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80年12月初的阿斯匹林中毒事件,据克洛斯的讲法,那天晚上11点,他在卫生间里听见桑妮一声尖叫,出来看时,妻子已经昏倒在地,头正淌着血。克洛斯将桑妮抱上床,替她垫好枕头。赫拉德·法林格对陪审员们说:“假如他希望她死,很简单,他什么都不用做,只消任由她躺在那儿直至流光身上的最后一滴血。可是,克洛斯马上就叫了急救车,又将玛丽雅请了过来……”

之后,克洛斯又做了一件事。他找到桑妮的医生理查德·司铎克大夫,说这段时间他们夫妇正在讨论办离婚,问以桑妮目前的状况,她在生理心理上“是否足够坚强,可以经得起由此产生的种种压力”。司铎克大夫回答,是的。

关于桑妮的第二次昏迷,“全家人一起吃晚饭,一起看电影,又在9点左右一起回家。到家后,桑妮去了一趟卫生间,那是整个晚上她独处的唯一时间。她在卫生间里做了什么?我们谁也不知道。而克洛斯和桑妮的唯一接触,就是按照她的吩咐,替她从厨房端来一碗鸡汤。”

“鸡汤里什么也没有!”赫拉德·法林格神情激动,“事实上,在那碗鸡汤之前,桑妮已经显露出了病态……然而,我们今天这么多人聚在这里,却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怀疑!”

赫拉德指出,公诉方的检察官们称,除了“外源性胰岛素”,医生们找不出任何其他导致桑妮深度昏迷的原因,其实不然。被告方聘请的专家们将向法庭证明,至少还有另外三种可能性:比如阿斯匹林在桑妮体内的长期积累,虽然用验血的方式无法检测,因为那只限于血清血浆等循环代谢系统,但在桑妮的其他“硬性”器官,如肌肉,内脏等中,阿斯匹林的含量肯定不低。桑妮还长时期高剂量地服用安眠、镇静及催眠类药物,其情形应该与阿斯匹林相似。此外,克洛斯提到,在第二次昏迷发生的前一天,桑妮总共吃下了大约10杯用烈酒调制的奶油蛋羹,“是的,你们可能已经听说了,医生们没有在桑妮的血液中查出高水平的酒精含量,因为酒精的代谢速度极快,几乎就是穿肠而过。”以上三种可能性的无论哪一种,都符合有关法律条文中“无意识的自我摧残(Unsciouslyself-induced)”的定义。

至于桑妮血中的胰岛素指标为什么那么高,赫拉德说,我们其实并不特别相信纽波特医院化验室对相关样品的处理,因为案发不到一个月,那些装有桑妮血样的试管就“已经被扔掉了”。就律师和警方办案人员在该化验室看到的其他样品的情况而言,很多试管的标签上甚至没有注明取样时间,“而在桑妮的案子中,时间是至关重要的。”

“在你们作出裁决之前,请多问几个为什么。”赫拉德·法林格最后说,“为什么1980年12月1日,克洛斯·冯·普罗要拯救他妻子的性命?他为什么问大夫,桑妮是否经得起离婚的压力?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桑妮·冯·普罗为什么会长期服用那么多有严重副作用的药品,并且对自己经历的种种生理上的不适缄口不言?”这最后一句话的弦外之音,是指桑妮可能企图慢性自杀。

等赫拉德回到座位上,法官托马斯·H·尼德翰转向陪审席:“你们可能会认为我讲话刻薄,但我不得不在此提醒诸位,尽管刚才双方的演说都非常精彩,可他们所讲的不一定与事实相符……在这座法庭上,在这场审判中,你们才是唯一的主宰,因为所有呈堂供证的真伪都要由你们去辨别……最后请记住,你们的任务不是破案,而只需决定,克洛斯·冯·普罗是否试图谋杀他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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