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点儿紧张。厕所不大,右手边是两个隔间,左手边是小便池,顶头是水池,他站在门前,我的后面是紧闭的窗。

“我找你?”我脑子在转,我反问道,先稳住他再说。果然他愣了愣,吃不准我的路子,手依然放在裤兜里。

“你是谁,是来参加招待会的记者?”我又问道。我想这话是会有效果的,这等于让他感到我们并没有怀疑到记者就是凶手。

“嗯。”他点点头,狐疑地看着我。我假装威严起来:“这是在警察局,没事儿不要乱跑,你是哪个报社的?”

他还是看着我,但肩膀紧张的肌肉放松了下来:这就是所谓的非语言的行为,他对我的警惕感正在慢慢消除。

“日报社的。”

“日报社?刚刚在会议室里,我怎么没见到你?”我继续胡扯着,眼睛盯着他放在口袋里的右手。

“我坐在最边上。”他说道。这是个很奇怪的场面。我们俩就站在厕所里对视着,有一句没一句地问答,他不动我也不动,有点儿心照不宣的味道,光凭这一点就更让我觉得他有问题。

我琢磨着应该如何打破僵局,他守着门,口袋里如果摸出个凶器什么的,我没准儿就得见红。这是下下策,我得跟他掉换个位置。

我不说话,然后走向门口。他紧紧地盯着我,我假装随意,但肌肉已经紧绷起来,随时准备搏斗,离他两步的时候,他突然闪开了身子,看样子是想让我出去。我停了下来,这反而让我有些不知所措。他是什么意思,他看着我停下来,又紧张起来,开口问道:“你还没上厕所?”

“什么?”我一下子没明白过来。

“你来厕所干吗?”对方步步紧逼。

我心跳得很厉害,但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泄气,我死死地盯着他,停下的脚步顿了两秒之后,再次走了过去,反问:“什么意思?”

他还是没有动静,然后侧身让开位置,让我开门,我打开门正准备走出厕所找帮手,他又开口了:“我就干了这一次。”

我转过头去。他的鼻尖就在我的眼前,他的右手从口袋里慢慢地抽了出来。手臂青筋暴突,他在使劲儿,再不下手就没机会了。我赶忙抡起右拳朝他的太阳穴击去,拳挥到一半,被人在半空中硬生生地抓住了,那中年记者一脸骇状,我回过头去看,捏住我手臂的是刚刚赶到的周炳国。

“我知道。”他说。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周炳国已经横到我俩中间。

周炳国把中年男人的右手从口袋里拔了出来,那是个微型摄像机。“在此之前,我们已经交代过了,这次通气会不允许摄像。”周炳国严肃地说道。我傻站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虚惊一场,原来这个记者违反规定,偷偷地把摄像机带进了会议室,所以一直鬼鬼祟祟的,怕被人发现。

“这次就算了,”周炳国取出摄像机的内存条,然后把机子还给他,“这个没收,谢谢配合。”

那个中年男人沮丧地回到会议室,我们在走廊里看着他的背影,当他转出视野的时候,周炳国对我说了一句:“他不是。”

周炳国看看我,脸色凝重地说:“会议室里有情况,多了个陌生人。”

“凶手很会在人群中隐藏起来,照他的性格是不会那么容易出现破绽的。”周炳国跟我解释,“起码不会坐在第一排,东张西望地等着我们来发现。”

原来周炳国早就注意到他了。我还一本正经地监视了半天,结果空忙一场。“什么叫多了个?”一边往会议室里走,我一边问周炳国。

周炳国有点儿不自然,这个状况想必是他也没有意料到的。

新闻通气会为每个记者都准备了一份光盘,里面含有关于此案的诸多官方解释,38个被邀的记者中有一个没来,理应是发出去37份才对。就当我和那个中年男人在厕所有惊无险的时候,他们做了这个工作,才发现一共发出去38份。周炳国数了数,房间里居然有38个人,也就是说,有一个人未经邀请就擅自来了。

由于是内部发函邀请,加之在公安局,也没人想过要给来的记者签到,所以分不清楚究竟谁是多出来的那一个。

“会不会是某个记者带着他的朋友一起来的?”明知道这个设想不可能出现,但我还是忍不住确认。

“不知道,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周炳国回答道,“这次发出去的邀请函说好是一人一座,他们都是老记者了,这点儿纪律性还是有的。”

要找出那个人来,自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儿。但还是同样的问题,用什么办法比较合适。现在很难断定他就和此案有关。但在这个当口,怎么能让人不往那上面想。

“不知道多出来这个人的身份是什么,意图是什么?”周炳国提出了他的担忧,这事如果往最坏方面想的话,就没底了。

“现场人太多,房间太小,如果有什么突发事件,警方就会很被动。”他接着说道。原本想通过观察,把嫌疑人圈出来,然后再隔离出来单独拿下,可现在多了一个藏在人群中,很有可能必须与他正面接触了。

“怎么办?”回到会议室之后,我们和闫磊碰了头,会议还在暂停中,记者们围成一圈在聊天,他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去把还没下班的警察都叫下来,现在只能人海战术,一个个地盯住,然后再想办法,”周炳国建议道,“再去把老李叫来。”

老李莫名其妙地被安排了一些新任务,才发现原来今天的通气会还有另外的意图,顿时人紧张起来。身子像被人捅了一下肚子似的蜷了起来,我还在想这行为有些过了,不至于反应那么大吧。

我上去拍拍他的肩膀,说:“别紧张。”

老李回过头来,对我笑了笑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不要相信任何人!”

我突然就定住了,冷汗开始往下淌。“不要相信任何人。”下午收到的那封信上写的就是这几个字。我看着老李,他正在做着准备工作,我没来得及消化这其中的蹊跷,上面的警察被喊了下来。

趁着老李在台上说话的当口,他们已经穿插到了记者中间,虽然这行动有些突兀,但还算顺利。

老李接着说:“麻烦各位把名片留下,我们好备案。”他边说着,边指指身边桌上的盒子。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所有记者都把名片交上来了。有个小姑娘,在老李的身边看着媒体名单,对比着名片上的单位。居然一个没少,收上来38张名片,而且和名单符合。

难道那个郊区的记者赶回来了?

闫磊正准备当场叫出他的名字,被周炳国拦住了。周炳国郑重地说:“先确认一下。”

小姑娘拨打了名单上郊区那个记者的手机,通了,房间里没有动静。然后小姑娘“喂”了两句,点了点头,挂了电话说道:“他没来,还在郊区,房间里的人是冒充的。”

周炳国皱皱眉头:“要把他找出来。”

警察还在自己的位置上待命,局面基本能够控制得住。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都放在现场男记者的身上。我看着我范围里的一男一女,男的似乎还一无所知,看着手中刚做的笔记,我不敢懈怠。他时而抬头,然后挠挠头皮,突然一下站了起来,我就像惊弓之鸟紧张起来,顺着他的行踪把视线跟过去。视野里有人干扰了我的观察,老李走出了自己的位置,我的余光被他的影子带了一下,因为这个缘故,余光落在了另一个女记者的脸上。

我注意到她,是因为她正对我笑着,开始我还没在意,还定眼回过去一个表情以示招呼,她依然保持着笑容,我就觉得有些不对了,她又眨了眨眼,我脸色大变,这个表情我见过。我刚要作出反应,却率先明白过来老李要做什么了,他已经预示过一切。

“别——”我还没叫出声,会议室里灯“刷”地一下灭了。

我的大脑在高速运转。那个女记者的表情我确认见到过,没错,树林子里的那具“尸体”,浑身泥浆,对我露出白牙。

她怎么在这里?从一开始,我们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男人身上,把女人忽略了,否则应该更早一些发现她的存在。

可毕竟还没有发现,为什么她要自己跳出来,暗示我她在这里呢?而就在如此紧要关头,老李为什么要把灯灭了?一连串的疑问像机关枪的子弹射过来,让我无从招架。

难道又是什么我不知道的秘密行动?

我保持着镇定,由于这个会议室没有朝着户外的窗户,所以灯一灭,几乎一片昏暗。周围的人出现了小范围的骚乱。我听见杂乱的脚步声,还有人和人撞在一起的声音。

“大家不要乱!”有个声音喊着,大伙儿果然就不动了。要说还是记者群,基本的素质和应变能力还是有的。一有人出来引导,马上镇定下来。

我蜷着身子,保持战斗姿势,“咣当”,门不大不小地响了一声,我估计这事儿已经迟了。就在灯再次亮起的一瞬间,那个女人果然不在了。

“是她!”我大声叫着,所有人都看向了我。我想要跑出去,想想不对,转头去找老李,老李正死死地盯着我。

“谁?”周炳国走到我的身边。

我已经彻底明白过来了,我面朝着老李,没错,老李熄灯不是什么秘密行动,而是找机会让那个假装记者的女孩逃跑,老李和李舒然也是一伙的。一开始老李并不知晓我们通气会的真正目的,那个假记者来此的目的我们还不知道,但被我们发现现场多了一个人后,老李用了这个笨办法保住同伙,舍去了自己。

李舒然果然又因为大悬案出现了!

周炳国顺着我的视线看向老李。这要命的僵持就出现了。其他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对视的气场,很快就让他们把目光集中过来。无形中我们之间就像隔开了很大一块空地,周围的人都在围观,这不是个好现象,不动正是为了预谋该如何行动。

老李的身边还有两个女记者无辜地看着前后,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我紧盯着老李,往前走了两步,闫磊他们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虽然还不知缘由,可包围圈在慢慢缩小,老李侧了侧身子,我们集体停了停。

那两个傻妞终于嗅到了空气中的火药味,刚想离开,已经来不及了,老李更大幅度地侧身,一把拿起桌上的剪刀,抓住其中一个矮个子记者,绕过她的脖子,抵住了要害。

“冷静点儿。”我叫着,把双手平放在前。

“全部往后,谁也不准出这个门!”他说道。

没有人出门,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可我知道,他是在给那个假记者争取逃跑的时间。

现在有一点是确认的。这个老李和李舒然是一伙的。这意味着李舒然团伙的能量无限,居然渗透到了警方内部。突如其来的转变,让所有人都傻了眼。记者们虽说见多识广,但也愣着不知所措。

“我们不动。”周炳国说道,他往前走了两步,老李的手在用力,有血从女记者雪白的脖子上渗出来。

这回周炳国真的不动了。老李挟持着女记者往后走,那里还有个小房间。我吃不准他的路子,那个房间里没有出口的。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行动。他刚进入房间,我转身对闫磊说:“林子里,林子里的那个女人刚刚就在现场。”

闫磊赶忙布置人追了出去,然后压着嗓子说:“把记者全都关房里去,这事儿没解决之前,谁也不许走出公安局的门,也不能外传。”

他拿起手机汇报,安排谈判专家、特警武警忙得不亦乐乎,还没空下来,屋里的电话响了。闫磊四处找,周炳国拍拍他的肩膀,指了指桌上的电话。

闫磊接起来一句话也没说,听完之后,脸色很难看,他指指我:“提条件了,他只让你一个人进去。”

说实话,当时我很吃惊。为什么选的是我?但我立功心切,好奇心也重,没想那么多就逼着自己进去。

没过多久,现场就来了不少人,刚刚从市里赶回来的局长亲自挂帅督战,在小房间外面候着。临时作战指挥所被建立起来,一群人围在桌子前讨论策略。武警部队来了个神枪手,据说1000米内弹无虚发。可照现在的情形,有点儿用不上劲儿。老李进的房间很小,事实上只是个储物间。只有很小的一个气窗开在墙壁上方。神枪手被引到对面的楼上,用对讲机,把瞄准镜里观察到的情况反馈到指挥所。

“尽量把他引到桌子那边去。”局长对我说,“只有桌子那儿是有效射程。”他指着桌上简单画出来的储物间示意图上的右边。

“进门之后,他一定会要求你立刻关门的,届时你就和我们失去联系了。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能够沟通的方式。”周炳国也在一旁预测着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有人在有限的时间内,思考着可以沟通的方式。老李不会给我们很多时间,最多三分钟,三分钟之后,如果我还没有进入那个房间,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闫磊拍拍脑袋,冒出一个不算很好但最有可能实现的沟通方式。他想起来,局里有几把红色的手电筒,可以通过门底的缝隙,往里照射红色光线,来向我传递简单的信息。只不过这种方式只能单向沟通。也就是说,我只能依靠门缝底下微弱的红色光线来判断老李是否进入射程,然后我要做出反应,让狙击手行动。

“我觉得不到万不得已,还是留活口的好。”我把老李是李舒然的同伙的推论再次和局长说了一遍。

局长皱着眉头:“保证安全为主,能够活捉当然更好。”

我往前走着,武警跟在身后,我敲了敲门,门没锁,我深呼一口气,然后推门走了进去。

“把门关上。”

我刚进屋,他果然说到了这一点。

这个“战术”运用得很到位。老李也是警察,即使没出过外勤,耳濡目染地也把警察会的那些东西全看熟了。站在门附近那是找死,武警部队里有很多那种一招制敌的神人,躲避他们的唯一办法,就只有保持距离,老李挟持着那个女记者退在墙角,我毫无办法地转身,再把门带上。

这个储物间果然不大,只有20平方米不到,因为东西早些时候全被清空了,我看了看要把老李引过去的那个桌子,上面布满了灰尘,桌子的底下折叠着一块鲜红的地毯。也许是开什么庆典会议用的。

我有一些色彩心理学的皮毛常识,知道这不是个好现象。地毯的红色,是个刺激人情绪的颜色,对于高度紧张的绑架者,视野里长时间地出现红色,会增加其失控的概率。

我贴着墙角,往左走了几步,这是周炳国教我的,绑架者通常会选择直视警察,而且在空间中本能地保持最大距离的对角线,果然随着我的步伐,老李转动着身子,直到他自己感到位置不适,然后移动着脚步往桌子那边移了几步。

周炳国到底不是吃干饭的,这个实战再次证明了他一些看似毫不起眼的小计谋明显有效用。“我要一辆车。”老李开口说话了。

我看着他,说:“你也是警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可能。”老李冷冷地看着我。

“从来没有过先例,外面那帮当官的不会在乎我们是死是活,我们全死光了,他们也不会受一点儿影响,但让你跑了,没准儿乌纱帽就丢了。你要是他们会选择怎么做?”我坚决地说。

老李沉默了,似乎在分析我的话。

“所以我建议你还是现实点儿,你现在没犯什么大事儿,说清楚,也许没什么了不起的,再这样下去性质可就变了。”

我又往左边走了一步,我和老李就像圆直径上的两个端点,绕着中心画圆,这也是周炳国教的,他之前特意嘱咐道:“别过于急躁,走两步停一停,然后和他说话,趁着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对话上,这种无意识的移动,才能实现。”

老李也在无形中转着身子,抬起头看着我冷笑,问:“你知道些什么?”

老李正在接近有效射程,我皱了皱眉头,故意装不明白,反问:“什么?知道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必须帮我弄到一辆车,”他继续看着我,“因为你很想知道李舒然是谁。”我愣了愣,脚步停了下来。老李开诚布公地说这个话题,反倒让我愣了。

“我们观察你很久了。”他接着说道。

这句话更让我云里雾里,我皱眉看着他。难道很久以前我就被牵扯进来了?我当然是完全摸不着头脑,这是故弄玄虚的缓兵之计,还是另有阴谋?这个谜题出得太玄,弄得我一下子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才好。

“你要跟我说什么?明白点儿。”我继续看着他。

很要命的是,门缝底下钻进来红色的光线,刚刚还在庆幸让他进入绕圈的惯性,可以将他引入射程之内,可现在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对我说,我却不能让他死,他在继续往桌子那边靠。

“别动!”我喊出口,老李一死,刚刚有的线索就会又全部断了。

老李也突然意识到不对,赶紧拉着女记者离开桌子,可已经迟了,说也快,玻璃破碎和子弹呼啸响起,就在老李刚要开口说话的一瞬间,他的脑后出现了一个窟窿,老李应声倒地,我急忙冲了过去。

我刚到老李身边,储物间的门就被一脚踹开了,外面的人蜂拥而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后领子被人用力一提拉了出来。有人用脚踩在老李的身上。这没什么意义,老李已经死了。房间里反而乱成一团。

局长见到我,还没等我坐定,就劈头盖脸问了过来:“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局长的表情夸张,可能是因为看到我脸上吃惊的表情,他才意识到刚刚自己的失态,把脸色缓和过来,说,“人没事儿吧!”

我看看身旁的女记者,她正缩成一团,老李刚刚在房间里对我说的话,我肯定瞒不住了:“也没说什么,就跟我说不要相信任何人。”周炳国在一旁不动声色地听着,我原本想把在招待所里收到同样的字条也告诉局长,但本能地觉得这时候应该少说为妙。

局长的脸色很尴尬,冒出了一句很扯淡的话:“任何与人民为敌的人,都是神经病。”

我奇怪地看着他,然后说道:“嗯,我也这样想。”也许就是从这一时刻开始,让我有所醒悟,这不是简单的刑事案,背后一定存在着更大的阴谋。

另一个房间的记者仍然懵然无知。尽管这事儿是再大不过的新闻了,但还是不用担心。事儿出得越大,反而越好控制,稳定压倒一切,警察在公安局公然绑架记者,这事儿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如何发展。在案子未破之前,记者们应该有这样的素质,暂且保密。这和媒体监督无关,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已经到了深夜,公安局里还是灯火通明。记者们一个个被叫进去谈话,签订保密协议。对老李的身份还在调查中,那个混进新闻通气会的女记者不知所踪,老李为她争取到了逃跑的时间。

我被送回到了招待所的房间里。关了门之后,我进了卫生间,打开水龙头,水哗哗地响着,然后又蹑手蹑脚地回到房间,耳朵贴在门上听外面的动静,没有声响。

我重新又回到洗手间,从裤子口袋里摸出一个小铁牌,老李在临死之前,把这玩意儿塞到了我手里。

已经进入了龙舟赛开幕倒数的第五天,案子没有剥丝抽茧,反而是越查越复杂,确切地说是越查越混乱。

我洗完澡躺在招待所的床上,一边看着老李给我的铁牌,一边分析错综复杂的案情。

半年前,我和张凡双因为十几年前的大悬案来到J市,还没摸到公安局的大门,就被一个叫李舒然的男人绑到郊外,莫名其妙地目睹了黄玉芬的死。

回到我所在的城市之后,那边的调查并没有得到我们预料中的结局,李舒然不是黄玉芬的前夫刘定伟,更别说是大悬案的凶手了。

半年之后,当我以为J市公安局把我们找来是因为李舒然时,却得知凶手再次出山,屠杀了民警冯天天,而李舒然依然毫无踪迹。

当排除其他可能,怀疑是记者,在警方设下的“通气会”圈套中,凶手没有出现,反而是李舒然的团伙又插进来一脚,还对我说不要相信任何人……

李舒然和凶手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在阻止我们查当年的悬案吗?看上去也不像,如果这样的话,直接在树林子里把我干掉不是更省事吗?还有,他给我发了那么多信,难道是在暗中协助我们调查?

也不对,除了纸上谈兵地分析凶手的性格,在实战中,他一直没干什么好事儿。更重要的是,李舒然团伙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团伙,居然能让公安局宣传科的老李也被牵扯进来?

不要相信任何人!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我再次拿起那块小铁牌,不知道这又是什么,完全没有概念。

总而言之,现在有两起案子,第一起是当年的大悬案凶手又开始杀人了;第二起是有个叫李舒然的男人总是出现在我们的左右,但凡我们对大悬案开始调查,他就弄出点事儿。

更要命的是我们现在的境地尴尬。老李“不要相信任何人”的告诫,证明确实有隐情存在。就在刚刚,我和公安局局长就这个问题心照不宣,用屁股想想也知道,他肯定不会愿意我们知道真相。我从床上爬起来,从猫眼里看看门外,门外没有人,然后走到茶几旁,拨打了周炳国房间的电话,没响几下,那边就接起来了。

“周教授——”我刚要把话说下去,周炳国就把话打断了:“嗯,我知道,你在房间等我,我这就过来。”

挂掉电话,我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周炳国的警惕心。如果局长真的有真相不希望我们知道,没准儿有人正在监听电话。周炳国是为了安全起见,人生地不熟,在别人的地盘上,还是小心为妙。

我打开电视,开大了声音,然后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的墙壁。难道真被监视了?我看不出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只能躺回床上耐心地等着周炳国的到来。

离龙舟赛还剩下五天,电视里播放着各种各样的准备活动。我继续观察房间里的其他设施,这是在二楼,夜已黑,我心里有些不踏实,会不会有人正在对面的房里看过来。自己的一举一动,完全有可能就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

我从床上坐了起来,站在房间的中央脱掉汗衫,接着脱裤子,裤子褪到一半,佯装看了看窗外,仿佛怕被人偷窥似的,走到卫生间的门口,打开里面的灯,然后再关上房间的灯。接着把卫生间的水龙头打开,蹲着身子潜回黑暗的房间里,来到窗户旁往外看。

对面是座五层楼的居民房。多数的房间都亮着,从这边可以看到里面居民的日常生活,我看不出个所以然,又悄然潜回卫生间,打开淋浴洗了个澡,重新开灯躺回床上。

电视画面从赛场的布置转回到了演播室,此次龙舟赛的主赞助商正在本地的一个访谈节目里侃侃而谈。

我点了一根烟躺在床上。那个梳着背头的中年男人,在女主持人的面前一直在介绍自己的企业,绕了一大圈才绕到重点。

“我一直认为从商和体育竞技没什么两样,通俗地说,它们都是一场游戏,要想获得游戏的主动权,就必须通晓其中的规则。”他意气风发地总结了一句,“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句话突然让我一颤,是啊,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半年前我就被牵扯到这个游戏中来了,在貌似繁华的背后,正有个不知名的操控手,在操纵着游戏规则和进程。

“杀黄玉芬只是开始。”我把自己的话拿出来问自己,龙舟赛还剩下5天时间,游戏真的能按时结束,还是只是刚刚开始?到了9点多钟的时候,有人敲门。我从床上爬起来,从猫眼里看到周炳国的脸。我打开门,周炳国左右看了看,确定没人,然后迅速钻了进来。

我刚要说话,他先把食指竖在嘴唇上,然后走到电话机旁,拿起电话机翻过来看,再沿着墙角,顺溜摸了一遍,最后站到房间中央,环顾四周,压低着嗓子问我:“什么情况?”

我被周炳国的紧张兮兮弄得反而不淡定了,从裤袋里拿出那块铁牌,连同老李给我的那封信一块儿递给他。他拆开信看,然后又把铁牌拿在手上掂了掂,这是块类似于美国大兵身份牌的银色铁片,呈椭圆状,上面刻了一排钢印数字:960320ST1184。

他皱起了眉头,显然也分辨不出来这是什么。

过了一会儿,轮到我问他了:“你怎么看?”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我们很有可能进了人家的套。”周炳国表情严肃,他的分析比我的更加令人不安。他说得没错,如果真有隐情不想让我们知道,可为什么还要把我们邀请来呢?

“不管怎么说,”周炳国把铁片还给了我,“这牌子先别交给任何人,我们以静制动,在没有把握之前,还是什么都不要做的好,”他顿了顿,“不过,我估计即使我们想做什么,现在也并非那么容易了。”

果然,第二天当我问及老李的案子,无论旁敲侧击还是直抒胸臆,每个人都闭口不谈,理由是这是他们内部的问题。态度倒是很诚恳,说是调查出了结果之后自会给我们个交代,然后用毋庸置疑的口气暗示我们,来J市的目的只是为了抓住大悬案的凶手而已。

一听就是统一过意见的。周炳国的判断没错。只是想想都是很滑稽的事儿,我是警察因为查一件案子被卷入第二件案子中,作为第二件案子最主要的受害人,现在却告诉我这事不用我管。

中午时分,闫磊仿佛也看出来这样下去大家都尴尬,所以当我们坐下来,就过来接着谈大悬案的凶手,故意把话题岔了出去。“记者不是嫌疑人,”他说道,“接下去只剩下成人用品店这条线了,当初的店老板已经都找着了,接下去立即就可以展开排查工作。”

我们围成一圈,周炳国正在建议走访时应该注意的细节,聊了20多分钟,我发现闫磊每隔十几秒钟,肩膀就要上耸一下,周炳国也发现了。“怎么了?”他问道。

“偏头痛。”说话间闫磊又抽动了一下,痛苦烦躁的表情写在脸上。周炳国看了看四周,刑警队里烟雾缭绕,每个人都红着眼睛,因为出了那么大的事儿,加之悬案的凶手至今没有线索,每个人的压力都几乎到了极限。

周炳国抬腕看了看表:“到饭点了,大家都先把手上的活儿停一停吧,都停下,吃过晚饭再弄。”

这句话让原本喧杂的办公室突然安静了下来,所有的人都没有说话,闫磊先愣愣,明白了周炳国的意思,再绷下去,神经自己就断了,他叹了一口气说道:“大家先吃饭。”

有了队长的命令,仿佛突然间松了下来,房间里的舒气声此起彼伏。

“队长,我就不去了,有就给我带一口,我上沙发那眯一会儿。”

“我也是,颈椎疼得要命,得躺会儿。”

众人七嘴八舌,闫磊刚想发作,周炳国打断了他:“算了,我们自己去吃吧,然后带点儿外卖回来。”

“我也不去了,手上还有些资料要整理。”张凡双憔悴地说道。

结果只有闫磊、我,还有周炳国三人出了门。闫磊左边的肩膀还在不停地向上耸着,这是疼的。

我们找到了一家饭馆,刚坐下,闫磊就掏出了芬必得酚咖,周炳国阻止道:“别回头成了顽固性的,就麻烦了。”

“知道。老板,先倒壶水来,”闫磊转头吼了一声,然后吞了两片药片,“去查过,查不出来,可能是最近累了,没睡好觉的缘故。”他把桌上的菜单打开,推给了周炳国。

“让马路看吧。”周炳国移给了我。我点了几个菜吩咐老板打包带走,为我们各要了一碗面条,然后掏出烟递过去。

“这样下去不行,案子还没破,人已经累垮了。”周炳国接过烟又说道。

“上面逼得紧,”闫磊无奈地说道,“再过五天破不了案,自上而下都得挨批,要是龙舟赛期间再弄出点儿啥事儿——听说这次省领导来了不少!你说这龟儿子怎么就一点儿影子都抓不着呢?”闫磊猛地吸了一口烟。

“不知道,”周炳国眉头也皱得紧,“不过总得想个法子,这人没准儿对我们很了解。”

我不动声色地在一旁听着,闫磊没理解周炳国的话外之音:“记者已经排除了,那么他还会有什么途径接触到冯天天,而不被怀疑呢?”

周炳国没有接下去,三个人就这样沉默着等着面条。在不说话的同时,我脑子一直在接着周炳国的思路往下想,是啊,他说得没错,要说线索,十几年来,凶手一直就在这座城市里,而且还有指纹锁定,他怎么可以像隐形人一样对付着专案组的民警,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呢?

当初已经细致缜密地调查过,让他跑了一次,现在又出来犯事儿,而且还是让警方一无所获,他的反侦查意识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当所有的可能性都被排查掉之后,有个想法突然冒了出来,我的心里不是很踏实。

“12年前那些系列案发生之后,你们都有哪些收获?”我问闫磊。

“和现在的架势差不多,排查了上万人,所有有可能、没有可能的,只要是个人就被调查过,结果影子都没摸着。”

“查的时候,有没有查过公安系统里的人?”周炳国突然冒出来一句。

我木在那儿,尽管意料到周炳国一定是这个意思,可没想到他会如此直接地说。这种直捣黄龙的做法,让我吃了一惊。我赶紧转过头看闫磊的反应。他下眼皮紧绷,我看到更多的是他脸上那种不易觉察的惶恐。

周炳国一语点醒梦中人。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当年大悬案的凶手是系统内的人?因为包庇,所以才会导致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事儿发生。如果这一点成立,那么所有奇怪的事情就能被解答了。

闫磊的脸色很尴尬,不知道如何回答周炳国好。周炳国很淡定,像是轻描淡写地说一件无关轻重的事儿,我倒反而紧张起来。

闫磊终于说话了:“那现在怎么办?”

“我就是提出一种可能而已,也没有什么证据支持,”周炳国用不经意的口气说着,“不过我建议可以留意一下,也别太过张扬,别回头造成心理上额外的负担。”

闫磊看看周炳国,再看看我,说:“明白了。”

老板把面条端了过来,周炳国率先拿起了筷子,说道:“先吃面,身体终归是最重要的。”

西南人爱吃辣,朝天椒、毛椒,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小玩意儿混在一起,辣味不轻。我对辣椒还是有点儿免疫力的,在我所在的江南城市属于吃辣高手,可是比起这边,连喝碗稀饭都要铺上半层辣油的风俗来说,显然是小巫见大巫了。

闫磊拼命往嘴里塞辣椒,这种吃法让我瞠目结舌。“这么吃对偏头痛不好吧,神经岂不是跳得更厉害?”我问道。他坐在我的右手边,餐桌不大,我们俩拿筷子的胳膊老是碰在一起,我这才发现他是个左撇子。

“不好意思,”他往那边靠了靠,“习惯了,没事,这样以毒攻毒反而舒服。”他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继续埋头吃着面条。

我看出了他的心猿意马,真是饿了,否则可能连吃辣的欲望也会大打折扣。周炳国这个话题简直比案子本身更为沉重,系统内部的人,意思就是说,警察也都在怀疑范围之内。

我背对着饭店的大门,正对着一面做屏风用的落地玻璃,我吃一口面,抬一下头,把玻璃屏风作为屏幕,倒映着我所认识的那些J市警察模样。

小刘是个细长个,高鼻梁,中长发,就算把眼镜摘了,我也能够确认在此之前没见过他;王二是年轻人,刚从警校毕业,现在还在实习阶段,别看他个儿小,可是浑身的肌肉,一看就是那种爆发力超强的运动员;吴娜是个小姑娘,从政治部转过来的,脸上有些小雀斑;武警总队的政委,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圆脸,平头,肩膀厚得像一块铁板,我估计以一敌三不在话下……

这些人的模样在我面前的那面毛玻璃上一一浮现。我突然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很无聊的事儿。这些人为了此案,忙得不成人样了,难道都是装出来的?如果这样的话,那身边的闫磊岂不也是怀疑对象?

我又侧脸看看他,他继续嚼着辣椒吃面条,头上冒出的汗,更显示出他的疲惫。我仿佛也被闫磊传染似的,太阳穴开始一点一点地跳动抽搐,可思维的惯性依然让我的脑子停不下来,一张张熟悉或陌生的脸,还在那面毛玻璃上时隐时现。

一个似曾相识的影子出现在了毛玻璃上,我愣了愣。正在疑惑的当口,她又出来了,来来回回反复了两次,当我反应过来这不是思维,而是真实的倒影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脑袋瞬间大了,猛然回头看着门外,已没有了她的踪影,我急忙跑到门外,马路上人来人往早已没有了她的行踪。

闫磊和周炳国也跟了出来。“怎么了?”闫磊问道。

我说:“有人在跟踪我们。”

便利店里那个女孩!没错,她戴着淡灰色发卡,还是白色T恤和黑色牛仔裤,和半年前一模一样。就在她出现后的半年,再次回到了我的视野。

“你确定吗?”闫磊问道,“你确定在你们来J市之前,她就盯着你们了?”

“确切地说是盯上了我。”我说着,不知道自己应该是肯定还是含糊其辞,那个淡灰色的发卡是如此特别。我感到浑身发冷,不可能一而再地用精神紧张来解释。

“你真的确定吗?哦,别介意,我的意思是说,你怎么会对一个发卡如此敏感,我就不会留什么印象。”

“肯定不会,”我有些急了,“因为、因为我的前女友就一直戴这个颜色的发卡。”

“什么?”这反而令闫磊更怀疑了。

我补充道:“但她已经死了。”

闫磊像被人点了穴似的,木在那儿不动弹。

闫磊对五家成人用品商店作了一次梳理。它们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彼此没有联系,进货渠道也不一样,有从广东的,有从沈阳的,各自发展的脉络也迥然不同。两家因此做大了规模,居然卖这玩意儿在省内也卖出了名堂,除了一些常规的东西,还有手铐之类特殊癖好者的喜好品;另外两家已经转了行,之一在从事服装生意,之二在批发水果;只有一家倒闭了,据说是因为当初卖过不合格的避孕套,被罚款之后一蹶不振。

闫磊逼着人家在这样的情境下——而且还是在十年前,回忆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顾客,实在勉为其难。店主被逼得不行,脸憋得跟猪腰子似的,才说出一件不算事儿的事儿。

也谈不上多新奇,但还是有些怪异。当年有个顾客几乎每周都要来一次,也不买东西,总是东看看西看看。做生意挺讨厌这样的人,看他穿着,比较朴素,像个农民工,在一连两个月之后,他还是什么都不买,店主终于发话了,软软地嘲讽一下,之后他就再也没出现过,所以店主对他多少有些印象。

当时闫磊还没有把这点往心里去,走到第二家的时候,店主居然说起了相似的人,也是一连一两个月,晃来晃去,临了还多了信息,这男人貌似每次都是蹬着三轮车来的。

再往后三家,话谈到三分之一,闫磊就开始往这上面引导着回忆,这下不得了,一连五家的走访,得出个结论:当年有个蹬着三轮车,穿着朴素,跟个农民工似的男人,曾经逛遍了J市所有的成人用品商店。

单木不成林,但要搁在一块儿就能说明问题了。讲到这儿,周炳国被触动了一下,敢情这闫磊前面说了那么多都是在铺垫呢,这才是重点。

闫磊说完之后,看着周炳国:“我是觉得有点儿问题,但又不知道问题在哪儿?”

周炳国想了一会儿:“凶手有一辆可以装运尸体的车,未必是机动车。”他顿了顿,我立即把话接了上去:“也有可能是人力三轮车。”

我们突然发现了当时的问题所在,凶手有一辆车,所以大家都往司机身上查,但还有更大基础的三轮车主人,从来没有进入过侦查员的视野。有着多年刑事经验的警察居然犯了这样一个低级错误。现在的问题是,虽然知道有这样的人存在,但要找到他,几乎是难于登青天了。别说J市有多少辆三轮车,难以找到突破口,而且还要上溯十年,去找一个去成人店“只摸不玩”的普通男人,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儿。

更让周炳国感到沮丧的是,如果那个蹬三轮车的真是凶手,那么他和我们刚刚圈定的“系统内部人员”又有什么交集?

我点了一支烟,抽了两口,想起一件事儿来,于是说道:“李舒然说过,这凶手很有上进心,我们一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难道十年前是个蹬三轮车的,因为上进心,摇身一变,努力成了系统内部的人?”

周炳国却觉得这些假设靠在屋子里纸上谈兵的推理,是得不出结论的。为了保险起见,当初的三轮车男人要查,系统内部的调查也不要停,着重在那些有特殊性癖好的人身上。

有了这样的一个思路指导,我们回去之后,又和当初的那个副局长谈了谈,副局长说这事儿你们找局长吧,他已经开会回来了,全权负责这个案子。

一下午的时间,我们在局长办公室聊着周炳国的看法,我一直担心局长会发飙。不过他倒是显得很克制,跟着我们分析了下案情,对话中我一直想把老李的案子也顺带提提,摸摸情况,可一到关键时刻,局长总是把话题岔开。

最后讨论的结果,由他亲自调查系统内部人员,首先就从刑警队开始,然后再辐射出去。

一干人等率先被叫出去问话,闫磊坐在门口的位置,一直闷头抽着烟,脸色凝重,所有的人都没有问题出来之后,他松了一口气。像松狮犬一样皱起的眉头,才算舒展开。

刑警队没问题,当然这也是在预料之中的事儿,即使有问题,但鉴于这案子另有隐情,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在作秀?

但总比什么都不做的要好,死水微澜不如丢块石头进去,要更大规模地进行系统内部的调查,必须先得证明自己没有嫌疑。我相信这并不是周炳国的本意,他一定是在下个什么反套儿,再让他们钻进来,让真相离我们更近。

说实话,对于这点我还是有点儿兴奋的,在此之前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儿,现在又有周炳国撑腰,我相信接下来肯定还会有无法预知的事儿发生。

然而不知怎的,我太阳穴的抽动也越来越厉害,似乎这偏头痛还真的传染了。从下午一点多开始,这种疼痛愈演愈烈,原先每隔五分钟,紧接着频率越来越高,到了最后我什么都干不了,只能停下来专心应付。

在我的印象中,这样的疼痛好像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让我颇有些不知所措。它无从下手,既揉不到,也摸不着,用手指轻按痛处,却能够感觉大脑内部正在微微地抽搐。我心里默数着其间隔时间,几乎每隔五到六秒钟就会汹涌袭来。

我看了看四周,想用些什么东西捂在脑后,一无所获。人人都在忙自己的事儿。我起身走到门外,想去趟超市。我在超市买了瓶冰镇的矿泉水,敷在脑后,顿觉舒畅了不少。虽说依然疼痛,但因为沁入脑髓的冰凉,使得疼痛感没有那么强烈了。

回局里的路上,我改变了方向,走进值班室后的一个侧门,侧门后的小房间里有张床可以休息一会儿。进门的时候,正逢张凡双去洗手间,跟着我走了进来。

“你没事儿吧?”她问道。

“没事,就是有点儿头疼。”我笑笑。

她坐了下来,看看我,欲言又止,然后问了一句:“听说有人在跟踪你?”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和她提过我女友林慕的事儿,我抬起头来:“还不确定,但我觉得是。”

张凡双没说话,我其实知道她想问什么。

“有机会和你说吧!”

“什么?”

“有机会和你说说林慕的事儿吧,”我点了一根烟,“我想你应该多少听到过一点儿,我女朋友的死,是和我有点儿关系的。”

张凡双站起来:“你先休息会儿吧,别把自己的身体弄垮了。”

她走后,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脑子里又出现了那个淡灰色的发卡,它是如此的真实,如此地有质感。

我一边想着心事,一边对付着脑袋上的疼痛,越是接近睡眠状态,疼痛感就越轻,我保持着放手的状态,一边想事,一边对抗。林慕的脸庞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脑海中的,她扎着小辫子,头上有个一模一样的淡灰色发卡,再接下来我自己也分不清楚是现实还是梦境。

林慕孤独地躺在暴风雨中,凄惨寂寞,而我在一旁,就像与她隔了一层玻璃大墙,任凭我如何喊叫,她始终没有起来过……

我满头大汗地醒了过来,四周漆黑一片。我在黑暗中适应,才发现自己还躺在值班室的小床上,我摸索着墙,找到房间灯的开关。天已经黑了。

我翻看手机,上面竟有两个未接电话:闫磊和周炳国的,我看了看时间,凌晨两点了,我居然在这张床上睡了这么久。于是赶紧拨通了周炳国的电话。

电话响了一声就接起来了,是周炳国的声音,第一句话就是:“又发现一名死者,已经死了12个小时了。”

死者叫何久安,40多岁,是中午在家睡觉的时候遇害的,之所以到了半夜才被发现,是因为他的老婆带着孩子回老家,半夜12点多的火车回来,然后就看到了坐在卧室床边椅子上的老公已经死了。这个现场和死者冯天天的死亡现场很相似,额骨左处有创口,照样用胶带绕在面部,绕了五圈,法医现场勘察证明死亡时间在下午一点到三点之间。何久安的家也是两室一厅,格局与冯天天家差不多,凶手依然用木棍击倒受害者,绑上电线窒息致死,而且现场同样“干净”,凶手制伏受害者的范围只局限于卧室门口到床边一点儿狭小的面积。

这样看来,凶手也是作了准备的。

我到的时候,他们照惯例在调取小区的监控录像,我对此不抱太大希望。既然有了上次的经验,这次露出马脚的可能性更低,他正在成为一个“熟练工”。果然,上次还采到一枚指纹,这次只提取到半枚。除此之外,在卧室的床单上,还有一滴类似墨汁的印记。

周炳国和一群搞勘察的继续在现场寻找痕迹,想必这案子太大,须他亲力亲为。他们穿着工作衣、戴着手套,照相、提取证物,忙得不亦乐乎。法医官杨静静正在卧室,我看见她弯腰在尸体旁观察。

凌晨三点了,因为一辆接着一辆的警车开进小区,对面楼里的灯亮了很多盏,即使那些没亮灯的房间,我怀疑在窗户后面也贴着一张张看热闹的脸。

这边的邻居更不在话下,警察一家家敲开门一边作着解释,一边面无表情地做着询问工作。

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何久安的身份。何久安是个下岗工人,现在在家附近的印刷厂里做搬运工。其实也就是个临时工,按件取酬,把一捆捆印刷包装好的书和报纸搬上卡车。

这活儿无须坐班,在家等电话就行,遇害当天他搬完将近一吨重的书刊之后,一身臭汗,所以回家洗澡睡觉,凶手就是在这个时候钻进来的。

这身份似乎和案子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事到如今,死了N个人,从高知女性到医生,从刚刚牙牙学语的婴儿,到公安局宣传科的副科长,何久安的社会地位和离奇程度,貌似是最没有含金量的。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凶手把案子推向又一个高潮的关键点是。死者和那个看上去奇奇怪怪的公安局局长同名,都叫何久安。

这问题就又大了,简直是“连升三级”。谁要认为这事和局长无关,那这个人肯定脑子有病。反正我没那么傻,第一反应就是凶手的目标是何久安,因为何久安的保卫措施、反抗能力显然要比眼前这个瘦了吧唧、头发就快秃光的下岗工人强得多,所以才杀鸡儆猴,敲山震虎。

我想得知消息后的局长何久安,比死去的何久安脸色一定不会好到哪儿去。这是赤裸裸的挑衅,简直是无法无天。

我走上去,先和周炳国、闫磊打了招呼:“你们怎么也不叫我?”

“我听张凡双说你病了,干脆让你休息会儿。”闫磊说完,转头继续自己的工作。我有点儿尴尬,只好把话题转到案子上来,问:“凶手是怎么进来的?”

“门没有损坏的迹象,窗户也是好的,但有个气窗开着。”闫磊指指厨房的上方。那里有个窗户开着,不大,但能够勉强钻进来一个身材不算太胖的人。

何久安家是一梯多户,环绕式的,所以厨房窗外是个天井,从天台爬下来,外面根本看不见。凶手就是利用这个视觉盲点,在大白天钻进何久安的家伏击他的。

“在这个时候弄出这么些事儿来,妈了个巴子,让我逮着他,非弄死他不可!”闫磊骂骂咧咧地说道,“龙舟赛倒计时临近尾声,案子不仅没破,反倒又出了一条人命!”

闫磊说这话的时候嗓音很高,貌似是说给大家听的,是啊,局长危在旦夕,你个刑警队长究竟是干什么吃的?周炳国不说话,他听着闫磊抱怨,眼睛突然闪过一丝光芒,开口问道:“你刚刚说什么?”

闫磊吓了一跳:“我说非弄死他不可,我是说着玩儿的。”

“不是,后面那句。”

“我说什么了,”闫磊迷茫着双眼,“我说又出了一条人命。”

“前面一句,前面一句你说龙舟赛倒计时临近尾声了?”

周炳国迅速转身,走进卧室跟杨静静说着什么,过了一会儿,又走了出来,对大家说:“我知道这个神经病要跟我们说什么了。”

周炳国一字一句地把自己的答案公布出来:“他正在用龙舟赛的倒计时进行谋杀!”

我和闫磊都吓了一跳。一时半会儿还没明白过来,不知道周炳国这个推理从何而来,他接着解释道:“冯天天的面部被绕了九层胶带,作为个子、体力、性别都比冯天天更为抗击打的何久安,面部却只绕了五层,这和他们遇害时的倒计时正好符合,难道只是巧合?”

周炳国的分析有道理,虽说听上去不可理喻。是啊,难道只是巧合?

警察办案可不能都用巧合来解释,必须有科学的论证。大胆假设,小心推理,犯罪分子无论强奸、抢劫、谋杀还是偷窃,都有其内心的动机,即使是精神病人也会有其一套自有的奇怪逻辑。

“那他想对我们说什么呢?”我们抛开所有刑侦学学到的知识,在这里分析一个精神病的心理。

“我不知道。”周炳国说道。

每个人都在埋头苦思,最显而易见的答案其实大家都清楚,是在对抗政府,但是谁都没有说出来,一来太大,即使说出来也无从下手;二来这个反社会人格的变态,再离奇的作案手法现在也只是单个刑案,一旦上升到政治角度,破坏重大赛事那就要另说了。我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如果凶手真的是按照龙舟赛的倒计时在杀人,那么显而易见这事肯定还没有结束,还有倒数四天,这四天他会做什么不知道,在哪儿不知道,是谁不知道,但如果我胆子大一点儿去猜测结局,高潮部分一定会放在开幕的那一天。

鬼知道他接下去会弄出多少骇人听闻的事情来,这就要上升到反恐行动了。

在这个当口,没有十足的证据,谁也不敢往自己的身上揽这个活儿。就在我们继续想的当口,杨静静走了出来,说:“我有些自己的推测。”所有人都把眼睛望向了她,等着她给出一个明晰的方向线索来。

“凶手是个左撇子,身高在一米七四到一米七八之间。”

后者没有新意,前者却是条崭新的线索。“并且他在刻意隐瞒自己是个左撇子。”杨静静又补充道。

她说完这话,我不自觉地看了看闫磊,然后脑袋中马上就提出了质疑。能够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应该是两名受害者的棍击伤都在左额。然而这也只能说明凶手用右手顺向挥打的可能性较大,杨静静之所以提出这个推理,一定有她的道理,果然,她咽了口唾沫,然后娓娓道来。

“两次都是一招制敌,干脆利落,我不得不说这个挥打动作,他作了反复练习,如果你是个习惯用右手的人,”她接着说道,“用木棍挥打人的头部会采用什么样的姿势?”

她把右手举到半空中,然后从斜上45度用力挥打下来。“这个才是最顺手的,因为用力的方向都符合关节屈伸,”她左手从右肩关节开始,顺着手臂往下摸到肘关节和腕关节,“肩膀带动手臂,再到手里的棍子,半个身体的力量都可以集中起来,冯天天棍击伤就显示出这样的特征,这也是这种姿势最普遍的伤口形态,冯天天的眉骨自上而下豁开。但是何久安的伤口却是不一样的,他的眉骨不仅骨折而且略微上移了,也就是说凶手是这样——”

她又把棍子放到了斜下45度的位置,然后自下挥了上来。

“不是说不可能,但问题,这种挥手的姿势显然不利于用力,对于一个练习了很多次,准备好要一招制敌的凶手来说,我相信他不会去冒这个险,因为没必要,自上而下顺向的挥打,能够把力度掌握到最好。所以我认为他不是顺向击打,而是用左手反向击打,击中受害者的左额部。”她又把左手横过自己的身体,“就像这样。”她的手臂横过前胸反向挥舞过来。

我把手举了起来,尝试着模拟杨静静的动作。

“反向击打,从人体生理学构造,关节屈伸,还有肌肉牵引力的作用,一定是手横过身体,与肩膀平行的时候是最能够集中力量的。”我尝试着用行动来印证她的手法,果然,不在平行的位置上,怎么样都不顺手。

“那为什么会出现两个不同形状的伤口呢?”我问道。

“因为身高,”杨静静继续说着,“冯天天只有一米六二,而何久安虽瘦却有一米八六,凶手的身高介于两者之间,所以在反向击打时,两个受害者的伤口着力方向,一个是自上而下,另一个恰恰相反——当然,我说的这种只是常理下的推论,供你们参考用。”

我仔细消化着杨静静的话,想了一会儿基本明白,杨静静用比较专业的术语来解释这个现象,所以有点儿绕,说得通俗一点儿,就是通过常人抄棍子挥打别人时所顺手的姿势,来判断凶手是个左撇子,并加以隐瞒,因为顺向挥打,怎样都比反向要得心应手得多,按照她的说法,凶手没必要来冒这个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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