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不断地受到伤害

我姓沙蒙,听起来就像“三文鱼”,名叫苏茜。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六日,我被谋害时不过十四岁。七十年代报上刊登的失踪女孩照片,大部分看起来都和我一个模样:白种女孩、灰褐色头发。在那个年代,各种种族及不同性别的小孩照片,还没有出现在牛奶盒或是每天的邮递广告上;在那个年代,大家还想不到会发生小孩遭到谋杀之类的事情。

妹妹让我迷上了一个名叫希梅聂兹的西班牙诗人,我在初中毕业纪念册上特别选抄了他的一句话:“如果有人给你一张画了格线的纸,你就不要按着格线书写。”这句话表达了我对四周中规中矩的一切,诸如教室之类建筑物的轻蔑,听来深得我心,所以我选了这句话。更何况,我觉得选用一句名诗人的话,而不是某个摇滚歌手说的蠢话,让自己感觉上比较有学问。我是国际象棋社及化学社的成员,在黛敏尼柯太太的家政课上,我每次都试着烧菜,结果总是把菜烧焦。我最喜欢的老师是伯特先生,伯特先生教生物,他喜欢抓起我们要解剖的青蛙、小虾,假装让它们在上蜡的铁盘上跳舞。

顺带一提,谋杀我的凶手不是伯特先生。请你别把接下来每个即将出现的人当成凶手,但问题就在这儿:你永远料不到谁会出手杀人。伯特先生参加了我的丧礼,而且哭得很伤心。(请容我插一句:全校师生几乎都出席了丧礼,其实我在学校从来不是个万人迷。)他的小孩病得很严重,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因此,当他说了笑话,自己笑个不停时,虽然这些笑话早在我们选修他的课程之前就已过时,我们依然跟着大笑。我们有时还强迫自己跟着笑,目的只为了让他高兴一点。他的女儿在我去世一年半后也离开了人间,她得了血癌,但我在我的天堂里从未见过她。

谋杀我的凶手是我家邻居,妈妈喜欢他花坛里的花,爸爸还向他请教过如何施肥。凶手先生认为蛋壳、咖啡渣等传统肥料比较有效,他说他妈妈都用这些传统方式施肥。爸爸回家之后笑个不停,他开着玩笑说这人的花园或许很漂亮,但热浪一袭,八成臭气冲天。

但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六日可没有热浪,那天飘着雪,我从学校后面的玉米地抄近路回家。冬天天黑得早,那时天色已晚,我记得地里的玉米秆被人踩得乱七八糟,田间小径也变得更不好走,细雪有如一双双小手,轻飘飘地覆盖大地。我用鼻子呼吸,直到冷得不断流鼻涕才张嘴吸气。我停下来,伸出舌头尝尝雪花的味道,哈维先生就站在离我六英尺之处。

“别让我吓着你。”哈维先生说。

在灰暗的玉米地里,他确实吓了我一跳。离开人间之后,我想起当时空气中似乎飘来淡淡的科隆香水气味,但我却没有多加注意,或许那时我以为气味来自前面的房子。

“哈维先生。”我打了招呼。

“你是沙蒙家的大女儿,对不对?”

“是的。”

“你爸妈还好吗?”

虽然身为长女,在机智问答中也时常占上风,但我在大人面前依然觉得不自在。

“他们很好。”我说。虽然觉得很冷,但他是个大人,再加上他是邻居,又和我爸爸谈过肥料等事情,所以我还是站在原地不动。

“我在附近盖了些东西,”他说,“你要不要过来看看?”

“哈维先生,我觉得有点冷,”我说,“再说我妈希望我在天黑前回家。”

“现在已经天黑了,苏茜。”他说。

我当时若察觉出异样就好了。我从未告诉他我叫什么,我想或许爸爸曾提过我,我爸总喜欢跟大家说我们小时候的臭事,他觉得说说无妨,他只想借此表达他多疼我们。有些爸爸喜欢把小孩三岁时的光身子照片放在客人用的卫生间里,我爸就是如此,感谢上天,他放在那儿的是妹妹琳茜小时候的照片,最起码我躲过了这样的臭事。但他喜欢跟大家说我的另一件臭事,他说琳茜刚出生时,我非常忌妒小妹妹,有一天他在另一个房间打电话,从他站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我走到沙发旁边,爬到摇篮旁,试图在琳茜的头上撒尿。我爸把这件臭事告诉我们的牧师和邻居史泰德太太。史泰德太太是心理医生,我爸想听听她的分析,而且还不只这样,每次只要有人说“苏茜真有意思”,我爸就重复这个故事,每次都让我觉得很难为情。

“什么有意思!?”我爸总回答说,“让我告诉你这个小孩多有意思。”说完他马上兴高采烈地重复“苏茜在琳茜头上撒尿”的故事。

事实上,爸爸从未向哈维先生提过我们,哈维先生也没听过“苏茜在琳茜头上撒尿”的故事。

事发之后,哈维先生在街上碰到妈妈,他对妈妈这么说:“我听说了这个不幸的悲剧,真是太可怕了!您女儿叫什么来着?”

“她叫苏茜。”妈妈勉强打起精神回答,提到我的名字让她心情沉重,她天真地希望心头的重负终有一天会放下,殊不知她始终挥不去心中的阴影,终其一生不断地受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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