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somniac / 失眠人的艳遇

我在寻找一个人。他究竟是谁我无法知道——相貌、年龄、职业，我全不知道。但我大概知道他住哪里，否则我不可能与他亲近起来。我是在半年前发现这个人的，就是说我与他逐步了解、亲近已有半年。所以现在我非得找他了，非得搞清楚他是谁。在此之前，我得让你们知道我是谁。

我是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女人，刚拿到艺术学位，这座五十层的公寓楼上没人认得我。一个占据最小一隅的、出出进进挂着谁也不惹的微笑的东方女人。我教一点书，时而到餐馆打打工，还在美术用品商店干半工售货员。我的收入五花八门，但我一天也不拖房钱。我非法或非非法地做这做那，消受自己的一分辛劳与寂寞，抑或还有点独享的快乐。

此外，我还是个晚期失眠症患者。三十岁这年，我不仅是患者，而且晚期了。原以为到美国来这个症不会跟我来。像是净光一个人来的，跟从娘的产道里爬出来一样净光，没钱、没履历，一切好的恶的附属全被丢在海关狭狭的甬道那边。到美国的第一觉我睡得熟透，我便以为失眠也被成功地遗弃在海关那头了。

直到一夜，我略微偏脸，看见一大摊黑色在白床单上。我不认识我的头发，但我认识我的失眠。就是这个情形，我的无数辗转惊扰了它们，它们逐渐爬上我的肩我的脖子，它们开始勒我。

那夜我知道我完了，跟癌症一样，它回来了就不会再走。这个回归，就是晚期。辗转越来越急促，我得频繁地扯开渐渐绞紧的黑发。之后我打开灯，对了，就从那夜，我必须睡在明明白白的灯光里，不想那些漆黑的头发再往我颈子上爬。

凌晨三点，我放弃了哄自己入睡的全部温存和耐性，离开了床。床的一步开外是窗子，打开来，捂在我脸上浓稠的冷中有异国的陌生。还有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敏感。我发觉了它——挺远一座楼上，在与我相仿的高度，有扇窗亮着。接下去的一些夜，在我辗转得疯狂和疲惫都到极致时，我会突然想：哎，去看看那扇窗，还亮不亮着。它亮着，一夜夜亮下去了。我开始想，这是个不平凡的对称，一个秘密的与我的对称。

如果我把它讲给任何人听，讲到此，人不会再听下去。人会躲开一个无聊透顶的女人远些，包括我曾经的室友们。半年前，我即兴给自己找到了这间独房公寓，在五十层楼顶，月租五百。就那么突然地，我不想再忍受淋浴声、摇滚、国语肥皂剧、煎炸食物的“咝啦咝啦”，以及厨房里的蟑螂。按亮灯的一刹，我听得见它们一哄而散。还有地板上的霉斑，它们蔓延到桌腿、床腿和人腿上。每个人都没意识到自己在翘脚，因为翘脚是在完成功课、看肥皂剧甚至吃饭中进行的。搬家前，我告诉同胞们我睡不着觉。听说我花五百块去买觉，我的同胞对此表示出温和的蔑视。他们来美留学有些年数了，已形成一个阶级，我的行为，是种阶级背叛。从中国大陆来的人，都懂得它的严重。

“现在你睡着觉了？”李海澜在校门口碰到我问。李海澜是我的男的朋友，不是男朋友。他也学艺术，先我入学一年，却到现在还没毕业。过去他一直劝我别毕业，一毕业就是失业。奖学金好歹管一口饭。“搬到那么贵的房子里，该睡得跟尸首一样了吧？那么高，什么还吵得着你？”

我们走进学校咖啡室，他从一只塑料袋里掏出一大钢精锅冷面，吃起来，一点也不怕吓着这些美国学生。有人对他瞪眼，他就将锅推出去：“来点吧？请！”李海澜什么都不怕，在课堂翘着脚发的宏论使他在教授眼里形象优异，思想也优异，因此拿最高奖学金。

我已经趁他的脸在钢精锅上俯仰时，翻着小日历卡，数那些被红笔圈住的数字，有二十八个红圈。“整整二十八天没睡觉了。”彻底无眠的二十八个昼夜，李海澜认为称得上个事件了。他听说连续五十天无睡眠，人一定会死，我晚期晚得不剩几天了。

“你不睡你干什么？”李海澜问我。他要是能够不睡他一定开卡车去，都说开卡车开得阔。要不他就画五十元一张的水彩花卉。他的花卉俗得合宜，在每个社会阶层都有销路。“你写小说？”我摇头。写小说跟画花卉不一样，不是你拿了笔，铺上纸它就出得来的。状态不对。那种状态下去写会把天下人都得罪。“不写你干什么呢？”

“就那样……你说我能干什么，大半夜的？”我不知我在斜起嘴笑，但李海澜说我在冷嘲。我脸虚肿，眼袋低垂，我还能有劲去冷嘲谁。

“你就是太孤独了！”他把钢精锅“当啷”一声扔进塑料袋，他的课要开始了。“听我的，找个男朋友。日子就是太孤独了，不然我也不会和声声（他女朋友）搬到一块儿。你到最拥挤的地铁上看看，每张脸都被孤独弄得一模一样！”他站起身：“我们是这样地紧密相处，却又彼此孤独得要死。哪个诗人这样说的。”他走没多远又回来告诉我：“找个男朋友！”

结果李海澜把事情想得这么通俗。他根本不懂我对他暗示的那扇窗：一个物体一种感觉的存在不会绝对孤立，说不定哪儿就暗暗有个对称。一个长明的窗对称另一个长明的窗，一个无眠的夜对称另一个无眠的夜。

我得去找这个人。

“电话、姓名、邮政编码都没有？”厕所里碰到个女警察，漆黑脸蛋，血红肥厚的嘴唇，真夸张得漂亮极了。她告诉我地址、电话、姓名都没有，这个人基本上是没有的。

我坐在马桶上换下教书的窄裙，套上餐馆的长裤、红制服。女警察在外面说：“你去看过心理医生吗？”

我“哗”一下拉开马桶隔间的门，清醒而坚定地说：“有这个人的。”

怎么会没这个人呢？一夜，两夜，三夜，芝加哥那么多窗灭了燃，燃了灭，它却始终亮在那儿。亮得并不肯定，像灵性和知觉。

我不想和人再讲起它。好比我从不把我最爱的书借给人，人若不懂，书就糟蹋了。我受不了人不懂它。我得认真地悄悄地去寻找，首先要紧的是电话号码。在某个凌晨，我拨通电话，淡说一个：“哈罗。”都会在那一刹感动：原来连孤独自身都不是孤立的，总有一分对称、相伴的孤独。

电话公司一个苍老的声音说：没有邮政编号、姓名，就等于什么也没有。

星期日早上，我用厚粉底遮掉真脸色，步子快乐地下楼去。

我向守门的老爷子问起一幢高度与这座相仿的公寓楼。

“附近？据我所知，这一带没有第二幢这样高的公寓。要么是办公楼？”老爷子说。

我肯定它是公寓楼，说完我推开死沉的玻璃门。

“那一定不是附近！”老爷子在我身后抬杠道。

我朝我认定的方向找。街截止了，却没见那楼。它是比想象的远许多。芝加哥的初秋是淡灰的，绿树都旧了。茸毛似的雨有点呛人，我怕走坏这双好牌子网球鞋，决定乘几站街车。车上只有七八位乘客，其中一位居然还叫得出我名字。

“不认识我啦？我是虹虹啊，我们在陈老板店里一块做过啊！来，坐啊！”

我记起虹虹来。这个腹上鼓了半只球的孕妇曾经不这么丑，一个傻胖傻胖的墨西哥厨房伙计说她的美是头等，任何残羹他都捞出渣儿攒在一起给她带回家。后来虹虹开始向他借钱，再后来饭店丢了一大笔钱，我们都被拉去做测谎试验。终于来了呜呜叫的警车，那个年轻的墨西哥老乡闪手将一勺滚油泼在自己脚上。他被架上警车时，虹虹在厕所里化妆。

“我先生星期日还上班！有挣钱的时间，没花钱的时间！”虹虹两手插在胳肢窝下，胳膊搁在大腹形成的平台上。我想虹虹千万别抽出手，亮个大钻石出来，偏偏就是颗大钻石，随虹虹手势，它划来划去像颗流星。我又想，虹虹千万别迫不及待炫示自己住什么价房子，开什么牌子车。马上地，虹虹叹气说她家房太大、院太大，像住深山老林。我还想，虹虹千万别一掷千金请我一顿，我却果然被拽进一家豪华馆子。最后我想，虹虹你饶了我，千万别提“上你那儿看看”。

“你住哪儿？”虹虹在付账后问。

“离这儿挺远。”

“走，我叫辆计程车送你回去，顺便上你那儿看看。”

看了一遭，虹虹的锐气被挫掉不少，我的屋穷归穷，并不如她预期的狼狈。电话闲许久了，偶尔铃响，我扑上去，会先呛一口灰尘。里面越来越少传出我熟悉的声音：亲热的骂，有关买到一件便宜东西的叨叨。谁也不明白每个人怎么就变得孤寡了，不易取悦了，尽管一有人主张聚会，仍是翻天覆地的闹。就像现在，虹虹和我都咋咋呼呼地开心，但我看不出我生活里干吗得有个虹虹。我会在我实在睡不着时打个电话找她解闷吗？我不会。到美国长了，每个人的苦楚早分歧成千差万别，虹虹的苦楚是对洋菜馆的仇恨，若我与她互吐苦衷，一定像聋子的对话，天上一句，地下一句。

“你这窗外，要是有树就棒了。”虹虹评论。

我讪讪说，这是五十层，有这么高的树吗？我希望虹虹千万别留意窗台上一副微型望远镜。虹虹的眼已经叼住了它们。她向我斜起眼笑，那么一轻佻，意思说，我还以为只有男单身汉才玩这勾当。虹虹端起望远镜，脸作着怪。这时天黑了，雨尘里几乎所有灯都亮着。

望远镜从未帮我把那扇窗看清晰些。我想证实那盏灯下并非拱着一帮牌鬼子，八只表情复杂的手从东西南北伸来，桌角撂着来路清白的钞票——他们有的是力气血汗，赚钱不比抢钱难。他们一天天活着，每天都是个开始，每天也都是末日。其中也有像我和虹虹这样，从遥远的国度傻乎乎、高高兴兴地就来了。像虹虹和我，手指掐住一个地图上的街名，扎进一家家餐馆，拿准备在舌尖上的英语问：“您这儿要人吗？”

听到个“要”字时，顿时想，什么什么都有了着落。而等我拿着艺术学位走出最艰辛的日子，我发觉自己的一点天赋早已死了。或许天赋是必须死的东西，它的死换来了多种多样的生。我甚至打根上就怀疑我伏在案上，让笔在无数格子上爬的手艺是天赋。

虹虹在十点左右离开的。我送她到楼下，在计程车驶来的瞬间，我一把揪住她胳膊。

“怎么办？我在找一个人！”

“啊？！”虹虹说。

“我失眠整整三十九天了！”

虹虹想了一会儿，坚决地对我说：“绝不要吃安眠药！”然后车把这个虹虹带走了。

李海澜押着我到了学校的学生咨询中心。每星期三是健康、心理咨询。李海澜说二者我都急需。我病得很不轻了，不找医生，却上天入地一样找“一个人”，在李海澜看，得好好治了。李海澜有四年没看牙医了，起码起码，我想。在他豁大了嘴笑时，你看得见他萎缩到牙根发黑的牙龈，又萎缩得不统一，参差着，牙更是长长短短。我们都不能再穷困下去了。李海澜嘴角还翘着牙签，对丰衣足食、定时看牙医的美国学生和教授来说，他穷出了风格、样式，穷出了自我宣言。这些正是搞艺术者顶要追求的。

李海澜走后，我发现了他。他也在等着咨询什么。我不好意思再问他的名字，一年前他就告诉了我。那时他领我办入学登记手续。一年中他给我买过两杯咖啡，教我使用图书馆的藏书显微机，赞美过我的英语、外套、头发，还有其他。

我们都没问过对方的年龄。

“你来做什么？”我问。

“你呢？”他看我笑。

我们同时发觉各自的咨询挺见鬼的。他约我出去走走。傍黑了，去哪儿呢。我喜欢他在过街时下意识地拉拉我手，过后又有意识地赶紧松开。我还喜欢他在一遇到乞丐时用身子把我隔到另一边。再就是他的一点点神经质、温雅、无侵略性。

“你咨询什么？”他问。我们坐在我打工的餐馆，工友们见我和个“鬼子”一块都装不认识我，也不给我名分下百分之三十的折扣，眼光却充满恭喜。

“我想问问，怎么找到个人，没有姓名、邮政编号。”

“电话呢？”

“也没有。”

“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失眠者。”这令我惊讶：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断定过他属于什么样的人。我想到过他可能是个会计，或一个电脑技工，喜好没完的工作，将一堆字码带回了家，几乎是幸福地度过一个个碌碌有为的夜。在街灯黯淡时，他将掀起长痔疮的屁股，仰起他正在沙漠化的头，打个长哈欠，有点感动和心醉于自己的律己和不无聊。我更多地想象：他是个像我一样的著书者；那种对自己潜力、才华期望过高，夜夜熬自己、榨自己，想最终从自己清苦潦倒的生命中榨出伟大声名的一类人，他们在每个世纪、每个时代、每个国度都占据一个彻夜长明的窗。“一个失眠症患者。”我正色对他说。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失眠是事情的实质。这样我和他的遥遥相望、遥遥地相依为命就有了实质意义。

他用棕色眼睛看着我，眼神告诉我他是把我的荒诞作为一种情调来接受的。

遇到虹虹之后，我再次向那座楼侦察过，是个寂静的正午，我向它出发。途中，我把钱包给了个十七八岁的黑男孩，不然他手里的刀就把我捅了。其实我裤兜里有一枚小型催泪瓦斯，但我没用它，因男孩在接过钱包时说了声极动人的“对不起”。我只对他逃去的背影说：“请扔下我的身份证。”不仅身份证，他一路扔下了我所有的证，医疗证、学生证、借书证、社会保险证。我逐一捡回它们，心很饱满，有了这些证，就证明是有我这个人的。

“哈，失眠者？”他说，用的是英文术语，“这个国家失眠者太多！没看电视上有多少安眠药广告吗？广告不是说，由于赚钱、谋生、债务的压力，失眠者越来越多？广告倒没说，失眠是因为人相互间的疏远、亲近的淡化、孤独感无法得到排遣……”

“你怎么知道？”我说。

他看着我，看着我。像个警察或医生，专门会从人身上看出麻烦和未来的麻烦。

“真的，你看上去不怎么好。”他说。

“你也是？”

“我也是。”他眼神雾掉了，说，有时的孤独真那么厚、那么稠。“不过，你看上去……你到底怎么了？”

“我就是在寻找一个人。听我说……”

他摇摇头，意思是，我理解你的胡闹。在美国，生活之所以便当，是因为每件东西都有自己的公式。他在发现我这个人的公式，企图拿公式演算我的心理：茫然=迷惘—理性低潮—精神无定性—某种癫狂。

“失眠会让人产生臆想，出现一种不真实的境界……”他对我轻柔地说。

这时我们已走在路灯下、灯光中，芝加哥不白的雪花哆嗦着飘落。我在这一刹那发现他恰恰是高高的、淡旧的，两弯棕色眉弓非常多愁善感，我心里的失眠者就该这模样。

“没有姓名、地址、电话，这个人就找不着吗？”我说。

他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脸颊，爱怜极了。

星期五，我照例到餐馆打一天工。虽然餐馆的活儿会引起脱肛、上火、背肌劳损之类的职业病，以及奴颜媚骨的笑、忍辱负重的站立行走等等，挣得还不坏。进门时，四个工友正围着一张桌在折餐巾。这是上午，我脸上糊了一层厚颜色，在上帝给我的那张脸上造出了另一张脸。他们说不需要人折餐巾了，需要人去冰库扛冰。他们的脸新鲜，与红制服红得不分谁是谁。我突然冒出股愤怒。昨天夜里你们都睡得很好。睡眠，在夜里是个岛，人得渡到那儿去寻求安全。渡不过去的，譬如我，就在夜里成了所有人的异类。你们自然全渡过去了，在那里相会盟结，白天的戒备和敌意在那里全都得到了协调统一，单单撇下我，落伍失群，孤独得这样彻底！

我搬第二桶冰时，他们大声叫我：“作家！老板每天赚一千，只给我们每小时四块五，我们要闹革命，你参加不参加？”

这事你们找我来啦？你们结了伴一同睡得内外一新，你们想到了不平等不公道。你们从未留意到你们那长长的、安全的、正常的睡眠盟结中并没有我？你们撇下我，这个不平等不公道对我更要紧。闹革命，我不喜欢这主意，我一星期的营养不良全靠礼拜五这天补过来。

又听到叫：“作家，老板娘要生孩子，我们祝孩子没屁眼儿，你祝不祝？”

搬第三桶冰时我倒下了。这么虚弱，是我没料到的。工友们问我怎么了，我的泪一滴滴流下来：怎样启得了口呢，我那不可理喻、见不得人的一点儿眷恋？

我终于找到了那座楼，它和我住的那座相仿地高，楼下草坪也颇癞痢，草菊花也是乌紫色。还有那些出入的人，也都牵着狗，安分满足，谁都怕和谁多说一句话。所有住户的名字是按字母次序排列的，密密麻麻，我全不知从哪儿找起。一有人进出，我马上把眼睛从那些名字上挪开。也像我的住处一样，它有繁琐的安全装置，首先得有密码，其次得有许可，任何像我这样的来访目的不明或诡秘的，都被罚在双层玻璃门外枯站。

先是出来个坐轮椅的老头，我想借帮他开门的机会溜进去，他却说：“你等人？等吧。”

再是个中年人，心事重重对我笑笑，并没有问我：需要帮助吗？他是个神职人员，因为他突然打个弯到我面前，给了我一本小册子，叫作：“你是被爱着的”，封面上有个张开双臂的老太爷，大约是个蹩脚画匠理解中的上帝。

在我离开那楼，向巴士站走去时，迎面碰上个人。那人年轻，苍白得瘆人。他对我说：“嘿！”我才认出，是他。他着运动装束是完全意外的形象。我说：“你也住这一带！”

“去湖边吗？”他说。

只要我再走慢些，就能甩掉他。事情出现了突变，那窗那楼和他似乎一下子有了联系，让我好好理理心绪。

“为什么不呢？和我一起跑跑。来呀！就是一夜不睡觉，沿湖边跑跑，人会得到新鲜的神志，会忽然有种优越于全人类的感觉。否则，没有恰当的睡眠，会感到自卑于其他人。”他说，脚步有板有眼地原地踏着。

我蓦然看见他两眼下的暗晕，这给了我某种线索。

“昨晚你失眠了？”

“失眠在拉丁语中也叫insomenia。失眠是个古老的病。”

巴士出现在路的尽头。

“不和我一起去湖边了吗？”

“不。”我说。

他向前弹去。我看他跑远，一片冬天的影子滑润地被他拖着。他不健壮的身体被太阳追得更羸弱，越来越细小的他却有了个肯定的轮廓。

李海澜“啊”了一声。“你还活着？”

这已证实了，无医无药可救我，我却依然活着。我显然活过他预言的大限了。

“嘿，我找到那个人了。”我说。

“看见你和一个老美在一块儿。可惜他不是咱中国人，不过你又不是我的妹妹。”

“就一个名字，还有一个邮政号，找了我好多天！”我兴奋地说。

“你和那个老美怎么了呢？他在学校教法语，收入还行。”

我在想，我和“老美”怎么了呢？整整一个冬天，我和他每天都会碰一回面，像是我俩谁在盯着谁。

“你得找个伴儿！有个人说说话打打岔什么的，还是很实惠的。”

李海澜认为他已看透了我，看透了整个事情的结局。他没工夫听我解释那个“老美”和我。还在冬天，他提出送我回家。快进电梯时，我要他等等。他问我做什么，我说：信！他轻蔑似的笑道：你还有信？我说：信也没有，睡眠也没有，用什么来切割每一天呢？日子不更过瞎了。他陪我走向密匝拥挤的信箱群落。我常常惊心动魄地打开信箱，它是日子里唯一一个谜。我用手将信箱扫了一周，什么也没有。父母已习惯不给我写信，或说，已习惯不常收到我的信了。正如他们从我的愉快中读出不愉快，我也能从他们的健康中读出病痛。

信箱空的，他尴尬似的笑笑。

在电梯里，他吻我了。他说他爱我快赶上爱他自己了，我没有“嗤”一声笑出来。他有许多年没收到过信了，他的答话机十分负责地替他应接电话。他每天服维他命药粒，给室内植物浇水，长跑，到三个大学教法文和法国文学；他还有个女邻居，总来叩门，要他帮忙拉她衣裙背后的拉链。

入夜了，雪下得大起来。我躺在他怀里，明明白白躺在灯光里。两点了，他说。我将他又搂得紧些。人们都渡到“睡眠”那个安全的岛上去了。我问他：可感觉地壳在一鼓一瘪地呼吸，落雪一片片在彼此厮磨？

他竟没有回答，我一下子坐起来。

他怎么可能睡着？他怎么可以与我紧依着，却和所有人一块远远渡去了？这怎么了得？我从未体味过如此彻底的背叛，以及它带给我如此彻底的孤独。我突然想起什么，跃起，扑向窗。在撕开窗帘时，我心里是阵神秘的剧痛。遥远的楼上，那个窗仍亮着。我承认我的不忠贞，但我不是存心的。

那以后，我躲着“老美”。他暗示我们住到一块，我暗示他那夜他睡着了。他对我这个伤心的、带有揭露性的暗示非常无辜纯洁地笑了。

“那个老美哪点不对你路子？长得不错，手指头上没那么些毛，人多斯文！”李海澜说。

“你根本不了解我。”我说。

“你这人很不实际！”

“我是很不实际。”

“不实际有什么正确？！”李海澜，我曾经的室友，在此时凶了我一眼，奔他的课去了。

我真的撑不下去了，精神和肉体都被这失眠蚕食得差不多了。我将手臂伸长在肮脏的桌上，头埋在它们之间，摇滚把这个咖啡室弄成了个锻造车间。

出校门我见“老美”等在风里。一点儿不忍和感动，使我几乎又要答应他陪我回家。我还是请他离开了我。我眼里胀着泪，他也是。可他连伴儿也不是，他不能把无眠的长夜分走一半。

这就回到了小说的开始，回到我在寻找的那个人身上。这时我在五十层楼上的公寓里，失尽了一切情、谊、开怀和体谅。我从床上翻身下地，撕开缠满脖子的黑发。这是凌晨两点，我却离睡眠越来越远。

窗帘被拉开，我的浑身大汗顷刻凝下来。一看见那窗，我放了心，只要它还在那儿，亮着，它就还是我的。就今夜吧，怎么样？我对自己说。半年来，我总是在这个时间想到他。我终于从那一大片繁密的住户姓名上找到了他的名字，我把它写在一张黄颜色小纸片上，和一些英文生词一块，满满贴在写字台上方的墙上。

这夜我撕下这个名字，又搬出两大本电话簿。我的指尖从无数名字上掠过，气越喘越短。我想，我一定得打这个电话了，名字、电话号码、勇气都来得那么不易。

七位数的号码，我顶多按到五位，手指头就乱。于是我拳起手，只留根食指在外面，信号出来了，我一下又压下话机。那边若出来个“哈罗”，我这头该怎么说？说：“我想认识你。”或者：“我们一直是认识的，你一直在陪伴我……”

对，对。真是这样，你是唯一肯陪我醒着的人。或许这些都是多出来的话，一个“哈罗”就很好了，其他的，看“哈罗”后面的直觉。

结果我没有把这个电话打出去。不知怎么一来我还是将打电话的欲望压制了。

第二天早上去餐馆打工，意外地，工友们邀我参加折餐巾。他们在哈欠连天地议论一件事。一个工友在今早开车路过一座公寓楼，见到警察和人群在处理一位自杀者。他从楼顶一层破窗坠落，把楼下被陈雪压了一冬的草菊花砸出个“大”字来。是个男人，年轻的，像胎毛的软头发给风吹来吹去。那楼上的居民都在周围遛狗，都说不认识他。

当夜，我不再有打不打电话的痛苦踌躇，我躺在床上，将自己身体装殓进丝质睡裙，心里一遍遍默习工友形容他的模样，我熄了灯的独房公寓里是浑浊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