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是的。”

“最早的是到哪一年?”

“我不记得了。有新的,有老的。……它们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那些配方。不过是些和做菜的菜谱一样的单子。”杰克还说,他曾先后给过律师们一些配方,就在上次庭审之前。

简恩转向司肯纳法官:“他们上次就应该给我那些化学配方的资料,法官大人,但是没有给。我要求他们现在给我。”

法官问杰罗·费歇尔,杰罗说他从来就没收到过这些资料。法官又问玛丽·莱茵,玛丽说她把它们放在了事务所的储藏室里。玛丽又说,其实他们从不曾向原告方隐瞒这些配方。但是既然原告方没有问起,他们也没有义务主动提供。

简恩·希莱曼遂请求法官允许原告方进入玛丽·莱茵事务所的储藏室查找相关资料。但司肯纳法官的回答却是:“你知道你在讲些什么吗?那是一间堆满了各种文件的储藏室。如此大规模的‘摸底’性查寻将导致一场新的庭审,而不是听证,你懂吗?好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就到此为止。”

简恩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在法官席前挥舞着拳头:“这次的听证不就是因为被告方隐瞒了关键证据吗?我们刚刚听到,除了那份扬基公司的报告外,他们还扣留了更多的资料,譬如化学配方手册。你怎么可以?……”

司肯纳法官厉声打断了他的话:“我并不清楚在上次开庭之前的‘摸底’过程中,你是否曾向他们要求过你现在要求索取的这些东西。任何一方都没有义务主动提供对方不曾要求过的证据。现在,如果你愿意的话,请继续你对杰克·瑞勒先生的取证。”

简恩·希莱曼无奈。他开始向仍旧坐在证人席上的杰克·瑞勒询问一些关于那次搬运垃圾的秘密行动,然后拿出杰克三年前的证词,翻到第22页,念道:

杰罗·费歇尔:据你所知,是否有过任何形式的垃圾废料等曾经被倾倒在那块15公顷的空地上。

杰克·瑞勒:我已经说过了。

杰罗·费歇尔:请你再说一遍。

杰克·瑞勒:没有。据我所知,从来没有过,绝对没有过。

杰罗·费歇尔:你也没有从那里搬掉或运走过任何东西?

杰克·瑞勒:没有。

杰罗·费歇尔:你能讲讲为什么吗,先生?

杰克·瑞勒:因为我的律师告诉我说要对那里进行调查,所以什么都不能动。

这一次,没费什么周折,瑞勒先生就承认了他在上次的庭审中作了伪证。

坐在旁听席上的冬娜·卡能后来说:“我当时看见瑞勒先生的样子真替他难受。”

杰罗·费歇尔本打算以杰克·瑞勒的健康状况为他的记忆混淆作辩护,但是杰克不允许。

作证完毕,杰克·瑞勒步履蹒跚地走下证人席,走出法庭,嘴里喃喃道:“这一切和事实没什么关系,和伪证也没什么关系。这一切都是因为钱,因为钱……”

他问身边的一位记者:“这一切都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大概还得一年吧。”记者说。

“一年?”老人摇摇头,“我恐怕活不到那一天了。”

最后两位出庭作证的是被告方辩护律师杰罗·费歇尔和尼尔·雅各布,他们发誓说从来没有拿到过扬基环境工程公司的调查报告等文件。

1989年7月,法官瓦尔特·司肯纳作出裁决,杰克·瑞勒在1986年的沃伯恩案审理期间犯有伪证罪,玛丽·莱茵则因蓄意扣留证据而犯有渎职罪。法官认为,杰罗·费歇尔和尼尔·雅各布在此期间的言行无可指责,并宣布,将于同年10月举行的另一次听证会上论证,与被告方有关的这两项罪责是否影响到了原告方对案情的陈述。

10月的听证会持续了两个星期,双方都没有传唤证人,只是凭借已有的文字资料等进行论证。最后,司肯纳法官要求简恩·希莱曼向法庭提交他当年在对J·J·瑞勒皮革厂进行调查和摸底时的笔记和各种文件,以供裁决时参考。

除了原定的议程外,玛丽·莱茵聘请了自己的律师,并向法庭提交了41件物证——信件、便函、电话记录和收据等,证明杰罗·费歇尔和尼尔·雅各布曾经分别收到过玛丽送给他们的那些所谓“被扣留和隐瞒的文件”,包括扬基报告和J·J·瑞勒皮革厂的部分化学配方。其中一张日期为1984年11月的收据上说明,法庭文书曾向尼尔·雅各布递交了扬基公司的报告,尼尔亦在收件人栏目里签了字。

但司肯纳法官仍不改初衷,维持原判。他认定,玛丽·莱茵在年初的那次听证中“有意”隐瞒了这些证据。如果不是因为被判有罪,她或许永远都不会交出这些证据。

也就是说,杰罗·费歇尔和尼尔·雅各布仍然是清白的。也难怪,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法律不过是他的手中玩物,怎么可能被判罪?

1989年12月12日,星期一,简恩记得他做了一宿的噩梦。早晨刚上班,法官瓦尔特·司肯纳的办公室就打来电话,说法官已经就10月的听证会作出了裁决,他可以在今天的任何时候去取。简恩马上和比尔·克诺利一起赶往法庭大楼,他觉得他等候这个裁决已经太久太久了。当他从司肯纳法官的秘书手里接过裁决后,简恩迫不及待地匆匆翻阅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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