的核桃树下。如今，也没有人害怕他会从那里突然消失。看来他不是神仙，不会像传说中的那样突然出现又突然随心所欲回到天上。我假装看不见他，他却追了上来。

“你不要来接我。”

“为什么，亚伟？”

“人家都没有人接，同学们要笑我。”

夕阳把我们的身影拉得很长，身影伸过整个院子，又爬上了墙壁。爷爷说：“你不要得意，你上的学校不是真正的学校。你们的老师连眼镜都没有一副！”是他，让我对学校产生那么美好的向往。而我刚刚上学，他就说出这种话来。他向我描绘真正的学校，什么礼堂、影墙、回廊，什么试验、外文，我统统不懂，因而爷爷的话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效力了。

奶奶已经站在大门的台阶上等我们了。

“多吉。”奶奶声音甜蜜，“啊，我孙子的脑袋，我孙子的脑袋怎么样了？”

“我喜欢上学，奶奶。”

母亲在院子里挤奶，正在发生的事情好像与她无关，儿子上学也与她无关。父亲不在家，父亲也不会有多大兴趣的。打我记事起，我好像就是爷爷和奶奶的儿子。

奶奶叫我：“多吉！”

爷爷叫我：“亚伟！”

两个名字不能把人身子分开，却能叫灵魂备感无所皈依的痛苦。

故乡的村子坐落在川西北邛崃山脉西头的余脉里。村子背倚着这个山系中最后一座高山，面向渐渐开阔的草原。村子背后的山峰有一个奇怪的名字“鹧鸪”，现在我知道原来是一个汉语名字，那时却没有人知道这名字是什么意思。爷爷来到后，人们就知道了它的意思，原来山的名字就是我们叫“咕咕”的那种鸟的名字。暮春初夏，它们就在碧绿的四野里声声啼唤。

奶奶说：“可怜啊，咕。鸟儿们要不停地叫唤。”真正的藏族人有一个标志，不论自己处于什么境况，都能对任何人事表示合乎情理的怜悯。譬如舅舅送给我的一纸当时流行的五领袖像（毛、刘、周、达赖、班禅）。这张像贴在墙上，俯视着我们。孕雨孕雪的天气，烧火的烟不能上升，在屋里弥漫，妈妈一边揩熏出的眼泪一边就抬头，说：“可怜啊，好多烟火熏他们的眼睛啊。”

爷爷骂老师时，奶奶又说：“可怜，可怜她妈妈，女儿到了远远的地方。”

舅舅说：“是啊，是啊。”

爷爷说：“还是把那张像取下来吧，你们的达赖活佛已经跑了。你们的刷经寺也拆毁了。”爷爷说的，都是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舅舅因此也就不能静心诵经，而愿意同人找点话说了。

舅舅说：“他们在拆了庙子的地方盖电影院，你不去看看用汉话说的电影吗？”

“要去的。”爷爷说。

“你说你是汉族，他们就不要你买票，也不嫌你身上有虱子。”

爷爷不吭声了。老师给他的打击叫他明白，对于刚从汉族很多地方来的同胞，对你是什么民族没有太大兴趣，但他不会善罢甘休。爷爷说：“你是有学问的人，我问你，这山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这是两个命运相同的人，都失去了灵魂皈依的地方。有了这种特殊方式的交往，爷爷其实已经把舅舅看成是朋友了。

而我爱老师。

爷爷要我爱他。他觉得自己是汉族，觉得自己的族别高贵，而他早已深陷在不高贵的人们中间了。老师是真正的汉族，她有电唱机，带玻璃罩的油灯。她漂亮，干净，她经常洗澡。我偷看到过她赤裸的样子，我只觉得她像传说中的巨大宝石在那里闪闪发光。我不知道她看见了我在偷看。晚上，我梦见一股黑云要把仙女般的她裹走，我就在半夜里大声哭叫起来。醒来，爷爷问我怎么了。我说我偷看老师洗澡了。爷爷一下就兴奋起来：“是吗？是吗？是梦见的吗？”

“不！”我尖叫了一声，并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

第二天，我们正在上课的时候，群猴又下山来了。不等老师招呼，我们就冲出了教室。我们一直冲到村头的栅栏边上喊啊叫啊，不让猴子到正在成熟的麦地里去。猴子就在地边的树林上奔窜跳跃。老师也跟在我们后面奔跑。她的头发向后招展，我们更加兴奋地和她一起跳跃。这时我看到爷爷的身影去到了井泉那边，我把爷爷会和猴子温习汉话的事给老师讲了。

这引起了老师的好奇心，叫我高兴万分。

老师走在我的后面！

果然，老猴子和爷爷隔着泉水对坐着。爷爷用汉语结结巴巴讲着我上学以来的事情。老猴子抓抓耳朵，挠挠腮帮算是回答。

“伙计，”爷爷说，“我忘了，那个怎么说我忘了。我以前经常做，又好多年不做，忘了。”

老猴子模仿爷爷的样子，抬起头来拼命回想。

使劲想，使劲想，我的小手心都帮爷爷攥出汗来了，而老师在自己嘴唇上也咬出了深深的牙印。爷爷肯定是想不起来了。他走近泉水，捧些水洒在身上、脸上，然后做出周身搓操的样子。我明白了，他是要告诉我偷看了老师洗澡的事情。

我怕他想起这汉话来，可他想起来了。他叫道：“对了，对了！洗——澡——”

为什么滚烫的东西落在我的后颈窝里，老师哭了。她紧咬住嘴唇，不发出一点声音，眼泪却啪啪嗒嗒落了我满头满脸。老师终于哭出声来了。猴子一蹿就消失在林中。爷爷回过身说：“不是我，不是我，是亚伟看的，他才是个娃娃！”

老师收住泪，说：“不是。”

“那是什么？”

“我爸爸是个坏资本家，他跑到外国去了！”

我不知道这件事和洗澡有什么联系。

老师又问：“你是从哪里来的？你叫什么名字？”

爷爷捧住头，蹲下身子，带着哭腔说：“我不会说的，不要问我，不要问我！”

我的身子像触电一样颤抖起来，爷爷要袒露自己的身世了！

爷爷说：“我不会说的！”同时，他的脸容平静下来，眼光也变得迷离恍惚。他已经陷入回忆了，可是，枪声响了。

“砰！”那声音久久回荡。砰！就这么一声，一扇即将开启的心灵门户永远关上了。

枪声很快响成一片。第一次对猴群的围剿开始了！猴群顷刻逃散，但有二十多只就永远落在沾满鲜血的地面上，不能再回到树上了。

我问父亲记不记得第一次打猴子的情景，他说记得。他说猴子命长，不像獐子、鹿子之类一枪就可以打死。他还说第一次打猴子觉得像是在杀人一样，有点痛快但更多是害怕。

枪声就像盖住爷爷脸的浮土一样，在那时，就把他的一个部分全部葬送了。不然，他就是另外一种样子了，但会是什么样子呢？

爷爷觉得自己可以和老师表示亲近了。于是，他对老师说话十分唐突。那天，老师按城里的规矩给我们放了星期，我跟舅舅上山放羊去了。舅舅还了俗就给高级社放羊。那天，舅舅跟我讲了一些做人的道理。这时，一个割草的女人走上山来。她假装没有看见我们，这个村里风骚的寡妇，她就在树阴下歌唱，并且脱去了上面的衣服，她那双乳像在凌空飞出一样。舅舅赶紧盘腿打坐，呼吸才渐渐平顺了。

我说：“你就要她吧。”

舅舅非常吃惊地看着我：“天哪，你才多大！”然后，他平静地对我说，他是一个喇嘛，他必须遵守的有好几十条戒律，他绝对不碰女人。他说：“我和你爷爷斗嘴已交了口恶了。阿弥陀佛。”

他还对我说：“多吉，以后人家说我怎么了，你不要相信。我要独自一人，这辈子我还有机会建起寺庙。”

就是这个时候，爷爷摇摇摆摆走到碉堡跟前，老师又披散了头发在音乐声中哭泣。爷爷就坐在门口。后来，老师回来了。他就说：“老师，以后洗澡我给你守着。”章明玉老师的脸就开始往下沉了。可爷爷还在自作多情。他说，汉族的女人是不能叫人看见的，更不该叫藏人看见。他说：“亚伟也不行，因为我不晓得他会不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汉人。”

老师冷冷一笑，问：“那你就可以看了？”

“不，不是的。”

老师说：“我喜欢你的孙子，可你是一个疯子，你是一个老畜生。”

爷爷病了。

他的脸像醉酒一样通红滚烫，呼吸中也带着丝辣辣的气息。

“我要上医院！”舅舅给他念经驱邪时他说。舅舅一边念动咒语，一边把一把把麦子撒在爷爷身上，喇嘛们就是用这种东西驱除邪祟的。

“我要死了，我要上医院！”

爷爷给搁到毛驴背上，可他坐不稳，父亲就用绳子把爷爷捆在了毛驴背上。爷爷知道要去医院，就不那么绝望了。他说：“我没有疯，我的脑袋清清楚楚。”父亲牵着毛驴，奶奶看着一褡裢子家里最好的食物小跑着跟在后面。母亲抓住我的手，目送他们越走越远。爷爷，一家人都是爱你的啊。毛驴和爷爷、奶奶和父亲越走越远。这时，深秋里第一场雪下来了，落在了我们中间。

我和妈妈都哭了。

冬天一到，雪就下啊下啊，纷纷扬扬。

镇子上起初传来的都是不好的消息。舅舅每天冒着雪来探听一次消息。舅舅进屋的时候，寡妇秋秋就像跟踪兔子的狐狸一样在雪地里迎着寒风曼声歌唱。舅舅对妈妈说：“天哪，你的公公得的什么病啊。本来是我想病的。他一病我就不放心，不放心我就病不成了。”

母亲目不转睛地盯自己的兄长，说：“你就娶了她吧。”

舅舅说：“我要病了。还是说说你公公的病吧。”

爷爷住进了镇上的陆军医院。起初传回消息说，爷爷已经疯了，说他在医院里追逐护士。爷爷被人击倒在地，父亲把他扛东西一样扛回床上。

爷爷哭啊笑啊：“我疯了，谁也不要我了。叫亚伟来看我。”

我就去看他。临行，老师对我说：“告诉你爷爷我不是那个意思。”爷爷躺在床上，手和脚都被绑了起来。爷爷听了我转述老师的话，眨眨眼，说：“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老泪从他眼角滚落下来：“我不会疯的，我没有劲了。我没有劲了，你叫他们把我放开。”

可是我不敢。

我尾随着来送过药的护士，在寂静的走廊中往返数次，就是不敢说爷爷要我说的话。红色油漆地板闪着水一样的光芒，映照着我战战兢兢害怕滑倒的样子。从此，我就以为我自己的样子十分可笑。穿白衣服的人不像是在走动，而是在长长走廊中众多的门中飘来飘去，当时，我以为他们像神仙。多年后，看一部名叫《潜海姑娘》的纪录片，我又猛然想到她们多像银幕上那些飘逸的水母：洁净、温柔，里面好像没有什么东西。白衣仙女们在寂静的药味中飘浮。护士用软软的带着医院那种干净而又奇怪味道的手摸摸我的头，说：“好乖的头发。”

好乖的头发就是天生卷曲的头发。

回到病房，爷爷问：“你说了吗？”

我撒谎了：“她听不懂我的话。”

爷爷叹了口气：“那你说我想翻个身。”

“用汉话怎么说？”

爷爷的泪水又流下来了，说：“天啊，天啊，翻身怎么说啊，我忘了。”然后他闭上眼骂我：“蠢货！我让你上学，可你连个翻身都学不会说。我爱你干什么哟，我还爱你！”

这会儿，他骂我什么都无所谓。奶奶有自己的气味，老师、护士也有他们自己的气味，可是这个爷爷却成了个什么都没有的人。什么气味都没有的人就是什么都不是的人，就像鬼魂。

那一阵子，我就只想说：“请你不要再爱我了。”当然，这样的话我是永远也不会对他说的。病房门上的玻璃一闪，我就来到了走廊上。走廊尽头是一个宽大的阳台，奶奶就在那一片明亮的阳光中间。听见人，她立即就蹲在了地上。

她蹲着说：“多吉，你吓了我一跳。”她刚刚站起，当啷一声，一串东西就从她袍襟下掉了下来。当啷！当啷啷！一串东西接连从她身上掉了出来，这是些白色的形状奇特的搪瓷制品。

“你……偷？”

“我偷什么？”奶奶又露出她要命的孩子似的笑容。现在我知道她偷的是痰盂和便盆。那些干干净净的洁白的东西都口颈向下，整齐地在阳台上晾晒，散发着药水的味道。上面红色的十字和同样鲜红的“陆军第×××医院”的字样在闪闪发光。

“求求你。”我使奶奶吃惊了，因为我这个从不向人恳求的孩子清清楚楚地说，“我求求你，奶奶。”

老人晦暗的脸让惊喜给照亮了，惊喜像一盏灯，在她多皱的皮肤下闪闪发光。连高齐阳台的两株宝塔似的云杉树冠也似被照亮了，闪烁翠绿的光芒。奶奶跪下来，捧住了我的脸：“你肯求人了。多吉，你求人了！求过我你也就会求其他人了！”就在那样一个地方，陆军医院长长的、寂静的、散发着药味的走廊尽头，一个宽大的阳台上，我以为对我没有什么要求的奶奶，神采焕发地对我实行她的道德教育。她把我的手抓得那么紧，她就用这种方式向我传授她的人生经验。奶奶说，人在世上原本就不可以骄傲，而要谦虚，求人可以表示你对人、对命运的谦恭，更何况我们正需要帮助与拯救。奶奶用手指着病房门口，说：“那个人。”我第一次听见她不说你爷爷，她说，“那个人带来了汉人中不好的东西，现在，那种东西把他压倒了。你想不是啃得满嘴泥巴，就要说，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说求求你，不要拿这些东西。”

奶奶笑了：“你看，你是多么容易懂得道理啊。你改口了，好吧，你看，我把这些东西放回去了。”她果然就把从衣襟里掉出来的东西一一放回了原来的地方。

我没有料到奶奶说要我亲她一下。

那脸腮就凑过来了。

我的嘴唇很干燥，这一来就更干燥了。我闭上眼，碰到了一块比我嘴唇还要干燥的东西。

章明玉老师要走了！

一个假期下来，章老师刚刚回来，人们却说她要走了！那天我正在河岸边割草，奶牛在冬天总是要吃掉很多的青草。每天，许多青草带着尚未成熟的籽实倒在我的割刀下面。我还要不时地停下来，到河边的砂石上打磨镰刀，这时，我自己周身都是草的味道了。这时，有小伙伴告诉了我老师要走的消息。这时，扔下镰刀我就飞奔起来。等我快跑到我们的碉堡学校时，我站住了。我不知道这样跑来要干什么。阳光照在身上，汗水迷住了双眼，我又嗅到自己身上的青草味道。那么，是我变成老师故事里讲的那些没有父母，当然就更没有爷爷奶奶，所以就没有食物味道的孩子的？我想自己是那样的孩子，但我不是。这时，老师从门里走了出来。

老师向我招一招手，我立即就穿过阳光飞奔过去。她刚刚洗过了头发，那样子是我早已熟悉的，但依然使我陶醉。那湿漉漉的光泽，那淡淡的芬芳。

“我给你带来了好消息。”老师说。

“坏消息？”

“你要去真正的学校上学了。”

“你要走了！”

“我是要走了。”老师垂下了眼睑。她说她不会永远在这里，既然自己不属于这个地方，那不如早走。当然我爱你们这些孩子。

老师湿润的馨香的手抚摸着我的头，说：“我更是爱你，聪明而又孤独。把你生在这里，是命运的不公。”我像被雷电击中了一样。不知怎么，老师已经叫我进了屋。坐在了桌子前面，面前摆着好多精美无比的食品。关键是她摇响了唱机，里面响起了一个女人母亲般的也是姐妹般的歌声。接着，她说出了那个我想问的事情，她要去跟一个男人结婚了。老师像是安慰我也同时提醒她自己：“放心，放心吧，只要我要他对我好，他就会好的。只要我，只要我愿意。……而你，你就要到大地方读书去了。”

后来，我确实去了大地方。国家在内地城市的寄宿学校里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好多十来岁的娃娃就来到了大城市里，学习汉文、汉人的历史，以至汉文写成的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当然，这一切都是后来的事了。

当时，老师问我愿意去一个名叫成都的地方吗？我点头，她就说那是她的故乡。她说着那里的一切，然后泪水就流下来了。

“你报名时说你是藏族，名字叫多吉。你不能是汉族，也不能是亚伟，不然你就去不了那地方。”

现在，我到了这个地方，就不再离开。学习研究的都是藏文化、历史、文学，等等等等。我是大都市中的知识分子，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少数中的少数，有点像家乡一带食箭竹为生的熊猫。

老师嫁给一个军队干部，才把我弄到这里。在这里，我是藏族人，生活在一小群藏族人中间。我们有我们一套独特的语言，有着一点稍微独特的情感。不是我要这样。不管我衣着如何，汉语如何地道流利，我的长相，鼻子的式样，头发的质感，都使这个城市的大多数人把你和他们一清二楚地区别开来。归根结底，人总归属于哪一个民族，我高兴这样。

这也是我许久不回去见爷爷的缘故。回到村里，我又要弄不懂自己了。

我对父亲说：“原谅我。”

送走他的同时，我去了西藏。机窗下面，逶迤的群山皱褶中有一个小山村是我的家乡。我用藏文写了几句自责的话，准备在大概的位置投下。我忘了机窗是不能开启的，为了安全。这也和我们为了保持一种心灵的状态所采用的方式有点相像。

那里，有一个孤独的人、骄傲的人已经死了。他以为自己还是汉族，却过着藏族人的生活。他希望他混血的孙子是他的继承者，但他不能。在城市，我是藏族人。在西藏，在种青稞、放牦牛的人眼中，我们又是另外一种人了。他们为我们讲述传统，低吟歌谣。我们把这些记在本子上，录在磁带里，换取不算丰厚的薪水。

飞机下降时，血往上涌。

我看看左手，又看看右手。两只手都被血充得很是饱满，但我总疑心两只手中涌动着不同颜色的血液。这时，我把头顶在前一排的椅背上，低低地叫了一声：“爷爷。”

原来，童年时那种感受依旧铭心刻骨。

爷爷住在医院里老不回来。那时候，军队和老百姓关系很好，人们在陆军医院看病却一分钱不花，而且爷爷大概爱上了那个地方。治完了肺炎，他犯了风湿，然后又是肺炎，然后是痔疮。他穿着有条纹的病号服，三天两头有护士来换上洁净的床单。

我问过父亲爷爷在医院住了多久，父亲说有四个月，就是说我离开村子后，他还住了三个月。“他的汉话真正讲得好了。”父亲说，“你爷爷真是可怜，他说他把汉话又全部记起来了，可谁也没听见讲过，因为老师走了，你也走了。”

“我有专门写给他的信，用汉字写的。”

“他看的。后来，眼睛不行了，他就把信吃到肚子里去。但从来不说什么，也不要求你的弟弟妹妹什么。”

我只能在心里暗叫一声：爷爷！

爷爷住在陆军医院里肯定渐渐消失掉了村里人身上特有的气味。在那里，他害完了他一辈子所有的病。要是他肯给医生护士讲一些一个汉族如何变成一个藏族的故事，肯定还可以在这个医院里再住些时候。但他毕竟住了四个月。汉语恢复到一定水平，他就叫奶奶给他买了搪瓷的缸子和碗，自己到食堂打饭。然后，就把老伴打发回家了。

奶奶哭了。她说：“他是想永远待在那里了。可是再好的人也不会永远要他。”

抹去眼泪，奶奶就给我们分发礼品了。最后，褡裢里还剩了些东西。我试探着用脚碰碰，里面清脆的声音告诉了我，我求过的人她把医院里那些东西带回来了。那个时候，家里的器具是木头，是铜，是陶瓷，而没有什么搪瓷制品。这应该是村里最早使用的搪瓷制品，洁白，而且给人细腻的感觉，上面的红色字样闪闪发亮。

“你骗了我。”在心里的话我没说出口来。

因为我看见奶奶若无其事，她吩咐母亲在壁橱上给那些东西腾出陈列的地方。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在请求之后又来谴责。

奶奶还说：“那小便的东西我们送给多吉舅舅一个吧。”

她还说爷爷起初为自己使这些东西在夜深人静时发出声音而感到羞耻，但现在习惯了。爷爷后来据说要求在医院看守大门，挑水，在他已经无毛病可害的时候。他说：“我孙子走了，我没有亲人了。”并且还做出许多与他性格不合的事情，人家把他留下，实际上是看他精神上有没有毛病，而顺便给他治好了痔疮。回家以后，他的性格又变回到我没出生之前的样子，甚至更好。所以，有人说，哦，这老头的怪脾气不是骨血，而是屁股上的毛病弄出来的。

爷爷摸摸胸口，打一个嗝儿：“呃。”

父亲说，临终前他甚至发了胖，满面红光。

“眼睛呢？”

“就是这个不大好使，他说也不想再看什么了。”

当然，偶尔害病，家人为他担忧。他就说：“不要伤心。我早就死了。这个我不是我，我已经早到别的地方去了。”他还说：“不要叫亚伟，这里不是他的家。”

这些都是我离开以后的事了。

看到奶奶接受了我的请求，却又偷回了那些东西，我跑出了家门。在村中的小广场上，我抚摸着老核桃树粗糙的树木，叫道：“爷爷。”可那些阴凉纹丝不动，没有回响。

我还没有把将要远走高飞的消息告诉给家里人，我知道奶奶、母亲会伤心地哭泣。我只要告诉他，他会替我高兴。

而他在医院害病，害了一种又害一种，在他认为的同类中间。

医生护士叫他老乡，使他万分欣喜。爷爷不知道时代变迁使这个词有了新的意思：不表示亲近而是一种有礼貌的疏远。于是，我跑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家人。不等女人们哭出声来，又跑了出去。那个有点年纪穿着旧军装的干部来接老师和几个学生了，可是只有我愿意去到遥远的地方。

人们说：“爷爷来，孙子去。每一种血有自己的流向。”奶奶捧住我的头，用额头紧抵着我的额头，奶奶在母亲低低的哭声中颤抖。这是村里为我和老师送行的宴会上的事情，有几个大人甚至和我喝了几口酒。这是一个晴朗无云的日子，人们开始唱那些千年流传的忧伤的送别歌谣。

我却往山上奔去。

我越爬越高，回首眺望，村中小广场上人们仍然在穿梭舞蹈。感觉中，天上飘泊无依的云彩正向我降落下来。我依然奋力向上，虽然刚喝下的酒使我胸口像要燃烧。穿过一片片粉红色的小叶杜鹃花，惊起那些正在午寐的野兔和獐子，甚至还有一头犄角优美的公鹿。公鹿奔跑一阵，回过头来，愤怒地打了几个响鼻。这时，山顶已经在望了。我再一次回望村子，留在记忆中关于村子的印象，最深刻鲜明的就来自这回头一望。

村子那些石头砌成的寨楼和楼顶上雨雪漂白的木瓦闪着一片白光，在一片绿色的沉寂中。前面是河流，背后是山，左右两边是麦田。

直到今天，它一定还是这副模样。

山脊紧挨着碧蓝的天空。

当我终于爬到山顶时，天空更加高远了。现在，遥远的镇子，刷经寺镇出现在我的眼前。在群山和草原的中间，是又一群新奇的景观。红瓦白墙，高些的屋顶上，还有旗帜在飘扬。老师说，我去的是比这更大更美的地方。现在，我只是看见旗帜在那一簇簇的建筑上招展。在十五里地以外的地方，我想在那些建筑中找出医院的位置。我想象我能从一扇扇打开的窗户看见爷爷，看见他把白色的被单一直拉到颏下，我想他会说：“你不要我了吗？我病了。”

我就告诉他，他会当作喜讯来接受的、将会使他备感孤独的消息。

他说：“我成功了，我可以死了。”然后用白色的被单蒙住了脸。

于是，我走得毫无牵挂。

可是，镇子上肯定起风了。风从草原上吹来，风摇动了窗户，我眼前只见镇子上一片闪闪烁烁的光点。我发现我找不到医院，更找不到爷爷的窗口。这就像是一种预兆，一生中间，爷爷、我、我的亲人都没有找到一个窗口进入彼此的心灵，我们也没有找到一所很好的心灵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