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撞上十字路口的分隔岛,引擎盖部份压扁,活像一张被揉成一团的纸。汽油虽然没有外漏,但破碎的挡风玻璃碎片洒满整个路面。驾驶是一名年轻男子,车上没有乘客。他身上穿着印有公司名称的深蓝色制服,看来是某电子机器制造商的维修员。车子也是公司的小货车。不愧是业务用车,里程数随便就超过十万公里。

男子立刻被送往医院,头部与胸部确定遭到强烈撞击。若是原本系了安全带,应该可避免这种伤害的。

康正与同组的坂口巡查一同进行车祸现场勘验。处理这类单方面的事故时,心理负担较小,因为不必担心与被害者沟通不良。事故处理的手续也单纯得多。

虽然已是深夜,但车灯明亮,观察路面的情况相对简单。没有煞车痕,而且道路是和缓的弯道,可推知驾驶可能是行驶中打瞌睡。

“和泉兄,这个。”查看驾驶座的坂口找到一个小提包。

“里面有驾照吗?”康正问。刚才他们在男子身上找过,没有找到驾照。

“有。呃,冈部新一,住在安城。”

“有家里的电话吗?”

“请稍等。呃……啊!”

“怎么了?”

“这个,”说着,坂口从提包里拿出一盒药,“感冒药。”

康正皱起眉头。“那么,果真是打瞌睡了。”

“如果他吃了这个药,可能性就很高。哦,找到名片了,上面有夜间联络电话。”

“那你先打电话问家人的联络方式。”

“好。”

康正目送坂口离开的背影后,转头看表。现在是深夜两点多。昨天早上八点四十五分开始值事故班,这是第四件车祸。前天晚上他才从东京回来,体力负担实在不小。

看这个情况,他推测天亮之前还会出勤个两、三次。爱知县的交通事故很多,康正目前为止的最高纪录,是一天出动十二次。

现场勘验结束,将事故车交由业者处理后,康正搭着坂口驾驶的厢型车回警署。所幸还没有接到下一件车祸的通报。

“听家人说,他果然是感冒了,所以很可能是吃了药。”坂口边开车边说。

“大概是以为不过是吃个感冒药,不会怎么样。”

“就是啊,可是其实感冒药比喝酒还危险。喝醉的想睡可以忍,吃药的想睡却是没办法忍的。不过平常就有吃安眠药习惯的人另当别论。”

“是啊。”

这时,康正的记忆里浮现出安眠药的空药包。放在园子寝室的桌上,药包有两个。

凶手把药包放在那里,用意是表示吃安眠药是出自园子的意愿吧。但有必要吃到两包吗──?

康正对于安眠药几乎一无所知,因此看到两个药包时,单纯只认为那就是服用量。

他心想,必须好好查一下。

抵达警署,康正一回自己的位子,便看到桌上有一个信封,上面潦草地写着“和泉收”。他心想,一定是野口。

野口是康正在监识科的朋友。昨天早上,他请野口帮忙监定几根头发。当然,这种私人委托是被禁止的。野口也是声明“只能大致看一下”,才答应的。

信封里除了装有毛发的塑胶袋,还有一张纸。野口在上面写了这段话:

“依毛发的损伤状态、剪发后的日数与外表特征,X1与X2的来源相同。而以染发的时期与发质等,可判断Y1、Y2、Y3属于同一人物。若需更详细的检验,请填申请单。”

看来无法请他做血液检查和微量元素分析,但得到专家这样的意见,对康正来说就绰绰有余了。

X1、Y1是在园子房里采集的毛发当中,不属于园子头发的两种。而X2、Y2则是佃润一丢在垃圾筒里的黏纸上的头发。Y3是弓场佳世子掉落的头发。

这个结果可以导出两个结论:弓场佳世子与佃润一的行动都与他们的口径不一致,最近两人都去过园子的住处;而且,弓场佳世子去过佃润一的房间。

康正再次想起与园子的最后一通电话。她说:“我被相信的人背叛了。”康正问她是不是男人,她没有明确回答,只说:“除了哥哥,我再也不敢相信任何人了。”

这是常有的事──康正凭空想像着。恐怕介绍弓场佳世子与佃润一认识的就是园子。介绍男友与好友认识,当时她一定做梦也没想到他们两人会背叛她吧。

但是──康正思忖。

就算是处于这种三角关系,弓场佳世子或佃润一有杀害园子的必要吗?

假如润一和园子已经结婚,那还能理解,但他们只不过是男女朋友而已。如果润一喜欢弓场佳世子多过园子,只要甩掉园子,和佳世子结婚就好了,用不着顾虑任何人。

只不过──

男女间的爱恨情仇本来就没有常理定规可言。三者之间也许产生了复杂的感情纠葛。

无论如何,既然现场有弓场佳世子与佃润一的毛发,而两者看来都做了假口供,那么应该可以把嫌犯锁定为他们两人。当然,两人也可能是共犯,但康正认为可能性很低。因为在查明犯案内容后,两人联手行凶既没必要也没好处。

康正确信,他们其中一人杀害了园子。

结果当天晚上,康正只再出了两次勤。康正和坂口确认时间过了早上八点四十五分后,安心地叹了一口气。若是在交班规定时间前接到的车祸报案,还是得算是夜班轮职人员的工作。最夸张的是,即使是在八点四十四分接到报案,康正他们也必须处理。出勤十二回那次,他回到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轮值结束后康正排了休假。他一回到家就放洗澡水,并且趁这个空档打电话到医院,与开安眠药给园子的医师联络。

医师似乎刚好有空,立刻接起电话。

“是康正吗?你妹妹的事我听说了。真是苦了你了。”医师的语气有些激动。

“您已经知道了?”

“嗯。其实是前几天接到东京的警察来电,我才知道的。真叫人大吃一惊啊。”

“东京的警察……”

一定是加贺──康正立刻就想到他。对了,那个刑警有问过如何联络开安眠药给园子的医师。

“后来我打了好几次电话给你,你都不在。”

“对不起,因为我到东京去了。”

“我想也是。哎,总之,我真不知该说些甚么才好。”医师人很好,从他说话的语气便可感受到他的为人。他向康正说了不少吊唁的话,听得出他十分难过。

“其实,我有事想请教医生。”康正说。

“甚么事?是关于安眠药的事吗?”

医师一针见血地指出康正的目的,令他有些吃惊。

“是的。您怎么知道?”

“因为东京的刑警打来就是为了这件事,他说想知道我开给园子药剂的服用量。”

果然,加贺当时就已经对两个药包产生疑问了。

“您怎么说呢?”

“我说一次一包啊。自己如果觉得太多,也可以再分成一半。”

“会不会有一包不够的时候?”

“不会。尤其是园子,我还交代她尽量一次半包就好。不过,康正啊,为甚么要问这个?是不是有甚么问题?”

“东京的刑警是怎么说的?”

“他只肯告诉我说是要确认。”

“这样啊。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只是听说刑警在调查安眠药的事,我就打电话到您这里问问。不好意思,您这么忙还来打扰。”

“这倒是不要紧。”

医师似乎不怎么满意这个说法,但康正也无法再多说。他恳切地道了谢,很快就把电话挂上。

康正感到不解。

凶手为何要在桌上留下两个安眠药的空药包?若是想布置成园子是自行吃药的,留一包不就够了吗?或者是认为自杀的时候应该会吃上两包,为了写实才故意这么安排的?

康正很犹豫,不知是否该执着于这件事。也许这其实根本没甚么意义,但他就是无法释怀。突然,他很想知道加贺是怎么想的。

洗过澡后,他吃着便利商店买来的便当,打开笔记本。他把目前调查的结果都写在里面。他拿起原子笔,在上头再加上“为何要放两个安眠药包?”在这行字的上面,他已先写下了佃润一的不在场证明──

“九点多回到中目黑的公寓。半夜一点到两点与佐藤幸广谈话。九点半开始,到半夜一点这段时间画花的油画,近乎完成。”

康正不知这该如何解释。这说不上是完整的不在场证明。如果半夜两点离开,搭计程车的话,半夜车少,应该三十分钟就能到园子那里。即使是半夜两点半到访,看对方是润一,园子大概也不会有所提防吧。这样想来,行凶并非不可能。

但之前康正也想过,利用计程车在心理上难以理解。不,更难以理解的是,假如佃润一就是凶手,他画蝴蝶兰的画是为了甚么。他应该也知道巩固了半夜两点前的不在场证明是不够的。

如果他在半夜两点以后的不在场证明也完美无缺,做假的味道立刻变浓。他声称九点半到半夜一点画画,但谁都没有看见,只有完成的画而已。这么一来,可疑的是这其中会不会有甚么算计?

换句话说,如果要怀疑他是为了摆脱嫌疑而做了这些安排,却又会因为这则不在场证明无法全面兼顾,反而使康正陷入要怀疑也不是、不怀疑也不是的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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