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乃武出狱之后,与亲人相聚,又悲又喜,宛如隔世重逢。他虽然已是双踝肿烂,遍体鳞伤,但仍同杨詹氏乘车遍叩曾在此案中对他有帮助的人。但浙江京官,虽大多数人都曾插手此案,其意并不在杨乃武。既然得了便宜,不愿意再过招摇,所以很多人都是婉拒不见。

杨乃武打了三年官司用尽了家产,一贫如洗,家徒四壁,被革去的举人功名也没有恢复,更没有得到一丝一毫赔偿。就连杨乃武全家返回家乡的路费,还是靠了杨詹氏拿胡雪岩的书信找到北京阜康分号档手得到的资助。杨乃武回到家乡后,直养了一年刑伤方才痊愈。

平反这一年,杨乃武36岁。经历了三年多的牢狱之灾、各种刑罚残忍折磨以及长久的精神压力,杨乃武虽死里逃生,家人团聚,但受此打击,痛定思痛,性格大变,极怕招惹事端。由于他名声太盛,找他来写状子的人比以前更多了。杨乃武实在无法推托,家境又十分困难,希望借此得些补贴。便想出了把状子写在水牌上,别人抄好后擦除的方法;或用沙泥铺地,执棍棒在沙泥上写状词,再由别人缮抄入纸,不留笔迹,以免再遭横祸。

杨乃武养好伤后,还到上海去拜访《申报》编辑人员,对他们仗义执言表示感谢。《申报》的英国老板美查,知道他文采出众,又成了公众人物,便挽留他在《申报》担任主笔。杨乃武感恩图报,欣然从命。但只作了一个多月,就因一篇文章得罪了出使英法二国大臣郭嵩焘。郭嵩焘见报勃然大怒,一面从英国请了一位著名的律师,专程赶往上海,要与《申报》打官司;一面催责上海道要报馆交出编辑和作者。杨乃武一听如惊弓之鸟,当天便辞别《申报》逃回余杭。后来在余杭县对任何人都未提起过自己曾在《申报》任职的事,就是自己的家人也未告诉。

杨乃武祖上以种桑养蚕为业,因受官司家产荡尽,又心灰意冷绝了做功名的心,他便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赎回几亩桑地,以养蚕种桑为生,专心研究孵育蚕种。余杭盛产丝棉,行销全国。杨家本来就是世代养蚕,对育种有一定经验。过了三年,杨乃武所育蚕种名气就传开了,远近都来购买,日子也渐渐好转。杨乃武家的蚕种牌记是“风参牡丹,杨乃武记”。凡是杨家出卖的蚕种,都盖上了这个牌记。因为这种“凤参牡丹”蚕种的孵化率高、抗疫性强,所以名扬杭嘉湖平原。直到今天,该蚕种仍为业内人士所称道。

杨乃武认为自己畏刑乱供,攀咬钱宝生在先,钱宝生后来做伪证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对钱宝生怀有愧疚之心,后来找机会还给“爱仁堂”药铺写了一副对子以表歉意。该对联上联是:名场利场,即是戏场,做得出满天富贵。下联为:寒药热药,无非良药,医不尽遍地炎凉。横批:镜花水月。

对于小白菜诬攀他,杨乃武多次对家人道:“毕秀姑屈打成招,逼于酷刑,不能怪她。”据有关人士考证,杨乃武曾到小白菜出家的“准提庵”去过一次,双方深感内疚。多年后,小白菜用黄表纸留下一段由她口述、妙真执笔的遗言,声明“杨二爷蒙受天大不白之冤”,“均我所害”,“二爷之恩,今生今世无法报答,只有来生再报。我与二爷之间绝无半点私情,纯属清白。后人如有怀疑,可凭此字条作证”。

杨乃武就是这样安静地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直到民国三年(1914年),杨乃武后颈部患疮疽之症,医治无效去世,终年七十四虚岁。葬于余杭镇西门白虎山新庙前。据说杨乃武生前钻研阴阳术,墓地是他自己选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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