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切尔跟别人的关系越亲近,就越担心遭到抛弃,这是“在你抛弃我之前,我得先抛弃你”的模式在起作用。经过一年的治疗(每周治疗两次),雷切尔突然告诉我,她无法继续接受治疗了,因为她无力承担每周80美元的治疗费用。她说和丈夫离婚后,她就很拮据,如果继续治疗,每周顶多可以治疗一次。我知道她是在撒谎。她继承了一笔五万美元的遗产,还拥有稳定的工作。另外,她出身古老而富裕的家族,经济上不存在任何问题。

通常情况下,我本可以直接指出,和其他病人相比,她更有能力支付不算高昂的治疗费。她以财力不足作借口而放弃治疗,其实是避免同我过多接近。还有一个原因是:那笔遗产对雷切尔有着特殊的意义。她认为,只有遗产才不会抛弃她,永远属于她自己。在这个让她缺乏安全感的世界里,那笔遗产是她最大的心理保障。尽管让她从遗产中拿出微不足道的部分来支付治疗费是合情合理的,不过,我还是担心她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坚持让她每周治疗两次,她可能就此中断治疗,并且再也不会露面。她对我说,每周只能负担50美元治疗费,因此每周只能就诊一次。于是我就告诉她,我可以把治疗费减为每次25美元,每周照样可以接受两次治疗。她的目光夹杂着怀疑、忐忑和惊喜,“你说的是真的吗?”她问。我点点头。雷切尔沉默许久,终于流下了眼泪,她说:“因为我家境富有,镇上和我打交道的人,都想从我这里赚更多的钱,你却给我打了这么大的折扣,我很感动,以前没人这样对待过我。”

接下来的一年,我一直对雷切尔悉心治疗。雷切尔却始终处于挣扎状态,难以自我放松,甚至多次试图放弃治疗。我用了一两周时间进行劝说和鼓励,既写信又打电话,才使她将治疗坚持下来。第二年的治疗取得了很大进展,我们能够推心置腹地彼此交流。雷切尔说她喜欢写诗,我就请求拜读她的作品,她起初拒绝,后来答应了我。随后几周,她却总说忘记把诗稿带来。我告诉她,她不想让我看到她的作品,这是不信任我的表现,这和她不愿配合马克以及其他男人在性爱上过于亲近如出一辙。我也不禁反思如下问题:她为什么认为让我欣赏她的作品,代表着承诺和感情的投入呢?她为什么觉得与丈夫体验性爱,就意味着放弃自己呢?如果我对其作品没有任何反应,在她的心目中,是否意味着我对她不屑一顾、乃至完全排斥呢?难道我会因为她的诗写得不好,就终止我们的友谊吗?她为什么没有想过,让我分享她的作品,更能加深我们的友谊呢?难道她真的是害怕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吗?

到了第三年,雷切尔才真正意识到,我对她的治疗,在情感上是完全投入的,她的心理防线开始撤退,而且让我看了她写的诗。她开始说说笑笑,有时甚至还和我开玩笑。我们的关系,第一次变得自然而愉快。她说:“我以前从不知道,和别人相处是怎么回事。我第一次有了安全感。”以此为起点,她也学会了与别人自如地交往,有了更为广泛的人际关系。她终于明白,性爱未必是没有回报的单方面付出。性爱过程是自我释放,是肉体的体验、精神的探索、情感的宣泄。她知道我是可以信赖的,她遇到挫折、受到伤害,我都会倾听她的委屈、解决她的烦恼。在某种意义上,我就像是她不曾有过的称职的母亲。她也清楚地意识到,她没必要过分压抑性爱需求,而是应该听从身体的呼唤。她的性冷淡完全消失了。第四年结束治疗时,她变得活泼而开朗、热情而乐观,充分享受到良好的人际关系带来的快乐。

作为心理医生,我是幸运的,因为我不仅向雷切尔做出承诺,而且真正履行了承诺。在整个童年时期,她一直缺少这种承诺,由此才导致了身心疾病。当然,我也并非总是这样幸运,前面提到的“移情”的电脑技术员,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对承诺的需求过于强烈,以致我不能、也不愿去满足他的要求。心理医生的承诺是有限的,如果不能适应情感关系的复杂变化,那么连基本的治疗都不可能进行。假如心理医生的承诺是充分的,病人迟早也会做出承诺———对心理医生和治疗本身的承诺,这也常常是治疗的转折点。雷切尔让我看她的诗歌,意味着这个转折点的最终出现。奇怪的是,有些病人每周治疗两三个小时,而且坚持了几年,却从来无法做出承诺,而有的病人可能在治疗最初几个月,就会走到这一步。要顺利完成治疗,医生必须使病人做出承诺,而且是发自内心的承诺,彼时彼刻,对于心理医生来说,不啻是莫大的幸运和快乐,因为病人做出承诺,意味着敢于承担承诺的风险,他们的心理治疗就更容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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