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是被吓坏了,”我说,“而且我认为,现在仍然心有余悸。但不管眼前的雾有多浓,我都不会放弃我的允诺,我会扫除这些障碍,讨回公道。”

“你什么都没告诉警方吗?”

“我有意误导他们,没有说我知道非常关键性的信息。我坐在那儿回答有关吉姆印刷生意的问题,完全明白了他为什么会被杀。那名杀手犯了个天大的错。这和满月牵动潮汐之类的古怪氛围无关,他受命枪杀一名中年男子,卡其裤,防风外套,和红色马球衫,他的确杀了一个这样的人。”

“这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

“因为这会关系到我和米克·巴卢,把我们两个一起扯入这宗连环杀人案调查的漩涡中。他们会追问尸体埋到哪里去了。而这可不是说出来就没事的,我会被控有意隐瞒肯尼和麦卡特尼被杀一案,并且参与了尸体的遗弃过程,我们到米克农庄的后园挖土坑的那天晚上,已经违反了一系列法律了。”

“你会丢掉你的执照。”

“这是最轻的,我可能立刻被起诉。”

“我没想到这个。”

“我想我应该是犯了好几条重罪,”我说,“而且我们载着放在后车箱里的尸体越过了州界,所以极可能联邦都会起诉我们。但即便如此,如果说向威斯特坦白会对事情有益的话,我想我会甘冒被指控的危险讲说出来。”

“这又不能让吉姆活过来。”

“当然不指这个,而是说有其他任何的益处,也不可能因此就逮到凶手。吉姆只是误闯了这场帮派火并的无辜局外人而已。”

“真的是这样吗?帮派的利益倾轧。”

“看起来是这样,从新泽西库房那边的状况看起来是这样。如果早知道这样,当时我就会退出这件事情。”

“我希望你别太自责。”

我没有回应,这话她说过不只一次了,但我仍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说,“很多案子警察很在行,但牵涉到帮派之间的仇杀则不同了,就算他们走运,碰巧知道了是谁下的令,是谁扣的扳机,他们仍无法立案送交法庭。”

“我想他们对组织性的犯罪束手无策。”

“也还不至于完全束手无策,组织犯罪调查条例赋予他们相当的权力,过去这些年来他们也因此办了好几宗大案子,清除了不少黑帮分子。他们可以找个人戴上隐藏式录音机搜集罪证,他们也可以说服某人出卖他的老板,但立刻会几个联邦调查局官员大声抱怨,说再也没有好的消息来源。这种抱怨通常很有效,他们所掌管的卧底工作也开始实施,比如租个杂货店,开始收集赃物来,接着便是抓住那些进来卖貂皮和电视机的家伙。”

“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也一定会面临很多压力。”

“我相信这正是他们喜欢这样做的原因之一。但好在警方也在做同样的工作。也许有些和我同辈的警察不同意这一点,但我认为纽约市警局的表现比我在职那时候好多了,他们干得有声有色,只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顺利逮到杀吉姆的凶手。”

“看得出来,”她说,“你对他们有所保留,这让你很困扰。”

“我想如果告诉他们我会更加困扰,那我就得解释很多事情,包括我带的这把枪从是哪儿来的。”

“我正在想这个问题,没有人问起吗?”

“我不是嫌疑犯,没有理由查我。我外套拉链始终是拉着的,餐厅和街上都挺凉,但中城北区分局的小格子房间里却又闷又热,我一直等着威斯特跟我说,把外套脱下来吧,这样舒服点。但他一直没说。”

“但如果你告诉他们你才是凶手预定的目标……”

“那他们马上会问我几百个问题,那就什么都得说了,包括这把枪。‘这把枪是吧?嗯,你们已经得到凶器了,我这把是点三八,不是你们要的点二二,你也看得出来这把枪最近并未用过,我还没去办理登记,因为这时我两天前才从揍我肚子的一个小子手上弄到的。’”

“对了,你肚子情况如何?”

“差不多好了。”

“但一定也空了,你没吃晚饭,中午之后你就粒米未进。”

“我不想吃。”

“好吧,如果你非要这样。”

“怎么这种表情?”

“我只是在想,你把自己饿成这样,吉姆会怎么说。”

“他会说别这样,”我说,“但我不觉得饿,现在一提到食物,我的胃里就翻腾起来。”

“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

“我会跟你说的。对了,有现成的咖啡吗?喝杯咖啡我倒还受得了。”

“真正让我感到困扰的是,”我说,“我毫不考虑地就决定不说实话,这已成了我的第二本能。”

我们坐在厨房餐桌旁,我喝咖啡她喝草药茶。此时我脱去了防风外套,取下了枪和肩带,之前我还脱了马球衫,卸下防弹背心,然后再将马球衫穿回去。防弹背心被我挂到椅背上,枪和肩带则暂搁厨房整理台上。

我说:“我当了很多年警察,然后当了多年的无照私家侦探。最后我拿了执照,只因为这样工作起来方便一些,而且工作的收入也较合理。但还有一个原因,这纯粹是我个人私下的理由,有了执照我会体面一点。”

“你以前从没提过。”

“是的。”

“我们结婚时,”她说,“我说过几句话,你还记得是什么吗?”

“前几天我刚刚才重新想过一遍,你说我们都不必因此有所改变。”

“因为我们一直这样在一起,那一张婚约为什么要造成改变呢?你一直以来就是个体面的人。”

“可能我的用词不恰当,应该说我拿执照是希望自己合法化,成为正常社会的一分子。”

“结果呢?”

“这正是我始终做不到的事,”我说,“你也知道,在我当警察那些年里,我对这个系统的很多幻想早就破灭了。有人说如果你在肉品工厂工作过,你一定不敢再吃任何香肠。警察工作跟这很像,你很快就被教导怎么去违反规定。我学会了抄近路,学会站上法庭宣誓完就做伪证,我也收贿赂,洗劫尸体。但我知道还是有某种东西,在我的个人道德逐步腐蚀的时候,还是存在着某种东西,这可能跟警察工作有某种关联,但我知道这并非直接来自于我对这个系统的关注和理解。

“之后我递了辞呈,退了出来,”我继续说下去,“你也很清楚,这件事我做得决然,前一天还是警察,第二天就不是了。但从另一层意义来说,一切仍是延续不变的,我在内心里仍是个警察,区别只是我没有了警徽和纳税人付的薪水而已。我仍用同样的眼光看这个世界,我记得纽约五个区的每一个警员,我自己接案子自己调查并收取报酬;我也付钱给在职警员以换取资讯,把他们当成我的线民。”

“这我都记得。”

“唉,这么多年就这样一晃而过,”我说,“警察局那些我记得的人不是死了就是退休了。乔·德金是目前唯一在职的真正朋友,但他并不是我当警察时就认识的。我当私家侦探好几年后才和他结交,而现在,连他都动不动把退休挂在嘴上,他也迟早会这么做的。”

“如果今天是他而不是威斯特问你这些问题呢?”

“我是不是还会撒谎?可能吧,我不知道我还能怎么做。我可能因为对他撒谎而觉得不好,也可能他会比较容易察觉出我有所隐瞒。说到这里,我想威斯特也可能早就察觉出我有所隐瞒。”

“太复杂了,不是吗?”

“非常复杂。我是不容易被理解的一个人。‘我叫马修,我是个酒鬼。’这两句话我说过多次了,让我自己都开始深信不疑了。但除了这一点之外,我还是有一些我自己都不容易明白的地方。这么多年来,我抄近路,照自己的规矩行事,我学会怎么做这些事,但一直没学会怎么不做这些事。我谨慎地违犯法律,但我同时又用我的手来执行并维护法律,我自己充当法官和陪审团,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在扮演上帝。”

“你做每件事都有理由的。”

“谁都不难为自己找到个理由,重点在于我做过非法的事。我为罪犯工作,跟罪犯合作,但我一直不认为自己真是个罪犯。”

“呃,当然不用这样想,你根本就不是个罪犯。”

“我都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了。我告诉自己,我所做的事是正当的,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可以这样断言。我心里浮现的说法是‘道德界线’,但我知道自己并不确定所谓的道德界线究竟该划在哪里,也不确定是否真的有所谓的道德界线存在。”

“你当然有,亲爱的。但世界一直在变,不是吗?”

“我唯一赖以生存的信念是,”我说,“‘别喝酒,并且参加聚会。’吉姆说如果我能做到这一点,其他所有的事就自然会正确,会自己上轨道。”

“你做到了,事情也的确像吉姆说的。”

“嗯,吉姆的话是对的。他还告诉我,事情总是会有结果的,上帝的意志总是会实现。我们便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发现上帝的意志,你安心等待,静观其变。”

“你以前就引用过吉姆说的这句话。”

“我一直很喜欢这句话,”我说,“我猜,这是上帝的意志,他要吉姆今晚死去,要我活下来,否则事情不会是现在这样,对吧?”

“对。”

“有时,”我说,“你很难知道上帝真的在想什么,往往你还怀疑他根本就没用心留意过。”

我们谈了很长一段时间。很久以前,生命中的另一段岁月里,她是个应召女郎,我则是个已婚的警察。我之所以走近她,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她是个很好的说话对象。从某种程度来说,我猜那是她行业的部分专业要求。毕竟,身为应召女郎,总得让付钱的男性觉得好交谈才行。但对我们两个而言,事情似乎远远不止于此,我感觉在她面前我可以完全做我自己,她喜欢的真的是我这个人,而不是我装扮出来的另一个人,更不是我以为这个世界要我扮演的另一个人。

也许,这同样也是她专业要求的一部分。

谈到吉姆时我喝着咖啡,她在一边喝着草药茶。我说到我戒酒初期时的往事,那是我和她中断联络多年且尚未重新发现彼此的时候。“刚开始,我只觉得他是个很和善的人,”我告诉她,“而我只祈祷他不要花心思在我身上,因为我并不准备真把酒完全戒掉,他最终会是个又对我失望的人罢了。然后,我开始希望在聚会中能看见他、想找到他,这时我知道他其实就是匿名戒酒协会的化身,是代表清醒的声音。而事实上,他参加戒酒只比我早不到两年时间,我戒酒满九十天时听了他两周年的心得感言。现在回想起来,两年哪算什么?一个人戒酒两年不过才刚刚清理掉他脑子里缠绕的蛛丝罢了。所以说,当时他也不过刚刚上路而已,但从我当时的感受来说,他已滴酒不沾到让我有压力。”

“那现在他会跟你怎么说呢?”

“他现在会怎么说?他不会再跟我说话了。”

“如果他还能说呢?”

我叹了口气,“‘别喝酒,参加聚会。’”

“你现在要去个聚会吗?”

“已经赶不上休斯敦街的午夜聚会了。凌晨两点时还有一个,但对我来说太晚了一点,所以,不去了。我不想去,但也不想喝一杯,因此我想这应该算是平衡了。”

“他还会跟你说什么?”

“我可不会读心术。”

“那当然,但你可以运用想象力,他会说什么?”

我勉强地说,“‘继续你现在的生活。’”

“然后呢?”

“什么然后?”

“然后你会听他的话,继续这样下去吗?”

“继续我现在的生活吗?我还有其他的选择,是吗?但这也不容易做到。”

“为什么不容易?”

“那天晚上我告诉那两个袭击我的家伙,说我不会再为巴卢工作了,我也对米克说了同样的话,但事情还是这样。”

“但?”

“但我也知道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地了结,”我说,“否则我不会去那家枪械店去买了这副肩带。我对自己说,我只要远离米克,老实待家里一阵子,他们会把我给忘了,然而很明显他们决定杀了我,今天晚上是他们找到的第一个下手机会,便毫不犹豫就动手了。”我皱了皱眉,“这改变不了事实。哦,我对吉姆的遇害非常愤怒,我绝大部分的怒气是向着我自己,因为我害死了他,但——”

“你没害死他。”

“是我把他送到枪口底下。该不该怪罪,这很难说得清。他死,是因为某人他将误认为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和他约了一起吃晚餐,更因为我让某个人想致我于死地。”

“我可以跟你争论这一点,但我不想。”

“很好。就像我刚说的,我绝大部分的怒气是向着我自己,但剩余的部分则是冲着开枪的凶手,以及那个派他来杀我的混蛋。”

“这是两个不同的人吗?”

“至少有两个人。某个人做了决定,可能那个披直发的家伙,也可能另外一个跟他一起执行命令的。有人等在我们大厦外面,从家里跟踪我到中餐馆,这人可能是那个直发家伙或者他那个同伙——他们两人要认出我很容易——也可能有第三个人,某个不必担心会被我认出来的第三个人。”

“如果真这样,那也许他和开枪的人是同一个。”

“可能,但我打赌不是同一个,我认为他一路跟我到餐厅,然后转身过到对街去,用他的手机联络——”

“现在好像人人都有手机。”

“每个人,除了你和我。连米克都有一个,信不信由你。前几天晚上他从车上打到农庄,通知说我们正在路上,就是用手机打的。”

“要他们留盏灯,还有把铲子摆后门。”

“这个跟踪者通知了那个杀手,杀手上了车,赶到现场。他们在街口碰头,负责跟踪的那个指指幸运熊猫,‘红马球衫,黄褐外套,卡其裤,球鞋,’他说,‘你认这些就不会错了。’

“说完换他坐上驾驶座,除非这名杀手是另一个人送他过来的,总之不管是谁都先将车子开到附近等着,不熄火,杀手带着枪进了餐厅,空着手出来,跳上车溜之大吉。”

“就这样死了一个人。”

“是的,死了一个人。”

“很可能是你。”

“理论上应该是我。”

“但上帝有别的想法。”

这是看待此事的另一种方式。我说,“前天晚上第九大道上那两个,下令杀人的是第三个人,负责跟踪我到幸运熊猫的是第四个人,以及走进去扣扳机这第五个人,可能还得加上负责开车接应的第六个人。”我看着她,“要对付的人还真不少。”

“你真打算这样?”

“不由得我要不要,”我说,“这要争论起来可没完没了,但我想我这是最本能的反应,甚至是纯生理性的本能反应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人类历史都是这样。”

“看看波斯尼亚。”

“但这就是五到六个人了,而且就像我说的,我甚至还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当然不能让自己相信吉姆的阴魂在高喊着复仇。毕竟如果说人有某个部分是死后依然存在的,我倾向于相信那不会是私人情感用事的那部分。你不是问现在吉姆会跟我说什么吗?我想他绝不会说,带把枪出去,把那人宰了替我报仇。”

“不会的,这不像吉姆说的话。”

“安心坐下来,让他们去吧。这是我此刻最痛恨的想法,”我说,“但我真的不知道不善罢甘休又能如何,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来越不敢相信这样的说法:没有我的推动,这世界就走不下去。”

“这是经常有的错觉,”她说,“而人的宗教性越强,这样的错觉也往往越强烈。他们相信,如果说这个世界有什么东西可被称为最本质的,那就是,上帝的工作并未完成,需要他们接过来完成它。他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但他却什么也做不成,除非大家伸手帮他。”

我喝了口咖啡,说,“惩罚他们不是我的职责,我并没有任命自己为法官兼陪审团,而我根本也没任何意愿涉入这场火拼,我告诉他们我退出此案,我也告诉米克同样的话,吉姆的死并不会改变我说过的这话,我仍然想退出此案。”

“感谢上帝。”

“但这有个问题,你知道的,我不认为我可能退出。”

“为什么不能?”

“前两天晚上我就退出了,”我说,“但这对我没有一点好处。他们的回应方式是,再派个人来杀我。只要他们仍然认为我在参与此案,也可能他们根本不在乎我怎么决定,不管退出与否,我都是踢过他们屁股的混蛋。很可能现在你唯一可做的事是去找德法吉夫人,让她把你的名字绣在她的围巾上,因为无论怎么做,我的名字都在死亡名单上,吉姆的死并不能让我从此除名。”

“也就是说,即使你什么事也不做……”

“我的额头上依然烙着死亡的印记。现在,他们可能知道自己杀错人了。就算现在不知道,最迟也不会超过明天早上,我也许会愧疚,吉姆因我的罪过而丧生,但他们绝不会接受吉姆可以替我死这个提议。”

“你的名字仍在围巾上。”

“恐怕是这样。”

她直直地看着我,“所以,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们能做的是做爱,但也没有成功,因此我们只是相拥着。我讲着吉姆的一些故事,有她以前听过,有的是第一次听到,其中有两个挺有趣的,我们也都笑了。

她说,“我也许不该这么说,但它一直浮现在我脑子里,不说出来我会疯了。我对吉姆出这样事非常非常难过,我为吉姆难过,我为贝弗莉难过,当然,我也为你感到难过。

“但难过不是我全部的感受,我也很高兴是他而不是你。”

我没说话。

“我发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这么想,”她说,“每次我读报纸上的讣告时,脑子里总响着这样的声音,甚至有时我怀疑这才是我所以读讣告的真正原因。无论是谁,只要是看到与年纪相当死于乳腺癌的,我就会说,‘还好是她不是我’;如果哪个可怜的家伙猝死在高尔夫球场上,我也会说,‘还好是他不是马修’;还有地震死的、淹死的、得传染病死的、空难死的,‘还好是他们不是我们’。不管他们是谁,他们出了什么祸事,全都是‘还好是他们不是我们。’”

“这是很自然的反应。”

“换作是其他人也一定会这样,不是吗?因为谁会碰上这种事,谁不会碰上,是说不准的,如果当时去洗手间的是吉姆,留在座位上的是你——”

“那可能事情就完全不同了,杀手走进来时我正面向着他,而且我也有枪。”

“但你有可能及时开枪吗?”

如果门打开时我抬起头来,我看见的会是一个陌生人,一个黑人。这可能与那两名白人忽然冒出来让我措手不及的情况不同,但前提是抬头看了,我也很可能在埋头看菜单,或在看吉姆的杂志。

“也许,”我说,“但也可能来不及。”

“所以我说还好是他不是你。我一想到贝弗莉心就痛,我一想到她究竟如何熬过这场灾难便肠胃都翻搅起来,但还好是她不是我,这不是什么高尚的情操,是吧?”

“我也不认为是。”

“但上帝知道,这是真心的,而且亲爱的,你也得有一样的感受。因为尽管你会一再告诉自己,坐位子上的应该是你,倒在血泊中的也应该是你,但事实上那不是你,在你内心深处也很庆幸那不是你,我对了,不是吗?”

“是的,”过了半晌,我回答,“你想你说得对,我真希望事情不是这样,但你说得对。”

“亲爱的,这只是代表你很庆幸自己活了下来,如此而已。”

“我想是吧。”

“这不一定是坏事情。”

“我想也是。”

“你知道,”她说,“这甚至不会让人难过得掉眼泪。”

就连这一点她也可能是对的,但事实如何我们并没深究下去。我自己最后一次掉泪是在很久以前的一次聚会中,我首次承认自己是酒鬼并当众说出来,那次掉泪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之后,我的眼睛始终是干的,除了偶尔看电影时。但我认为为那个不算,那不是真正的眼泪,就像真正的害怕不是你在看恐怖片时的害怕一样。

因此,我没能哭,也没能做爱,甚至没能睡觉,曾经有一度快睡着了,但立刻又清醒过来。最后我放弃了,下床穿好衣服,我在衬衫底下加了防弹背心,并在上面挂了肩带,我把防风外套的拉链拉起来,掩盖住那把枪。

我走到隔壁房间,拨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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