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十二章

清晨，一个硕大的包裹送到了陈超的家中。是局里发来的，里面装着许多报纸和近期的调查报告，以及于光明调查那位翁先生时录的磁带。

陈超本来打算今天看一些宋代和明代小说，看来计划又泡汤了。他只得打起十二分精神，开始阅读于光明提供的材料。

桌上的茶是昨晚上沏的，早就凉透了。一般人不喝隔夜茶，但陈超是个例外。

没过一会儿，又来了一个包裹。这是从上海图书馆送来的，主要是一些心理学书籍。

陈超在大学时代就对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文艺评论颇感兴趣。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发现自己依然能理解那些艰涩的心理学名词。比如说此刻映入脑海之中的“集体无意识”这个词。他忽然意识到，在之前读过的那些爱情故事中，结尾处之所以会出现那些让人不爽的转折，正是这个“集体无意识”在起作用。

或许在红色旗袍杀人案背后，也有它的影子吧。

新中国成立之后许多年间，人们都不愿承认心理疾病的存在。甚至有人认为，只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就不会染上任何身心疾病。如果有人承认得了心理疾病，就得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心理学在当时被称为伪科学。在实践中也不存在心理分析，即便有心理医生，也没人会去看。因为，自己口中的心理问题，在旁人看来就很可能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心理学才恢复了其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得到重新发展。不过多数人对于心理疾病之类的话题，还是唯恐避之不及。

即便在公安局里，大家也大都觉得心理分析什么的就是旁门左道，不堪大用。于光明也是如此，他对心理学一向持保留意见。在他看来，这些洋玩意儿最多也就在撰写结案卷宗的时候能起点作用，在破案过程中是用不上的。

陈超开始认真地阅读他送来的调查报告。

于光明和廖国昌之间的合作并不愉快。除了两组人马素来不合之外，廖国昌对于光明专注于调查田陌的做法也并不赞同。他觉得自己的刑侦队已经把这方面的东西查个底儿掉了。在廖国昌看来，这凶手就是个疯子，随便选择袭击对象，如果纠结于为他的行为找出一个解释，那简直是在浪费时间。

但这就像是下围棋一般，经验老到的棋手会本能地抓住棋盘上的任何一个机会。即便是边路上几枚看似毫无意义的闲子，也可能成为扭转全局胜败的决定性因素。于警官是一位直觉敏锐的围棋手。而这敏锐的直觉也总能让他在办案时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第一次在宾馆与翁先生交谈之后，于光明沿着这一方向继续着他的调查。他查了翁先生可能去过的地方，包括机场。出入境日期上没有任何问题，但他却在翁先生的海关出入境申请表中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婚姻状况一栏上，明白地写着“已婚”。于是便有了他和翁先生的第二次谈话。

陈超把局里送来的磁带放进录音机，直接快进到文字记录中于光明问及翁先生与田陌关系的地方。

……

翁：我第一次与田陌认识的时候，还没离婚，不过已经跟我老婆分居了。我当时等的就是一纸离婚判决书而已。田陌后来也知道了这一点。

于：她发现这一点之后生气了吗？

翁：我估计她是生气了，不过她还是蛮大度的。

于：怎么讲？

翁：我打算自立门户，开办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如今中国市场发展得这么快，我认为凭借我的学识和能力，如果自己干的话，肯定比跟在那些美国二道贩子屁股后面混要好。所以我打算让田陌去美国，帮我照看生意什么的，我甚至想过把她父亲送进美国的敬老院赡养。不过她并不急着出国，她担心父亲适应不了美国的生活。其实，只要两个礼拜时间就能办完这些事。可能是她的命不好吧！

于：你老说她命不好。举个例子说说吧，她怎么就命不好了？

翁：那么多倒霉事儿都摊在她一个人身上，都说不清道不明的。更别说她父亲了……

于：说到她父亲，那咱们就从田陌的童年开始说起吧。

翁：据说她父亲老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个造反派，应该不是啥好人。后来，在监狱里蹲了两三年，算是罪有应得。可他出狱之后厄运还是如影随形……

于：这就叫因果报应吧。他邻居也这么说。

翁：报应？可能是吧。可当年那么多红卫兵和造反派，又有多少受到制裁了？反正我知道的只有这个老田。他离过婚、丢过工作、蹲过监狱，好不容易开了个饭店还闹到破产，最后瘫痪在床……

于：哎，翁先生，等等。细节，说细节。

翁：“文化大革命”之后，他老婆接到过匿名电话，说他在外面和别的女人乱搞。他们的婚姻就此结束。说实话，这老田的确算不上啥模范丈夫，可后来他那些风流韵事也没查到什么真凭实据啦。没人知道是谁打的那个匿名电话。后来，厂子里迫于上级的压力开除了老田，还把他送去法院判了刑。他老婆的事儿更悬，三十出头跟他离了婚，开始和别的男人约会，结果没过多久她跟人上床的照片就被公开了。那可是八十年代初啊，出了这种丑闻，她就自杀了。于是田陌搬回去和她父亲老田一起住。再后来老田借了一笔钱，开了个小饭馆。可没到一个月，就出了顾客集体食物中毒的事。他们请了个律师，把老田告上法庭。最后老田赔钱赔到破产。

于：是很诡异，那个年代很少有人会因为这种事上法院告状。

翁：你知道他怎么瘫痪的吗？

于：因为中风吧？

翁：饭店关门之后他感觉很失落，每天泡在麻将桌前跟人赌钱。后来被民警抓住，算是“二进宫”了。交了一大笔罚款，又被狠狠教育了一顿，回到家就中风了。

于：真是报应。现在说说为啥田陌命不好吧。

翁：她从小就没过几天好日子。虽然学习成绩很好，可在高考那天被一辆自行车撞了。其实当时她没受啥伤，可撞她那位非要带她去医院检查。结果检查完，考试时间也错过了。

于：那属于交通事故，人家骑车的是对她负责。

翁：可能吧。可是她第一份工作又怎么说呢？

于：工作怎么了？

翁：当时她等不起来年再考了，于是就到一家保险公司当了个业务员。其实这工作不错，能拿到不少提成。毕竟当时保险还是新鲜事物。可她才干了三四个月，就有人给老板写匿名信告状，说她在跑业务的时候“乱搞男女关系”。她老板出于保护公司形象考虑，炒掉了她。

于：呃，这只是她的一面之词吧？

翁：我以前也这么问过她。可是一个姑娘家有必要编这样的故事挤对自己吗？

于：她自己对“命不好”这事儿怎么看？

翁：她似乎一直无法走出这个阴影，后来她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灾星了。她试着找其他工作，可是总找不到。直到最后才到了那家低档宾馆，干上了这辈子最后一份工作……

于：她怎么想起来对你说起这些的？

翁：她的自卑感很强。我们第一次正式约会的时候，当我谈到我俩的将来，她似乎都不敢相信自己转运了。如果不是那次电梯故障，她绝对不会跟我约会的。她有点迷信，觉得那次电梯故障是天意。你们也知道，她碰上的倒霉事儿太多了。

于：最后一个问题，你真的打算娶她吗？

翁：我们算不上正式恋爱吧，不过我们觉得那是早晚的事儿——只要我离婚了……

陈超很快听完了磁带，可他发现于光明几乎没发表什么评论。以往查案，那家伙有时是会发表自己的看法。在这次的书面记录里也没找到于光明的看法。

陈超站起身来，准备去煮一杯咖啡。这个早晨温度很低。窗外，一片枯叶从树上飘落，在风中飞舞。陈超想起，自己多年前读过的一部故事中也写到过这种情景。

他把煮好的咖啡放在床头柜上，拿着录音机重新躺到床上。

这会儿他脑海中浮现出于光明下围棋的样子——棋盘上黑白双方激战正酣，但局面尚不明朗——就像手头这件案子，至少现在还是如此，说不清道不明的。

说不清道不明。那个翁先生提到伴随田陌一生的“厄运”之时，也是这么说的。

老田算是罪有应得了，但“文化大革命”时大多数像老田这样的家伙依然逍遥法外。俗话说，杀鸡儆猴。估计老田就是那只“鸡”了，这也是他的命吧。

可田陌的事又怎么解释呢？高考那天被自行车撞上也许就是个交通事故。可后来那封匿名信就应该是恶意攻击了。当时她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姑娘，谁会那么恨她？

忽然，陈超的手机响了。

打电话来的是那位叫白云的姑娘。电话那头的她柔声说道：“一起去城隍庙市场吃顿饭吧，我知道你喜欢那儿的小笼包。”

这倒是个好主意，至少可以稍微轻松一下。再说，跟这丫头聊聊，对写论文和破案也会有些帮助。

没等他回话，白云就抢先说：“那儿有不少卖旗袍的时装店呢。虽说档次不算高吧，起码挺时髦的。还有卖复古款旗袍的呢。”

复古款旗袍？陈超一愣。

“那咱们一会儿就在南翔小笼包店见面啦！”

这可是为了查案，陈超自语道。虽说跟这丫头在一起挺不自在的，不过到时她也能充当一把时装顾问了。

为啥跟白云在一起就那么不自在呢？难道她是传说中的红颜祸水吗？自己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读了不少东西了，许多资料中倒是不乏类似描述。他曾经读过一份文学评论，文章作者认为崔莺莺之类的女子，就像现如今有些歌厅女服务员一样，出身不够清白。

还是换件衣服收拾一下抓紧出门吧，陈超看了看镜子中的自己，一副疲态。

二十分钟之后，陈超来到城隍庙市场，发现自己无意间走的还是以前常走的那条路。

对大多数上海人来说，城隍庙本身没什么吸引力。在他们眼里城隍庙只是附近这座市场的名字而已。这是一个主要经营当地小吃和杂货的市场，每到庙会时节就到处是各种小摊。而陈超感兴趣的其实是那些小吃，像鸭血汤、小笼包、切糕、三鲜水饺、牛肉面、炸豆腐和酸辣粉什么的……好吃又不贵。在那个吃大锅饭的时代，大家都挣着很少的钱，吃着粗茶淡饭，但依然很快乐。

这里的一切都在发展。豫园附近也建起了高楼大厦。这园子本是古代的私人园林，完全按照中国南方古代艺术风格建造，到处是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陈超小时候常常跟随父母去豫园游玩。当时他觉得，去不了有天堂之称的苏杭，来这里体验一把也不错。

穿过豫园，就来到了九曲桥边。顾名思义，这座桥共有九道弯，曲折迂回。桥上站着一对老夫妻，正在向深不见底的池中撒着面包屑，看到陈超走上桥来，他们冲他点了点头。天气很冷，应该不会有鱼浮上来吃食吧，不过这对老人依然在等待。走下九曲桥，就到了著名的南翔小笼包店。

饭店一层的布局似乎跟过去有些不太一样了。顾客们排着长队等待进店，望眼欲穿地看着厨房的窗户。似乎永不停歇的厨房里，厨师们在长长的木质台桌边熟练地把蟹肉和猪肉馅儿混合在一起。陈超沿着旋转楼梯走上二楼，在这层就餐要花两倍的饭钱，但依然是人声鼎沸。于是他转身上到三楼，在这一层吃饭，一个包子要卖三个包子的价。这里的桌椅都是老式的，不过实际坐上去并不太舒服。这层的人终于少了点。陈超选了一个靠窗的席位坐下，在这个位置能看到不远处的湖水。

一位服务员走过来，为他倒了一杯茶。这时白云从楼梯间走了过来。她身材修长，穿一件白色的人造革风衣，脚上是一双高跟鞋。陈超接过她的风衣，发现她里面穿了一件改良款的露背旗袍，完美地勾勒出了她的曲线。圣人的一句话立刻浮现在陈超的脑海中——女为悦己者容。

“刚才你走过来的样子，还真挺像早晨天空中的白云呢。”陈超说着，点了四笼蟹肉小笼包。服务员写菜单的时候偷偷瞄了坐在旁边的白云一眼。

“陈大探长今天对我态度不错嘛。”白云看起来对他的赞美颇为受用。她把钱包拿出来放在桌上，那包的颜色倒是很配她身上这件旗袍。

“真是秀色可餐啊。”陈超笑道。

“你变浪漫了。”说着，白云变戏法似的拿出几个酒精棉球，把俩人的筷子一一擦过。这里是老上海饭店中仅有的几家不用消毒碗筷的店之一。

“准确点儿是怀旧。”陈超一边说一边用姜片蘸着醋。有个装醋的盘子边上破了个小口，看着眼前的一切，他依稀回想起多年前和表兄裴山一起来这里用餐的情景。

七十年代早期，裴山成了第一批下乡接受

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中的一员。离开上海之前，他带着陈超来到这家小笼包店吃饭。那时这家店与其他饭店一样，只为“坚持艰苦朴素作风”的劳动人民服务。在当时那个年代，享用美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为了革命，大家都是一日三餐粗茶淡饭。许多高档饭店因此关门了。南翔小笼包店由于价格低廉，是几家幸存的店面之一。当时一笼包子只要两毛四分钱，劳动人民吃得起。那个下午，裴山和陈超耐心排了三个多小时的队才吃上那顿包子。最后他们点了很多，一人四笼。看着那让人垂涎欲滴的包子，裴山感叹道：“啥时候我才能再回上海吃上这美味的包子呢？”

结果他再也没能回来。在那远离故土的山村里，精神失常的裴山跳进一口枯井了结了自己的性命。其实，即便他没有自杀，也可能会被饿死。

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陈超不打算对白云讲述这段“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悲惨故事，因为那和现如今的怀旧情绪并不搭调。新一代的年轻姑娘也许根本无法理解那些。

眼前的小笼包与当年的美味一脉相承，码在竹制的笼屉里，依然香气扑鼻。咬上一口，鲜美的汤汁四溢，真是一种享受。

“书上说，小笼包里的汤汁是猪肉冻和其他馅料混合而成。上屉一蒸，这些东西就化成美味的汤汁。不过吃的时候要小心，否则会被烫到的。”

“这个你以前都说过啦。”白云边笑边小心翼翼地夹起一个包子。

“哦，我想起来了。当时在新世界你给我带过一袋这种包子。”陈超说道。

“能客串陈大探长的小秘，民女深感荣幸。”白云俏皮地眨了眨眼睛。

“帮我个忙吧，你不是有电脑吗，上网帮我查点东西好吗？”

“没问题，需要的话我把顾太太的笔记本电脑拿给你都行。”

“那倒不用，我平时也没什么时间，”陈超说道，“你可能也听说红旗袍杀人案了。帮我上网查查旗袍的事儿吧，查详细点，历史啊，发展过程啊，不同时期的款式啊什么的。反正就是跟这种旗袍有关的信息，直接的间接的都要。不只是当下流行的，还有五六十年代的。”

“没问题。不过你说的直接和间接是啥意思？”白云问道。

“怎么说呢，比如旗袍所占篇幅比较大的电影啊，书啊什么的。还有与旗袍有关的人啊，无论是做的还是穿的，还有评论之类的。当然，与红色旗袍有关的就更好了。”陈超顿了顿，继续说道，“那个，我还想请你帮我跑跑腿。”

“乐意为陈大探长效劳！”

“别怕花钱。我今年的办案经费还没用完呢。要是不抓紧用完，明年局里肯定给得就少了。”

“就是说咱们的陈探长不打算辞职喽！”

“这个……”话还没说完，陈超就不小心让汤汁烫了一下嘴，眼疾手快的白云马上递给他一张纸巾。陈超心想，当个队长也还不错，起码身边还有这么个知冷知热的“小秘”。

吃完饭之后，陈超正要掏钱结账，白云却在问服务员要发票。

“没事儿，这顿我埋单，不用再要发票去报销了。”

“我知道你埋单啊，可咱这不是为国家好嘛。”

服务员递给她两张发票，一张五十元的，一张一百元的。

“政府税收上个月增加了两倍多呢。因为现在的发票可以刮奖。”说着，她拿出一枚硬币刮了发票的奖区，“看，我运气多好！”

“咋了？”陈超问道。

“中了十块钱啊！”

“这玩意儿还真新鲜。”

“啥东西都不如钱好使。以前人们在饭店吃饭都不要发票，那些饭店老板们天天报亏损，逃了多少税啊。这下好了，有奖发票这么一弄，大家都开始要发票了。我听说有人还中过两万呢。”白云说道。

陈超也刮了一张发票，可惜啥也没中，不过他并不失望。此刻，白云的发丝正拂过他的脸颊。

他们离开饭店，去逛市场后面那些中式时装店。这里时常有外国游客，所以很多精明的生意人瞅准机会开起店来。许多店面的玻璃橱窗里展示着各色旗袍。白云挽着陈超的胳膊走进一家店。

“你要查的那种旗袍太老式了，估计这儿是没有。那家伙肯定是个变态，他就是想拿那样的旗袍羞辱被害人吧。”白云四下打量着店里的衣服说道。

“你是指凶手？说说看。”

“我看到报纸上登出来的照片了。凶手要告诉别人的就是，受害者是他的性幻想对象。那么高级的旗袍，做工那么好，却非要撕烂开衩，不系扣子。”

“你这话说得跟个警察似的。”陈超说道。如今城里所有人都想把这案子破了，但是很少有人像白云这样说到个点子上，“看来你对时装很懂啦。”

“别忘了我也有几件旗袍啊。有时候我也会慌慌张张地穿上旗袍，可是从来都没撕破过开衩。”白云说道。

“凶手也许是在受害者死后给她穿上旗袍的，当时也许她的尸体已经僵硬了，不那么好穿吧。”

“就算是那样，也不至于把旗袍撕得跟破布片儿一样啊。怎么穿也不至于撕成那样，”这时白云转过身对陈超说道，“要不咱们做个试验？就拿我试试。”

“怎么做？”陈超一愣。

“很简单。”她从架子上拿起一件红色旗袍，一把拉起陈超就进了试衣间。关好门之后，她把旗袍递给陈超，说，“给我穿上，动作怎么粗暴怎么来。”

不到一分钟时间她就脱掉了衣服，蹬掉了鞋子，只穿着白色的内裤和胸罩站在陈超面前。

这是为了工作，陈超在心里对自己说。他深呼吸了一下，开始笨手笨脚地为眼前这位漂亮姑娘穿旗袍。

白云模仿着受害者的样子，尽量保持全身僵硬的状态。虽然她脸上毫无表情，四肢收缩，仿佛死者一般，心中却升腾起一种暧昧的感觉。当陈超为她拉下裙摆的时候，她脸上闪过一丝绯红。

不管陈超怎么用蛮力撕扯，旗袍的开衩都没被撕坏。

这时他发现白云的嘴唇有点失去血色。试衣间没有暖气，穿这点衣服一直这样站着，换谁也吃不消。

不过白云的说法的确是对的，受害者身上的旗袍开衩部分肯定是被刻意弄坏的。这是一个重大发现。

他坚持要为白云买下这件旗袍，说道：“就这么穿着吧，别脱了。你穿这件很漂亮。”

“算了吧陈大探长，这是为了支持你的工作，”她掏出一个相机，对陈超说道，“来，帮我照张相。”

陈超牵着白云的手来到店门口。她穿上外套，拍了一张照片。

“谢谢你，”她依依不舍地说道，“我得回学校了。”

陈超决定独自步行回家，一个人稍微清静一下。

他的脑海之中一会儿是白云在试衣间穿着旗袍挣扎的样子，一会儿是她在歌厅包间里裸体陪客人唱歌的样子。两种画面交替出现，让他的思维有些混乱。

他对自己很失望。白云明明是在帮自己查案子，自己却总觉得她是个歌厅小姐，甚至还猜想着她不穿衣服的样子。

关键是，自己居然还在为这种想法感到兴奋。

陈超想到了那些“红颜祸水”的故事。也许这就是“先入为主”的心态在作祟吧。他试着解读那些古典爱情故事时，曾经读过一篇后现代主义评论，其中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也许是那些故事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