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我梦见我睡得正甜的时候,迈克尔打电话过来,把我吵醒,跟我说他弟弟安德鲁死了。我吓醒了,猛地在床上坐起身,一时间什么都不能确定,和以前喝得烂醉的时候一样浑浑噩噩。对,我知道这是梦,但我到底喝了酒没有?我的儿子真的死了?

那个时候,我大概只睡了一个小时。我累得要命,勉强自己又回去睡,但是,总是在一个接一个的梦境中游走。我猜我是想回到某一个梦里,把问题解决掉,让自己安心下来,但是,始终无法如愿以偿,一颗心老是悬在那里。

结果,我起得很晚。等真正清醒的时候,我才发现从头到尾我都在做梦,看来,我是太担心我的小儿子了,也不该把第二片比萨塞进肚子里去。梦有警示作用,我老是无法摆脱这种传统的说法。我忐忑不安地吃完早饭,喝完第二杯咖啡,心情还是波涛汹涌。我决定不再胡思乱想,先看电视新闻,再看报纸,但是阴影挥之不去,怎么也不肯离开这个房间。

我拿起电话打给克里斯廷。占线。占线的声音很让人心烦,我想这是因为占线常常是对方故意安排的,多多少少有些掩饰的成分。这个电话没打通,让我觉得格外不安。照理来说,她的电话不应该占线才对。她根本不应该拿起电话。

当然,电话不通并不代表她在跟什么人谈话,想到这一点,我就放心多了。可能是有人在她的应答机上留言——比如说,彼得·梅雷狄思,喃喃说上五十个理由,解释他为什么非得跟她通话不可。也许她受不了记者的一再纠缠,干脆就把电话拿起来,让耳根清净些。

我其实不希望她这么做,我希望她在我找她的时候,能马上拿起电话,但我已经不想再跟她说什么了;因为我先前的规定,已经把她弄得有些不大正常了……

我又试了一下,还是占线的信号。我进到浴室,打量一下镜子里的自己;我其实不需要刮胡子,但至少能让我有点事情做。

这次我再打电话的时候,对方传来应答机的声音。我听完她的录音留言之后说:“克里斯廷,我是斯卡德,请把电话拿起来,我有话要跟你说。”我等了好一阵子,都没有回音。我把相同的话又说了一遍,请她把电话拿起来,还是没有回音。我放弃了,请她回电话给我,还把我的电话说给她听,重复了一遍,才把电话挂上。

我到厨房再给自己倒杯咖啡,想了想,确定这是我最不需要的东西,不过还是先喝了再说。我慢慢踱到客厅,就在沉吟之际,电话铃响了。

我接了起来,是迈克尔打来的。我顿时眼前一黑,不知所措,幸好只有一会儿,他打电话来跟我说,所有的事情都进行得很顺利,安德鲁的老板拿到支票,把放弃索赔的契约退回给他。安德鲁收拾行李离开了图森,不必流亡天涯,一个全新的人已经出发,去寻找一个更适合他过活的地方。

“真希望还有他能待的地方。”迈克尔说。

“他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吗?”

“我没跟他说。”

这不算是回答我的问题,但我想就这么算了。我问起琼和梅勒妮,他也向埃莱娜问好,除此之外,我们俩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我真希望我能跟他谈谈我的工作;我知道,他也很想跟我谈谈他的工作。可是我们只互道珍重,讲一些我很爱你之类的话,扯了几句,就把电话给挂了。

几分钟之后,我才想起来克里斯廷没有回电话给我。但是,她怎么回呢?我一直在用电话啊。我拨了个电话给她,还是应答机,我请她拿起电话,如果她在家的话,讲了两遍。

她始终没有拿起电话,五分钟过去了,她也没回电话给我。我想,她大概是出事了。

我不知道我这种想法究竟有没有道理,也不知道我的担忧有多少来自噩梦,还有迈克尔的那个电话;但我就是觉得不太对劲,最好能做点什么事情,排遣排遣。

我打电话给温特沃思,这次倒很特别,他就坐在办公桌边。“斯卡德。”我说,“我想要知道你有没有派人去保护克里斯廷·霍兰德。”

“我已经填了申请表了。”他说。

“我知道已经填了。我想知道——”

“等一等。”他说完就不见了。我站在那里,把身体的重量轮流放在左脚和右脚。好不容易他才回来了,跟我说,申请表还没批下来。

我忍不住又说了一些话,但我发现,我是在自言自语,他早就挂了电话了。我又打了一个电话找克里斯廷,还是应答机,我放下电话,出门。

我很快就找到一辆出租车。开车的人可能是纽约市看到黄灯唯一会踩刹车的出租车司机,所以,比正常的速度又慢了一点,我只好强迫自己靠在椅背上,尽量放轻松。等车子开到七十四街的时候,我已经冷静下来,自己都觉得自己反应过度。车停稳了,我付钱下车,按她家的门铃。

没过多久,虽然感觉起来是长了一点,我听到大门窥视孔的盖子掀了一下,随即反弹回去,我赶紧报上名字,担心自己因为焦虑过度而面容扭曲,害得里面的人不认识我。然后,她就把门打开了。

我觉得心里一宽,谴责自己大惊小怪,太蠢了。我正要道歉——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却先开口了。

“对不起。”她说,“你怕我出了什么意外,是不是?所以你才赶到我家来。”

“你一直没接电话。”

“天啊。”她说,实在撑不住了,靠在我身上,抽咽起来,我让她发泄一下,然后,扶住她的手臂,让她站直。“抱歉。”她又说了一遍,“给我几分钟好吗?”

她转身,消失在长廊尽头。一两分钟之后,她回来了,脸上的泪痕不见了,恢复了平静。“我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她说,“彼得打电话来,不知道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的时候,他一个劲儿地讲,好像是透过应答机跟我说话似的;一直说,一直说。只要我不把话筒拿起来,他绝对不会住嘴。”

“然后你就拿起来了。”

“我忍不住啊。”她说,“我想走开,脚步却怎么也移不动,感觉好像是挂人电话一样不礼貌,可能还更严重些。我不知道,觉得自己很糊涂,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把话筒拿了起来。”

“没关系。”

“他一直说,一直说命运的事情,他说,他在那里等我,是命运,他们一伙儿在那里等我,也是命运。实在听得受不了了。”

“命运。”我说。

“我心里清楚得很,要分手,就痛痛快快、干干脆脆地跟他说。我说,别说什么命运了,忘了我吧。我想要自己的生活,在我的生命里、在我的心里,已经没有他的空间了。”她蹙紧眉头。“这么说很残忍、很伤人是不是?要有人这么跟我说,我一定把头放进烤箱,吸瓦斯自杀。但他却有别的理解。”

“他说,他很感激我把真正的感觉说出来。他说,这样他就不用痴心妄想,左右为难了。他说,这是一种解脱。”

“你觉得他说的是真话吗?”

“你不认识彼得。如果他不真心诚意的话,他就不会开口。”

他们两个聊了很久,她说,这也就是我一直在听占线信号的时候。挂上电话之后,她筋疲力尽,决定到浴缸里泡一泡,手里拿本上个月的《浮华世界》,准备看看别人的苦难。电话铃声响起,她刚要踏进浴室,她想也许是彼得,也许是那些不死心的记者,反正不管是谁,她都不想接,还是待在浴缸里比较好。

她躺在浴缸里,读一篇文章,报道康涅狄格上流社会的一宗谋杀案,三十年了,至今未破,正读得入神的时候,电话又响了。她决定让应答机去接,她继续泡澡。

“我洗完澡、穿上衣服之后,来到应答机旁边,听了留言,才发现是你。再回电话给你的时候,你那边又是应答机了。”

“我已经离开家了。”

“让你到这里白跑一趟,真是抱歉。”

“没关系,我跟你一样该骂。我是白跑一趟,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的事情。”

“哦?”

“我昨天晚上做了个噩梦。”我说,“梦见我的一个孩子,纯粹胡思乱想,他们都很好。但是,有的时候,你得换个地方,透透气,才能把担忧抛在脑后。”

“我明白你的意思。”

“对,我知道你明白。”

“是吗?”她的声音有些虚弱,“真高兴你这么十万火急地赶来,幸好我没事,我想到楼上去整理一些文件。我想你也有事要忙,所以——”

“你说得对。”我说,“我该走了,只是留你一个人在家里,我实在不放心。”

“我不再接电话了也不行吗?你打来是例外,我一定马上回话。记得,我在外面还有两个守护天使呢。”

“哦?”

“不是有警察在外面保护我吗?我没看到,但是,他们应该在附近才对。”

我应该让她继续相信下去吗?万一她就这么走了出去,以为有人在外面保护她怎么办?

我只好说:“我跟温特沃思谈过,他的申请还没有批下来。”

“这不只是形式而已吗?”

“有些分局比较讲究形式,”我说,“有的分局长,或是那些当家的蠢货,就是喜欢这种官僚作风。我可以借用你的电话吗?”

“当然可以。”她说着突然一笑,“我不能用,但是你可以。”

巴卢的四个电话我都有,这个时候,我还真不知道他在哪里。我打到第三个,终于找到他了。我用五个句子,交代我的需求;他只想知道地址。

“我的一个朋友。”我跟她说,“他会在这里陪你,谁想闯进来,就只能祈祷上帝保佑了。”我把巴卢的长相和事迹大致跟她说了一下,她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我们坐在厨房,等他来按门铃。她突然说:“我差点忘了,我找到他的名字了。”我的疑惑一定在脸上写得很清楚,因为她说:“不,我不是说彼得。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你问我,我们两个曾经去看过心理医生,那个医生叫什么名字吗?”

“你说彼得叫他医生。”

“他们都喜欢叫他医生。我刚刚向彼得打听医生的名字,他不相信我竟然想不起来。在彼得的生命里,医生扮演的角色比我重要多了。这先不说它了。他的名字叫亚当,我发誓,我真的没听过他的名字。彼得跟我介绍的时候,只说他是医生。”

“亚当。”

“你说纳德勒医生叫什么名字?赛尔顿?”

“西摩。”

“也差不多了。反正他不叫亚当就是了。”

“没错。”我说,“你说他们都叫他医生,他们全是他的病人吗?”

她摇摇头。“彼得跟他们的朋友。也许他还有别的病人,但我只认识彼得,还有一起在威廉斯堡装修房子的四个搞艺术的朋友。”

“那一屋子的人都认识亚当?”

“他们都是他的病人,这几个人一起参加过集体治疗,或是诸如此类的课程。”

“真的?”

“彼得喃喃自语,什么命运,”她说,“还有一些古里古怪的话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在重复亚当的话。我跟他分手之后,觉得松了一口气。亚当对彼得很好,对他们五个都很好,我猜亚当·布莱特给他们洗脑了。”

“亚当·布莱特。”

“对。”

“说说他的样子。”

“哦,天啊,”她说,“我只在咨询课看过他两次,大部分时间彼得和我都在互望,或是回避双方的眼神。我想想。跟你差不多高,可能比你瘦些,长得很普通。这么说跟没说一样,对吧。”

“我还想借用你的电话。”我说着,赶紧在我的笔记本里找到我想要的电话号码,拨过去,很快就找到我想要找的人。我说,“我是马修·斯卡德。沃特林太太,我想向你打听那个心理医生的事情。”

“很抱歉,我始终想不起来。”她说,“我觉得很丢脸。”

“一个很乐观、很正面的名字,你说。”

“对,但我就是——”

我又不在法庭,谁也不能说我引导证人。“他的名字是不是叫亚当·布莱特?”

“对!”

“你确定吗?我不想——”

“对,就是这个名字!我不怎么确定亚当这个名字,但他姓布莱特绝对没错!布莱特,亮晃晃的,布莱特,感觉起来就很积极,跟大白天一样亮,跟新铜币一样亮。真不明白前两天我为什么怎么想也想不起来,现在一下子就清楚了。”

我谢谢她,跟她说案子破了我会再跟她联络,然后,找把椅子坐了下来,等米克·巴卢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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