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飞越疯人院

我就要和林慕见面了。一想到这儿我反而不恐惧了，我似乎已经闻到了她身上淡淡的少女的味道，她就在不远处咯咯地笑着。我微笑着迎上去，她却始终和我保持着距离。我不停地跑，她不停地缥缈远去，咯咯的笑声越来越远。还死得不够彻底，我想着，否则林慕怎么会离我远去。临死的时候人总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想法。会不会我和林慕去了不同的地方，所以即使死了也碰不到一起？

我连蹬腿的力气都没有了。被人勒死的死相应该会很难看的吧？我感觉自己的眼珠子不停地朝上翻，眼皮露出一条缝，这就是所谓的“翻白眼”吧。真要命，死得那么的没有尊严。救兵不会来了，他们刚刚离开，人的运气不会总是那么好的，老天不可能接二连三地给我机会。

我快要死了。可人的运气也不会总是那么差，总是离获救只有一步之遥。我翻着眼珠子，窗外，那个怪物又出现了，它贴在窗户上，冷冷地看着我们。

“救命！”我喊着，可依然喊不出口，话就在我的喉咙口徘徊。

“你得救我！”

没准儿它只是我众多幻觉中的一个景象，是我看到了地狱里的景象，我快要失去知觉，就在最后的一刹那，那个怪物抿了抿嘴唇，然后一个响彻寂静的声音，嘶哑着吼叫了起来：“杀人啦！”

随即我眼前一黑，瘫在床上。

再次醒来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我还活着。周边没有出现奇奇怪怪的东西，我睡的床，天花板上的顶灯，还有熟悉的傍晚的阳光，都告诉我还在人间。我的脖子很痒，像是被缠上了纱布，裹得我很难受，左手也被铐在床上了。

眼睛眨了一下，鼻子也开始工作了，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我猜自己在病房，紧接着听到有人在说：“他在动。”我挪了挪身子，浑身乏力，坚持着摆动了一下脑袋睁开眼去看，说话的人不是医生，左边有个穿着病服的人就蹲在床边托腮看着我。

“你是谁？”我吓了一跳，身子本能地往后挪了挪，手铐的链条撞击到床架子上“叮当”作响。

“他叫冯元。”那个人没开口，但有人说话，在我的一侧。我抽筋似的转过头来，同样打扮的人也托腮看着我。

什么情况？就在我睡着的时候，有两个40多岁的糙爷们儿，装可爱地托腮看着我，就像在看一盘奶油蛋糕？

我很想知道，在我昏过去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于是问：“你又是谁？”

“我叫胡吗个。”旁边的人说道，“胡说的胡，干吗的吗，个头的个。”真是个古怪的名字。

“这是在哪儿？”我紧张起来。

“你在病房。”

我转动着脑袋环顾四周，果然猜得没错，这是个病房。三张床并排摆放着，我睡的病床靠墙，旁边有一扇窗户，门在侧前方，门边上还有个小房间，里面露出了洗手台和马桶。

“这是医务室。”胡吗个补充道。

“你们是谁？”

“不是说了吗？我叫胡吗个，他叫冯元。”

我愣了一愣，然后反应过来这仍是在精神病院里。我应该是被急救，然后送到了这里。

“你们也病了？”我尝试着问道。

“原来病，不过现在好了。”胡吗个说道，然后压着嗓子问道，“听说你是杀了人进来的？”

我琢磨着该怎么回答。“嗯，是，我是杀了人才进来的。”我也压低嗓子凶神恶煞般说道。我得吓唬吓唬他们，免得他们认为我好欺负，对我不利。

“哦。”胡吗个似乎并没有被吓住，一副“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表情，然后指了指冯元，“他跟你一样，也是杀了人才进来的。”

我心里一惊，不自觉地又挣扎了下左手腕，手铐磨得我生疼。

“没用的，这个一旦被铐上了，是挣不脱的。”胡吗个说道，“你杀了几个？”他朝冯元努了努嘴，“他把全家都杀了……”

冯元一直没说话，我转过头，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站了起来，脸上一点儿血色都没有，面目僵直地看着我。

我的天！我不知道眼前的这个胡吗个是开玩笑，还是说真的。我脱险了，被送进医务室，但这个病房究竟是他妈的谁安排的，有两个精神病和我同居一室，一个杀了全家，现今为止一句话没说，另一个疯疯癫癫，吃不准他的话是真是假，而我又被牢牢铐在床上！

我的表情一定很尴尬，露出的笑容是个人都能看得出虚假。可除此之外，我应该如何对付他们呢？

“别害怕。”胡吗个似乎看穿我心里在想些什么，着重重复了一次，“他现在已经好了。”

我在病房里待了一天。其间冯元始终没有开口说过话，很好地表现出一个冷酷变态杀手的性格特征，而胡吗个一惊一乍之后，也不理我了，躺在自己的床上数手指头玩。

这种如梦似幻的感觉，让我总像踩着棉花似的不踏实。我在想究竟发生了什么。脖子上的伤痕真实存在着，就像一条深刻的标记，把我一点点带回到昨天晚上。细节开始栩栩如生，然后当初来不及思考的问题就全都涌了上来。

我好好地睡在自己的房间，居然有人可以偷偷潜入来谋害我，我想，没有内应应该是做不到的吧？精神病院虽比不上监狱戒备森严，但到底还是个特殊的医疗机构，不是随便可以被人钻空子的。

为什么要杀我呢？杀人灭口？我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只要我一死，我是杀害侯文杰的凶手就死无对证了。没准儿他们已经想好了勒死我之后，制造上吊自尽的假象？或者利用其他的方式，来解释我“死有余辜”。既然我都能“被精神病”，还有什么事儿是不可能的呢？

这点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可经不起仔细推敲。如果仅仅是为了把杀害侯文杰的罪名栽赃给我，那这个圈子是不是兜得有点儿大了？从“林慕”第一次出现，时隔半年多了，其间经历了那么多事儿，还牵扯出黄玉芬和管文明案，难道都是为侯文杰之死作铺垫？

有这点儿精力，可以找得出比现在完美百倍的计划来。

另外，有个问题是有人在救我。如果说我一死可以皆大欢喜，那么为什么还有人来救我呢？如果这个人是周炳国，或者某个正义凛然敢于挺身而出的人，这倒也就算了，偏偏却是个怪物，那个窗外的怪物，曾经把我吓得半死，我一度以为是幻觉，可就是它在关键时刻救了我一命，我又应该如何来分析这种情况？

我总觉得自己身陷囹圄，总是刚刚险象环生，然后又马不停蹄地陷入另一种麻烦中。我又想了一会儿，总觉得有两股势力正在博弈，两股暗势力，一方想我死，另一方不想我死。这个感觉不知道对不对，如果属实，那么毫无疑问，我就成了风口浪尖的人。

现在身处这个医务室，和两个奇奇怪怪的精神病待在一起，是不是又是什么阴谋呢？想必是吧，起码会发生些什么。我现在被他们当做一个杀过人的疯子，怎么可能轻易地和另两个病人关在同一间病房里呢？可别跟我说是因为病床紧张。我看了看，他们依然没有什么变化。自从我醒来之后，他们就变“乖”了，不跟我说话，也不自言自语，冯元竟然还呼呼大睡起来。

原来我想等护士进来送饭换药的时候，提出换房的，起码得搞清楚，我究竟身在何处，和谁在一起。可是要等的人没有来，反而天黑了，灯自动亮了起来。我熬了几小时，估摸着是在九点或者九点半的样子，灯自动又熄灭了，到了熄灯时间。至此也没有人来查过岗，我怀疑是不是有人故意让我留在病房里自生自灭。我一边兀自分析着，一边警惕地看着边上的两个人。

两个人打起了呼噜，我尝试着保持清醒，一想到接下来肯定还有事儿要发生，就格外紧张。如果真存在着两股势力，那么谁会先下手呢？我得为自己祈祷了，这事儿不能出差错，但凡偏离了一点儿，我生命就有危险。

我耐心地等着，等着他们任何一方谁先开始行动。窗外的月光照了进来，我还能有一些视野，看得清些许东西，耳朵也竖得高高的，我不知道这次会从什么地方出现转折。

到了半夜，果然窸窸窣窣的声音又传来了。我看着四周，这回声音不是来自门外，没有人撬锁。而是窗外，我用胳膊慢慢地撑起身体，向窗外望去，没有人影，窗台上却有个被月光照得闪闪发光的小玩意儿。我凑过脸望去，是一把钥匙！

亏得这铁纱窗安装工艺不合格，底部和窗台衔接的地方有道三公分左右长的小缝隙，不起眼，但恰好可以让人塞进一把钥匙，我是警察，当然认得出来这是什么，心里一阵惊喜。显然，这次是来帮我的那一方领先了一步。钥匙旁边还有一根小锯子。

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先用钥匙打开了左手的手铐。长时间铐在床上，我的手已经麻了，我不敢发出太大的声音，把手伸进被子里，不断地捏紧放松，骨头咯咯作响。

我看了看胡吗个，睡得正香，我再看看冯元，也睡得很沉，我准备从被子里钻出来，琢磨琢磨这把锯子的用途。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冯元的床上有股寒气逼过来，我再看了一眼，才看出端倪。

冯元的眼睁着，我所做的一切都在他的视线之内。我浑身抽搐了一下，人吓人真他妈吓死人。冯元不动，我也不动，然后他慢慢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你想干吗？”我大声喊着。

冯元把食指竖在嘴前。我的双手在被窝里狠狠地捏成了一个拳头，我在观察着他的薄弱点，他要是敢过来，我就一拳打到他的鼻子上。

冯元慢慢下床了。“你想干吗？”我叫得更响，边上的胡吗个似乎也被吵醒了，他翻了一个身。

“嘘，我要跟你说件事儿。”

“就在那儿说。”我呵斥着他。

冯元不满地看着我：“我要跟你说件事儿。”

“什么事儿？”

“别听他胡扯，”冯元指了指胡吗个，“我是好人，他才是杀人犯，杀了自己的全家。”

我愣在那儿一言不发，看着冯元一本正经的样子，实在不知道该认真对待，还是依然把他当成精神病。就在这个神秘的夜晚，他们互指对方才是杀人狂魔。我不敢放松，警惕地看着冯元，现在的问题是，他看到我解开了手铐，接下去会有什么动作呢？

结果什么动作也没有，说完这句话，冯元又钻回了自己的被窝，呼呼大睡起来，仿佛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似的。我木在床上，老半天没反应过来，隔了一会儿才算缓过劲儿来。疯子的逻辑是不可能被揣测到的。他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想不明白。我继续在被子里揉搓着双手，一边继续思考前面更迫切的问题。除了手铐的钥匙，还有一根小钢锯，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肯定不是用来锯手铐的，也不会是破门用的，这医务室的门虽说是木头，但锯出一个口子，其间还要不被人发现，一定是有困难的。窗户上有铁纱网，自然也不在选择范围之内。

那还会是哪儿呢？我看着天花板，没有入口，也没有排气扇之类的通道；地上不知道，但现在在一楼，挖下去就是基石，总不可能靠着这根小玩意儿，让我打个地洞吧。

要是有根烟就好了。思考问题的时候，嘴上就闲不住，自从进了精神病院之后，我貌似一根烟都没有沾过，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想了一会儿，想不出个所以然，但仍然不死心。既然有人把这根锯子传进来，终归是有它的用途的。冯元和胡吗个还在睡，我悄无声息地下了床，然后贴着地面一点一点地摸过去，没准儿有个下水管道之类的从房子底下钻过，我可以用这小锯子把它撬开。

摸了一圈，证明我这个想法有点儿异想天开了，地面比少女的脸还干净，更别说有什么缝隙可以凿出一个出口了。我坐在床边，手搭在窗台上，失望至极。要是有根烟就好了，我再次这样想到。

我把头转向窗外，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今夜的月光透亮，不远处就有一堵围墙，翻出去不是什么难事儿，可我怎么能够从这小房间出去呢？难道这个钢锯是用来杀人的？我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难道是杀掉看守然后跑出去，或者挟持人质？电视上可都是这么演的啊。

我有点儿紧张，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我站了起来，胳膊碰到了铁纱窗，“噌”的响了一声。这声音有点儿不对，我低下头，借着月光看窗户，又摸了摸放在鼻子上嗅了嗅，这窗户不是铁纱的，而是铝的或者别的什么材质的，很软，虚张声势地安在那儿。

我明白这钢锯是用来干什么的了。它是用来锯断这纱窗，然后钻出去的！这事儿不难，我有点儿欣喜，这几天来，第一个好心情洋溢在胸口。我赶紧把钢锯举起来，对准锋利的那一边，然后尝试着去磨割那道纱窗。

刺啦刺啦声有点儿刺耳，但还不算太响。外面的人肯定听不见，但我不确保冯元和胡吗个。我割一会儿停一会儿，左右看看他们有什么动静。要想弄开这个纱窗，不是什么很费力的事儿，但问题是得小心翼翼就有点儿折磨人了。

我有一股子劲儿，但是使不出来，憋在那儿很是难受。手上稍微用点儿力量，声音也就跟着大起来。我不确保他们什么时候醒来，醒来后会干些什么。只得在这种无法预知中一小步一小步地前进，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踩雷。

冯元又开始打呼噜了，胡吗个被前面一折腾，冲天的呼噜声虽说没了，可一直背对着我这边，情况还算可以。我稍稍加快了速度。这纱窗是横竖排列着的金属条，我从中开始往上下左右划了一个十字，然后用力扒开。

把手伸出去之后，玻璃窗就很容易被打开了。我把口子拉得更大，比画着自己的身体是否能够钻过去。虽说小了点儿，但勉强应该也行。我站上床，趴在窗台上，然后像钻狗洞一样，狼狈地钻了出去。身子已经过了大半，还差一点儿就全出去了，结果裤子还是被钩到了。

问题依然不大，我想，这个意外很容易解决，我回过头去松开被钩住的衣服。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个情况，黑暗中，胡吗个不知什么时候起床了，他正站在窗前，眼神木木地看着我，右手拉住了我的裤腿。

我当时笑了。这个反应很奇怪，可我真的是没有恐惧，也没有惊讶，甚至连反感都没有。我就觉得很好笑。一路走来，奇奇怪怪的事儿数不胜数，已经麻木了。我就觉得自己在演一部黑色幽默的电影，诙谐的情节一个接着一个，只不过我不知道自己会被带向何方。

“你在干吗？”他也问了这个问题。

我把心彻底松下来，管他为什么。我一直在经历一些毫无逻辑的事儿，也不多这一个了。

“你猜猜看？”我没好气地说道。

“你想逃跑？”胡吗个一脸诧异地看着我，又看了看冯元，他还跟头猪似的睡在那儿。

“你真机灵。”我说着，我不知道夸一个疯子机灵，是我傻，还是他傻。

“你这样是跑不掉的。”胡吗个神秘兮兮地说道，“你看着那堵围墙不高，但是有监控录像，你还没翻上去，警报就响了。”

“你怎么知道？”我冷笑。

他居然能够听出我在嘲讽他：“你不信？”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信他，我转头看了看围墙，角落里还真的竖了一根根柱子，上面凸出的部分，真的应该是监控吧？胡吗个这次的逻辑倒还挺清晰。

可这不重要。眼前是个连名字都很古怪的怪人，几小时前他说冯元是杀人狂魔，而几小时后，又被反指为杀人狂魔，你说我应该怎么来对待他提的建议？

“那你说怎么办？”

“我有个办法可以让你跑出去。”

我的耳朵突然竖了起来，再次打量了他的上下，他穿着病人服，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脸上像是一个礼拜没洗过似的。他仰着脖子看着我，仿佛在向我述说一条真理。

“那你说怎么办？”我问道。

“办法是有一个，”他眨了眨眼睛，“不过——你得带我走。”

我没想到他提的是这个要求。这反而让我吓了一跳。如果说他问我要个冰激凌，或者达能饼干，我觉得这才正常。

疯子也想出去？他们不是应该觉得外面的世界才是恐怖诡异的吗？所有的人都是疯子，而他自己格格不入、无人理解，毫无安全感可言，现在居然还想出去？

我盯着他看，胡吗个的表情严肃，如果排除精神病的偏见，眼前的这个40多岁的男人，貌似没有开玩笑。

“带着你走？”我不知不觉地压低了嗓音，然后瞟了一眼冯元，他还在睡着，我可不想这时候再把他吵醒。

“没错，确切地说是我带着你走。”

我一下子语塞了，心里很纠结，如果这个疯子说的是真的，没准儿还真能把我带出去，他来这儿的时间一定比我长，熟悉地形。可如果说的是假的，那我要冒的风险可就大了。

好不容易有了点儿好运气，这也许是我飞跃疯人院的唯一机会，要是因为胡吗个拖后腿被逮回来，估计就再也没有那么有利的形势供我选择了。我不得不考虑考虑。

“别想了，小子，”胡吗个说着，“我比你还聪明，你还犹豫个啥？”

他这几句话听上去条理清晰，而且句句说到我心坎里了，还都说在点子上，要不然试试，我想着。但又觉得有些不靠谱，不管究竟谁是杀人狂魔，反正眼前的这个人肯定不正常，难道要把这个机会让给他来决定？

“我要是不带呢？”我沉着嗓子说道。

胡吗个轻蔑地看看我：“你说呢，如果不带我的话，先别提那些监控设备，你觉得我会让你就这么太平地钻出这个窗户吗？”

我心里一惊，比起冯元看见我解开手铐置身事外的表现，胡吗个显然难对付得多。难道我真要带着他一起走？

不是我真的相信他能把我带出去，而是没办法，在寂静的深夜，如果他大吼一声，别说保安，就算冯元醒了也够戗。

“那你得听我的。”我想了想回答道。

“你答应了？”胡吗个兴奋起来，“带我一起走吗？”

“嘘，轻点儿，”我指指冯元口是心非地说道，“我带着你一起走。”

我从窗户钻出来，一下子跳到地面，发出了无关紧要的落地声，然后蹲在那儿环顾左右，没有意外情况，接着把胡吗个从那个洞里接出来。

“穿过操场。”胡吗个貌似很专业，“看见斜对面那棵树了没，那是唯一的死角。”事到如今还是信他一把吧，我想着，也只能这么着了。

我们弯着腰迅速穿过操场，有惊无险地走了一个斜线，毕竟这里不是监狱，没有24小时荷枪实弹的守卫，也没有探照灯、铁丝网，监控是肯定有的，不过要是胡吗个所言非虚，应该很容易解决掉。我们来到了墙根儿底下，墙有4米多高，靠冲刺蹬上去基本是不可能的了，得想点儿办法，找点儿工具。我四处看了看没有可以用来垫脚的石块或者木桩，墙边上最近的树也离着十几米远，不可能爬树然后翻墙出去。

我挠挠后脑勺，刚想问问胡吗个怎么办，他已经蹲了下来：“想什么呢，踩着我上去吧。”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这法子我早就想到了，只不过没想到这个疯子，我还没骗他呢，他就自己把自己牺牲了。

“你就不怕我上了墙之后自己跑了？”当然这句话我只在心里想想，没说出口。胡吗个也没问，看来他脑子到底还是不好使，转不了那么多弯。

事到如今我也没什么好客气的了，踩着他的肩膀刺溜一下蹿上了墙头。我心里斗争了几秒钟，最后还是转身把手伸出去拉胡吗个。这时候把他甩了，实在是不够仗义。

“快点儿。”我压低声音喊着，“我把你拉上来。”然后看看前方，空旷的操场上没什么动静，一切顺利。

胡吗个伸出了右手，没有拉我，而是指了指我身边。

“干什么？快点儿，再磨蹭就被人发现了！”

他笑而不答，而是指着我身边，我转过头，月光下有个很不起眼的闪光点嵌在墙里。我凑着脑袋过去看了看，一下子就认出来，是感应器！

“你骗我？”我转过头恶狠狠地看着胡吗个。

他还是保持着笑容：“这个精神病院根本没有监控盲区，围墙上遍布着监控和感应器，但我没骗你，没有我你是出不去的。”

“什么意思？”

夜空下，对面楼里的灯“刷”地亮了一排，很快就有人追出来了。

“我去把他们引开，接下来你就只能靠自己了。”胡吗个说道，然后沿着墙往别的地方跑去。

“什么？”我还是没反应过来，“等等——你到底是谁？”

胡吗个停了下来，脸上的笑容耐人寻味：“不要相信任何人！”说完，继续跑开。

我跳下围墙才发现J市的精神病院并不在郊区，周围立着一排排五层楼高的居民房。围墙和小区间有条小路，我贴着围墙看了一会儿。夜黑得深，附近没有居民游荡。110的巡逻车应该也不太会走这条偏僻小道吧？

围墙里隐隐约约地传来人喊叫的声音，我听不清，是已经发现胡吗个了吗？

“没有我你是出不去的。”我现在有点儿真正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了。胡吗个说这个疯人院没有监控盲区，所以牺牲自己引开了看守，让我有足够的时间逃跑。

起码从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来看是这样的。我现在只能信他的话。

“不要相信任何人”。他是在告诉我他的身份，他是李舒然的人，没想到，李舒然又一次救我于水火之中了。又一次表现出了超强的能力，居然渗透到了疯人院，让一个疯子指引着我应该前进的道路。

我边想边沿着墙根儿走，脚步越来越快。看守很快就会找到医务室去，很快就能发现我也跑了，后果可想而知，我得争取时间。

我走到两个间隔的路灯中间，在最黑暗的光线下，穿过小路，到了另一边。仍然没有人发现，我翻过了并不高的居民小区的围墙，然后在找那些我够得着的晾晒在外面的衣服。我穿着病服，不换套正常人的衣裤将寸步难行。

目标出现在前方。一楼的阳台前挂着一条男人衬衫和牛仔裤，我潜了过去，屋子里黑漆漆的，主人肯定已经睡了。我翻上阳台，踮脚将衬衫和牛仔裤取了下来，然后迅速离开。

我在角落处换上衣服。把换下来的病服塞进草丛中，然后从小区的出口处光明正大地来到大街上。该去哪里呢？我站在路边想着。我知道他们一旦发现我逃跑了，很快就会报警，而且像我这样重要的嫌疑犯，肯定是联网的。警察的办事效率我当然清楚，只要他们愿意，找一个人出来还是轻而易举的。也就是说，留给我的时间并不多。

然而事情毫无头绪，我跑出来了，却不知道接下去该干什么。路上空旷得很，偶尔有一两部小车飞驰而过。我走在黑暗中，没人注意我，也没理由注意我。我在路口的展示牌前找到了一张贴在橱窗里的本市地图，看了一会儿突然有了方向。

我确定自己现在的位置，看地图四五公里的路程。我身上没钱，不能打车，为了避免节外生枝，自然也不能抢劫，所以只能往西步行。我看着地图的指示，然后认准方向，沿着马路走去。

要去的地方是J市的一所大学，位于解放路和长寿路口。现在是半夜，这是我能够想到的最安全的可以上网的地方。我需要网络，这是我的专业，我必须上网去查一些资料，然后分析自己的形势。要是能够潜入J市公安局的内部档案就好了，这样就能知道自己的案子究竟到了什么步骤，有多少证据于我不利，也好有的放矢。

还是暂时不要找周炳国了，我觉得自己的这个决定是对的，现在去找他，一来介于我们之间的关系，J市公安局未必会告诉他多少消息；二来一旦事后查起来，连累了他就不好了；三来我还得作最坏的打算，就是警察已经知道我从精神病院跑出来了，如果这样，傻子都知道周炳国一定会被监控起来，我岂不是自投罗网？

以上都是客观分析，除此之外，我本意也不愿去找他。我还有些顾虑，要不是他组织了几个专家对我作了心理评估，然后认为我精神失常，我是不会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我不知道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是在压力之下不得已而为之，或者被收买了，还是在帮我？杀了副厅长的儿子，不死也是无期，没准儿周炳国是缓兵之计，先保住我的命，好从长计议。只不过他没有料到，李舒然和要杀我的人都尾随而至了，我差一点儿就死在精神病院里了。

想到这儿，我琢磨着自己的经历确实很莫名其妙，要不是李舒然，我是不会被牵扯进来的，牵扯进来之后，每次又都是他把我救了出来。这个人究竟想对我干什么？我边想边赶路，不知不觉已经走到大学门口。门口保安室亮着灯，保安趴在桌子上睡觉，我看了看，从侧门悄悄地溜了进去。

电脑房在什么地方？我还得再找到学校里的指示牌。在林荫小路上，我看到了这所大学的俯视图。这学校不大，二十分钟就能绕一个圈，我顺着箭头的方向，走往我要去的地方。临走的时候，我顺手扯下来一片硬纸板。

电脑房在四楼，楼下的玻璃门锁着。但这个问题不大，再艰苦卓越的环境我都已经经历过了，学校的防盗设备实在算不了什么。确切地讲，都不能算是防盗设备，我顺着楼走了一圈，推开大楼背后卫生间一扇未关严实的窗户，然后轻而易举地钻了进去。

来到四楼，顶头的一间房上面刻着“电脑房”三个大字，我低头摸索着找到了锁，手感和视觉上感觉是那种“牛头牌”的老式门锁，这在我的意料之中，我拿出硬纸板撕下了适合的大小，顺着门缝插进去，然后“咯噔”一声，门被我打开了。

平行的有四排座位，上面都有电脑，估计着有八十几台，规模不小，我找到了主机，开机然后连上网线，开始做我要做的事情。

比起翻山越岭、格斗擒拿，眼下的事儿我还是得心应手的。坐在电脑前，我第一次感觉到了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上。我登录了J市公安局的内部网站，花了十几分钟就潜入了。虽说留下了一点儿痕迹，但这无关紧要，现在只是在打时间差，他们知道我是学这个的，所以没必要隐藏这一点。

有关我的案子叙述得并不多，而且所谓的证据，也就是前期我都知道的那些，还有周炳国的评估报告，下面有他的签名，建议先收容到精神病院，然后择期审判。我皱了皱眉头，从语意上来分析，似乎这案子已板上钉钉了，除非出现新的证据，否则我注定要背这个黑锅了。

好在现在似乎他们还没有发现我失踪了，起码我的资料上没有显示出“在逃”的标签，我不知道他们会花多少时间发现这一点，也不知道接下来我该做些什么。

找到假林慕，或者李舒然，这是能够为自己解脱罪名的唯一途径，可他们在哪里呢？假林慕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侯文杰的别墅里，此后就不见踪影了。不对，我突然反应过来，最后一个不是假林慕，而是胡吗个。

胡吗个也是他们的人。我可以在公安局的居民数据库里去找胡吗个。

我把胡吗个的名字输入进去，原来我以为肯定要花费一些时间，没想到很快，刚搜索就跳出来一张照片，仔细一看，就是精神病院的那个。想必全市也就他一个人叫这个奇怪的名字。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胡吗个居然也穿着警服。我把资料往下拉，胡吗个原是J市公安局刑警队的队长！这个身份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他怎么会在精神病院？

关于他的记载寥寥数笔，但还是很清晰，我看着，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胡吗个诬陷领导，无事生非，影响稳定团结，已被开除公职，后经查其患有幻想型精神分裂症，收治于本市精神病院。

我盯着电脑琢磨了半天，这个结果是我没想到的，不过反而激发了我的灵感，模模糊糊中总觉得自己有点儿接近真相，但又看不清，只能有个大致的轮廓，而且也不确认这是否就是真相。我多了一个心眼儿，继续在公安局的网站上了解胡吗个的信息。

胡吗个今年四十八岁，当兵出身，部队转业后直接转入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从普通的警员做起，开过枪、负过伤，一挑三干倒过歹徒，远赴云南只身在深山老林里击毙了J市最大的毒贩，战功显赫，嘉奖无数，总而言之，他来做这个刑警队长实至名归。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当年政治前途一片光明，怎么会突然一下子疯了？我翻着网页，找他做警察时最后的消息。越到后面，我越有预感自己的猜测很有可能是正确的，果然不出所料，胡吗个是1996年出事的，他最后经办的案子，正是那个拾荒老头儿被人用钢筋插入体内的案子。

胡吗个和之前发生的事儿是有联系的，至于联系是什么，我还想不通。看来1996年的那个拾荒老头儿，不仅让管文明变异成了一个变态杀手，难道还让胡吗个一个刑警队长因此而成为了疯子？

我继续查找着信息，这个案子公安局网上居然只字未提，我只好打开门户网站看看有什么旧闻。结果什么也没有查到，倒是屏幕的右下方有邮件提示，我顺带着打开来看，一个熟悉的地址跃了出来。

我赶紧点开邮箱，是李舒然，李舒然在20分钟前发了一封邮件给我，邮件里写着：“去找刘定伟。”

一切又回到了别人的掌控之中。这种欲罢不能的感觉，有时候会让人产生烦躁得想死的欲望。我走在别人铺设好的道路上，一路走向危险的未知，而如果拒绝，身边就是万丈悬崖。

“去找刘定伟。”

他是要把我领向真相？然而我现在所有的麻烦，他才是始作俑者，实在搞不懂李舒然究竟想干什么。

从学校里出来之后，属于我的时间又少了一点儿，但收获多少还是有的。我得破釜沉舟，在警察找到我之前，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不是演习，而是荷枪实弹，容不得一点儿差错。任何一个小错误，都有可能让我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中。

我凭着记忆走在马路上，接下来的目的地我是知道的，但在此之前我还得做一件事儿。天色还没亮，电脑上显示现在的时间是深夜三点多钟，黑色给我掩护的时间不会太多，我必须抓紧时间了。

沿途的景物标志，我熟悉而又陌生，貌似来过，可又想不起来，可以用作参照的坐标实在太模糊，走过两个街口，看见原来龙舟赛的倒计时钟，才确定自己的方向还算准确。这是八一广场，离火车站不远了。

我尽量大方一点儿沿街走，这里渐渐有了人影，同样时不时地也有警车驶过，在他们尚未发现我逃跑之前，我暂时还不会引来巡警过多的注意，再往后就不好说了。

我又饥又渴，但还得坚持，只要方向没错，应该用不了多久就能到达火车站了。

20分钟之后我到达了目的地。要做的事儿风险很大，但我反复思量，必须这样干，否则的话，即使侥幸躲过一时，接下来要查这些事却会麻烦重重。而且这是一次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的侦查，我的对手包括警察和李舒然，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必须出其不意。

凌晨3点的火车站人不多，但还在我能够接受的范围，不至于像马路上一样空旷，我要保证既要有一定掩护干我自己的事儿，又不至于在逃跑时完全处在警方的视野之内。

远处的墙根儿下，有两个警察站在一边抽烟聊天，我隔着四五十米的距离，路过他们，然后进入候车大厅。

我需要一点儿钱，这是我的第一个目标，在候车大厅里我物色着对象。有个男人仰着脖子睡在椅子上，嘴张得足以放下一个鸡蛋，嘴角流着哈喇子，显然睡得很死。他的手上放着一个背包。

我不知道这背包里有没有钱，但总是要试试，我不想在这上面冒太大的风险，如果他没有发现我就已经成功一半，可一旦我行窃时被逮个现行，基本就以失败告终了。

我慢慢地走到他的边上，右边的位置空着，这就是所谓的天赐良机吧。我坐了下来，然后从椅子上拿起一份不知道是谁留下的报纸，一边佯装看报，一边观察四周的动静。

依然没有人注意我，这样很好。我慢慢地把手伸了过去，那男人睡得很死，我从他手臂的空隙处，把那个背包悄悄地绕了出来。我顿了一顿，他还是没有反应，我又随意地看了一下四周，然后大方地站起身来，把包背在身上，然后走了出来。

我按照车站指示牌上的箭头，找到了厕所，进了其中的一间，锁上门，打开包翻了起来，希望里面有钱。这个男人着实大意，包里放着电脑，还有两件替换的衣服，如此贵重的东西，自己居然睡着了。

可唯独没有钱，我有点儿失望，突然发现，包还有个隔层，我拉开拉链，伸手探了进去，有个信封，手感非常好，是每个人都喜欢的那种感觉。我拿出来，天助我也，信封里夹了一沓人民币。

我塞了几张回去，然后把剩余的都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把包留在了厕所，出来后跟一个打扫卫生的阿姨说，里面有个无人认领的行李。然后贴着墙根儿走出了候车大厅。理论上警察迟早会发现我来过火车站。无论是打扫卫生的阿姨报警，还是那个男人最终发现自己行李丢失，他们一定会去查车站的监控。

而我在他身边的整个过程，监控应该全都拍到了。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我得让警察知道我来过火车站，让他们没理由怀疑，从精神病院跑出来之后，我已经踏上火车，离开J市了。

我用偷来的钱租了一辆黑车，我开着车行驶在J市郊区的路上。如果我在火车站干的那件事能够有效，起码会延迟警方找到我确切位置的时间。

要去的地方不远不近，但步行肯定是不现实的。因为是清晨，所以马路上车辆稀少，一阵疾驰之后，我来到了行程的终点，一家临终关怀福利院。顾名思义，“临终关怀”就是针对那些患有绝症，或者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行将死亡的人。

和收留孤寡儿童不一样，这家福利院收留的成员更加“特殊”。那些注定早夭，四肢残缺的弃婴自不在话下；还有很多被医院拒绝接收的晚期病人，只要愿意，也同样可以进入福利院，在生命最后的时候，感受阳光和尊严；近两年，还有一些对生活丧失信心，成为街道、辖区派出所“包袱”的问题居民，也被劝说进入这里，因为这里配备有心理医生甚至牧师，俨然成了一个变相的心理诊所，院方是在竭尽所能地灌输着生命的新定义——让人获得重生的新定义。

刘定伟属于最后一种，两年前遭遇车祸后，两度自杀未遂，被民政部门转移到福利院，而就在半年前，他还企图在福利院的澡堂里，用偷来的柴油烧死自己。

在我的印象中，闫磊说过，在黄玉芬案之后不久，他们来过这里调查过刘定伟，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刘定伟不是我们事先猜测的李舒然，也不是大悬案的凶手。

现在李舒然留下了信息，让我来找刘定伟，我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切入，但这是唯一的线索。我把车停在大门口，还没走近大门，门卫室的老头儿已经把玻璃窗拉开了。“你找谁？”他远远地问道。

这个老头儿60多岁，一头白发，戴着一副老花眼镜，低首皱着眉头从镜框上方看出来，打量我的身份。“你好，我是市刑警大队的，你们院长在吗？”我镇定地说着，老头儿又看了看我，“我来了解一下刘定伟的情况。”

既然半年前闫磊曾经来过，没理由不给他们留下印象。

“你等一下。”老头儿没有怀疑，拨了个电话，说了几句挂掉，然后开门让我进了福利院，用手指了指，“往前走，一楼顶头一间房。”

“谢谢。”我礼貌地说着，然后被放进了大门。

中间一条约5米宽的小路，两边都是竹林。往里走了四五十米，眼前豁然开朗。正对面是一个足球场大小的绿草坪，两边是红色的围墙，在草坪的对面有一栋长方形的五层楼高的灰白色建筑。草坪边上有个绿化工人，骑着洒水车，正在给院内的植物浇水，他往这边看了一眼，然后又埋头干自己的事儿去了。

我穿过草坪，按照门卫的指示，沿着一楼的边缘走，在顶头一间开着的房门上看到了“院长室”三个字。我敲敲门，一个男人从里屋走了出来。“你好！”对方操着生硬的中文，居然是个黄发碧眼的外国人，看上去40多岁。

“你——好。”我愣了一愣，把hello收了起来，转而改成中国式的问候，伸出手去，“我是闫磊的同事。”

我和他握了握手，从力度上判断出，他对我的到来既不热情也不冷漠，只是恰到好处。他对闫磊想必也是有印象的，我还准备好了一套他问我要工作证的说辞，但他提也没提，把我让到沙发上，倒了一杯水，问：“你是来找刘定伟的？”

“嗯。”我说道，“半年前，闫队长来的时候，已经把大致的情况跟你说过了是吧？我就不再赘述了，这次来主要是再了解点儿情况，案子有了点儿新眉目。”

“就你一个人？”院长袁建国的中文不好不坏，意思是表达清楚了，但我搞不清他这么问是因为客套，还是怀疑。

“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线索，其他人都在忙着别的事儿，我正好在附近办事，所以顺带过来拜访一下。”

“原来是这样。他是个可怜的人。”院长的态度依然保持得不温不火，随即叹了一口气，像是对刘定伟充满了怜悯。

对于两度造访此地的命案刑事警察，他难免有些排斥的吧？我看了看袁建国，身材微胖，慈眉善目，很适合他的身份。毕竟我们的理念不同，他们努力为人们活下去找到一个理由，而我们恰恰相反，只有当一个人的生命终止之后，才会登场。

我们又彼此寒暄了几句，说了些客套话，然后直奔主题，他领着我出了门边走边解释道：“其实这栋楼就是福利院的全部了，总共五层楼，一层是办公的地方和活动室，二层以上都是宿舍。”

我们走上二楼，然后穿过走廊，到另一端继续上行。那些宿舍窗明几净，路过的时候我往里瞄了一眼。整洁得如同兵营，虽说住着一些连药物、器械都维持不了多久生命的人，可这里却没有医院才有的消毒水的气味，阳光从玻璃窗户斜射进来，墙壁上挂着十字架，还有很多我认不出来的古典壁画。

这些壁画，无一例外地都与《圣经》有关。建设者应该是个基督教徒，看得出来袁建国是用了心的，他在尽其所能为这些可怜的人营造一个温馨的环境，让他们安详而非恐惧地等待死亡。

每个宿舍能住三个人，一层楼15到20个房间，满打满算也只有不超过三百个床位。可不用担心人满为患，按照袁建国的说法，很多人还等不到下一批“居民”入住，就已经去往极乐世界了。

刘定伟可能算是最长的住客了，他被安排在五楼顶头的一个小房间里，一人一间。

“他不是生理上的原因，只要他自己愿意，他可以愉快地活得比我们任何人都长。”爬到了顶楼，袁建国吃力地从腰部取出钥匙，边走边拿在手上翻看，为了防止刘定伟跳楼，房门上了锁。到了门前，他先敲了敲门。

“进！”里面传来了一个被烟熏坏了的嗓音。

袁建国开了门，我们看到一个人横躺在床上，穿着米黄色的睡衣，双眼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为了防止刺激到他，这间房空无一物，而四壁也被粉刷上了天蓝色的柔和的油漆。刘定伟浑身戴着一个密不透风的罩子，还有一顶帽子，除了一双眼睛，几乎看不到任何皮肤。

他看了看我们，目光无神，然后像个僵尸似的，毫无感情色彩地又把头转了过去，直直地盯着对面的墙。

看到眼前的情景，我在想，袁建国一定会十分厌恶我们屡次造访吧？

躺在床上的刘定伟，是一个对生命失去信心的人，他游走在崩溃的边缘，袁建国就像用一根纤细的绳子拉住他沉重的身躯，一点点把他拉回悬崖，这其中容不得任何闪失，一阵微风或者心猿意马都可能让刘定伟再次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而我们显然是来破坏这一切的。每一次提起黄玉芬，都有可能是在他原本就冰凉的心上浇上一盆冰水。

袁建国介绍了我，可我却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开场，我看着已形同废人的刘定伟，想了一会儿，却冒出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你住得还习惯吧？”

刘定伟奇怪地看着我，他的整张脸都被隐藏在罩子底下，只有眼睛还转动着，淡淡地说：“习惯。”

“我来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有关黄玉芬，也就是你妻子的情况。”

一阵沉默。刘定伟继续看着我，好像是想从我的脸上看出端倪，随后不耐烦地说：“警察不是已经来过很多遍了吗？还有，”他纠正道，“是前妻，我和她有好多年没见过了。”

“嗯，有点儿新情况。”我柔和地说道，“你也别太紧张，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她的情况。”

我的心里有点儿紧张，在此之前我没想过刘定伟的现状，照他现在这个样子，即使不愿意提起过往，我也是能够理解的。

“又是来了解她杀人的是吧？”刘定伟突然自己说道。

我愣了愣，解释道：“这次我们又有了些新线索，关于一个拐卖儿童团伙，所以就——”我随便编了一个理由，“原来的事情我不太清楚，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想知道一些关于你跟她之间的事儿。”

“我跟她之间的事儿？比如？”

“比如说——”我又不知道该如何接下去了，李舒然只让我来找刘定伟，但没说找到他之后该怎么做，我又看了看他，还是决定从头开始了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原先我以为他会提出一些质疑，如果是我半身不遂地躺在床上，还要我接二连三地提起过往的伤心事儿，我也不会有什么好脸色。

他再次闭上了嘴，双眼茫然地看着前方，约莫半分钟的时间，转过头来：“有烟吗？”

“什么？”

“你不应该抽烟，对身体不好。”袁建国插话进来，他的语气中带有不满。我看看院长，又看看刘定伟，最后又望向院长。

“好吧！”袁建国叹了口气，无奈地耸耸肩，“就一支。”说完转身出了门。

我赶忙从口袋里掏出烟来，抽出一支递给从床上坐起来的刘定伟，他把枕头横靠在床头，让自己有个更舒服的坐姿，吸了一口我为他点上的中华，不自然地咳嗽了一阵，笑笑：“很久不抽了，院长不让。我和她是在医院认识的。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我安静地听着，听着刘定伟接着往下说。

大概是在15年前，或者更遥远的时刻，刘定伟在乡里的中学毕业，来到了这座城市。那时候他还年轻，前头没有出路，除了把体力和汗水无休止地消耗在贪婪的土地上，没有更好的选择。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致命的。好在时代不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在那个时候再度开始，无数农村的年轻人涌向城市。这股潮流就像无以抵抗的海啸，将刘定伟卷了进来。

和大部分刚进城的青年一样，他吃苦耐劳、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这些经历都已经不值得拿出来炫耀了，当所有的人都在经历同样的事情时，即使这是一个悲剧，也会在麻木中自认为它合理起来。

“我搓过煤，扛过煤气罐，在大冬天跳进结冰的河里捞过淤泥，在三伏天浇过柏油路，反正能吃的苦都已经吃过了，有时候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活在新中国。”刘定伟藏在罩子后面一句一顿地说着，他的发音被罩子挡着，我必须竖起耳朵才能弄明白他在说些什么。

“我睡过马路，钻过地道，在自行车棚里过夜，晚上冷的时候，就偷别人晾在外面的衣服盖在身上取暖，我记得有一次冷得实在吃不消了，偷了三条挂在外面的短裤套在头上。”刘定伟笑笑，额头皱了起来，以一种自嘲的情绪述说过往。他说的这些和我要知道的无甚关系，更像是在倾诉自己的艰苦。

“我在火车站的地道里遇到一个贵州人，”刘定伟接着说道，“我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快饿死了。他刚从收容院里出来，卖了几个月的苦力，他脸色苍白，疲惫地坐在地道的消防栓边上，身上盖着一条已分辨不出颜色的薄毯子。我记得是在晚上十点多钟，我没地方可去，就坐到他的身边。”

我皱了皱眉头：“然后呢？”

“别急，你先听我说。”刘定伟有条不紊地回答道。

“我和那个贵州人聊了起来，他说他已经出来五年多了，之前一直以捡破烂为生，他把手臂伸出来给我看，手腕处有很深的几道红印子，他解释说是戴手铐戴的。然后掀开了毯子，他右腿小腿安着一个简易的钢架，原来是个瘸子，是在收容所里被打瘸的。”

“哦，是吗，真可怜！”我的心被触动了一下，就像猛然间被针尖刺中神经，我一直等着他说黄玉芬的事儿，以期找到入口，未料在他述说往事的时候，就一下子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没错，管文明就是贵州人，也是个瘸子。我盯着刘定伟，没作过多的反应，我还吃不准他的意图，吃不准他这是故意还是一不留神才带出来的信息，我保持着镇定。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顿了顿，看我没有提问，接着说道：“我带他出地道去吃包子，我身上还有几十块钱，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饿死，事情就是在买包子的路上发生的。”

刘定伟和那个贵州人走出地道，寻找黑暗中还闪亮着的灯光，这一排是琳琅满目的橱窗，夜晚依然绽放出耀人的光芒，动辄数千元的价格，昭示着门前的这条宽阔道路不属于他们。即使这里有吃的，刘定伟口袋里的几十块钱，也不足以支付坐下来需要的勇气。

贵州人比刘定伟要更熟悉这个城市，带着他走街串巷去往另一个地界，据说那儿能用低廉的价格填饱肚子。他们越走越偏僻，路上没有行人，贵州人带他走进了一个昏暗的小巷子。没走两步，就发现更深处亮起了点点红光。

一群不明身份的少年正躲在巷子里抽烟。贵州人比刘定伟有经验，他明显放慢了脚步，刘定伟还傻乎乎地往前走。

“来，上这儿来！”

巷子里的少年对他们说着。刘定伟还在继续，被贵州人拉了一把才反应过来，两个人撒腿就跑。身后传来凌乱的脚步声。

虽然贵州人跑在前面，而且更知道被那些少年追上的后果，但毕竟他腿不是很方便，没跑两步就被刘定伟超了出去。刘定伟心想如果跑出巷子的话，他们应该就不会那么嚣张了吧。他不停地跑。

“那次确实是怕了，”刘定伟说着，“我跑出巷子来到了大街上，原本以为安全了，可以松下一口气了，没想到那帮少年没有放弃，一直追了出来，我看见他们手上举着刀，就是那种中学生的卡尺磨成的长刀，一刀砍在了他的右手臂上。”刘定伟又顿了顿，似乎在强调某种东西，“至此之后，他就改成左撇子了。”

刘定伟顿了一顿，见我仍然没作出反应，继续说了下去。虽说他和贵州人只有一面之缘，可不知那天受了什么指使，刘定伟阴差阳错地停住了脚步，居然转身又冲了回去。那帮少年人多势众，而且下手凶狠，即使刘定伟有粗壮的身板，还是以彻底失败作为这场斗殴的告终。

身上仅有的几十块钱被抢走了，反回来冲入少年中的刘定伟，被激起了更凶狠的殴打，他的小腹部被尖锐的刀器划破了一道口子。

“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快要死了，血流了一地，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血，而且还是自己的。”刘定伟猛地吸了一口烟，呛得直咳嗽，“要不是那个贵州人，没准儿我已经死了。”

贵州人没有忘记刘定伟的义气，没有抛弃他，而是把刘定伟驮到了医院里。

“所以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谁能想到，就是因为挨了那顿打，就让我时来运转了呢！”刘定伟眼中顿时充满了光芒。

黄玉芬不是刘定伟的救命恩人，但在他眼里已经等同救命恩人了。黄玉芬是那晚的值班护士，刘定伟身无分文，生怕惹上麻烦的贵州人把他丢在医院门口之后，没了踪影。没钱没身份的刘定伟，就像盲流一样被丢在了医院大厅。刘定伟伤口血淌不止，稍微耽搁一时半会儿就会性命难保。

在急诊室值班的黄玉芬，做主收下了他，让刘定伟捡回了一条命。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刘定伟不知道如何感谢这个长他几岁的救命恩人，他没有钱，在医院的怜悯用完之前，他随时都有被扫地出门的危险。好在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在颤颤巍巍中，刘定伟安全度过了他的疗伤阶段，直到再次像牛犊一样站了起来。

“身体恢复得怎么样，有没有想过在医院找一份工作？”黄玉芬问道。

就这样，刘定伟遇到了他生命中第一个贵人。至此为止，刘定伟都分不清楚黄玉芬是一见他就爱上了这个农村的小伙儿，还是从可怜慢慢地对他产生了好感。刘定伟找到有生以来第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医院帮忙抬尸体。

“我总以为自己从农村出来，见惯也听惯了那些稀奇古怪的事儿。但当真到了每天摸尸体的时候，心里还是有点儿寒的。我总是努力让自己克服这些恐惧，当然也就是因为这个职业每个人都捏着鼻子绕道走，才让我一直平安地干了下去。”

时间一长，刘定伟的恐惧感也就慢慢消失了，医院的停尸房在主楼西侧二百米的地方，是个躲在医院深处的红砖墙平房，医院的其他管理员平时都不在那儿待着，有尸体的时候才去停尸房工作。刘定伟没有家，况且他觉得也没必要花钱租个房子，于是就在装尸体的冰柜旁安了身。一张木头床，一个煤油炉子，这反而让刘定伟觉得有了家的感觉。

到了晚上，他就和尸体一起平躺在这个房间里，虽然有很多房客，可区别在于，当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只有刘定伟还能从睡梦中醒来。病人去世可不会有休息日，他们不会在乎刘定伟是不是正在休息或者身体不舒服，往往说来就来，电话一响，不管是寒冬还是酷暑，刘定伟都得套上工作衣，到抢救室或病房，在家属的悲痛中，把尸体装上车，然后把他们带回“家”。

每到这个时候，刘定伟总是很体恤地站在门外等着，失去亲人的家属总要有个过渡的阶段。他们要开始抑扬顿挫地哭诉，刘定伟安静地在门外听着，听着那些哭泣和嘴里含糊的喊声。

“其实最好不要在死人的边上掉眼泪，眼泪沾上身子之后，他到‘那边’就成了瞎子，什么都看不见了。”刘定伟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风俗，“这种事儿见多了之后，就觉得那些哭别的家属都是千篇一律的调子，反而是死人们都千差万别。死一个人实在是简单得很，半分钟不到，一口气儿接不上来，人也就过去了，人这个东西实在是脆弱得很。你见过死人吗？”他问道，“我亲眼见过很多次，有一条黑线，从额头开始，就像下降的水位一样，快速地移过你的脸庞、脖子，然后走完全身，这就说明小鬼把你的精气全都吸走了。说来也怪，精气被吸走之后，死人反而比活着的时候气色更好了，脸色红润，所以人刚死的时候，都显得很安详。”

刘定伟抬尸体抬出了心得，白天没事儿的时候就在病房里转悠，远远地看。他可以通过家属间窃窃私语的频率、对待病人的态度、医生脸上的表情，诸如此类的细节来判断躺在床上的那个人还有多少弥留的时间。一旦发现情况不妙，他就提前把一些该用的工具悄悄地准备好，站在角落里等着，一旦需要，他总能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医院的医生护士不仅熟悉他，而且还渐渐认可喜欢上了这个来自农村的勤奋、健壮的小伙。

“小刘，帮我把这些旧报纸扔了。”

“小刘，纯净水没了，去打两桶水来。”

“小刘，帮我去买包烟。”

“小刘，把这些纸箱子扔到垃圾桶里。”

遇到这样的吆喝，他总是毫无怨言地干着。刘定伟话不多，但是很聪明，总是想着法子能够多挣一些钱，就在医生护士的吆五喝六中，他发现医院的杂物垃圾还真不少，丢在垃圾桶里，都被那些院外的拾荒者占了便宜。于是他就把这些能卖钱的垃圾收集起来，自己送到回收站里。

卖废品得来的钱，刘定伟也不是自己全留着，哪个科室给了他三斤报纸，哪个护士给了他五个纸箱，他都记得，到了月末的时候，他就把这些积攒起来的毛钱换成整钱，自己留一半，然后再给各个科室送过去。

其实就算积攒起来也没几个钱，人家不肯收，刘定伟就把钱丢在桌子上，然后兀自跑了。下次来的时候，还带来了一个储蓄罐，把钱直接塞进储蓄罐里。到了年底的时候，大伙儿拿出来一看，有五百的，有一千的，这个谁都没放在心上。刘定伟悄悄地为他们存着钱，大伙儿就拿着这笔钱去搓一顿，去唱歌，茶后饭余就会念起刘定伟的好来，他的口碑就这样建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