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大家都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在更衣室门前,我再次看了看惠美理。紧身的黑色T恤卷到胸口,几乎已经看不见上面粉色的英文“芭比”字样,露出白白的肚皮,还有开始隆起的胸部,红色的方格百褶裙也被卷起来,下半身裸露着,没有穿内裤。

虽然只是让我在这儿守着,可我想如果有大人跑过来,看到这副样子,可能会训斥我怎么不知道替可怜的惠美理整理整理。尽管让惠美理遭此厄运的不是我,但我还是怕遭到指责,于是战战兢兢地走进更衣室。

惠美理眼睛圆睁,口鼻均渗出液体。我尽量不去看她,把自己的手绢盖在她脸上,用指尖揪住T恤的衣角往下拽了拽,又把裙子拉下。弯下腰时,我发现衣柜最下层扔着条皱巴巴的内裤。

内裤怎么办呢?上衣和裙子不用接触身体就可以整理好,内裤可不行。我看向惠美理短裙下呈八字形伸出的又白又长的腿,发现两腿之间,血沿着大腿留下。

在俺一刹那,我突然很恐惧,飞快地跑出更衣室。

我知道惠美理已经死了,可还是能够把她的衣服整一整,应该是因为她是被勒致死,没有流血。从更衣室出来,眼前的泳池忽然也变得非常恐怖,我顿时吓得两腿发软。弹指之间,太阳已经西沉,而且开始起风。我看着微波荡漾的水面,感觉像要被吸进去,每年都听说如果盂兰盆节游泳,会被魂灵勾住双脚,此刻这种说法在我脑子里萦绕,渐渐地,我被一种幻觉包围——惠美理会不会忽然坐起来把我推进泳池,带我一起走?我闭着眼睛,塞住耳朵,抱起头蹲在地上,撕心裂肺地大叫起来。

为什么我没有晕过去呢?如果我能如愿以偿地不省人事,如今我的境遇大概会有所改变。

不知道过了多久,麻子女士您最先跑过来。那之后的事情您应该都记得,所以在此我只简单写写我自己。

由佳带着警察返回。过了一会儿,妈妈也来了。她见我好久没回家,非常担心,听到喧闹声便也跑来把我背回了家。回家后我才哭起来,声音比之前撕心裂肺的叫喊还要响。

妈妈没有马上追问事情经过,而是让我躺在垫子上,又端来凉麦茶,轻轻给我揉背,嘴里还小声嘟囔:“幸亏不是纱英。”后来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脑海深处,挥之不去。我闭上眼睛,沉沉睡去。

再此所写的一切与当时事后的证词应该没有什么出入。虽然遭遇那样的惨事,我们也还算充分地提供了证词,只是最需要弄清的一个问题,我们四人却都想不起来,对于这点,我至今深感内疚。

那天的事情可以如电视图像般很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只有那个男人的长相我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

“他头上裹着白毛巾。”

“他穿着灰色工作服。”

“什么?不是浅绿吗?”

“年龄吗?看上去大概四五十岁。”

虽然能想起整体轮廓,可是面部特征怎么也回忆不起来。被问及是高个还是矮个,胖还是瘦,圆脸还是尖脸,大眼睛还是小眼睛,鼻子长什么样,嘴巴有什么特征,眉毛又是什么样,有没有痣或伤疤这样的问题,我们都摇头不知。

只有一点毫无疑问——“是不曾见过的人”。

凶案在这个弹丸小镇被议论了很久。亲戚里有一个大伯出于好奇,专门来向我打听始末,被我妈妈骂了回去。其间,镇上的人们开始议论法国玩偶事件,认为也许是这个镇上或者相邻的镇子里有对幼女感兴趣的变态狂,偷走法国玩偶还不满足,又杀害了像玩偶一样可爱的小女孩。诸如此类的话题被传的煞有介事。

不久,警察再次走访调查了玩偶被盗家庭,此后大部分人都开始认为两件事是同一人所为,对幼女感兴趣的变态狂就是罪犯。

可是我却不以为然,因为在当时的几个女孩中,外貌特征最符合“幼女”一词的是我。

事后,只要一闲下来,脑海里就会浮现出惠美理的尸体,虽然是黑白图像,流到大腿的血却鲜红刺眼,然后惠美理的脸逐渐化作我的脸,这时,我的头开始阵阵作痛。我按住脑袋,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幸亏不是我。真是轻率的想法,也许有人会这么认为。

其他三人怎么想我不知道,也许有的会表示同情,说“惠美理好可怜”,有的会有负罪感,自责没能救惠美理,可是,我仅仅因为担心自己的处境,就已经筋疲力尽。

幸亏不是我!但紧接着就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是惠美理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心中有明确的答案——五人中只有惠美理已成为大人,所以才会被男人凌辱,最终被杀害。

那个男人,也就是嫌疑人是在寻找含苞初放的成熟少女。

一个月过去了,半年、一年过去了,罪犯仍然没有找到。您回到东京是事发之后第三年吧?我想您已经察觉到我写这封信是为了当时的约定。

事后,镇上的人对这件事逐渐淡忘,我内心的恐惧却日益膨胀。虽然我想不起罪犯的长相,说不定罪犯记得我长什么样,下次也许会杀害我或者其他几个孩子。事发以后周围的大人还很在意我们,可是现在都逐渐在淡忘,说不定罪犯在等待只有我们几个孩子活动的时候再次作案。

我陷入一种错觉,无论在干什么,总感到罪犯无处不在,他从窗户缝里、建筑物背后、汽车里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害怕、害怕、害怕,不想被杀害。为此……

——我不要成为大人。

即使有时会感受到某种视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想起那件事的次数也逐渐减少了。也许是我在中学选择加入了文艺类社团中要求最严格的管乐队,整天忙于练习的缘故。

但是,我的身心均未摆脱那次凶案。意识到这一点,不,应该说被迫意识到这一点是我十七岁,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

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我还没有迎来初潮。即使个头再小,还不来例假是不是也有点奇怪呢?妈妈说,这也许属于个体差异,可还是去医院看看比较放心吧,于是我去了邻镇的县立医院妇产科。

高中生出入妇产科需要一定的勇气。一直以来我对例假都持回避的态度,虽然内心隐约明白是什么原因,仍难以想象会因此就不来例假。想到万一患了什么妇科病可不得了,我这才终于鼓起勇气走进医院。

镇上也有私立妇产医院,可是我无论如何也不想让镇上的人看到我出入那种地方。平时别说和男孩子交往,就是说话都极少,如果因此招人议论可受不了,所以我没有去镇上的医院。

检查结果没发现特别的异常,只说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原因,医生问我在学校或家里是否感到有何压力。

得知精神方面的原因会导致不来例假或例假中止,我恍然大悟。成为大人会被杀害,来例假会被杀害——最初是有意识地这样想,渐渐我无意识地给自己的身体施加这种暗示。即使不再想起那件事,内心深处却一直陷于其中无法自拔。

医院推荐我去做心理咨询,或者定期注射激素,我借口这样的事情要和父母商量,回家后却再没有去过医院。我告诉妈妈没有异常,只是时间有些推迟而已。

我想,诉讼时效(法律规定的司法机关追究罪犯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已过法定诉讼时效的犯罪,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到来之前,干脆一直都不来例假更好。

即使离开小镇,在不知道那次凶案的人群中生活,说不定也会遭遇罪犯。可是,如果身体还没有成为大人,我就会很安全,我想拥有这种安心的感觉。

渐渐地,比起盼望罪犯被抓,我更希望诉讼时效赶紧到来,这样我就可以摆脱那件事的阴影。

这与我和您的约定没有任何关系。

可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和您再次相会。

从女子大学英文专业毕业后,我就职于一家主营燃料的中坚企业。那里有个惯例,就是无论新员工的专业属于理科还是文科,最初两年都会被分配到检查室,以了解公司经营的商品。

高中化学课之后,我还是第一次接触试管、烧杯,第一次看到价值上千万的化验仪器。即使向我解释那种四方的箱型机器是气相色谱仪、液相色谱仪,我也完全不明白其用途,只是,机身一角的标识却很眼熟。

足立制造厂,坐落在空气干净的乡下小镇的工厂原来生产这种东西。在感到很亲切的同时,我心中涌起一股厌恶感,就好像没有躲过那个小镇的伏击,在此不期而遇。刚工作就陷入一种难以名状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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