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怨——克洛斯·冯·普罗胰岛素案 第27节

那天是星期四。拂晓，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亚伦·德肖维奇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教授摸索着抓过话筒，听见一个带英国口音的男人自报说，他是克洛斯·冯·普罗。

两周前，教授在电视上看见过克洛斯·冯·普罗被陪审团裁决双项“有罪”，再往前，他也有一搭没一搭地听说过这宗案子，或者打开电视刚好在播放，或者是学生们的课间议论。教授印象最深的，是他班上有一个叫敏妮的女生说，她认为被告一定有罪，后来就果真“有罪”。至于被告本人，德肖维奇教授只隐约知道，这个克洛斯·冯·普罗是个很有钱的丹麦人。

笑话！亚伦·德肖维奇咧嘴一乐，丹麦人怎么会操英国口音？这种让人一眼就能识破的恶作剧居然也敢拿到愚人节来耍。于是对着话筒嘟囔道：“打住。你老兄到底是谁？现在刚早晨7点耶。我昨晚上两点才睡。”

“抱歉，教授，我真的是克洛斯·冯·普罗。我想请求您考虑，能否做我的上诉律师。”口气非常真诚。

亚伦·德肖维奇教授相信了。

亚伦·德肖维奇想起，就在陪审团的裁决之后，托马斯·尼德翰法官接受电视采访时曾说：“对被告的审判已经结束，对法官的审判马上就会开始。”因为他确信，克洛斯·冯·普罗一准儿会上诉。上诉需要钱，大量的钱。克洛斯的那点钱与桑妮家相比虽然不过一毛之于九牛，但套用一位中国古代老妇人的话，那“一根毛比我们的腰还粗呢”。

尼德翰法官的话里还另有一层意思。被告对裁决结果不服上诉，是觉得自己受了冤枉。然而，上诉本身并不是争议被告人“无辜”或“有罪”，而是争议法官断案的过程是否公道、合法，有没有侵犯宪法赋予被告人的正当权利。就这个意义而言，说是“对法官的审判”亦未尝不可。所以在美国，“上诉律师”和“庭审律师”不同，即便不是专职的“宪法律师”，也必须精通宪法。至于被告人自身的是非善恶，如若上诉成功，将留待新一轮的庭审去考虑。

冯·普罗先生告诉德肖维奇教授，是教授20年前在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一位同窗向他举荐了他，所以克洛斯知道，亚伦在学生时代曾任《耶鲁法律》总编辑，1962年毕业时全年级排名第一，后来做过著名法官戴维·巴佐罗和亚瑟·葛德勃的助手。虽然只拿了个学士学位，却于1964年被哈佛大学法学院破格聘为助教，三年后，28岁即升任正教授，成为当时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正职教授。（直到1993年，由亚伦·德肖维奇保持了26年之久的这项纪录被该校数学系27岁的正教授诺亚蒙·埃尔克思打破，但德肖维奇教授至今仍稳居“法学院历史上最年轻教授”之宝座。）

不日，德肖维奇教授从波士顿南下纽约。教授对纽约并不陌生，他就是在这里布鲁克林的犹太区出生长大的。教授对曼哈顿的第5大道也不陌生，他曾经在这条闻名于世的街道上走来走去好多趟，只是，从未走进过那些楼房的里面。

在冯·普罗家豪华公寓的客厅里刚刚坐定，管家罗伯特·拜尔思过来问一句：“您想喝点什么？”就被克洛斯不由分说地挡了回去：“什么都不喝。”

教授正诧异，哪有这么待客的？却听克洛斯道：“咱们去卡莱尔餐厅要一个单间儿，再要两份像模像样的午餐，边吃边谈怎么样？”席间，克洛斯告诉他的新任律师，冯·普罗家祖上也曾出过数名律师和一位丹麦司法部长，“我至今仍持有有效的英国律师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