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谨向已经厌烦于现代小说的人热烈推荐伊拉斯谟信札,这位博学的求知者当年收到了许多比他更为温顺的朋友的来信,其中不乏老生常谈的警告。

X行政长官写道:“听说您整个考虑写一本关于路德之争的小册子。请注意掌握火候,因为您容易触怒教皇,教皇希望您能万事平安。”

或曰:“某君刚从剑桥回来,他告诉我您正在筹备出版一本散文集。看在上帝份上,不要惹皇帝不高兴,他有权有势,会使您受害匪浅。”

一会儿是卢樊主教,一会儿是英格兰国王,一会儿是索邦大学,一会儿又是剑桥大学可怕的神学教授,四面八方都得考虑周全,不然作者就会失去收入,丧失官方保护,还会落入宗教法庭的魔掌,在刑车轮下被攧成碎块。

如今,轮子(除做为运载工具外)已经降格放在老古董博物馆里了。宗教法庭在近百年里已经关门闭户,对致力于文学的人来说,官方保护没有一丝实用之处,历史学家聚在一起时更缄口不谈“收入”二字。

不过,一提到我要写一部《宽容史》时,另一种形式的警告和忠言便拥入我那与世隔绝的小住所。

“哈佛大学已经拒绝黑人进宿舍”,一个书记官写道,“请务必在书中提一下这件最令人遗憾的事情。”

或曰:“弗拉明格的一家食品店老板公开宣称加入了罗马天主教,当地三K党已经开始联合抵制他,您在撰写宽容故事的时候一定会就此谈几句吧。”

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毋庸置疑,这些情况都很愚蠢,理应严受指责。不过它们似乎不在论述宽容的著作范围之内。它们只是恶劣做派和缺乏正派的公共精神的表露。他们与官方形式的不宽容有很大不同,官方的不宽容是与教会和国家的法律紧密相联的,它使对安份守己的百姓的迫害成为神圣的职责。

按巴奇豪特所说,历史应该象伦勃朗的蚀刻画一样,它把生动的光辉洒在最好最重要的事情上,至于其它的,则留在黑暗中别去看吧。

现代的不宽容精神也曾经发疯般地爆发过,报纸忠实地记载下了一切,但即使从这里面我们也能看到有希望的前途。

许多事情在前辈人眼里或许合情合理,附上“一直就是这样”的批语,本应理所当然地被接受下来,可在今天却要引起激烈的争论。一些人常常会拍案而起,保卫某些思想,而父辈和祖父辈却认为这些思想是无稽的幻想,毫无实际用处,他们常常向甚为讨厌的下层民众的精神世界开战,成功的次数倒也不少。

这本书必须保持短小。

生意兴隆的当铺老板竭尽阿谀奉承之事,独霸一方的北欧人的荣誉已有所折损,边远地区的福音传教士无知无识,农民教士和巴尔干的犹太法学博士偏执顽固,所有这些我都不暇谈及了。他们总是纠缠着我们,人品倒是不错,只是思想糟糕得很。

不过只要没有官方支持,他们相对来说倒也无害,在开明的国家里,有害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消除了。

个人的不宽容是个讨厌的东西,它导致社团内部的极大不快,比麻疹、天花和饶舌妇人加在一起的弊处还要大。不过个人的不宽容没有刽子手。如果允许了刽子手的角色,就象有时某些国家的情形那样,那就超出了法律限度,真的成为警方注意的对象。

个人的不宽容不存在监狱,也不能为整个国家规定出人们必须想什么、说什么、吃什么和喝什么。如果真要这么做,就必然会招致所有正派百姓的强烈不满,新法令就成为一纸空文,就连在哥伦比亚地区也无法执行。

一句话,个人的不宽容只能以自由国家的大多数公民不介意为极限,不得超越。然而官方的不宽容却不然,它可以权力浩大。

它除自己的力量之外,不承认任何权威。

官方的不宽容一旦胡乱发起脾气,便可以置无辜的人于死地,也从不做任何反悔补救之事。它不要听任何辩解,还求助于“神灵”来支持自己的决定,花言巧语辩解一番“天国”的旨意,似乎打开生存之谜的思想是刚刚在大选中获胜的人的独有之物。

如果这本书屡次三番地把“不宽容”一词当做“官方的不宽容”的意思解,如果我很少谈到个人的不宽容,那还请读者多多包涵。

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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