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非常莫扎特”乐团举行最后一场音乐会。我跟埃莱娜一起去,散场之后我们俩还去吃了顿烛光晚餐。这个音乐节不过四个星期,但却比一般歌剧里面死的人还要多。算算还真是不少——伯恩与苏珊·霍兰德、杰森·比尔曼、卡尔·伊凡科、莉雅·帕克曼与按摩女郎、彼得·梅雷狄思和他的四个室友,最后,当然还有亚当·布莱特或阿登·布里尔,或是奥博利·比亚兹莱,看你喜欢叫他什么。

这就已经十二个了。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刚过一半,噩耗传来,死亡人数增为十三人。艾拉·温特沃思说,他早就有预感了,所以请法医室的人重新检查过去八到十个月内的无名尸体。春天,哈得孙河里打捞起一具在水中漂浮了两个月之久的尸体,根据齿模记录,证实是哈罗德·弗希尔。这个欠了租金逃离百老汇与威弗利交会口那间公寓的亚当·布莱特,突然有能力在中央公园西路租下豪宅,也是另有隐情。

我把温特沃思引进厨房,给他煮了一壶咖啡,他照例称赞它很香。我问起齿模比对结果,或是有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地下室那具尸体到底是谁。他说:“一定是他,你不相信?”

“能够证实当然更好。DNA比对呢?他们没从尸体上面取一些DNA样本吗?”

“从恐龙骨头上都采得到DNA样本,”他说,“看过《侏罗纪公园》吧。当然,他们采到一大堆DNA样本。”

“然后呢?”

“没有相符的比对,问题就在这里。”

“按摩店的垃圾桶里不是有卫生纸吗?”

“有人把垃圾桶里面的卫生纸全部翻出来了。”他说,“你知道吧,以后我再抱怨我的工作是全世界最辛苦的时候,请提醒我还有个翻垃圾桶的可怜鬼。他们当然找过了,全都检验过一遍,可是什么也没有。看来这家伙要么是犯罪天才,百忙之中还记得把垃圾桶里沾了精液的卫生纸拿出来丢掉,要么这家伙在电脑上讲的故事,根本就是编的。”

“他根本没有去过按摩店?”

“他根本没有射精。他没有高潮,我们当然找不到沾了精液的卫生纸,采不到DNA样本。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要杀她的理由,因为他不想面对他性无能的事实,所以,他绝口不提真正的经过,自己编了一个故事写进电脑里。”

“我是个杀手,在床上也不是个软蛋。”

“大概是这个意思。”

“也许吧。”我说,“当然,还有一种我们没有提到的可能性。”

“我连想都不敢想。”

“他又一次装死,”我说,“留了一个替死鬼在地下室。”

“杰森·比尔曼。”

“没错。火场检查员说,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他不小心引爆火苗,连累自己葬身火场;二是他自己也不想活了。但我马上就想到第三种可能性。”

“我也是。你知道我觉得耿耿于怀的是什么吗?”

“血脚印?”

“说对了。就是他妈的血脚印。一路踩到地下室,好像刻意要引起我们注意似的,你猜我心里浮现的第一个词是什么吗?小聪明。”

“他以前也这么干过。”

“只要有机会,他就一定会来这一手。”

“齿模记录呢?艾拉。火烧得再厉害,牙齿总是烧不坏的。”

“话是没错。但是,你要用他的齿模和什么比对呢?漂在哈得孙河里的浮尸有牙齿,但我们得先拿去跟哈罗德·弗希尔的齿模比对一下才会有结果。问题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亚当·布莱特这个人,以前又用过什么化名。他并没有用这个名字住在纽约,什么记录都没有,只知道他在百老汇和威弗利交会口处住了一年半,在中央公园西路住了半年。美国各地的医学院都找不到这个名字,也没有参加过任何职业工会。说不定他从业用的所有证件都是伪造的呢。这又不是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又不会有人要心理医生割盲肠,解释X光照片,你只要时不时地点点头,然后说一句,‘是吗?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常常有人混充医生、律师,甚至西德尼·波蒂埃的儿子,一时半会儿谁能看穿?”

“还经常有人冒充沙皇的女儿。”我补了一句。

“冒充心理医生。”他说,“就跟小朋友扮家家酒一样简单。更何况一半以上的病人都是无病呻吟。”

我拿起咖啡壶,把杯子倒满。我说:“从指纹着手,大概也行不通吧。”

“你开什么玩笑?火场哪里还找得到指纹?我们在中央公园西路倒是找到一些,数量不多,没有办法辨认哪一枚是他的。”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任何一枚指纹多次出现。我想他大概打扫得很勤,而且特别注意指纹,一有机会,就把它们擦得干干净净的。这么说应该不夸张吧。我们所釆集到的指纹,理论上有一大堆应该是麦瑟罗街那群人的,因为他们经常来这里接受治疗,跟他们勇敢的领袖进行个别治疗,或集体治疗。这样留下的指纹就不少了,但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比对,因为盐酸不止洒在他们的脸上,连他们的手指都没有放过,又狠狠地烧了一下,什么都不剩了。”

“一团模糊,面目全非。”

“你说得一点也没错。”

我喝了一口咖啡,“他是怎么到那里去的?”

“哪里?布鲁克林?”

“他可不是走着去的。”

“地铁吧,我想。除非有人能指认他乘的是出租车。到目前为止,没有司机出面说他载过这个神秘乘客。不过,即便如此,也不能证明他不是坐出租车过去的。”

“他会不会有辆车呢?”

“目前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在管理所里找不到,没有任何的车辆登记。”

“我想他应该有辆车。”

“登记在别人的名下?有可能。”

“我想他和伊凡科也是开车到霍兰德家去的。我一直这么想。”

“有可能。但不代表他是开车到麦瑟罗街去的,不是吗?”

“没错。”

“他又没扛两大枕头袋的赃物,马修。他完全可以乘地铁,没人会多看他一眼的。”

“这倒是真的。”

“也许他搭麦瑟罗街那伙人的便车,先打个电话给谁,然后叫那个人去接他。到了之后,这些人束手就擒,排着队让他一刀一刀地杀。你觉得可能性不大,对不对?他们不太可能先约好,然后再把这个心理医生载到麦瑟罗街,是吧?”

“我想他们是会去接的。”

“如果他有车,”他说,“那么当天他可能是用别的方法赶到现场的。这样他势必得把车停在车库,或是附近的路旁,这部车迟早会被拖吊,然后被当成无主物品被公开拍卖。我们一辈子也查不出个名堂,因为这部车登记在别人的名下。”

“是啊。”

我们两个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温特沃思说:“如果他是开车去的,车应该停在麦瑟罗街附近。”

“你这么想?”

“可是附近却没有。当然,他可能把钥匙插在上面,所以这部车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对。”

“也许他记得把钥匙拿走,但结果还是一样。那个地方的孩子还没学会开车,就已经会用汽车的点火装置偷车了。”

“这话也是。”

“他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地方藏身?你是不是要问我这个?你是不是要我随便找条街,找些兄弟挨家挨户去搜?”

“这种事说来容易做起来难。”

“没错。你说,最近有没有人失踪呢?”

“我怎么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说,“没收到报告。但是,有多少人失踪之后根本没有报案?马修,我想躺在火场里的人是他了。”

“我想也是。”

“皮夹在他的口袋里,你知道的。已经是一团混乱了,先是被火烧,救火的时候,又被水喷,但里面有证件。是图书馆的借书证,可是这种玩意儿,你在时代广场花点钱,就会有人帮你做一张。谁管你上面的名字是真是假?”

“有没有驾照?”

“没有驾照,没有行车照,也间接证明了他没有车。”

“也许驾照和行车照上是别人的名字,他很小心,不但分开来收好,而且不让它们留在现场,因为以后还用得上。”

“然后他开着车,驶向夕阳。但他却把钱留在皮夹里,你相信吗?我的意思是说,谁会把钱扔下来呢?”

“多少钱?”

“一百七十块。”他说,“如果你忘记了,我再提醒你一次。这笔金额跟电脑上的描述一模一样,凶手离开按摩店的时候,口袋里就是这么多钱。一张一百,三张二十,一张十块,连钞票张数都丝毫不差。”

“金额完全正确。”

“没错。”

“他晃荡了一天,死的时候,皮夹里的钱,一毛不多,一毛不少。”

我们俩对望一眼,他的眼睛睁大了。“你猜到我心里想到的那个词了,是不是?”

“我想是吧。”

“小聪明。”

“就是这个词。”

“哦,天哪。”他说,“我现在已经有点神经兮兮的了,我可不想变成疯子。地上的那排血脚印是他踩出来的,目前还找不到证据驳斥这一点。”

“这我同意。”

“他已经死了。”温特沃思说,“如果老天爷不长眼让他逃过一劫,至少他也不在这个城市了。只要他不在这个城市,他就是别人的问题了,跟我们没有关系。地下室墙上的那句诗,是怎么说来着的?”

“‘我来似水,我去如风。’”

“是啊。”他说,“我只能说,他还真是一股邪风。”

一星期后,埃莱娜接到一个电话,和对方还聊得挺起劲的,过了几分钟,她才捂住话筒对我说:“找你的,是安德鲁。”

还真是这小子。他说,他只是打电话过来,让我知道他又搬家了。他离开图森,先到处晃了晃,看看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然后辗转来到爱达荷州的多蓝城,跟斯波坎市隔一条河。

“再过几个月,”他说,“我希望我仍然在图森,因为每个人都告诉我,这里的冬天长得要命。但目前我觉得这里挺好的。”他找到了个当酒保的工作,他说,住的地方不错,上班只要走五分钟就行了。

“就算我喝多了,”他说,“回家也不是件难事,连马路都不用过。”

“这个好处还真不赖。”

“说到喝多了,”他说,“我那天是过分了点,丧礼那天,我在好时酒吧实在不该那样说话。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因为我的情绪实在受不了吧。”

“不用想得太多了。”

“我想,我应该向你道歉才是。”

我跟他说,我早就原谅他了,而且也忘得差不多了。我抄下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互道珍重,说会常常联络。然后我跟埃莱娜说:“感觉真好,但谈下来,我却觉得看到了冰山的一角。”

“很冷吗?我倒没有这种感觉。”

“是看不见。”我说,“大部分都藏在水面下。他好像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了。”

“迈克尔跟他说的?”

“可能暗示过,没有明说。安德鲁说了半天,其实只是想跟我说,他知道钱是我给的,谢谢我。”

“他现在在爱达荷州,你知道吧。”

“在当酒保。跟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市隔一条河。几步路就可以从住处走到上班的地方,就算喝得烂醉也不怕。”

“你还是担心他吗?”

“我闲着发慌,非得去担心他吗?”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回答了吧,没有吗?我只是不知道‘担心’这个词合不合适。难道我担心了,情况就会不一样吗?人是会变的,但只有不得不变的时候,他们才会变。他在图森做的蠢事又被他躲过去了。后果其实是挺严重的,但他却没有得到教训,轻轻松松就躲开了射偏的子弹。”

“下一次呢?”

“肯定还有下一次。”我说,“我只希望他能保住性命,出狱之后好好重新做人,我会关心,因为他是我的孩子,但我没有办法介入。我又不是他的神,连他的资助者都谈不上。”

“你只是他的爸爸而已。”

“也有点不合格。”我说。

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想起该给海伦·沃特林太太,也就是杰森·比尔曼的妈妈打个电话。她非常感激我洗刷她儿子的不白之冤,原来他只是连续杀人案里第一名牺牲者罢了,不是什么冷血的江洋大盗。对她来说,这样的结果,忧喜参半。她的儿子还是死了,死得不明不白,没有半点价值。她一直以为赐她儿子新生

的人,不但背叛了他,还夺走他的生命。

“可是,你知道吗?”她说,“我实在不想说,但我觉得这样说不定对他比较好。我想杰森这辈子很难找到什么出路了。也许我话不该说得那么绝,因为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是不是?”

“是啊,”我说,“我们永远也不知道。”

我又跟克里斯廷·霍兰德聊了两次。有一天下午,她打电话给我,问我怎么还没把最后的账单寄给她。我跟她说,我没有账单,她又不欠我什么。

“这不对啊。”她说,“你跟TJ花了这么多时间,应该会有费用产生才对。”

“这就不用提了,”我说,“我又没帮上什么忙。”

“是吗?至少,我还活着。”

“你的表妹却死了。”我说,“威廉斯堡的那些人,无一幸免。你给我一千块,足够了。”

她还想争辩,过了一会儿只得放弃。我想,这事大概就这么结束了吧。两天之后,门房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波多夫寄来的包裹,必须签收。他找了个人送上来,我一边签,一边跟他说,我已经授权楼下的管理人员代收包裹。

“这个不一样,一定要本人签收。”他说。

埃莱娜回家的时候,我把这个包裹递给她,她动手拆开,又还给我。

我说:“这不是波多夫寄来的吗?”她说,那家百货公司也有男用品部门,这是一个礼物,包得很好,里面还有张给我的卡片。我接过来,一时间摸不着头脑。

那是一个鳄鱼皮夹,非常漂亮。盒子里面没有名片,我把皮夹拿出来,再找找有没有什么线索,却发现皮夹里面塞满了钱,簇新的百元钞票,总共五十张,还有一张卡片,“送你的礼物。”有KH两个字母缩写。

我马上打电话给她,她说:“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送你一件礼物,聊表心意,一般的人情世故不就是这样吗?”

如果有人给你钱,你就谢谢他们,放进口袋。这是一个叫做文斯·马哈菲的警察多年前教我的,这一课我学得不坏。我把钱分了一半给TJ,至少一半该是他的,说不定还得分多些才合理。他的眼睛顿时睁得很大,然后接过钱,谢谢我,折好钞票,放进口袋里。看来,他学得也不慢。

埃莱娜和我有天晚上找温特沃思夫妇共进晚餐。一天下午,他又跑过来,说他刚巧在附近,实在想不到哪里的咖啡比我家更好了。我们坐进厨房聊了起来,多半是讲棒球,讨论“地铁大战”谁胜的几率高。“其他地方的人都很恼火,”他说,“但是,你知道吗?这也只能怪他们自己没把球打好。”

过了一会儿,他说:“如果你想把你的私家侦探执照弄回来,我们几个很乐意帮你写推荐信。”

“谢谢了。”我说,“我很感激。但我想还是顺其自然的好。”

“有需要就随时来找我。”他说,“万一你改变主意,也没关系。”

收到克里斯廷·霍兰德的礼物之后,我把他这个提议也当礼物收起来。然后,我发现我正走在教堂的阶梯上,准备进入圣保罗教堂。教堂空荡荡的,我挑了后排的位子,坐了半晌。然后到烛台边点了一整排的蜡烛,又坐了回去,想着什么事情变了,什么没变。

出门的时候,我在捐款箱里放了两百五十元。别问我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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