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

我这位十多年来未曾见面的少年时代的老同学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是他和一位中年或者老年，或者介乎两者之间，看不出年龄也看不出性别，他说是个女人，在种了一片菜地的一座破庙前的合影。他问我知道”荒江女侠”吗？”

我当然记得，那还是我刚上初中的时候，不知是班上的哪位同学把家藏的那种校方禁读的长篇多卷武侠小说，什么《七剑十三侠》《峨嵋剑侠传》、《十三妹》之类的旧书弄到学校里来，有交情的才能带回家过一宿，没交情的只能在上课的时候，塞在课桌的抽屉里偷偷看上几眼。

我还记得，我更小的时候，有过一套《荒江女侠》的连环画片，打弹子的时候输掉了几张，再也凑不齐全，我曾经可惜得不行。

我又记得，也是这”荒江女侠”，或是”十三妹”，或是什么别的女侠，同我少年时性意识倍增懂懂的觉醒也有关系。那大概是从旧书铺子里来的一本连环画，前一页画的是一枝在劲风中零落的桃花，底下的文字说明写的大抵是可怜一夜风雨知多少，隐约的意思是这女侠被一个恶少，自然也是有武功的，霸占了。之后又有一页，是这女侠拜了武林长者高手，学成了一手飞刀绝技，一心雪恨，终于找到了这仇人，甩出的飞刀本钩住了他的首级，却又动了无法明白的恻隐之心，只将他一只手臂割断，反放了一条生路。

“你相信不相信，现在还有女侠？”我这老同学问我。

“就是这照片上的她？”我弄不清他是不是在开心。

照片上我这位戴着眼镜身材高大的老同学，穿着地质队的野外工作服，神态憨厚，我总觉得他像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那个书呆子彼埃尔。我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他还很瘦，只不过他那张善良的圆脸当时就戴的一付眼镜，总挂在鼻梁上，同一位俄罗斯画家的一本托尔斯泰作品插图集中的彼埃尔有些相似。可他身边那位只到他肩膀高的侠客，穿的同老农民一样，一件宽大的对襟大褂，大裤脚下又是一双当兵的那种平日胶鞋，没有性别的脸上一对小眼，除了像农村女干部那样齐耳根的短发表明她还是个女性，同我从武侠小说，画片和连环画上得来的那一身短打，束腰提气英姿凤眼的女侠毫无相似之处。

“你别小看了她，一身功夫，杀人如割草，”他说得一本正经。

我从株州东来的路上，火车晚点了，停在一个小站上，大概是等从对面开来的一趟特别快车。我一看站名，突然想起了我这位老同学在这地方的一个勘探队工作，十多年来失去了联系。去年，一家刊物的编辑竟然转来了他寄给我的一篇小说稿子，信封上写的就这地名。我没有带上他的地址，可我想这么个小地方总不会有好几个勘探队，不难问到，当即下了火车。他是我少年时的好友，人世间快乐事不多，老朋友出其不意相见，正是一乐。

我从长沙经株州转车，本来也无意停留，那城市我一无亲属，二无熟人，又无民俗，也无古可考，却也曾在湘江边上和城里转了整整一天，后来才明白无非是为了追溯另一个想来都很无聊的印象。

我带着铺盖卷，像难民一样从北京赶出来，弄到我儿时曾经逃难过的这山区，去所谓”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也已经是十二、三年前的事了。同一机关里人与人的关系被反复折腾的政治运动弄得十分紧张，人人高喊革命口号，死守住自己这一派，生怕被对方打为敌人。没想到又来了个最新的”最高指示”，军代表也进驻到文化机关，大家伙子是全都弄到山匕来种田了。我打出生起就逃难。我母亲生前说，她生我的时候，飞机正在轰炸，医院产房的玻璃窗上贴满了纸条，防爆炸的气浪。她幸运躲过了炸弹，我也就安全出世，只不会哭，是助产医师在我屁股上打了一巴掌，才哭出声来。这大概就注定了我这一生逃难的习性。我倒是已经习惯于这种动荡，也学会了在动荡的空档中找点乐趣。众人在站台里坐在铺盖卷上傻等的当口，我把行李托给人，像一头丧家之犬，在这城里大街小巷乱转，竟然同对方派别的一位死硬分子在一个小饭铺里遇上了。那时猪肉定量供应，一人每月一张肉票，只能买一斤猪肉。我想他同我一样，无非想吃顿肉食。这饭铺里居然有辣子狗肉，我和他各要了一盘。好歹都沦落在外，便坐到一张桌上，而且不约而同争着买酒。于是一起就狗肉喝酒，仿佛并没有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谁同谁也不是敌人，当然谁也没有提及政治。饭桌上居然有那么多共同可说的，关于这条老街，诸如可以买到发出稻草香味的草纸，手织的不要布票的土布，茶叶也不凭证券定量供应，而且还可以买到北京根本见不到的五香花生米。他和我也都买了，也都从包里摸出来，摊到桌下酒。就这么点不值得记忆的记忆，竟让我从长沙过株州转车时停了一整天。那么，我少年时的好友更没有理由不找他一找，何尝不给他也带来一分意想不到的快乐？我在这小站边上的旅店要下一个铺位，把背包寄存了。如果找不到他，回到旅店还可以打个吨，赶一早的火车。

我在卖夜宵的小摊子上吃了碗绿豆稀饭，疲劳顿时消失了。我向街边上税务所门前躺在靠椅上乘凉的一位公职干部打听，这里有没有个勘探队？他坐起，立刻肯定有，先说离街二里地，再说三里，最多五里，从这街的尽头，到路灯没了的地方，由一条小巷里进去，经过一片水田，再过条小河，河上有个木桥，河对岸走不多远，有几幢孤零零的新式楼房，便是勘探队部。

出了市镇，夏夜繁星满天，一片蛙鸣。我一脚踩进水坑里，这都是次要的，只一心要找到他。夜半于时，我居然摸黑敲到了他的房门。

“你这鬼！’他惊喜叫道，老大的个子，又高又胖，穿个短裤，打个赤膊，用手上的大蒲扇使劲拍我，直给我扇风。这也还是小时候大家拍肩膀的习惯。我当时班上年纪最小，同学间称为小鬼，如今自然是老鬼了。

“你怎么来的？”

“从地底下钻出来的，”我也好快活。”拿酒来，不，拿西瓜来，这天太热。”他招呼他妻子，一个实实在在的壮实的女人，看来是当地人，只是笑笑，并不多话。他显然在这里成的家，仍不失当年的豪爽。他问我有没有收到他寄给我的他的稿子，说是看到我这几年发表的一些作品，想必是我，才把稿子寄到一家发表我文章的刊物编辑部，请他们转给我，还真联系上了。

他说他也手痒，耐不住了，才写了这么篇东西，算是投石问路。

我怎么说呢？他这小说讲的是一个农村孩子，祖父是个老地主，在学校里总受到同学的冷眼，又天天听老师讲要同阶级教人划清界线。便觉得他的种种不幸原来都来自这病而不死的糟老头子，就在他喝的汤药里放了打猪草时也得捡出来的一种叫药婴花的野花。早起，村里广播喇叭唱起”东方红”招呼村民下田做活的时候，小孩醒来一看，老头子趴在地上，满嘴乌血，已经断气了。写的是个孩子的心理，用一个农村孩子的眼光来看这个无法理解的世界。我把这稿子交给我认识的一位编辑看了，他对我倒是不用通常退稿的行话，打一通文坛的官腔，诸如情节欠提炼，立意不高远，性格不鲜明，或者说不够典型，照直说了，认为写得不错，可作者走得太远，领导肯定通不过发不出来。我也只好说作者是搞野外勘探的，走惯了山路，那知道当今的文坛的尺寸。我如实告诉了他。

“那，这尺寸在哪里呢？”他眼镜里透出不解，依然像书呆子皮埃尔的模样。”前几天报纸上不是又重申创作自由还是要讲的，文学还是要写真实的。”

“我就是为这他妈的什么真实不真实倒的霉，才奔你这里来，”我说。

他哈哈大笑，说：”这荒江女侠的故事也就算了。”

他拿起照片，扔进抽屉里，又说：

“我野外作业在那破庙里住了几天，同她熟了，聊天时勾起了她的心事，足足同我谈了一整天。我记了半本子，都是她的亲身经历。

他从抽屉里又拿出个笔记本，朝我晃了晃，说：”足够写本书的，书名本来我都想好了，叫《破庙手记》。

“这可不是武侠小说的题目”当然不是。你要有兴趣，拿去看好了，作个小说素材。

说完，他把笔记本也扔回抽屉里，对他妻子说：

“还是拿酒来。

“别说写小说了，”我说，”我现在连以前写的散文都发不了，人见我名字就退稿。

“你呀，还是老老实实弄你的地质，瞎写什么呀？”他妻拿来酒，插了一句。

“那你现在怎么样？说说！’他十分关心。

“到处流浪，逃避作检查呢。这出来已经好几个月了等风声过了，能回去再回去。要情况恶化，就先物色几个地方，到时溜之大吉。总不能像当年的老右，像牵羊样的，乖乖送去劳改。

两人都哈哈大笑。

“我给你讲个开心的故事怎么样？我跟一个小分队，上面下来的任务，去找金矿，没想到在大山里速到个野人，他说。

“别逗了，你亲眼看到的？”我问。

“看到算什么，还逮到了！我们几个在山岭上窜，想少绕点路，好天黑前赶到宿营地。山岭下的林子有一片放火烧过，种的包谷。枯黄的包谷地里，有一处直晃动，从上往下看，清清楚楚，肯定有个野物。为安全起见，进这样的大山里，那时候都带有枪。这几个都说，要不是狗熊就是野猪，找不到金子，弄点肉吃，也算有口福。几个人就分头包抄。那东西显然听见动静，朝林子方向就跑。当时下午三点多钟，太阳偏西，山谷里还满亮，这东西跑动的时候，从包谷穗子之间露个头来，一看是个披着长毛的野人！这伙计几个也都看见了，兴奋得不行，全使劲叫野人！野人！别叫它跑啦！跟着就砰砰放枪。成天在山沟里转，好不容易有个放枪的机会，也发泄发泄。一个个都来劲了，又跑、又叫、又放枪。临了，总算把它通出来了，全身上下赤条条的，弹精光，举手投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只有副眼镜，用绳子套在头上，镜片一圈圈的，磨损得像毛玻璃一样。”

“你编的吧？”我说。

“这都是真事？”女人在里间房里说，也还没睡。”要编也编不过你，你现在是小说家。”

“真正的小说家是他，”我朝里间对他女人说，”他是天生讲故事的好手，当年班上没人能讲过他。只要他一开讲，全都傻听着。可惜，才写了篇小说，没出笼就给毙了。”我为他不免有点惋惜。

“他也是，只有你来才这样讲，平常连句多话都没有，”他妻在房里说。

“你就听着，”他对他女人说。”说下去！”他真的提起了我的兴致。

他喝口酒，重又提起精神。

“这几个上去，把他眼镜除了，用枪管撩拨撩拨他，厉声问：你要是人，跑什么？他混身哆噱，噢噢乱叫。有个伙计拿枪顶了他一下，吓唬他说，你要再装神弄鬼，就把你毙了！他这才哭出声来，说他是从劳改农场逃出来的，不敢回去。问他犯什么罪了？他说他是右派分子。这伙都说，右派分子都哪年的事了？早平反了，你还不回去？他说他家里人不敢收留他，才躲到这大山里来的。问他家在哪里？他说在上海。这伙儿说你家里人都他妈的混蛋，为什么不收留你？他说他们怕受牵连。大家又说，受个鬼的牵连，右派分子都补发了一大笔工资，这会人还巴不得家里有个右派分子呢。又说，你是不是有精神病吧？他说他没有病，只是高度近视。几个伙计都止不往直乐。”

他女人在房里也笑出声来。

“你才是个鬼，只有你才讲得出这样的故事。”我也止不住笑，好久没这么快活。

“他是五七年打成右派，五八年弄到青海农场劳改。六0年闹灾荒，没吃的，浮肿得不行，差点死掉，逃回上海，躲在家里养了两个月。家人硬要他回去，那时候定量的口粮人都不够吃，再说，又怎么敢长期把他藏在屋里？他这才辗转跑进大山里，已经二十年了。问他这些年怎么活下来的？他说头一年，山里一户人家收留了他，他帮他们打柴，做些农活。后来下面的公社里听到了风声，要查他来历，他才又躲进这大山里，平时靠那户人家暗中给他点接济，弄盒火柴，给点油盐。问他怎么打成右派的？他说他在大学里研究甲骨文，当时年轻气盛，开会讨论，对时局发了几句狂言。众人说，跟我们走吧，回去研究你的甲骨文。却硬是不肯走，说要把这片包谷收了，是他一年的口粮，怕走了叫野猪给糟蹋了。众人都起哄说，叫它们拉屎吧！他要去拿他一身衣服。问他衣服在哪里？他说在崖壁下一个山洞里，天不是太冷的话，平时舍不得穿。有人给他一件上衣，让他扎在腰上，才领着他一起回到营地。

“完了？”

“完了。”他说，”不过，我还想了个另外的结尾，拿不准。

“说说看。”一天之后，他也吃饱了，喝足了，沉沉一觉睡醒过来，突然～个人号陶大哭起来，都弄不清他又怎么了？只好过去问他。他涕泪俱下，喂噎了半天，才说出句：早知道世上还有这许多好人，就不至于白白受这许多冤枉罪！我想笑却没笑出来。

他眼镜里闪烁出一点狡狯的笑容。

“这结尾多余，”我想了想说。

“是我故意加的，”他承认，摘下眼镜，放到桌上。

我发现他散漫的眼光与其说是狡狯，倒不如说有点凄凉，同他戴上眼镜时那种总嘻笑憨厚的样子判若两人，我以前没见过他这模样。

“你要不要躺一会？”他问。

“不要紧，横直也睡不着，”我说。

窗外已见晨爆，外面暑热退尽，吹进习习凉风。

“躺着一样聊，”他说。

他给我支上个竹凉床，自己拿了个帆布躺椅，把灯灭了，靠在躺椅上。

“你要知道，当时运动中审查我，也就这帮抓野人的伙计，差一点没把我枪毙掉，子弹擦着头皮飞过，没被他们失手打死，算我命大。事不关己，人人都是好汉。

“这也就是你这野人的故事的妙处，听来人人快活，其实人都非常残酷，你也就不必再把它点穿了。

“你讲的是小说，我讲的是人生。我看来还是写不了小说。

“一说有蚤子，大家都去捉，生。怕自己是蚤子，有什么办法？

“人要都不去捉呢？

“也还怕被人捉。

“你不就不肯去捉吗？

“也还是被人捉。

“就这么车载轴转下去？

“总还有点进步吧？要不我敢来找你喝酒？早当野人去了。

“我也一样收留不了你。要不，哥儿们一起当野人去？”他也笑得从躺椅上坐了起来。”这结尾还是不要的好，”他想了想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