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

我一次在外地打猎和游玩时，一位富有而又爱好打猎的地主亚历山大·米海雷奇·格×××邀请我前去他家赴宴。他住的村子距我当时所在的小村约有五六俄里地。我穿上燕尾服（凡是外出，即便是出去行猎，最好都穿上它），便前往亚历山大·米海雷奇的府第。宴会原定于六点钟开始；我于五点钟到达，那里已经来了好多穿礼服的、穿便服的以及穿其他难以定名的服装的贵族。东道主盛情地迎接了我，可是他即刻就跑到餐室管理员的房间里去了。他在等候一位显要的官员，显得有几分激动，这与他在社会上所享有的不依赖人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太不相称了。亚历山大·米海雷奇一直打光棍，他不爱女色；与他交往的也都是些单身汉。他的日子过得相当阔气，把祖传的大宅大加扩建，装饰一新，年年从莫斯科定购价值约一万五千卢布的美酒，总而言之，他是极受尊敬的人。亚历山大·米海雷奇老早就退职了，未曾得过什么光荣称号……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死活要请那位显赫的贵宾前来赏光，并且在盛宴之日一大早便那样激动呢？这就如我所认识的一位司法检察官，当别人问他收不收自愿赠送的贿赂时所回答的那样：不得而知。

主人走开去之后，我便到各个房间里随便走走。几乎所有的宾客都与我素昧平生；有二十来个人已经坐在牌桌旁了。在这些普列费兰斯牌的牌迷中，有两位气度不凡而略显衰老的军人；有几位文官，领带打得又紧又高，蓄着下垂的染色的小胡子，像这样的小胡子只有那些果断而善心的人才会有的。（这些善心的人在郑重其事地理牌，也不转头，只是用眼睛斜视一下走近的人）；有五六位县里的官员，肚子圆滚滚的，肥肥的手汗津津的，腿脚安分地摆着不动（这些先生声音柔和，朝四方亲切地微笑，把纸牌拿得靠近胸衣，出牌的时候也不敲响桌子，相反，他们以波浪形动作把牌扔在绿呢桌毯上，在吃牌的时候，也只弄出极为谦逊有礼的轻微声响）。其他的贵族有些坐在沙发上，有些三五成群地挤在门边或窗旁；有一位已不很年轻而外表像女人的地主站在角落里，打着哆嗦，红着脸，局促不安地玩弄着腰间表坠上的小印章，虽然没有人去注意他；还有几位绅士，他们穿的是莫斯科裁缝——高级缝纫师菲尔斯·克柳欣——缝制的圆形燕尾服和格子纹裤子，肥胖而光溜的后脑勺随便地转动着，在一边无拘无束地、热情奔放地大发议论；还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高度近视，一头淡黄发，上下穿的是一套黑色衣裤，貌似腼腆，然而在一边尖酸地微笑着……

我开始感到有些无聊，突然有一个叫沃伊尼岑的人过来同我做伴了。他是一个没有完成学业的年轻人，寄居在亚历山大·米海雷奇家里，算是一个……到底算是什么身份，很不好说。他的枪法异常高明，又善于驯狗。我早在莫斯科的时候就认识他了。他属于那样一类的青年人，他们每逢考试往往就“装木头人”，就是说，教授无论问他什么问题，都只字不答。为了听起来悦耳，就把这些学生称之为“蓄连鬓胡子的”（诸位都明白，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常常出现这样的事：比如，考试时在考场里等待应试，沃伊尼岑在没有叫到他的名字之前挺直身子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从头到脚全身冒着热汗，眼睛缓缓地但心不在焉地东张西望，一听到叫他的名字，就站了起来，急急忙忙地把制服扣子全扣好，侧着身子慢吞吞地走到考试席前。“请抽一张考签。”教授和和气气地对他说。沃伊尼岑伸过手去，哆哆嗦嗦地用手指去摸一大堆的考签。一个由外系来的参加监考的教授，一个爱生气的小老头，突然对这个倒霉的蓄连鬓胡子的学生生气了，用气得发颤的嗓音说：“请不要挑挑拣拣！”沃伊尼岑只好听天由命地抽了一张，给主考老师看了考签的号码后，便走到窗前坐下来，等待前边的考生答完考题。沃伊尼岑坐在窗前，眼睛直瞪着考题，至多只像刚才那样缓缓地东张西望一下，不过身体仍保持一动不动。前面的考生考完试后，老师们对他说：“好，你去吧。”或者说：“好，很好。”这要看他们的考试成绩而定。轮到叫沃伊尼岑前去答题了；沃伊尼岑站起来，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到考席前。“请念一下考题。”老师们对他说。沃伊尼岑双手把考题捧到鼻子边，慢慢地念着，手也慢慢地垂下去。“好，请答题吧。”那位教授懒洋洋地说，身子往后一仰，两手交叉在胸前。接下是一阵坟墓般的沉默。“您怎么啦？”沃伊尼岑默不作声。外系来的那小老头有些恼火了。“总得答一点吧！”这位沃伊尼岑仍不吭声，好像呆了。他那剃光了的后脑勺迎着所有同学的好奇眼光木然不动地直挺挺地戳着。那外系来的小老头的眼睛差点蹦了出来，他对沃伊尼岑气得要命。“这真是奇怪，”另一位监考老师说，“您怎么像个哑巴呀？您回答不了是吗？那就说嘛。”“请允许我另拿一张考签吧。”这个倒霉蛋低沉地说。教授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好，您拿吧。”主考人挥一下手，说。沃伊尼岑重新拿一张考签，重新走到窗前，重新回到考席前，又是像死人一般不吭声。外系来的小老头恨不能把他活活地吃了。最后赶了他出去，给他打个零分。您以为这时候至少他会走了吧？才不这样呢！他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仍然一动不动地坐着，直到考试结束；走的时候还喊道：“真可气！题太难了！”过后这一整天就在莫斯科街上东遛西逛，有时抱着头，痛心地咒骂自己的不走运。用不到说，书本他是不会去啃的，到第二天早晨又是故技重演。

就是这个沃伊尼岑活宝来和我做伴了。我跟他聊一会儿莫斯科，聊一会儿打猎。

“要不要我来给您介绍一下这里的一个最会逗趣的人？”他突然悄悄地对我说。

“好呀，请吧。”

沃伊尼岑把我领到一位小个子跟前，此人长着高高的额发，蓄着小胡子，穿深棕色燕尾服，系花领带。他那急躁的机灵的外貌的确流露出聪明和刻毒劲。那飘忽的讥刺的微笑不断扭曲着他的嘴唇；那眯缝着的黑色小眼睛在长短不齐的睫毛下显出果敢的神色。他的身旁站着一个身躯宽阔的地主，有一股软绵绵甜滋滋的劲儿，真可谓是块蜜糖，而且还是个单只眼。他没等这位小个子说俏皮话就先笑着，好像高兴得要化了。沃伊尼岑把我介绍给这个爱逗趣的人，他的大名是彼得·彼得罗维奇·卢皮欣。我们认识了，初次见面，互相客气了几句。

“请允许我给您介绍一下我的这位好朋友。”卢皮欣抓住这个甜蜜蜜的地主的手，突然用刺耳的嗓音说。“别躲躲闪闪嘛，基里拉·谢利法内奇，”他又说，“人家不会吃掉您的，来吧。”他继续说着话，这时候一副窘态的基里拉·谢利法内奇拘束地鞠着躬，仿佛他的肚子老往里缩似的。“来，我来介绍，这是一位了不起的贵族。他在五十岁以前身体一直很棒，可突然心血来潮，要治一治自己的眼睛，结果便变成了独眼龙。从那以后他替自己的农人医治也获得同样的成功……当然啰，那些农人也具有同样的真诚……”

“瞧您这张嘴呀。”基里拉·谢利法内奇喃喃地说，并笑了起来。

“往下说呀，我的朋友，唉，往下说呀，”卢皮欣接过话说，“您哪，可能会被选做法官，一定会选上的，瞧着吧。当然啰，到时候会有人，比如说陪审官，替您动脑筋的；可不管怎样，总得要说话嘛，哪怕会说出别人的见解也好嘛。说不定省长来了，问道：‘为什么这个法官说话结结巴巴的？’别人会回答说：‘他得了麻痹症。’省长会说：‘给他放放血吧。’在您的地位上这就不体面了，您自己也明白。”

甜蜜蜜的地主放声大笑。

“瞧他那个笑，”卢皮欣刻毒地瞅着基里拉·谢利法内奇的颤悠悠的肚子，继续说道，“他怎么能不笑呢？”他又转身对我说，“他吃得饱，身体好，又没有孩子，也没有把佃户抵押给别人——他还替他们治病呢——他那位夫人又傻头傻脑的。（基里拉·谢利法内奇稍稍扭过身去，装作没有听见，继续哈哈地笑着。）我也笑嘛，我老婆跟一个土地测量员私奔了。（他龇了龇牙。）您不知道这件事吧？可不是！她就这样一下跑了，还给留下一封信，信上说：‘亲爱的彼得·彼得罗维奇，请原谅吧；我被爱情迷住了，就跟我的心上人走了……’这个土地测量员之所以得手，就是因为他不剪指甲，又穿紧身裤。您觉得奇怪吗？您会说，这个人真坦率。我的天哪！我们这些乡巴佬说的就是大实话。不过，咱们还是到一边去吧……咱们干吗老在未来的法官身边站着呢？……”

他拉起我的手，我们走到窗前。

“这儿的人都认为我爱说俏皮话，”他在谈话中对我这样说，“您别信这个。我这个人只不过怨气盛，常出声骂人，所以我显得很放肆。说实在的，我干吗要斯斯文文呢？无论什么人的意见我都看得半文不值，我也不求什么；我是恶人，这有什么呢？恶人至少不需要费脑筋。做恶人挺痛快的，您大概不信吧……喏，比如，您就瞧瞧咱们这位东道主吧！他何必这般东跑西跑，时不时地看表、微笑、冒汗、装出正经八百的样子，而让我们饿着肚皮呢？一个达官贵人——有什么稀罕！您瞧，瞧，他又在跑了，还一瘸一拐的，瞧瞧呀。”

卢皮欣尖声地大笑起来。

“只是有一个缺憾，没有太太们在场，”他深深叹口气，接下说，“一个光棍的宴会——不然的话，我们这伙人就热闹了。您瞧，您瞧，”他猛然喊了一声，“科泽利斯基公爵来了——就是那个个子高高的汉子，留大胡子、戴黄手套的。一眼就可看出，他是出过国的……他一贯姗姗来迟。我对您说吧，他是一个很笨的家伙，一个人能抵两匹商人的马。您可能会看到的，他对我们这些人说话可傲气了，但面对我们的太太小姐们的亲热殷勤，他会露出大度的微笑……他有时也说俏皮话，虽然他只是顺路到这儿住几天的；他是怎样说俏皮话的呀！简直像钝刀割纤绳。他很不喜欢我……我去向他打个招呼。”

于是卢皮欣就跑去迎接公爵了。

“我的一个冤家对头来了，”他突然回到我跟前说，“您看见那个褐色脸皮，头发硬如鬃毛的胖子了吗？也就是那个手里抓着帽子、贴着墙走路，像狼一样东张西望的家伙。我卖给他一匹值一千卢布的马，他只付我四百卢布，这个不哼不哈的家伙如今倒满有理由瞧不起我了；其实，他非常缺乏理解力，尤其是在早晨，在喝茶之前，或者刚吃过饭之后，如果对他说‘您好’，他就反问：‘什么呀？’……瞧，有个文官来了，”卢皮欣继续说，“一个退职的大文官，破了产的大文官。他有一个甜菜糖的女儿，有一座生瘰疬病的工厂……对不起，我说反了……不过您会明白的。啊！那建筑师也来了！是个德国佬，留着小胡子，业务上一窍不通，真不可思议……话说回来，他干吗非得懂行呢？只要有贿赂可拿，替我们的柱子贵族多竖些柱子不就得了！”

卢皮欣又哈哈大笑起来……蓦然间整个房子里弥漫着一种激动不安的气氛。那位显贵人物光临了。东道主急急忙忙奔到前厅。跟着他跑去的还有几个忠实的家人和热心的宾客……喧闹的谈话声变成了轻柔欢快的絮语，仿佛春天里的蜜蜂在自己的蜂房里嗡嗡欢鸣。唯有一只喧闹不休的黄蜂——卢皮欣和一只神气活现的雄蜂——科泽利斯基没有降低嗓门……终于蜂王进来了——显贵进来了。一颗颗心都飞过去欢迎他，坐着的人都站了起来；就连那个以廉价买下卢皮欣的马的地主也把下巴贴到了胸前。那位显贵威风十足，频频向后晃着脑袋，仿佛在点头致意，他说了几句赞许的话，每句话前头都带一个“啊”字，而且是以拖长的鼻音发出的；他带着极其生气的神色瞥了一下科泽利斯基公爵的大胡子，并向那个有工厂和女儿的破了产的大文官伸出左手的食指。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他把自己因没有来迟而深感高兴的话说了两遍，然后大家都朝着餐厅走去，要人们走在前头。

有些细节就不必向读者赘述了，比如，如何请这位显贵坐在大文官和省贵族长之间的那个首席上（这位省贵族长是个带有洒脱而尊严表情的人，跟他那浆得很挺括的胸衣、肥大的坎肩和装着法国烟丝的圆形烟盒相称之极）；主人如何张罗、奔忙、敬客，在经过显贵身边时如何朝他的脊背微笑，如何像小学生似的站在角落里，匆匆地喝点汤或吃块牛肉；仆役头如何端上一条嘴里插花的一俄尺半长的鱼，穿着号衣的仆役们如何神情严肃，板着脸把酒端给每个贵族，有时端上马拉加酒，有时端上马德拉酒；几乎所有的贵族，尤其那些上了岁数的贵族如何像尽义务似的一杯一杯地喝；如何砰砰地打开一瓶瓶香槟，如何举杯为健康祝酒——这一切读者大概都非常熟悉。不过依我看，那位显贵在全场欢快的肃静中讲的一段趣话倒特别值得提一提。有一个人，似乎是那个破产的大文官吧，他对新文学知道得不少，他谈起了妇女的普遍影响，尤其是对青年人的影响。“是呀，是呀，”那显贵接过话说，“的确如此；对青年人得严加管束才是，要不然他们一见女人的裙子就会发疯的。”（全体宾客的脸上掠过孩子般快乐的微笑；有一个地主的目光里甚至露出感激的神色。）“因为青年人很蠢。”（这位显贵可能是为了表示庄重吧，有时就改变一些词的重音。）“就拿我的儿子伊万来说吧，”他继续说，“这傻小子刚到二十岁，有一次就突然对我说：‘爸，让我结婚吧。’我对他说：‘傻瓜，先去服役……”于是他就垂头丧气，哭鼻子……可是我……’就不理那个……”（显贵说“就不理那个”这话时，似乎不是用嘴说的，而是用肚子说的；他沉默了一下，神气地瞥一下邻座的大文官，而且把眉毛扬得老高，高得出人意料。那文官愉快地把脑袋稍稍向旁边侧了侧，把对着显贵的那只眼睛异常迅速地眨巴起来。）“结果怎么样呢，”显贵又说了起来，“如今他自个儿给我写信说：‘爸，谢谢你教育！我这傻瓜……’这种事就得这样处理。”不用说，全体宾客完全赞同这位显贵的高见，而且似乎由于获得快乐和教益而兴奋活跃起来了……宴席散后，大家站起身来，带着更大的，但仍然合乎礼貌的，仿佛是这种场合所允许的喧闹声拥向客厅……接着坐下来玩牌。

我好不容易挨到了晚上，吩咐自己的马车夫在第二天早上五点钟给我套好车，就去安歇了。可是就在这一天里我注定还要认识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由于来的宾客甚多，谁都没法单独睡一个房间。亚历山大·米海雷奇的仆役头领我到一个潮乎乎的绿色小房间里，这儿已经睡进一位客人，衣服都脱了。他一看见我就一出溜钻进被窝里，把被子一直盖到鼻子，在松软的羽绒褥子上翻腾了一会儿就静下来了，从他那布睡帽的圆边下以敏锐的目光打量着我。我走到另一张床铺（房间里共有两张床铺）前，脱了衣服，躺在发潮的床单上。那位客人在他的铺位上辗转反侧起来……我向他道了晚安。

过了半个小时。不管我怎样设法入睡，可怎么也睡不着：一些无用的模糊的念头，排成见不到头的长列，固执而单调地，一个接一个地移动过来，宛如水车上的一个个水斗。

“您看样子没有睡着吧？”与我住同室的客人说。

“可不是，”我回答说，“您也没有睡着？”

“我一向都不想睡。”

“怎么会这样？”

“就是这样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躺着，躺着，然后才睡着。”

“既然还不想睡，为什么就上床了呢？”

“那让我干什么呢？”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话。

“我觉得很奇怪，”他沉默了片刻之后继续说，“为什么这儿没有跳蚤。那么，跳蚤会在哪儿呢？”

“您似乎对跳蚤挺怜惜呀。”我说。

“不，不是怜惜；不过我喜欢一切都合乎情理。”

“瞧瞧，”我心想，“他怎么会用这样的字眼。”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

“您愿意跟我打个赌吗？”他突然用很响的声音说了起来。

“为什么事打赌呢？”

这位老兄开始让我感到挺有趣。

“哼……为什么事吗？就为这个：我敢断定，您把我当作傻瓜。”

“哪能呢。”我惊异地喃喃说。

“把我当作乡巴佬，当作大老粗……请您说实话……”

“我还没有结识您的荣幸呢，”我回答说，“您凭什么可以断定……”

“凭什么？单凭您说话的声音就可明白；因为您是这样随随便便地回答我的……可我完全不是您所想的那样……”

“请听我说……”

“不，请您听我说。第一，我的法语讲得不会比您差，德语讲得甚至更好；第二，我在国外待了三年：单在柏林就住了八个月。我研究过黑格尔的著作，先生，我会背歌德的作品；除此之外，我曾长时间地钟情于一位德国教授的女儿，回国后娶了一位生肺病的小姐，她的头发都掉光了，可人品顶好。所以说，我和您是同一档次的人；我不是您所想的那种乡巴佬……我也常进行反思，我身上毫无直率可言。”

我抬起头，倍加细心地端详着这位怪人。在幽暗的灯光下，我勉强看清他的面容。

“您这会儿在打量我，”他整了整自己的睡帽，继续说，“大概您在自问：‘今天我怎么就没有注意到他呢？’我就告诉您为什么您没有注意到我吧，因为我躲在别人的背后，站在门外边，没有跟任何人交谈；因为那个仆役头端着盘子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早就把胳膊肘抬得跟我的胸一般高了……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呢？原因有两个：一是我穷，二是我安于冷落……请说实话，您没有注意到我吧？”

“我的确未曾有幸……”

“就是呀，就是呀，”他打断我的话说，“我知道是这样。”

他坐了起来，交叉起两只胳膊；他那睡帽的长长影子从墙上弯折到天花板上。

“请照实说，”他忽然瞟了我一眼，继续往下说，“您一定觉得我是一个大怪人，是一个所谓的独特的人，或者也许是一个更差劲的什么东西，也许您以为我是装作怪人的吧？”

“我应该对您再说明一遍，我还不认识您呀……”

他低了一会儿头。

“为什么我同您，同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这样唐突地聊起话来——那只有天知道！（他叹了一口气。）不是由于咱们的心灵相通吧！您和我，咱俩都是正派人，也就是自我主义者，无论您跟我，我跟您都互不相干，不是吗？不过咱俩都睡不着……为什么不可以聊聊呢？我这会儿来了精神，这在我是很少有的。您看出了没有，我很胆怯，我胆怯并不因为我是外省人，没有一官半职的人，穷光蛋，而是因为我是一个自尊心强得要命的人。可是有的时候，在我的一些既无法确定也无法预见的良好情况或偶然机会的影响下，我的胆怯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譬如眼前就是这样子。这一会儿哪怕让我跟达赖喇嘛面对面——我也敢向他要点鼻烟闻闻。不过，您也许想睡了吧？”

“恰好相反，”我急忙回答说，“我很高兴跟您聊聊。”

“您是想说，我让您开心……那更好了……这样吧，我先对您说明一下，这儿的人都管我叫古怪的人，就是说，有些人在闲扯旁的无聊事中偶然提到我的名字时，就这样称呼我。‘我的命运太没有人关心。’他们无非是想刺痛我……我的天！他们若能知道……我之所以潦倒，就是因为我一无古怪之处，除了有时有点冒失，像我眼下跟您这样聊天，可是这种冒失根本算不了什么。这是最廉价最低级的一种古怪。”

他转过脸对着我，并摆了摆双手。

“先生！”他喊了一声，“我认为总的说来只有古怪的人才能活在世上；只有他们才有生活的权利。有人说：Mon verre n'est pas grand，mais je bois dans mon verre。瞧见吗，”他低声插了一句，“我的法语讲得多地道。我觉得，即便你的脑袋大，装的东西多，你知识渊博，无所不知，紧跟时代——然而没有一点你自己的、独特的、个人的东西，那你就是一无所有！只不过是世上多了一个储藏普通物品的地方而已——谁又能从这里得到什么满足呢？这可不行，哪怕你蠢，也得有自己的蠢法！要有自己的味儿，自己的原味儿，这样才行。您别以为我对这种味儿要求很高……决不是的！这样的人多得很：无论你朝哪儿瞧——都有古怪的人；任何一个活人都是古怪的人，可我不在其内！”

“其实，”他稍稍沉默了一会儿后继续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曾是壮志凌云呀！我在出国之前以及回国之初，自己曾经多么的自负呀！在国外时我非常谨慎，总是独往独来，我们这种人应该如此，可是我们这种人总是在钻研，钻研，而到头来什么也没弄明白！”

“古怪的人，古怪的人！”他带着责备的神情摇摇头，又接下说……“都管我叫古怪的人……可实际上这世上没有比我更不古怪的人了。我大概生来就是要模仿别人的……真是！我在生活中似乎也是在模仿我读过其作品的各种各样的作家，我活得累极了；我过去学习、恋爱，后来结婚，似乎都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似乎是在履行一种义务，或者像在学功课——谁分得清呢！”

他摘下头上的睡帽，扔在床上。

“要不要我把我的一生讲给您听听？”他用若断若续的声音问我，“或者就讲讲我一生中几件有特色的事岂不更好？”

“请讲讲吧。”

“要不，我还是对您讲讲我是怎样结婚的事吧。结婚嘛本来是件大事，是一个人的试金石，婚姻就像一面镜子，可反映出……可是这种比喻太陈腐了……对不起，我得闻一下鼻烟了。”

他从枕头下摸出鼻烟盒，打了开来，又说起话来，一边摇晃着打开了的鼻烟盒。

“先生，您就设身处地去想想我的情况……您判断判断，我能从黑格尔的百科全书中得到什么样的，喏，什么样的，您说说，什么样的好处呢？您说说，这种百科全书与俄罗斯生活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让我怎样能把它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上来呢？而且不光是这种百科全书，还有整个德国哲学，甚至说，整个德国科学，怎样能运用过来呢？”

他在床上蹦了起来，气得直咬牙，并低声嘟哝说：

“唉，本来嘛，本来嘛……那么，你干吗要跑到外国去学呢？干吗不坐在家里就地研究你周围的生活呢？这样，你倒可能认清生活的要求，认清未来，也可能认清自己的所谓使命了……可是得了吧，”他又换了一种语调继续说，似乎在替自己辩护，而且有些胆怯，“还没有一位智者写进书里的东西，让我们这种人上哪儿去研究呀！我倒是很乐意向它——向俄罗斯生活——学习的，可是它，我的宝贝，却不吭声。那样子是说，你就这样来理解我吧；可我哪有这样的能力呀：你们就给我一个结论，给我提供一个断语吧……一个断语？——他们说，这就是提供的断语：你听听我们莫斯科人的说话吧——像不像夜莺？而糟就糟在他们说得像库尔斯克夜莺一般动听，可是说得不像人话……于是我一想再想——似乎觉得科学到处是一样的，真理也是一样的，所以我决定前往异国，到异教徒那边去……有什么办法！——年轻气盛嘛。要知道我不愿过早地发起福来，虽然有人说肥胖意味着健康。不过天生不长肉的人，怎么也胖不起来！”

“可是，”他稍加思索，接着说，“我似乎说过要给您讲讲我是怎样结的婚。您就听听吧。一、我告诉您，我的妻子已经不在人世了，二、……这二嘛，我觉得需要把我青年时代的情况对您说说，不然您会什么也搞不明白……您还不想睡吧？”

“不想，不想睡。”

“那好极了。您就听听吧……隔壁房间里的坎塔格留欣先生呼噜打得真够呛！我是不很富裕的双亲所生的——我说双亲，是因为，据说，除了母亲之外，我也曾有个父亲。我记不得他了；据说，他是个不大有出息的人，大鼻子，一脸的雀斑，红头发，用一个鼻孔吸鼻烟；在我母亲卧室里挂着他的肖像，穿一身红色制服，黑黑的衣领贴到耳朵，仪表很不雅观。我常常被拉过他的肖像旁去挨鞭子，在这种情形下母亲总是指着他的肖像说：‘要是你爹还活着，还要把你揍得更厉害呢。’您想想看，这对我是多大的鞭策呀。我既无兄弟，也无姐妹；或者说确切点，我有过一个身体很差的弟弟，生有软骨病，不久就痛苦地夭折了……这样的英国病为什么会传入库尔斯克省希格雷县呢？但问题不在这里。作为一个乡村女地主的母亲满怀急切的热情培养我，从我初临人世的头一天她就开始对我进行教育了，直至我满十六岁……您是在听我讲吗？……”

“当然，请往下讲吧。”

“那好吧。当我年满十六岁时，我母亲便毫不犹豫地辞退了我的法裔家庭教师——从涅仁的希腊人住区来的一个德国人，名叫菲利波维奇；母亲把我带到莫斯科，给我在大学里注了册，就把灵魂交给万能的上帝了，而把我留给我的亲叔叔照管。这位叔叔名叫科尔通·巴布拉，是一个司法检察官，不单是名闻希格雷县。我的亲叔叔，司法检察官科尔通·巴布拉照例把我的财产掠夺一空……但问题也不在这里。我进大学时——应该为我母亲说句公道话——已经具备良好的素养；但是那个时候在我身上已显得缺乏特性。我的童年跟其他青年人的童年一无不同之处：我也像是在羽毛褥子下傻乎乎地、蔫不唧唧地长大的，从很小就开始死背诗书，同时也渐渐变得萎靡不振，说是喜欢幻想……幻想些什么呢？——咳，幻想美……我在大学里也没有另辟蹊径：我很快就加入了小组。那个时候跟现在很不一样……可是您也许不清楚小组是怎么回事？”记得席勒在某首诗里说道：

Gefhrlich ist's den Leu Zu Wecken，

Und schrecklich ist des Tigers Zahn，

Doch das schrecklichste der Schreken—

Das ist der Mensch in seinem Wahn！

我对您敢肯定说，席勒他要说的不是这个，他想说的是Das ist ein‘小组’……in der stadt Moskau！

“您认为小组有什么可怕之处呢？”我问道。

我的邻人抓过睡帽一戴，把它往鼻子上拉了拉。

“我认为有什么可怕之处吗？”他喊了起来，“我认为是这样：小组就是对各种独立发展的毁灭；小组就是对社交、女性、生活的无耻的替代；小组……哦，慢着，我来告诉您吧，小组是什么玩意儿！小组就是把懒惰和颓废合在一起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却被赋予合理事业的意义和形式；小组用议论取代交谈，使人习惯于毫无意义的空谈，使人脱离独立的有益的工作，使人染上文学的疥疮；最终使人丧失朝气和纯真坚强的灵魂。小组就是借团结友爱之名，行庸俗无聊之实，以真诚和关心为由而搞倾轧和野心的结合；在小组里每个成员都有权在任何时刻把自己肮脏的手指直捅进同伴的心窝，没有一个人的灵魂保持有一处纯洁和没有创伤的地方；在小组里所崇拜的是夸夸其谈的空谈家、爱面子的机灵鬼、未老先衰的小老头，所吹捧的是平庸无才而徒具‘隐秘’思想的诗人；在小组里，十六七岁的年轻小伙就会风雅而玄奥地大谈女人和爱情，可是到了女人面前却说不出话，或者跟她们谈话如同跟书本谈话一样，再说谈的又是什么呀！在小组里吃香的是诡辩和花言巧语；小组里互相监视不亚于警官……哦，小组！你不是小组，你是个怪圈，在你那里毁掉了多少正派的人呀！”

“唉，请允许我说一句，您这是太夸张了。”我打断他的话说。

他默默地瞅了我一眼。

“也许是的，天知道，也许是的。可是要知道，我们这类人只剩下一种乐趣了，那就是夸张。我就是这样在莫斯科度过了四个春秋。先生，我的确难向您形容这段时光过得多么快，真是太快了；一想起来便感到伤心、懊恼。早上一起来往往就像坐雪橇滑下山似的……睁眼一瞧，已经滑到山脚了；已经到黄昏了；一个昏昏欲睡的仆人来给你套上常礼服——你穿好了衣服，便慢慢地去到朋友那里，抽着烟，一杯杯地喝着淡茶，海聊德国哲学、爱情、永恒的精神之光，等等，真是海阔天空。不过我在那里也遇到过一些颇有特性和独立个性的人：有些人不管怎样糟蹋自己、扭曲自己，仍然不改其本性；唯独我这个倒霉蛋像捏一块软蜡似的把自己捏来捏去，我那可悲的本性却不做半点的反抗！这时候我已年满二十一了。我接管了留给我的遗产，或更正确地说，接管了该我继承的家产中我的保护人认为有必要留给我的那一部分，随之就把全部领地交托给一个已经赎了身的家仆瓦西里·库德里亚舍夫去经管，以后便出国了，去到柏林。我在国外，正如我有幸对您说过的，待了三年。又怎么样呢？在那里，在国外，我依然是一个无独特可言的人。首先，不必说，我对欧洲本身、对欧洲的生活毫不理解，我不过是在德国本土听德国教授的讲课，读德国的书而已……也就是有这个差异。我像修道士似的过着孤独的生活；我与几个退伍中尉倒很投缘，他们也像我一样渴望知识，并为此而苦恼，不过他们的脑子却迟钝极了，又缺乏口才；我还结交了从平扎省以及其他产粮省份来的几户人家，他们也都是些笨脑瓜；有时我上咖啡馆坐坐，有时看看杂志，晚上去剧院看看戏。我和当地的人很少来往，跟他们交谈似乎有些紧张，他们也没有人来看望我，除了两三个挺缠人的犹太裔的坏家伙，他们常跑来向我借钱，他们觉得der Russe容易骗。终于有一个奇异的机会把我带到了我的一位教授家里。事情是这样的：我上他那里报名听一门课，他忽然兴之所至邀请我去参加他家的晚会。这位教授有两个闺女，都二十七八岁了，天知道怎么都长得那样矮壮，鼻子可好看了，都有一头鬈发，浅蓝色的眼睛，红润的双手，白白的指甲，一个叫林亨，另一个叫明亨。我开始常到这位教授家里去。应该说，这位教授并不算笨，可似乎受过点精神创伤：讲起课来有条有理，但在家里说话发音不清，而且老把眼镜架在额门上；不过他是一个顶有学问的人……后来怎么样呢？我忽然觉得我爱上了林亨，整整六个月里我都有这样的感觉。我跟她说话的确很少，主要是凝神瞧着她；可是我常常给她朗读各种动人的作品，偷偷地握她的手，晚间与她在一起幻想、凝望着月亮，或者只是抬头仰望。她煮咖啡可拿手啦……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可有一点让我发窘：就在这种所谓难以形容的幸福时刻，我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心口发疼，胃里掠过一阵阵又闷又冷的颤抖。我终于受不了这样的幸福而逃跑了。这以后我还在国外待了整整两年：我到过意大利，在罗马观赏过《基督变容》，又在佛罗伦萨欣赏过维纳斯雕像；我突然感到欣喜若狂，像中了邪似的；每天晚上我就写诗，记起日记；总之，我做得跟大家一样。可您瞧，就这么容易地成了独特的人了。比如，我对绘画和雕塑一窍不通……我对这一点是会直言不讳的……不，怎么可以呢！得找个导游，去看看壁画……”

他又垂下头，又摘下睡帽。

“终于我回国了，”他以疲惫的声音继续说，“我来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我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国外时我多半是沉默寡言的，可是在这里我突然变得口齿伶俐，能说会道了，同时，不知为什么觉得飘飘然，自以为了不起。有一些谦卑的人几乎把我看成天才，女士们兴趣盎然地听我高谈阔论；可是我不善于高高地保持自己的声望。有一天早晨，传出了一种中伤我的流言蜚语（是哪个家伙瞎编的，我无从知道，也许是某个性格男性化的老处女干的，这样的老处女在莫斯科可多了），流言一出，就像草莓似的分蘖抽须。我被缠进去了，我想跳出来，扯断这些缠在身上的线——可谈何容易呀……我只好一走了之。您看，我在这种事情上就显得糊涂；我本应该泰然地等待这种攻击过去，就像得了荨麻疹一样，忍一阵就会过去的，那些谦卑的人就会张开怀抱重新欢迎我的，那些女士们又会笑吟吟地倾听我的高论……可糟糕的是，我不是个独特古怪的人。要知道，我的良心忽然苏醒了：我不好意思再胡说八道，没完没了地胡说八道，昨天在阿尔巴特街，今天在特鲁巴街，明天在西夫采夫·弗拉日街，说来道去老是这一套……要是有人就要听这一套呢？那您就瞧瞧这一场面上的那些真正的斗士吧：他们对这个满不在乎；相反，他们需要的就是这个；有的人就靠那不烂之舌混了二十年，而且总是说的老一套……这就表明他们有自信心和自尊心！我也有过自尊心，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失掉……我又要说，坏就坏在我不是一个独特古怪的人，我老停在不好也不坏的中间状态。造化应该要么给予我更强的自尊心，要么半点不给。但在开头那些日子里，我的确一筹莫展；再说旅居国外时把财产已耗个精光，要我跟一个年轻而身子骨已软得像果子冻的商人女子成亲我又不愿意，于是我便远远地躲到自己的村子里去了。”他又瞟了我一眼，补充说，“至于对乡村生活的初期感受、大自然的美、孤独生活中清幽的魅力，等等，我可以略而不谈了吧……”

“好的，好的。”我回答说。

“况且，”他继续说，“这些全是瞎说，至少我的感触是这样。我在乡下感到很无聊，像一只被关起来的小狗，虽然，说实话，春天里我在回家路上头一次经过那片熟悉的白桦树林的时候，我的脑袋都晕了，心里由于产生模模糊糊的甜蜜蜜的希望而怦怦地跳。但是您知道，这种模模糊糊的希望是永远实现不了的，相反，你所不希望出现的事却都来了，比如，兽疫啦，欠租啦，拍卖啦，等等，等等。我依靠总管雅科夫的协助一天天地凑合着混日子；雅科夫是接替原先的管家的，到后来他也大捞起油水，如果说他捞得不比前任的多，那至少也是一样，再说他那双涂柏油的长筒靴的气味还毒害我的健康呢。有一次我想起了邻村的一户相识的人家——一个退伍上校的夫人和她两个闺女，于是便吩咐备车，前去拜访。这一天应该是值得我永远纪念的日子，因为六个月过后，我就同上校夫人的第二个女儿结婚了……”

讲述者低下了头，把两手往上一举。

“不过，”他很激动地往下说，“我不愿让您对这位已故世的女人有不好的看法。不愿这样！她是一个顶高尚顶善良的人，一个懂得爱的、能做出任何牺牲的人；不过我对您应当说实话，假如我不是不幸地失去了她，我今天大概就不能在这里跟您聊天了，因为我家库棚里的木梁至今还在，我好几次想在那里悬梁自尽呢！”

“有些梨子，”他稍微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起来，“要在地窖里放上一段时间，所谓真正的味道才出得来；我的亡妻看来也是属于这一类的造物吧。只有到现在我才为她说句完全公道的话。只有到现在，比如说，我回想起结婚之前与她一起度过的那些黄昏，不仅不会引起我丝毫的痛苦，相反，会使我感动得几乎掉泪。她们的家境不算富裕；她们的房子也旧得很，是木结构的，但很舒适，建筑在一座山上，在荒芜了的花园和杂草丛生的院子之间。山下有一条河，透过茂密的树叶，可隐约看见河水。一个大凉台从房子通向花园，凉台前有一椭圆形花坛，开满了蔷薇，艳丽夺目。花坛的两端各有两棵金合欢，已故的主人在它们还稚嫩的时候就将其盘成螺旋状。稍远处，在无人照管的野生马林果树丛里有一个亭子，亭子里边已精心装饰过了，可外部已经破旧不堪，瞧起来都感到可怕。凉台上有一扇玻璃门通往客厅；客厅里好奇的人可以看到的是：各个屋角都砌有瓷砖炉子，右面有一架寒酸的钢琴，上边堆放着手抄的乐谱；一张长沙发，罩着带白色花纹的褪了色的浅蓝色花缎；一张圆桌；两个摆着叶卡捷琳娜时代的瓷器玩具和琉璃球玩具的陈列架；墙上挂有一幅著名的肖像画，画着一个浅黄发少女，胸前抱着一只鸽子，举目仰望；桌上摆有一个插着鲜蔷薇花的花瓶……您看，我描述得多么细致。我的爱情的整个悲喜剧就是在这个客厅里，在这个凉台上演出的。这位上校夫人是个厉害的婆娘，说话时喉头老发出凶狠的嘶哑声，显得蛮横，爱挑眼；两个女儿中有一个叫薇拉，跟普通的县城小姐没什么不一样，另一个叫索菲娅，我爱上的就是索菲娅。姐妹俩另有一个房间，那是她们的共同卧室，室内有两张单人木床，有淡黄色的纪念册，有木犀草，有用铅笔画得很差的男女朋友的肖像画（其中一位先生显得神采奕奕，很引人注目，其签名更显刚劲有力，他年轻时曾被寄以厚望，可到头来跟我们大家一样——一事无成），有歌德和席勒的胸像、德文书、干枯了的花冠以及其他一些纪念品。而这个房间我很少进去，也不喜欢进去，因为在那里我不知为什么感到闷气。而且，真是奇怪！当我背对索菲娅坐的时候，或者，当我在凉台上，特别是在黄昏时分，想着或者幻想着她的时候，就觉得她可爱极了。这时候我望着晚霞，望着树木，望着那些已经发暗，但在玫瑰色天空下仍显得截然分明的一片片小绿叶；在客厅里，在钢琴旁，坐着索菲娅，她在不停地弹着她所喜爱的贝多芬作品中一个充满热情沉思的乐句；那一副凶相的老太婆坐在沙发上泰然地打着呼噜；在洒满夕阳红光的餐室里，薇拉正忙着煮茶；茶炊奇妙地咝咝响着，好像有什么高兴事儿；掰脆饼时发出的欢快的断裂声，勺子碰着茶杯叮当作响；金丝雀拼死劲地啼叫了一整天，忽然静了下来，只是偶尔又啾啾地叫几声，仿佛要问什么；清澈而轻柔的云层里有时掉下稀稀的雨点……我坐着，坐着，听着，听着，瞧着，我的心渐渐开朗了，似乎又觉得我是爱她的。就是在这样黄昏气氛的影响下，我有一次向老太婆请求娶她的女儿，大约过了两个月，我就结婚了。我似乎觉得我是爱她的……而且现在总该知道了，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爱不爱索菲娅。她是一个善良、聪明、寡言少语的人，她有一颗暖人的心；然而天知道因为什么，是不是因为长期住在乡下，或者有别的什么原因，在她的心底（假如有心底的话）隐伏着创伤，或者不如说，有伤口在淌血，这种伤口是无药可治的，无论她或者我都不知道这种伤叫什么。当然，我是在婚后才猜想到这种创伤的存在。不管我怎样尽心尽力去医治它，全无济于事！小时候我养过一只黄雀，它有一次被猫抓住了；它被救了出来，给它治好了伤，可是我那可怜的黄雀再也没有以前的生气了；它郁郁不乐，提不起精神，也不唱歌了……后来，有一天夜里，一只大老鼠钻进那开着的笼子，咬掉了它的头，因此它终于彻底死去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猫也抓住过我的妻子，所以她也是郁郁不乐，提不起精神，像我那只不幸的黄雀一般。有的时候她本人显然也想振作起来，在新鲜空气里，在阳光下，在自由天地里雀跃一番；她试了试，又蜷成一团了。要知道她是爱我的，她曾好几次对我说，她已知足了，无有它求——真见鬼！她那双眼睛依然是那么暗淡无光。我想，她在过去是不是出过什么事？我经过调查，什么也没有发现。唉，现在您来说说：如果是一个古怪独特的人，可能会耸耸肩膀，叹两口气，便照旧去过自己的日子；可是我不是一个古怪独特的人，所以就想要悬梁自尽。我妻子的骨髓里已经浸透老处女的种种习惯，比如喜欢贝多芬乐曲、夜间漫步、木犀草、和朋友们书信往来、纪念册，等等，因此她对于任何其他生活方式，尤其对于家庭主妇的生活怎么也习惯不了；可是对于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子来说，整天沉在无名的烦恼里，天天晚上唱着‘你不要在黎明时唤醒她’，岂不可笑。”

“就这样，我们共同幸福地生活了三年；到了第四年，索菲娅因头产就难产死了，而且说来奇怪，我似乎早有预感，她是不可能替我生个女儿或儿子的，不可能给大地添一个新居民的。现在我还记得她殡葬时的情景。那是在春天。我们那教区的教堂不大，又很旧，圣像壁发黑了，墙灰都脱光了，有几处地砖也缺损了；每个唱诗班席位上都有一个古老的大圣像。棺材抬进来了，放在圣幛正门前的正当中，蒙上褪色了的罩单，周围摆着三个蜡烛台。葬礼开始了。一个脑后扎着小辫、低低地系着一条绿腰带的衰老的教堂执事，在读经台前悲痛地读着经文；神甫也是个老头，面相慈善，视力不佳，穿着黄花纹紫色法衣，既做司祭又兼助祭。在敞开着的窗子外边，白桦垂枝上的新鲜嫩叶在摇曳着，簌簌发响；从院子里飘来阵阵草香；蜡烛的红红火焰在欢乐的春光里显得淡然失色；整个教堂里响彻着麻雀的啁啾声。一只飞进来的燕子不时地从圆屋顶下发出响亮的喊声。不多几个农人那淡褐色的脑袋灵活地一起一伏，热心地为死者祈祷；香炉的孔眼里冒出一缕缕青烟。我望着妻子那僵死的脸……我的天哪！死亡，就连死亡也没有使她获得解脱，也没有治愈她的创伤：依然是那副痛苦、胆怯、沉默的表情——仿佛她躺在棺材里也还不自在……我的心痛苦得淌血。她是一个多好的人呀，可是对于她自己来说，还是死了好！”

讲述者的两颊通红了，眼睛黯然无光。

“终于，”他又往下说，“我摆脱了因丧妻而陷入的深深悲痛的情绪，又想去干一番所谓事业了。我在省城里谋了份差事；可是在官府机关的大办公室里我老感到脑袋发疼，眼睛也不好使唤；正好又出现了其他理由……我就辞职不干了。本来想到莫斯科去，可是一来钱不够，二来……我已经对您说到过，我变得淡漠了。我这种淡漠情绪既来得突然，又不突然。我在精神上早已淡漠了，可是我的头还不肯低下。我认为我思想感情上的谦卑情绪是受乡村生活和不幸经历的影响……从另一方面说，我早就发现，我的几乎所有的乡亲，不论年轻的年老的，起初都被我的学问，出过国，以及我的教养方面的其他优越处吓住了，后来不仅对我完全看惯了，而且开始对我有些粗鲁，有些怠慢，没兴趣听我发议论，跟我说话时也不再用敬重的词语了。我还忘了告诉您，在我婚后头一年里，我由于无聊而尝试过写作，还给杂志社寄去过一篇作品，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一个中篇小说；但过不多久，就收到一位编辑的很客气的信，而那信里说，无可否认我很聪明，但是缺乏才气，而搞文学需要的就是才气。此外，我还听说，有一个过路的莫斯科人，是个顶善良的青年，他在省长家的晚会上顺便提到我，说我是个腹内空空、没有出息的人。可是我仍然不很自愿地继续装糊涂：您知道，我不想‘自打耳光’；终于在一天早晨我睁开了眼睛。事情是这样的：县警察局长来到我家，是要让我注意到我领地上的一座塌坏了的桥，而这座桥我是根本修不起的。这位宽宏大度的秩序维护者一边用鲟鱼干就酒，一边以长者口吻责备我的疏忽，同时也体谅我的境况，劝我吩咐农人填些粪土上去就行了；接着他抽起烟来，谈起即将举行的选举。那时候有个名叫奥尔巴萨诺夫的人正在谋求省贵族长的荣誉头衔，他是一个空谈家，还加上会贪污。再说，他也不是特别有钱，特别有名望。我说了说自己对他的看法，说得甚至很不客气。说实话，我很瞧不起这位奥尔巴萨诺夫先生。县警察局长瞧了瞧我，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和善地说：‘唉，瓦西利·瓦西利叶维奇这样的人可不是我们可以议论的——咱们算老几？……得知道自己的身份嘛。’‘得了吧，’我气恼地顶他一句，‘我跟奥尔萨巴诺夫先生有什么差别呀？’警察局长从嘴里拔出烟斗，睁大眼睛，扑哧大笑。‘哈，您真逗，’最后他带着笑出的眼泪说，‘竟开这样的玩笑……啊，你怎么啦？’他在离去之前，一直在嘲讽我，有时还用胳膊捅捅我的腰侧，说话时也改用‘你’来称呼我了。他终于离开了。就差这一下，我心里翻腾开了。我在房间里踱了好几个来回，站在镜子前，久久地望着自己发窘的脸，慢慢地伸出舌头，带着苦笑摇了摇头。幕布从我眼睛上掉落了：我清楚地看到，比看镜子中的脸更清楚地看到，我是个多么空虚、微不足道、百无一用的人，毫无独特可言的人！”

讲述者沉默了一会儿。

“在伏尔泰的一出悲剧里，”他沮丧地继续说，“有一位贵族为倒霉之极而高兴。虽然我的命运中没什么悲剧性的东西，不过老实说我体验过这类心境。我领略过心灰意冷时出现的狠心和狂喜；我曾经从容不迫地躺在床上，整个早晨都在诅咒自己的生不逢时，心里感到非常痛快——我不可能一下子对什么都淡漠。其实，您想想看；我由于钱袋空空而被困在我所痛恨的乡下；无论财产、官职、文学都跟我无缘；我讨厌那些地主老爷，也讨厌去啃书本；那些晃着鬈发、热狂地叨咕‘人生’二字、身体臃肿而又多愁善感的太太小姐们，自从我不再胡诌乱扯、不再夸赞她们以来，她们对我就毫不感兴趣了；我不善于也不可能完全冷冷清清地过日子……我就开始，您猜怎么着？我就开始常到邻居们那里去闲逛。我似乎很醉心于自轻自贱，故意招来各种无谓的侮辱。斟酒添菜时落下我，接待我时又冷淡又傲慢，到后来根本不理我了；大家谈话时甚至不让我插嘴，我就常常故意躲在角落里对随便一个愚蠢透顶的饶舌鬼唯唯称是，像这样的家伙当年在莫斯科能舔到我脚上的尘土或者我的大衣边都会欣喜若狂的……我甚至不让自己去想，我怎样沉醉于讽刺带来的苦涩的满足……算了吧，孤孤独独的，还谈什么讽刺！我就这样过了好几年，而且至今还是这样过……”

“这太不像话了，”坎塔格留欣先生在隔壁房间里用刚睡醒的声音叽叽咕咕说，“哪个傻瓜三更半夜还聊大天？”

讲故事者一出溜就钻进了被窝，胆怯地朝外瞧着，用一个手指警告我。

“嘘……嘘……”他小声地说，而且像是朝着坎塔格留欣话音来的方向赔礼道歉似的，谦恭地说：“知道了，知道了，对不起……”接着又低声对我说：“该让他睡觉，他需要好好地睡，他需要养精蓄锐，至少为了明天有好胃口去大饱口福。我们没有权利打扰他。再说，我要讲的似乎对您都讲了；您大概也想睡了。祝您晚安。”

讲故事者猛一下转过身去，把头埋进枕头里。

“至少请您告诉我您贵姓……”我说。

他敏捷地抬起头来。

“不，看上帝的分上，”他打断我的话说，“请别问我的姓名，也别去问别人。让我成为您永远不知根知底的人，受命运伤害的瓦西利·瓦西利叶维奇吧。何况我又是一个不足为奇的人，我不配有独特的名字……要是您一定要给我一个称呼，那您就管我叫……管我叫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吧。这样的哈姆莱特在每个县里都多的是，不过，您也许没有碰到过其他的哈姆莱特……请原谅。”

他又钻进羽绒被子里去了，第二天早晨有人来唤醒我的时候，他已经不在房间里了。天没亮他就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