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四年黄州住,

何事无言及李淇。

中国有一句谚语,就是说一个人如何,要“盖棺论定”。人生如梦,一出戏演得如何,只有在幕落之时才可以下断语。不过有这种区别——人生是如同戏剧,但是在人生的戏剧里,最富有智慧与最精明的伶人,对于下一幕的大事如何,也是茫然无知。但是真正的人生,其中总包含有一种无可避免的性质,只有最好的戏剧才庶乎近之。因此在给过去的人写一本传记时,我们能把一场一场已经完成的戏,逐一观看,观看由人内在的气质与外在的环境所引起的必要的发展,这自然是一项重大的方便。在我将《苏东坡传》各章的资料钻研完毕之后,并且了解了为什么他非要有某些作为不可,为什么非要违背他弃官归隐的本意,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中国的星象家,给一个人细批终身,预卜未来,那么清楚,那么明确,事故是那么在命难逃。中国的星象家能把一个人的一生,逐年断开,细批流年,把一生每年的推算写在一个折子上,当然卦金要远高出通常的卜卦。但是传记家的马后课却总比星象家的马前课可靠。今天,我们能够洞悉苏东坡穷达多变的一生,看出来那同样的无可避免的情形,但是断然无疑的是,他一生各阶段的吉凶祸福的事故,不管过错是否在他的星宿命运,的确是发生了,应验了。

倘若不嫌“民主”一词今日用得太俗滥的话,我们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极讲民主精神的人,因为他与各行各业都有来往,帝王、诗人、公卿、隐士、药师、酒馆主人、不识字的农妇。他的至交是诗僧、无名的道士,还有比他更贫穷的人。他也喜爱官宦的荣耀,可是每当他混迹人群之中而无人认识他时,他却最为快乐。他为杭州、广州兴办水利。建立孤儿院与医院,创监狱医师制度,严禁杀婴。在王安石新法的社会改革所留下的恶果遗患之中,他只手全力从事救济饥荒,不惜向掣肘刁难的官场抗争。当时似乎是只有他一个人关心那千里荒旱,流离饿浮。他一直为百姓而抗拒朝廷,为宽免贫民的欠债而向朝廷恳求,必至成功而后已。他只求独行其是,一切付之悠悠。今天我们确实可以说,他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在徽宗崇宁五年(一一○六)正月,出乎神意,天空出现辇星,在文德殿东墙上的元佑党人碑突遭电击,破而为二。此是上天降怒。毫无疑问,徽宗大惧,但因怕宰相反对,使人在深夜时分偷偷儿把端门的党人碑毁坏。宰相发现此事,十分懊恼,但是却大言不惭的说道:“此碑可毁,但碑上人名则当永记不忘!”现在我们知道,他是如愿以偿了。

因此之故,苏东坡在中国是主要的诗人和散文家,而且他也是第一流的画家、书家,善谈吐,游踪甚广。天生聪慧,对佛理一触即通,因此,常与僧人往还,他也是第一个将佛理入诗的。他曾猜测月亮上的黑斑是山的阴影。他在中国绘画上创出了新门派,那就是文人画,而使中国艺术增加了独特的优点。他也曾开凿湖泊河道,治水筑堤。他自己寻找草药,在中国医学上他也是公认的权威。他也涉猎炼丹术,直到临去世之前,他还对寻求长生不死之药极感兴趣。他曾对神恳求,与妖魔争辩,而且有时他居然获胜。他想攫取宇宙间的奥秘,不幸未竟全功,只成功了一半,乃一笑而逝。

第二个理由是,苏东坡的生活资料较为完全,远非其他中国诗人可比。有关他漫长的一生中,多彩多姿的政治生涯那些资料,存在各种史料中,也存在他自己浩繁的著作中,他的诗文都计算在内,接近百万言,他的札记、他的遗墨、他的私人书信,在当代把他视为最可敬爱的文人而写的大量的闲话漫谈,都流传到现在了。在他去世后百年之内,没有一本传记类的书不曾提到这位诗人的。宋儒都长于写日记,尤以司马光、王安石、刘挚、曾布为著名;勤奋的传记作者如王明清、邵伯温。由于王安石的国家资本新法引起的纠纷,和一直绵延到苏东坡一生的政坛风波的扰攘不安,作家都保存了那一时代的资料,其中包括对话录,为量甚大。苏东坡并不记日记。他不是记日记那一类型的人,记日记对他恐怕过于失之规律严正而不自然。但是他写札记,遇有游山玩水、思想、人物、处所、事件,他都笔之于书,有的记有日期,有的不记日期。而别人则忙于把他的言行记载下来。爱慕他的人都把他写的书简题跋等精心保存。当时他以杰出的书法家出名,随时有人恳求墨宝,他习惯上是随时题诗,或是书写杂感评论,酒饭之后,都随手赠与友人。此等小简偶记,人皆珍藏,传之子孙后代,有时也以高价卖出。这些偶记题跋中,往往有苏东坡精妙之作。如今所保存者,他的书简约有八百通,有名的墨迹题跋约六百件。实际上,是由于苏东坡受到广泛的喜爱,后来才有搜集别的名人书札题跋文字印行的时尚,如黄山谷便是其一。当年成都有一位收藏家,在苏东坡去世之后,立即开始搜集苏东坡的墨迹书简等,刻之于石、拓下榻片出卖,供人做临摹书法之用。有一次,苏东坡因对时事有感而作的诗,立刻有人抄写流传,境内多少文人争相背诵。苏东坡虽然发乎纯良真挚之情,但内容是对政策表示异议,当时正值忠直之士不容于国都之际,当权者之愤怒遂集于他一人之身,情势严重,苏东坡几乎险遭不测。他是不是后悔呢?表面上,在他的贬谪期间,对不够亲密的朋友他说是已然后悔,但是对莫逆之交,他说并无悔意,并且说,倘遇饭中有蝇,仍须吐出。由于他精神上的坦白流露,他也以身列当时高士之首而自伤,在与心地狭窄而位居要津的政客徒然挣扎了一番之后,他被流放到中国域外的蛮荒琼崖海岛,他以坦荡荡之胸怀处之,有几分相信是命运使然。

至此停下,接着与朋友说话。在座的人以为这是很平淡无味的起头,而且仅仅两句,全诗尚未完稿。东坡继续吃饭谈笑。李琪上前求他把诗写完。东坡又拿起笔来,将此首七绝的后两句一挥而就:

但是,现代我们不要忘记苏东坡主要是个诗人作家。他当然是以此得名的。他的诗文中有一种特质,实在难以言喻,经过翻译成另一种文字后,当然更难以捉摸。杰作之所以成为杰作,就因为历代的读者都认为“好作品”就是那个样子。归根结底来说,文学上万古不朽的美名,还是在于文学所给予读者的快乐上,但谁又能说究竟怎样才可以取悦读者呢?使文学作品有别于一般作品,就在于在精神上取悦于人的声韵、感情、风格而已。杰作之能使历代人人爱读,而不为短暂的文学风尚所掩没,甚至历久而弥新,必然具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发乎肺腑的“真纯”,就犹如宝石之不怕试验,真金之不怕火炼。苏东坡写信给谢民师时说:“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论贵贱也。”

苏东坡天赋的才气,特别丰厚,可以说是冲破任何界限而不知其所止。他写诗永远清新,不像王安石的诗偶尔才达到完美的境界。苏诗无须乎获得那样完美。别的诗人作诗限于诗的词藻,要选用一般传统的诗的题材,而苏东坡写诗不受限制,即便浴池内按摩筋骨亦可入诗,俚语俗句用于诗中,亦可听来入妙。往往是他在作诗时所能独到而别的诗人之所不能处,才使他的同道叹服。他对文学上主要的贡献,是在从前专限于描写闺怨相思的词上,开扩其领域,可以谈道谈禅,谈人生哲理,而且在冒极大之危险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形之下成功了。因为他经常必须在饭后当众做诗,通常他比别人写起来快,也写得好。他的思想比别人清新,类比典故也比别人用得恰当。有一次在黄州为他送行的筵席上,一个歌妓走到他面前,求他在她的披肩上题诗,但是苏东坡从来没听说有此一歌妓。立即吩咐她研墨,拿笔立即开头写道:

王安石在热衷于自己那套社会改革新法之下,自然为目的而不择手段,自然会将倡异议之人不惜全予罢黜,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主张,永远是为害甚大的。因为在一项主张成为不可侵犯之时,要实现此一目的的手段,便难免于残忍,乃是不可避免之事。当时情况如此,自然逃不出苏东坡的慧眼,而且兹事体大,也不是他可以付之轻松诙谐的一笑的。他和王安石是狭路相逢了;他俩的冲突决定了苏东坡一生的宦海生涯,也决定了宋朝帝国的命运。

在苏东坡的青年时期,朝廷之上有一批淳儒贤臣。到北宋将亡之际,此等贤臣已悉数凋零,或是丢官去位。在朝廷第一次迫害儒臣,排除御史台的守正不阿之士,而由新法宰相王安石位置的若于小人取而代之,此时至少尚有二十余位纯良儒臣,宁愿遭受奸究之毒手,不肯背弃忠贞正义。等到第二次党争祸起,在愚痴的童子帝王统治之下,忠良之臣大多已经死亡,其余则在流谪中弃世。宋朝国力之消弱,始自实行新法以防“私人资本之剥削”,藉此以谋“人民”之利益,而由一个狂妄自信的大臣任其事。对国运为害之烈,再没有如庸妄之辈大权在握,独断独行时之甚的了。身为诗人哲人之苏东坡,拼命将自己个人之平实常识,向经济学家王安石的逻辑对抗。王安石鼓吹的那套道理与中国当时所付出的代价,至今我们还没有弄个清楚。

苏东坡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一○三六),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一一○一)逝世。是金人征服北宋的二十五年之前。他是在北宋最好的皇帝(仁宗)年间长大,在一个心地善良但野心勃勃的皇帝(神宗)在位期间做官,在一个十八岁的呆子(哲宗)荣登王位之时遭受贬谪。研究苏东坡传记,同时也就是研究宋朝因朋党之争而衰微,终于导致国力耗竭,小人当政。凡是读《水淋传》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政治腐败,善良的百姓都因躲避税吏贪官,相继身入绿林而落草为寇,成了梁山上的英雄好汉了。

要了解一个死去已经一千年的人,并不困难。试想,通常要了解与我们同住在一个城市的居民,或是了解一位市长的生活,实在嫌所知不足,要了解一个古人,不是有时反倒容易吗?姑就一端而论,现今仍然在世的人,他的生活尚未完结,一旦遇有危机来临,谁也不知道他会如何行动。醉汉会戒酒自新,教会中的圣人会堕落,牧师会和唱诗班的少女私奔。活着的人总会有好多可能的改变。还有,活着的人总有些秘密,他那些秘密之中最精彩的,往往在他死了好久之后才会泄露出来。这就是何以评论与我们自己同时代的人是一件难事,因为他的生活离我们太近了。论一个已然去世的诗人如苏东坡,情形便不同了。我读过他的札记,他的七百首诗,还有他的八百通私人书简。所以知道一个人,或是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与否,没有关系。主要的倒是是否对他有同情的了解。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爱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爱他。喜爱哪个诗人,完全是由于哪一种癖好。我想李白更为崇高,而杜甫更为伟大——在他伟大的诗之清新、自然、工巧、悲天悯人的情感方面更为伟大。但是不必表示什么歉意,恕我直言,我偏爱的诗人是苏东坡。

不管怎么说,能使读者快乐,的确是苏东坡作品的一个特点。苏东坡最快乐就是写作之时。一天,苏东坡写信给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苏东坡的文字使当代人的感受,亦复如此。欧阳修说每逢他收到苏东坡新写的一篇文章,他就欢乐终日。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告诉人说,每逢皇帝陛下举着不食时,必然是正在看苏东坡的文章。即便在苏东坡贬谪在外时,只要有他的一首新作的诗到达宫中,神宗皇帝必当诸大臣之面感叹赞美之。但是皇上对苏东坡的感叹赞美就正使某些大臣害怕,必使神宗在世一日,使苏东坡一直流放在外,不能回朝。

苏东坡和王安石,谁也没活到亲眼看见他们相争的后果,也没看到北方异族之征服中国,不过苏东坡还活到亲眼看见那广事宣传的新政的恶果。他看见了王安石那么深爱的农民必须逃离乡里,并不是在饥谨旱涝的年月,而是在五谷丰登的年月,因为他们没能清还硬逼他们向官家借的款项与利息,因此若胆敢还乡,官吏定要捕之入狱的。苏东坡只能为他们呼天求救,但是却无法一施援手。察访民情的官员,奸伪卑劣,以为对此新政新贵之缺点,最好装聋作哑,一字不提,因为当权诸公并非不知;而对新政之优点,乃予以粉饰夸张,锦上添花。说漫天之谎而成功(倘若那些谎言漫天大,而且又说个不停),并不是现代人的新发明。那些太监也得弄钱谋生。在这种情形之下,玩法弄权毫不负责之辈,就以国运为儿戏,仿佛国破家亡的后果他们是可以逃脱的。苏东坡勉强洁身自全,忍受痛苦,也是无可奈何了。皇帝虽有求治的真诚愿望,但听而不聪,误信人言,终非明主,焉能辞其咎?因为在国家大事上,他所见不明,他每每犯错,而苏东坡则料事无误。在实行新政神圣不可侵犯的名义之下,百姓只有在朝廷的高压政治之下辗转呻吟。在疯狂的争

权夺利之中,党派的狂热,竟凌驾乎国家的利益之上。国家的道德力量、经济力量一大为削弱。正如苏东坡所说,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很容易被来自西伯利亚的敌人征服了。群小甘心充当北方强邻的傀儡,名为区域独立,而向金人臣服。在此等情形之下,无怪乎朝廷灭亡,中国不得不迁往江南了。宋室官室在北方铁蹄之下化为灰烬之后。历史家在一片焦瓦废墟中漫步之时,不禁放目观望,胸头沉思,以历史家的眼光,先知者的身份,思索国家百姓遭此劫难的原因,但是时过境迁,为时已迟了。

却似西川杜工部,

海棠虽好不吟诗。

雷击石碑后五年,一个道士向徽宗奏称,曾见苏东坡的灵魂在玉皇大帝驾前为文曲星,掌诗文。徽宗越发害怕,急将苏东坡在世时最高之官爵恢复,后来另封高位。为苏东坡在世时所未有。在徽宗政和七年(一一一七)以前,皇家已经开始搜集苏东坡的手稿,悬价每一篇赏制钱五万文。太监梁师成则付制钱三十万文购买颖州桥上雕刻的苏东坡的碑文(早已经人小心翼翼的隐藏起来),这笔钱在当时的生活来说,是够高的价钱。另外有人出五万制钱购买一个学者书斋上苏东坡题匾的三个字。这时苏东坡的诗文字画在交易上极为活跃,不久之后,这些宝贵的手稿不是进入皇宫成了御览之宝,便成了富有的收藏家手中的珍品。后来金人攻下京师,特别索取苏东坡和司马光的书画,作为战利品的一部分,因为苏东坡的名气甚至在世时已经传到了塞外异族之邦。苏东坡的手稿书画中的精品,有一部分,敌人用车装运到塞外,同时徽、钦二帝也随车北掳,竟至客死番邦(当时徽宗已让位于儿子钦宗)。苏东坡遗留下的文物未遭毁灭者,也由收藏家运到了江南,始得以保存于天地之间。

有一次,苏东坡写文章力辩文章本身使人感到快乐的力量,就是文学本身的报酬。他在世的最后一年,有时他曾想抛弃笔墨根本不再写作,因为他一辈子都是以笔买祸。他在给刘行的回信中说:“端穷困,本坐文字。盖愿到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过文更奇。在海外孤寂无聊,过时出一篇见娱,则为数日喜,寝食有味。如此知文章如金玉珠具,未易鄙弃也。”作者自由创作时,能自得其乐,读者阅读时,也觉愉悦欢喜,文学存在人间,也就大有道理了。

雷电击毁石碑一事,使苏东坡身后的名气越来越大。他死后的前十年之间,凡石碑上刻有苏东坡的诗文或他的字的,都奉令销毁,他的著作严禁印行,他在世时一切官衔也全予剥夺。当时有作家在杂记中曾记有如下文句:“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崇宁大观间,海外苏诗盛行。是时朝廷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东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生活中竟有如此的遭遇,他之成为文人窃窃私语的话柄,尊重景仰的话题,尤其是在去世之后,乃是自然之事。若与西方相似之人比较,李白,一个文坛上的流星,在刹那之间壮观惊人的闪耀之后,而自行燃烧消灭,正与雪莱、拜伦相近。杜甫则酷似弥尔顿,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长者,学富而文工,以古朴之笔墨,写丰厚之情思。苏东坡则始终富有青春活力。以人物论,颇像英国的小说家赛克瑞(Thackeray);在政坛上的活动与诗名,则像法国的雨果;他具有的动人的特点,又仿佛英国的约翰生。不知为什么,我们对约翰生的中风,现在还觉得不安,而对弥尔顿的失明则不然。倘若弥尔顿同时是像英国画家根兹博罗,也同时像以诗歌批评英国时事的蒲普,而且也像英国饱受折磨的讽刺文学家绥福特,而没有他日渐增强的尖酸,那我们便找到一个像苏东坡的英国人了。苏东坡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趋温和厚道,并没变成尖酸刻薄。今天我们之所以喜爱苏东坡,也是因为他饱受了人生之苦的缘故。

可是,使作品经久而不失其魔力的“真纯”又为何物?苏东坡对写作与风格所表示的意见,最为清楚。他说作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词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词达。词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在此为风格做解释,苏东坡很巧妙的描写了他自己的为文之道,其行止如“行云流水”,他是把修词作文的秘诀弃之而不顾的。何时行,何时止是无规矩法则可言的。只要作者的情思美妙,他能真实精确的表达出来,表达得够好,迷人之处与独特之美便自然而生。并不是在文外附着的身外之物。果能表现精妙而能得心应手,则文章的简洁、自然、轻灵、飘逸,便能不求而自至,此处所谓文章的简洁、自然、轻灵、飘逸,也就是上好风格的秘诀。文章具有此等特性,文章便不致于索然无味,而我们也就不怕没有好文章读了。

在今天看来,我觉得苏东坡伟大的人格,比中国其他文人的人格,更为鲜明突出,在他的生活和作品里,显露的越发充分。在我头脑里,苏东坡的意象之特别清楚明显,其理由有二。第一,是由于苏东坡本人心智上才华的卓越,深深印在他写的每一行诗上,正如我所看见的他那两幅墨竹上那乌黑的宝墨之光,时至今日,依然闪耀照人,就犹如他蘸笔挥毫是在顷刻之前一样。这是天地间一大奇迹,在莎士比亚的创作上,亦复如此。莎翁诗句的遒健,是来自诗人敏感的天性与开阔豁达的胸襟,至今依然清新如故。纵然有后代学者的钻研考证,我们对莎士比亚的生活所知者仍极稀少;可是在他去世四百年之后,由于他作品中感情的力量,我们却知道了他的心灵深处。

由此观之,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则是由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二则是由于他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他的人品道德构成了他名气的骨干,他的风格文章之美则构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我不相信我们会从内心爱慕一个品格低劣无耻的作家,他的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孝宗赐予《苏东坡集》的序言就盛赞他浩然正气的伟大,这种正气就使他的作品不同于那些华丽柔靡之作,并且使他的名气屹立如山,不可动摇。

苏东坡业已去世,有关时政的感情冲动的争斗风暴也已过去,南宋的高宗皇帝坐在新都杭州,开始阅读苏东坡的遗著,尤其是他那有关国事的文章,越读越敬佩他谋国之忠,越敬佩他的至刚大勇。为了追念苏东坡,把苏东坡的一个孙子苏符赐封高官。所有这些举动,都使苏东坡身后的名气地位达到巅峰。到孝宗乾道六年,赐他谥号文忠公,又踢太师官阶。皇帝对他的天才写照,至今仍不失为最好的赞词。到今天,各种版本的苏文忠公全集上的卷首,都印有皇帝的圣旨,和皇帝钦赐的序言。兹将封他为大师之位的那道圣旨转录于后:

第一时间更新《苏东坡传》最新章节。

相关阅读

蝴蝶杀人事件

横沟正史

浓情见我

抱猫

神医毒妃

杨十六

孤有话说

楚寒衣青

大师与玛格丽特

米·布尔加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