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二)

“可等那人再来时，怎么也得把事实真相告诉他吧。”我说。

“没关系，塞泽纳克耍了花招，那人要敢抗议才怪呢。首先一点，他已经没有退路，他自己也实在太可耻了。”

“塞泽纳克，他也会耍这类把戏？”我诧异地问道。

“你以为他是怎么混的？”纳迪娜说。她把毛衣往抽屉里一扔。“有时，他的鬼花招可真好玩。”

“付两万法郎，在不是出自自己手笔的诗上署上自己的名字，这真叫我困惑不解。”

“为什么要一心想看到自己的名字印成铅字呢？”纳迪娜说道。接着，她又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用钱去买与不顾头痛屁股热地拼命去写，是一码子事。”这话是专门说给我听的，若是当着她父亲的面，她就得清理清理自己的脏话。

等下了楼梯，纳迪娜以疑虑的神气问道：“我们像那个星期四一样，到对面小酒店去喝一杯好吗？”

“当然可以。”罗贝尔回答道。

纳迪娜脸上一亮，往大理石独脚小圆桌前一坐，开心地说：“得承认我护你护得怪好的吧！”

“是的。”

她忐忑不安地瞧了父亲一眼：“怎么，你对我不高兴？”

“噢！我呀，我为你感到欣喜，我倒为自己感到不悦，因为这到头来对你没任何的益处。”

“任何职业都不会有什么结果。”纳迪娜突然硬邦邦地说。

“这要因事而论。你前几天跟我说朗贝尔建议你当通讯记者，在我看来，这就比较有意义。”

“噢！如果我是个男的，那就没有什么说的了。”纳迪娜说道，“可一个女人当通讯记者，千分之一成功的机会都没有。”她一挥手，挡住了我们的异议。“我说的成功，不是你们那个意思。”她傲然地说：“女人呀，总是不顺当。”

我贸然插了一句：“不尽然吧。”

“你觉得？”她冷冷一笑：“就瞧你吧，你干得不错，你有不少病人，这不假，可说到底，你永远成不了弗洛伊德。”

她早就养成了这副孩子气，每当她父亲在场，她总是习惯于恶声恶气地攻击我。我开腔道：

“成为弗洛伊德或无所事事，在这两者中间能做的事多着哩。”

“我可是有所事事的，我是秘书。”

“若你这样挺满足的，那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罗贝尔急冲冲地说道。

我常为罗贝尔嘴巴太快，白白败了纳迪娜的兴致而感到遗憾。我曾多次开导他，可他怎么就下不了狠心，扔不下对女儿的一片雄心。纳迪娜口气咄咄逼人地说道：

“不管怎么说，一个人的命运在今天是多么微不足道！”

“你的命运不取决于你，也不取决于我。正因为如此，那些一心想出人头地的小人全都让我笑掉大牙。”她轻轻咳了一声，瞧也不瞧我们一眼，继续说道：“等到我有勇气做点艰难的事情的那一天，我就投身于政治。”

“那你还不赶紧到革命解放联合会去工作，还等什么？”罗贝尔问道。

她一口饮尽杯中的维特尔矿泉水：

“不，我不同意。你们说到底是反共产党的人。”

罗贝尔耸了耸肩膀：“要是拉福利认为我是反对他们的，你以为他还会这样友好吗？”

纳迪娜微微一笑：“听说拉福利就要来要求你别举行那个集会。”

“谁跟你说的？”罗贝尔问道。

“拉舒姆昨天说的。他们很不满意，他们认为革命解放联合会走了邪路。”

罗贝尔一耸肩膀：“也许拉舒姆和他那帮子小左派分子确实大为不满，可他们要自以为是党中央，那就错了。我上个星期还见到拉福利呢。”

“拉舒姆前天见了他。”纳迪娜说，“我向你保证，这是正经话。他们开了一个火药味十足的会议，决定必须采取措施。拉福利会来跟你谈的。”

罗贝尔一时沉默不语，接着开口说道：“若真是如此，那该让人绝望透了！”

“是真的。”纳迪娜说，“他们说你领导的革命解放联合会非但不与他们一起共事，反而鼓吹与他们背道而驰的政治，还说这次集会就是敌对行动的宣言，说你分裂了左派，他们不得不向你宣战。”纳迪娜的话中含着几分得意。她大概还不知道她这番话的轻重。平时，每当我们遇到真正的麻烦，她往往惊慌失色，可若只是些不顺心的小事情，她总是从中取乐。

“不得不向我宣战！”罗贝尔说道，“这真叫绝！是我分裂左派！啊！他们没有变。”他愤怒地补充道：“他们永远变不了！他们所希望的，是革命解放联合会对他们服服贴贴，一看到独立的征兆，他们就斥责我们抱有敌意！”

“要是你不同意他们的观点，那他们必定认为你有错。”纳迪娜通情达理地说，“你也是这样的。”

“不同观点可以有，但也可以保持行动的统一。”罗贝尔说，“这就是国民阵线的意思。”

“他们视你为危险分子。”纳迪娜说，“他们说你鼓吹极恶政治，说你想破坏重新建设大业。”

“听着，”罗贝尔说道，“掺和不掺和政治，是你的自由，可你别扮演鹦鹉学舌的角色。若你用的是自己的脑子，那你就会明白真正可能引起灾难的，是他们的政治。”

“他们不能不这样行动。”纳迪娜说，“要是他们试图夺取政权，那美国马上就会干涉。”

“他们有必要争取时间，这我同意。可是，他们也可以采取别的方式。”罗贝尔耸耸肩说道：“我完全承认他们处的位置很难，他们或多或少是两头受夹。自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垮台以后，他们不得不扮演各种角色，一会儿当左派，一会儿又当左派的右派。可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应该希望另一个左派党的存在呀！”

“怎么！他们就是不希望。”纳迪娜说道。

她猛地站了起来，为自己产生了一点儿小小的影响感到满意，可并不乐意卷入她显然占不了上风的争论中去。“我去逛逛。”她说。

我们也起了身，沿着河畔徒步回到家里。

“我马上给拉福利打电话。”罗贝尔对我说：“唉，手挽着手团结一致是多么有必要啊！他们明明知道这一点！可他们却怎么都不容忍在他们之外还存在另一个左派党。社会党已经算不了什么，这个国民阵线，他们倒是乐意要的。但是，出现一个新的运动，看去很有起色，那就大逆不道了……”

他继续气愤地讲着，我一边听一边想：“我不愿离开他。”昔日，我离开他时并不感到痛苦，因为我们活在世间，彼此永远相爱。可是，我现在知道我们俩只有一个生命，且它已经受到严重的损伤，前途充满威胁。罗贝尔并非攻不破、击不倒。相反，突然间，他在我看来甚至是脆弱的。他一直指望共产党人怀着诚意，可他大错特错了。面临他们的敌意，提出了严重的问题。“得了，这条死胡同到了。”我心里在想。可他既不能放弃自己的纲领，也不能坚持反对共产党人，任何两全的办法都不存在。也许事情会顺利解决的，条件是共产党人拿定主意，容许举行集会。罗贝尔的命运并非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捏在他们的掌心。想到这些，我感到心悸。他们一个字就可摧毁罗贝尔苦心经营起来的美好的平衡。不，这不是我离他而去的时候。一走进工作室，我就以讽刺的声音说道：

“瞧瞧我收到了什么东西！”

我把罗米欧的信递给了他，他遂变了一副面孔，我从中辨出了欢乐，这本该是我的欢乐。“可这是美事！你为什么对我一声不吭？”

“我不愿一走就是三个月。”我说。

“为什么？”他惊诧地看了看我说，“这可是一次美妙的旅行啊！”

我喃喃地道：“我这里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

“你到底怎么了？从现在到元月份，你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纳迪娜已经长得够大了，用不着你照管，我也一样。”他微笑着添了一句。

“美洲太遥远了。”我说。

“我简直认不出你来了！”他一副挑剔的神态细细打量了我一番，说道，“你走动走动，这对你大有好处。”

“我们今年夏天骑自行车去转转。”

“要想欣赏异国风光，骑自行车可走不了多远！”罗贝尔说，他淡然一笑：“我可问心无愧！若是别人通知你旅行计划泡汤了，你准会蹦起来。”

“有可能。”

他说得有理，我对这次旅行看得已经很重。正因为如此，这又成为一块心病扰得我心绪不宁。所有那些往事、所有那些欲望，一一苏醒过来，这多么令人不安！为什么有人要来扰乱我这行尸走肉般的规规矩矩的平安日子？这天晚上，罗贝尔和亨利对拉福利大为恼火，他俩相互鼓励，要坚决挺住，如果革命解放联合会成为一股真正的力量，那共产党人也得被迫买它的账，到那时，就可能重新获得统一。我静静地听着，对他们所讲的一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是，在我的脑瓜子里却充斥着一个个乱七八糟的愚人形象。第二天情况没有好转，我兀自坐在办公桌前，整整呆了一个时辰，向自己发问：“我接受？还是不接受？”最终，我站起身来，拿起电话，没有必要装着工作的样子。我曾答应波尔，这几天去看看她，现在去正好。不用说，她准独自一人等在家中。我离开家门，向她家走去。我很爱波尔，可同时，她又使我有点害怕。每日清晨，我经常感觉到身上笼罩着令人窒息的阴影，一个灾难正在渐渐苏醒，而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她。我一睁眼，她也紧接着打开双眼，然而在她的心底，却漆黑一团。我暗自思忖：“若处在她的位置，我可容忍不了这种生活。”我完全明白，相比之下她处这种位置比我处着要容易一些。波尔可以一连几个小时、甚至几天闭门不出，看不到任何人而不感到烦闷，她甚至成功地向自己否定了亨利已经再也不爱她这一事实。可是总有一天将真相大白，到时该会发生什么不测？能给她出什么主意？去唱歌？可这不足以给她以慰藉。

我渐渐靠近了她的家门，心里也愈缩愈紧。居住在这群命运不济之人的小区里，对她来说倒挺合适。我不知他们在被德占领期间都躲到了什么地方。如今春天到了，他们的破衣烂裳，甚至甲状腺肿和枪伤刀痕又都一一出现了。有三个人背靠街心公园的栅栏而坐，旁边是一块大理石板，石板上装饰着一束已经凋谢的花，其中一男一女正在抢夺一只黑漆布袋，他们脸色通红，是因为喝酒和愤怒的缘故，他们俩猛烈地向对方吐着脏话，但四只紧抓着布袋不放的抽搐的手却几乎拧着不动。而另一个人在旁开心地观战。我钻进了一条小街，油漆斑驳的木门守着一座座废物库，每日清晨，捡破烂的都把废纸和废铜烂铁往这边送，几扇玻璃门微微露出一条小缝儿，候诊室里坐着一些妇女，膝盖上蹲着小狗。我曾从一些小册子上看到在这些动物诊所里，人们医治或者毫无痛苦地杀死“鸟和小动物”。我在一张广告纸前停下了脚步，房间备有家具出租。我按响了门铃。楼梯口总是放着一只巨大的垃圾桶，只要一抬步登楼，便有那么一只黑狗没命地狂吠起来。波尔富有导演的情趣，每当她向新来造访的客人打开这间简易寓所的房门时总会轻而易举地获得戏剧性的效果。我也不例外，每次总对她那出人意外的光彩感到惊讶，我也为她那非同一般的服饰感到惊异。她生来讨厌千篇一律，性喜美妙多变，因此任何时候都显得经过一番悉心打扮。她给我开了门，只见她身着一条宽松的塔夫绸内裙，淡紫的色泽闪烁变幻，脚穿一双大高跟锯齿状鞋，鞋带缠在腿上。她拥有各式各样的鞋子，说不定哪位视鞋如命的收藏家也相形见绌。

“快来暖和暖和。”她边说边把我往燃着柴火的炉子边拉。

“天并不冷。”

她朝缝隙堵得死死的窗子瞥了一眼。

“大家都这么说。”她坐了下来，既严肃又关切地朝我俯过身子，问道：“你身体怎么样？”

“挺好。可我忙得不可开交。人们再也用不着每天担惊受怕了，可是他们便重新开始自己折磨自己。”

“你的书呢？”

“正在写。”

我出于礼貌，她怎么问，我便怎么答。我清楚地知道她对我的工作从来就不感兴趣。

“你真觉得有意思？”她问道。

“喜欢极了。”

“你真有福气！”波尔说。

“是因为我干的是我感兴趣的工作？”

“是因为你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的自我感觉并非如此，可这里涉及的并不是我。我满怀热情地说：

“你不知道自我在圣诞节听到你唱歌后心里想些什么吧？我想你该利用你的歌喉做点儿事。你对亨利忠贞不渝，这固然十分美好，可说到底，你自己也重要呀……”

“噢！我曾就这个问题与亨利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呢。”她漠然地说，摇了摇头：“不，我再也不登台歌唱了。”

“为什么？我肯定你会走红。”

“这对我又有何益？”她问道，继而微微一笑：“广告上写满我的名字，报刊上登的尽是我的照片，我对此真的不感兴趣。如果想要的话，这一切我早就可以得到，可我不想要。你误解了我。”她补充道，“我不希望任何个人的荣耀。在我看来，伟大的爱情远比成功的事业要重要得多。我所遗憾的，只是爱情的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我。”

“可你没有被强迫作出抉择呀。”我说，“你完全可以继续爱你的亨利，同时唱你的歌。”

她神情严肃地看了看我：“对一个女人来说，伟大的爱情不允许她享有任何自由。我知道罗贝尔和你之间有多么默契。”她补充道，“可那并不是我所说的伟大的爱。”

我并不愿意就她的字眼或我的生活争辩一场。“可你在这里独自一人一天天过日子，你该有的是时间工作呀。”

“这并非时间问题。”她以责怪的神态朝我微微一笑：“你想我十年前放弃了歌唱是为了什么？是因为我明白了亨利需要我整个身心……”

“你说他自己也曾劝你重新工作。”

“可要是我真的按他的话去做，他准懊丧不堪。”她乐呵呵地说，“哪怕我有一个念头与他的不符，他都受不了。”

“多么自私！”

“爱并不自私。”她深情地抚了抚柔软的衣裙。“噢！他对我没有任何要求，他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什么。可是，我知道我的牺牲不仅对他的幸福，而且对他的写作事业及其成功都是不可缺少的，特别是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

“为什么他的成功在你看来那么重要，而你自己成功与否却无关紧要呢？”

“噢！他名声大小，我才不在乎呢。”她情绪激烈地说：“这事关别的东西。”

“是什么？”

她猛地站了起来：“我给你备了点热酒，你要喝吗？”

“乐意。”

我听着她在厨房里走动，心里很不舒坦地想：“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她口口声声说对个人荣耀不屑一顾，可为什么偏偏在亨利开始名声大振、人们称颂他为抵抗运动的英雄和年轻文学的希望时，波尔重又摆出一副对爱情忠贞不渝的面孔呢？我清楚地记得一年前，她是多么死气沉沉、心灰意懒，她又是怎么感觉到这种爱的呢？她为何拒绝通过工作摆脱这种爱的纠缠呢？她是怎样看待周围世界？我和她一起关在这红色的四壁之间，望着炉火，交换着言语，可我怎么都琢磨不透她脑中发生的一切。我站起身子，朝窗户走去，掀开了窗帘。夜幕降临了，一个衣衫褴褛的汉子手牵一条高贵的丹麦狗在游逛。在那块写着“专营撒克逊珍奇鸟类”几个字的神秘的牌子下，一只被系在窗栏上的猴子仿佛也在困惑不解地察看着苍茫暮色。我又放下窗帘。我曾有过什么希望？希望能用波尔的双眼看一看这熟悉的环境？希望在这环境中捕捉住她每日生活的色彩？不，小卷尾猴决不可能用人的眼睛去观察，我也决不可能潜入另一个人的心底。

波尔从厨房回来，庄重地端着一只银托盘，盘上两只碗在冒着腾腾热气。“你喜欢甜一点的，是吗？”

我嗅了嗅这浓浓的红酒溢出的那股又热又香的气味：“看来很可口。”

她沉思着喝了几口，仿佛在品味这是不是真正的春药，“可怜的亨利！”她喃喃地说。

“可怜？为什么？”

“他正在经历一次艰难的危机，我担心他在摆脱危机之前遭受过多的痛苦。”

“什么危机？他看去体魄康健，最近的几篇文章也是他从未写过的好文章。”

“文章！”她带着一种愤懑瞧了我一眼：“从前，他对搞报纸嗤之以鼻，认为只不过混碗饭吃吃而已，他离政治也远远的，希望独自相处。”

“可现在环境变了，波尔。”

“环境又有何妨！”她有些激动地说道，“他不应该变。战争期间，他冒着生命危险，是伟大的举动，可今日，逃避尘世才是伟大之所在。”

“这又为何故？”我问道。

她一耸肩膀，没有答腔。我有些气恼地添了一句：“他肯定已经给你解释过他为何搞政治。我呀，我可是绝对赞同。你不认为应该给他以信任吗？”

“他正在闯入并不属于他的道路。”她以不容置疑的腔调说，“我很清楚，我甚至可以给你证据。”

“这倒叫我吃惊。”我说。

“证据，”她夸张地说，“就是他已经变得没有能耐写作。”

“也许目前他是没有动笔，”我说，“可这并不意味着他从今之后再也不写。”

“我并不吹嘘自己永远不会错。”波尔说，“可你要知道，亨利是我造就了他，我创造了他，一如他塑造了他书中的人物，我对他就像他对他书中的人物一样了若指掌。他正在背叛自己的使命，该由我指引他重返正道。正因为如此，我才不能考虑照顾我自己。”

“你知道，人们除了自己赋予的使命之外，别无其他使命。”

“亨利可不是一位混同于他人的作家。”

“他们大家各不相同。”

她摇了摇头：“若他仅仅是一个作家，那就不会让我感兴趣了。作家何其多呀！当他二十五岁，我与他结成夫妻时，他一心只想文学，可我马上就发现了我完全可以让他攀登更高的境界。我让他明白了一点，就是他的生活和他的作品应该浑然一体，获得成功。是多么纯洁而又绝对的成功，可成为世人的楷模。”

我心里不安地在想，若她用这副腔调跟亨利说话，那他真该受不了。

“你是想说一个男人应该像珍惜自己的作品一样珍惜自己的生活？可并不能因此而禁止他发生变化呀。”

“除非他顺应自身而变化。我发生了许多变化，可我顺应的是自己的生命。”

“谁也没有预先划定的道路。”我说，“世界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世界，对此，任何人都无能为力，必须设法适应。”我朝她微微一笑：“我也同样，在多少个星期里，一直幻想可以重新获得战前的时光。可这是愚蠢的念头。”

波尔神态执拗地细观着炉火：“时间并没有用。”她说。突然，她猛地朝我转过身子：“噢！想一想兰波，你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了什么？”

“对，你看见了他的什么形象？”

“他年轻时的形象。”

“瞧！只有一个兰波、一个波德莱尔、一个司汤达①，他们在世的时间有的比较长、有的比较短，可他们每个人的一生只构成了一个形象。亨利只有一个，我也永远是我自己，时间对此无能为力，背叛并非源于时间，而是因为我们自身。”

①司汤达（1783～1843）：19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最著名的作品是《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

“啊！你把一切都混为一谈了。”我说，“等你年迈七旬，你还永远是你，可你与人与物却会形成不同的关系。”我又平添了一句：“与你的镜子也同样。”

“我从不在镜中多照自己。”她带着几分疑惑审视了我一番：“你想证明什么？”

我一时保持缄默。否定时间，大概谁都有这种企图，我也常常这样做。对波尔这般固执的信念，我隐隐约约产生了几分羡慕。

“我所说的，是我们都生活在地球上，必须安于天命。你应该放手让亨利去做他乐意做的事。你嘛，也应该照顾一下自己。”

“你就这话，仿佛亨利和我是两个彼此完全独立的人似的。”她若有所思地说，“也许这之间有一种无法彼此交流的体验。”

我满怀希望，试图说服她，如今这一希望完全落空了。还能怎么办呢？我一无所知。不过，我还是对她说道：

“你们是彼此独立的，其证据就是你在批评他。”

“确实，表面上我们是有不同之处，我也在为消除这种不同而斗争。”她说，“可实质上，我们只是一个整体。我过去经常感觉到这一点，我甚至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认识到这种情况时的情景：我几乎感到害怕。彻底地融入在另一个人之中，你知道，这很怪。但是，当一个人在自身中发现了另一个人时，他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呀！”她那激动的目光凝视着天花板，接着说道：“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我的时光必将重现。亨利必将完完全全地化为我，我也一定将原原本本地归还给他。”

她的话语中有着某种近乎绝望的声嘶力竭的劲头，我只不过是放弃，不想再深谈下去，我轻快地说：“可不管怎样，你走动走动、见见人对你有好处。下个星期四，你不愿陪我到克洛蒂家走一趟？”

波尔的目光落到地板上，看她的样子，仿佛她又控制住了体内的某个组织，重新获得了解脱，变得轻松起来。她朝我嫣然一笑：

“噢！不，我不愿意。”她说，“上个星期，她来看过我，我这几个月对克洛蒂够烦了。她已经把斯克利亚西纳安置到了她家，你知道吗？我在纳闷他怎么会同意的……”

“我猜想他手头没有一个子儿了。”

“你说那里像是个后宫！”波尔说。

她哈哈大笑，这笑声足足使她年轻了十岁。以前，她跟我呆在一起时就是这副样子。可一旦亨利在场，她就摆出架子。如今，人们觉得她似乎感觉到亨利的目光总是在跟着她。如果她有勇气为自己而活着，她也许能够重新恢复昔日的欢快。“我不善于与她交谈，我太笨了。”我离开她时，心里这样责备自己。她过这种生活很不正常，有时，甚至干脆就不合情理。可是，我今天未能好好开导开导她。正常的生活，还有比这更不正常的吗？为了能循规蹈矩，打发日子，有多少事情不得不放弃，有多少往事不得不忘记，又有多少事实真相不得不回避。“我害怕离去的原因正是在此。”我心里在想。在巴黎，在罗贝尔身旁时，我不费多少气力就可避免陷阱，因为我能识别陷阱，警钟时刻向我提醒面临的危险。但是，当我孤独一人置身于陌生的苍天之下，将有怎样的灾难降临到我的头上？将有明摆的事情突然使我眼花缭乱？又会有怎样的鸿沟突然出现在面前？不过，鸿沟终将平合，明摆的事情也会消失，这是确凿无疑的。我见过的何其多。我们就好比蚯蚓，任凭他人斩为两截，或好似龙虾，折断了爪子会再生长。但是，当我想起那徒劳的垂死挣扎的时刻，想起那不愿苟延残喘、恨不得立即死去的时刻，我不禁心悸。我试图让自己服从于理智：我为什么会出什么事情呢？为什么就不会出任何事情呢？偏离前人踏平的道路，从来就没有好的结果。在这个世界上，我感到有些窒息，这是事实。可人们渐渐也会习惯于窒息的，不管怎么说，形成习惯并不是坏事。

“你怎么了？”几天以后，纳迪娜满腹狐疑地问我。她身着我的浴衣，躺在我卧室的长沙发上。平时我回家时，总发现她这副样子。在她眼里，惟有他人的服饰、摆设、他人的生活才有价值。

“你希望我怎么样？”我反问道。

我没有跟她谈起罗米欧的来信。可是尽管她对我很不了解，但对我的任何情绪变化她都看得一清二楚。

“你好像困倦得连站着也能入睡似的。”她冲着我说。

确实，在平日里，我总是兴致盎然地询问她每日做些什么，可这天晚上，我却默默地脱去外套，戴上睡帽，没有说一句话。

“我在圣安娜度过了整个下午，我想我是有点疲倦了。”我回答道。“你呢？你都干了些什么？”

“你对此感兴趣吗？”她忌恨地反问道。

“当然。”

纳迪娜脸上一亮，她心里有高兴的事情，不愿再多赌气。“我刚才遇到了我终身的伴侣！”她以挑逗的声音说道。

“当真？”我笑眯眯地问道。

“对，当真。”她严肃地回答道，“他是拉舒姆的一个伙伴，棒极了。他可不是一个平平庸庸的写书匠，而是一个活动分子，名副其实的活动分子。他叫若利。”

在这之前不久，她与亨利闹了一场：她的反应如此明显，要是她自己也意识不到我才感到奇怪呢。“那这一次，你肯定登记入党了？”我问道。

“他对我还未入党气愤极了。啊，你知道，他这个人，办事可不拖泥带水。他说干就干，一个男子汉嘛。”

“我早就认为你最终也该经历一番了。”

“道理很明白，这是因为对你来说只不过是一种经历而已。”她声音尖刻地说，“现在入党，以后再退出来。年轻时代得经历经历。是这个意思吧。”

“噢，不。我没说过这种话。”

“我知道你心里是这么想的。你要明白，若利的力量在于他相信真理。他从不以经历为儿戏，他是在行动。”

一连几天，她咄咄逼人地对若利大加颂扬，我只管听着，没有任何表示。她把《资本论》摊在书桌上的化学教科书旁，目光阴郁地在两部书之间来回移动。她开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观察我的一举一动。在这料峭的初春，街上的乞丐比比皆是，若我施舍给他们一点儿钱，她便冷冷一笑：“你以为给这种可怜的废物施舍一点儿钱，就可以改变世界的面貌了？”

“我并没有如此奢望，只是让他高兴高兴，这就够了。”

“如果你良心得到安宁，那对大家都有好处。”

她总以为我内心有多少阴险的谋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