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十一章

星期三早晨。陈超已经回到上海。此时，他正坐在出租车上，晓红的死讯让他深感震惊和无措。

一个星期之前的今天，他正坐着一辆豪华的大奔前往度假村，以便调整自己糟糕的精神状态；如今却要赶回局里，为红旗袍连环杀人案的最新情况伤脑筋。在他像个白痴一般躺在度假村客房里柔软的床上，为千百年前的爱情故事劳神时，上海这边发生了太多的事。

陈超想到上个星期五早晨自己在山村集市买纸钱的事，顿时感到脊背发冷。他并不是个迷信的人，但这次的巧合让他不寒而栗。因为警方发现晓红尸体时，正是上个星期五凌晨一点钟。

于光明联系上了白云。虽然她也意识到事情很严重，但由于担心陈超的健康问题，她似乎不情愿第一时间把晓红的死讯告诉他。这不能怪白云，她毕竟不是警察。当听说陈超的状态几乎已经恢复正常，她才将百乐门发生的事告诉他。得知这一切之后，陈超立刻终止了休假，甚至没来得及给裴经理他们打招呼，就乘早晨第一班长途汽车回了上海。

坐在车里，陈超的脑中总是浮现出晓红的形象。之前他并不熟悉这个姑娘，直到红旗袍案发生后两人才算真正认识。

据说晓红的男朋友在中日友好医院当外科大夫，并且一直劝她改行，在他看来，晓红当警察既危险又赚不到钱，更何况每天还要为她担惊受怕。但晓红却深爱着自己的职业。在一次局里的新春茶话会上，她朗诵过一首名为《人民警察》的小诗，其实那都算不得诗，却表现出了一位年轻警察维护一方平安的热忱。陈超记得其中一句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只是她却再也看不到这每天冉冉升起的朝阳了。

延安路上车来车往，人声鼎沸。陈超知道，如果不能抓到凶手为晓红报仇，他的心中将再也无法回复平静。

他打开文件袋，想要开始翻看红旗袍案的资料。前几天在度假村他努力说服自己不去捧这些东西。可这次刚刚打开文件袋，就看到自己的手机装在其中。当然，是被关掉的。原来自己居然还是把这东西带去度假村了，陈超无奈地摇了摇头。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去度假之前是决定不带手机的，他实在想不明白这玩意儿是怎么跑到这个文件袋里来的。也许弗洛伊德的遗忘机制理论可以解释这一切吧。不过陈超明白，此刻可不是琢磨弗洛伊德的时候。

打开手机，很快收到了许多之前被错过的短信。内容几乎都是于光明、李书记以及其他同事在急切召唤他归队。甚至连于光明的父亲——局里的老资格老于头都因为他不在而感到不安，发短信催他回去。一位年轻警察在侦查连环杀人案的过程中献出了生命，而凶手却轻易逃脱了追捕，这是公安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耻辱。

更有甚者，他们都不能公开调查，只能打掉牙齿和血吞。一旦公众得知最新一名死者的真实身份原来是卧底警察，这将不仅仅是警方的耻辱，更会在社会上引起严重恐慌。

虽然公众尚未知悉晓红的身份，但局里每个人都知道，纸里是包不住火的。按照于光明一条短信上的说法，记者们已经有所怀疑。如今于光明和其他同事更关心的是，这周还将会发生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还有不到两天时间又是星期五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想出办法并阻止凶手，简直是天方夜谭。

陈超看了看手表，已是上午十点。他决定先不去局里，甚至暂时不打算联系于光明。

他发现整个事件中有一处疑点。这次围绕百乐门发生的事，从报纸上的奇怪广告到舞厅酒吧间的暗门，似乎凶手在晓红决定去卧底的那一刻就计划好了一切。凶手的一切行动都拿捏得极其精准，可谓天衣无缝。陈超越想越觉得当时登在报纸上的那则奇怪的广告是刻意为之。这一切，极有可能是凶手在掌握了内部情报的前提下设置的反陷阱。

所以说，无论陈超下一步要干什么，都要绕开局里的那些人。既然已经有人说他陈超为了查案和写论文迷失了自我，那就让他们去说吧。他要做的，就是让自己继续保持在幕后。

“师傅，我突然想起件事，咱们改去百乐门吧。”他对出租车司机说道。

“百乐门？上个礼拜警察刚查了那儿呢。”

出租车司机这大概是出于善意的提醒吧。陈超此刻的打扮，看上去倒真像是一位不愿错过这座城市任何一处景点的游客。

“对，就是那个百乐门。”他点了点头。

陈超认为自己比局里任何人都更应该对晓红的牺牲负责。如果他没去度假而是领导破案的话，一定会在晓红去百乐门之前就阻止她；或者至少他自己也可以与其他警员一起埋伏在舞厅门口。

陈超拿出那份在汽车站买的《东方早报》。报纸上刊登着晓红躺在墓园里，四肢张开的照片。她身穿一件红色旗袍，与墓园里东倒西歪的墓碑形成鲜明对比。照片下方是这样两行字：这身穿红旗袍的魅影，仿佛潮湿枯枝上的一片花瓣。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出租车终于钻出滚滚车流，来到了百乐门。

此刻尚早，还未到常客们平时来玩的时间。楼前只有两三个拍照的人，估计不是游客就是便衣警察。陈超低着头走进大楼，坐在前台的中年男子对他的到来几乎毫无反应。

陈超明白，局里的同事们应该已经彻底搜查过这里，自己也找不到什么新的线索。但他依然想亲眼看一看这里的一切，仿佛要找寻死者与生者之间的某种联系。

走在靠边的楼梯上，他看到墙上贴着三十年代的电影海报。那上面的明星都来这里跳过舞。时过境迁，他们留给后人的也只有海报和那些或风流或悲凉的故事。

走到二层，陈超发现这里的陈设与一层差不多。他走进一间包厢，在那儿站了许久。他望着楼下空荡荡的舞厅，嘴里默念着晓红的名字，仿佛看到了她翩翩起舞的样子。

舞厅职员们正摆放着桌椅，为晚上的营业做准备。生意总还是要做下去的。

陈超决定离开。走出百乐门之后，他抬头看见不远处的一座佛寺。阳光映照着寺院的琉璃瓦，显得分外耀眼。那是静安寺，一座千年古刹，最近刚刚重新整修过。在陈超小时候，父母曾带他去那儿斋僧礼佛。或许是一时冲动吧，他买了一张门票，走进了这座多年未曾重游的寺庙。

寺院一如多年前的模样，不过地上的鹅卵石倒是新铺的。陈超低头走过，像一位虔诚的香客。他依稀想起小时候的情景——陈列着各种佛门法器的殿堂，身披袈裟的僧侣，墙上的壁画，还有夏天夜晚那亦真亦幻的诵经声。

他感到有些恍惚。走过幽静的长廊，眼前的景致既熟悉又陌生。佛堂依然如当初的模样。善男信女们或在打坐，或在磕头。佛像前的供桌上点着香烛，烛台之间摆放着各色瓜果供奉。一队僧侣鱼贯而入，敲着木鱼，做着功课，仿佛要在经文中超脱这尘世……

这时，有人打断了他的思绪。他猛然回过神来，看到眼前站着一位小和尚，戴一副金边眼镜，手上握着一部手机。小和尚冲陈超行了一个礼，泛光的镜片似乎都遮不住他眼神里的贪婪。

“施主，欢迎您来到敝寺。捐一份功德吧，捐一份就能青史留名。所有捐功德的施主我们都记录在案。您看，那儿都写了。”

陈超抬眼看到一块广告牌，上面的佛像伸着手，似乎在等着香客们掏出钱来。按照广告牌上的说法，捐一千块钱，就能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大理石碑上；捐一百块钱的话名字就会被记录在电脑上。靠近广告牌的地方是一间办公室，门虚掩着，可以看到里面有几台电脑。大概那些捐功德的香客名字就记在那些电脑里吧。

陈超掏出一张百元钞，投入了功德箱，却没去登记自己的名字。

“哦，这是我的名片，施主以后如还想施舍，也可以用支票，”小和尚皮笑肉不笑地说，“看那边，都烧香呢。您也去烧烧吧，很灵验的。”

陈超接过名片，走到香炉前。除了烧香的，还有很多人在烧纸钱。

一位老妇人拿出一袋纸钱，每一枚都折成元宝的样子。陈超没工夫像她那样，就随便买了一沓纸，扔进香炉。一阵寒风呼啸而过，纸灰如疯狂的舞者飞向天空，转眼无踪。

目送纸灰随风飞走，老妇人眼中透出一丝虔诚：“这也算是个念想吧。你不用担心那个姑娘冬天在那边受冻。”

老妇人的话让陈超心理一惊。她怎么知道他是在给一位姑娘烧纸？的确，这些纸是烧给晓红的。他一边烧一边想象着她穿着红色旗袍的样子。

也许真的存在一个人类不了解的时空吧。然而《论语》有云：子不语，怪力乱神。陈超并不相信人有来世。像多数中国人一样，他这么做是出于传统习惯。不过在他看来，烧些香烛纸钱之类的东西寄托一下哀思也未尝不可，没准通过这些，能与逝者达成某种沟通呢。

烧完纸钱，他学着其他人的样子，买了一炷高香，默默点燃。他向佛祖祈祷，希望能尽快抓到凶手，晓红能得以安息。

祈祷之后他并没有马上将香插进香炉，而是暗自发誓：如果这次能成功抓到凶手，他愿意抛弃所有私心杂念，一辈子做一名警察，一名认真尽责的、有良心的好警察。

走出佛堂，陈超来到寺院后方，沿石阶走上一处高台。倚着汉白玉石栏，伴着现代高楼大厦与古代寺庙交辉的奇特景色，他试着去静心思考，却被一位僧人打断了思路。

来者是一位年迈的和尚，看上去饱经风霜，脸上长满皱纹。老和尚手捻念珠，脚步很轻，陈超甚至没能听到他走路的声音。

“施主，您有心事啊？”

“大师，您说得没错。我辈凡夫俗子，难免被红尘琐事所累。”说完这句话，陈超心想，这位该不会也是来讨香火功德钱的吧。

“尘由心生，尘由心生啊。”老和尚说道。

“大师，您说得很好。”看到眼前的老和尚像是一位高僧，陈超的语气也变得恭敬起来。听说人在困惑时，来寺庙这种地方常常会得到意外的点解。也许跟这位大师聊聊能带来查案的灵感呢。于是他说道：“佛说要看破红尘。我也很是向往这个境界，却一直达不到。”

“依我看，施主并不是凡夫俗子。不知施主是否读过六祖慧能的那首诗？”

“读过，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当初弘忍大师要在徒弟中间选一位继承禅宗的人，于是便命他们每人写一首畿子。大徒弟神秀写的是‘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写得还不错吧？但当时在寺里干杂活的慧能却写出了那首千古流传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老和尚说道。

“没错，我读过这个故事。慧能更胜一筹，所以继承了弘忍大师的衣钵。”陈超答道。

“所以说，一切皆由心生。菩提树、明镜台，你、我、万物众生，皆是如此。”

“可身在这尘世之中，难免要沾染尘埃啊。超脱尘世谈何容易。”

“那是因为你在这尘世之中还有事情要做。常言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您说得有理，也许是晚辈愚钝吧。”

“不是你愚钝，而是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并非易事。不过你可以试着在一段时间里排除杂念。路要一步步走。”

“大师，谢谢您。”

“今日你我在这里相见便是缘分，施主不必道谢，”老和尚双手合十，说道，“后会有期。”

按照佛家的说法，无论尘世的柴米油盐，还是寺中的清静洞天，世间万物皆有因果。

所以，为何不像老和尚所说的那样，忘记之前的所有杂念，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整个案件呢？

想到这里，陈超再次倚在石栏上，闭紧双眼，试着“入定”。开始他的精神并不容易集中起来。之前那些先入为主的分析和想法总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于是他深吸了一口气，将精神集中到丹田，这是他当年在外滩公园学到的技巧。慢慢地，他感到自己全身心地融入到了一种和谐的冥想状态。

忽然间，一幅红色旗袍的画面映入了他的脑海。

陈超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仿佛自己正置身于六十年代的中国，身边到处是红旗招展。他戴着红领巾，与革命群众们一起高喊着口号。那个时代，无论电影作品还是日常生活，旗袍都是备受争议的东西。事实上即便是在今天，旗袍仍然无法被保守派接受。

回过神来，陈超拿出手机拨通了作协王主席的电话，但对方并未接听。于是他发了一条短信，内容主要是说，除了之前他们讨论的那些东西，红色旗袍在六十年代初是否引起过争议。

陈超感觉冥想达到了自己想要的效果，于是他试着继续，却再无收获。他索性坐到地上，盘起腿来，将

整件案子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这次他摒弃了警察的思维方式，试着让自己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思索这一切。虽然很快又进入了冥想状态，但仍一无所获。不远处传来了洪亮的钟声，他有些无奈地睁开了双眼，从随身携带的档案袋里拿出卷宗，如和尚念经般阅读起来。

翻了几页，陈超偶然看到那份关于田陌悲惨身世的资料。按照佛教的说法，世间是存在报应的。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无论是谁，得到恩惠或是遭到惩罚，都取决于今生甚至前世的所作所为。多数中国人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也许这可以解释田陌的遭遇吧。只是，对于一位年轻姑娘来说，这样的结果太过沉重了。陈超并不相信前世报应之类的东西。但是在他看来，田陌和她父亲的遭遇也都绝非偶然。

他想到自己在中学时代读过的那本《基督山伯爵》。在那部书中，一切令人费解事件的幕后主使，都是那位在不停复仇的基督山伯爵。

难道田陌被杀的情况也是如此吗？

要知道，厄运不仅仅降临在她的头上，还有她的父亲老田。也许曾被老田迫害过的人要来报复。如果是这样，那么那些红色旗袍的款式和面料就能得到解释了。

可为什么还要报复田陌呢？毕竟“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很多年了。复仇者难道真的会为了报“文化大革命”时的一箭之仇等这么久吗？

其他被杀害的姑娘情况又如何呢？

陈超一时想不清楚。不过最后这个问题让他注意到田陌与其他被害者的不同之处。

也许其他受害者和田陌一点关系也没有。

还是没什么头绪。一阵风伴着钟声吹过，他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该回局里了，陈超觉得自己应该跟于光明谈谈。从他度假期间于光明给他发的那些短信来看，自己的这位搭档一定是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关于不辞而别去度假这件事，陈超不知道能不能给搭档一个满意的解释。不过他决定对自己当时糟糕的精神状态绝口不提。即便对于光明，这事也是不提为妙。

刚要走出寺门，陈超接到了王主席的回电。

“不好意思啊陈队长，刚才我在洗澡所以不方便接电话，我看到你的短信了。说到受争议这事儿，我想起一个人——天津的退休记者熊明。这个人是我的老朋友，编纂了一本受争议文艺作品辞典。我之前就这件事联系过他，他说，当年有一张关于穿旗袍女人的获奖摄影作品，后来那张照片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呢。你给他打个电话吧。”

陈超拿笔记下了号码，说道：“王主席，谢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这条线索很有价值。”

挂断电话，他又掏出一张钞票，塞进了寺门口的功德箱。接下来他拨通了熊明的电话。

简单的自我介绍过后，陈超直奔主题：“熊先生，听王主席说，您对一张关于旗袍女子的受争议摄影作品很了解。您编纂了一部集合此类作品的辞典，是吗？”

“没错，”熊明在电话那头答道，“在当年那种政治环境下，对文艺作品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争议，如今的人们很难理解这一点。你该记得那部叫《早春二月》的电影吧？”

“是的，我记得。六十年代初那部电影曾遭禁。当时我还是个小学生，在抽屉里偷偷藏过女主角的照片呢。”

“那部电影受争议是因为女主角所谓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张旗袍女子的摄影作品也是如此。”熊明说道。

“关于那张照片您能给我详细讲讲吗？相片中人物的旗袍是红色的吗？”陈超问道。

“相片上是一位美丽的女子，身穿一件精致的旗袍。身边是她的儿子，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小男孩儿牵着母亲的手，指着远处。照片标题是《妈妈，咱们去那儿吧》。照片背景看上去像是私家庭院。因为是黑白照片，所以我也说不准那旗袍是什么颜色。但看得出来，旗袍的做工真的很精致。”

“这样的作品怎么会引起争议呢？”陈超有些不解，“又不是电影，也没有情节。”

“陈队长，我问你个问题吧，”熊明说道，“在那个时代，优秀女性的典型形象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是朝气蓬勃的女青年或者女民兵什么的吧？她们一般都穿着和男人一样的衣服，所谓‘不爱红装爱武装’。所以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种旗袍照片肯定会受争议，更何况它还得了全国大奖。”

“这里面还有什么说法吗？”

“首先，有人认为照片里的那位穿着旗袍的母亲，体现了一种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其次，作为照片背景的私人园林也不符合当时的价值取向。”

“您能说得更详细点儿吗？”陈超问道。

“不好意思啊，我能记得的就这么多了。那张照片不在我手头上。不过你肯定能找到。它好像是发表在一九六三年或是一九六四年的一期《中国画报》上。当时国内就这么一家画刊。”

“谢谢您，熊先生。您提供的信息对我们的工作很有价值。”

陈超决定去图书馆查找那张照片。

在苏苏的帮助下，用了不到十分钟时间他就找到了那期《中国画报》。而通常查找这么一本六十年代的杂志起码要一个多小时。

正如熊明所说，这是一张黑白照片。画面上那名女子面容姣好，身穿旗袍。从照片上看不出旗袍的颜色，但可以确定绝不是浅色。

女子赤脚站在一个园子里，身后是一条涓涓小溪。她也许刚在溪水中洗过脚。站在一边的男孩儿牵着她的手，看上去也就七八岁的样子，他戴着红领巾，应该是个少先队员。除此之外画面中再无旁人。

陈超向苏苏借了放大镜，细细观察着旗袍的细节。

照片上女子身穿的旗袍与红旗袍案中死者所穿着的款式完全相同，同样是短袖和低开衩设计，甚至连衣服上的盘扣都一模一样。

如果说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照片上这位女子的旗袍穿得很整齐，没有破损，所有的扣子也都系得很好。她的确也光着脚，但是单从画面上看，却像是一位幸福的母亲。

照片拍摄者名叫孔建军。从文字介绍中，陈超得知这个孔建军也是上海艺术家协会的成员。

走出图书馆时，陈超听到天空传来一阵鸟鸣。那一定是晓红的灵魂在提示自己吧，他心想。

掏出手机，他拨通了上海艺术家协会的号码。接电话的是年轻的秘书：“孔建军几年前就去世了。我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整得很惨。”

“您有他家的地址吗？”陈超问道。

“有倒是有，不过是很久之前的记录了。他没有子嗣，只有一位孀妻，恐怕也得七十多岁了吧。这样，我把他的档案传真一份到你的办公室吧。”

“发到我家吧，我正在度……等等，发到这个号码吧。”陈超把图书馆的传真号码告诉了对方。

“好的，如果他夫人还住在那儿的话，你也可以去那边的居委会了解一下情况。”

“谢谢，我会去的。”

传真很快发了过来。苏苏把传真递给陈超，同时端来一杯咖啡和一块榛子蛋糕。

“怎敢劳烦美女大驾。”陈超说道。

“就会说这一句啊，下次说点儿新鲜的。”苏苏说罢，甜甜一笑。

其实此刻浮现在陈超心中的是多年前的那副场景，另一个城市的另一座图书馆……可谓“春月不知人事改，闲垂光影照洿宫”。

时光荏苒，往事如流水般一去不返。陈超将杯中咖啡一饮而尽，苦涩的感觉涌上心头。面前这位姑娘并不知道他当下面临的问题。

他开始阅读孔建军的档案。此人曾在国营的王开照相馆当过摄影师，同时也是艺术家协会的会员，作品曾多次获奖。与其他“资产阶级文人”一样，孔建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遭批斗，“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就去世了。其孀妻健在，独自住在杨浦区。档案中并未提及孔建军与那张受争议摄影作品的关系。

至于照片里那位身穿旗袍的妇女，更是只字未提。

陈超很想再喝一杯咖啡，但忍住了。他站起身，向苏苏打了个招呼，便离开了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