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智人征服世界 第3章 人类的特殊之处

毫无疑问，智人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物种。但智人也很喜欢认为自己的伦理地位较为高尚，自己的生命比猪、大象或狼更有价值，而这就没有那么显而易见了。真的是拳头大就赢吗？难道因为全体人类的力量大于全体猪的力量，就能说人命比猪命更珍贵？美国国力远胜过阿富汗，难道美国人的命就比阿富汗人的命更有价值？

实际上，美国人的命确实更值钱。一般美国人在教育、健康和安全上得到的金钱投资，远超过一般的阿富汗人。杀死一名美国公民，引起的国际谴责声浪也会远大于杀死一名阿富汗公民。然而，一般人会认为这只是因为地缘政治上的权力不对等。虽然阿富汗的影响力远不及美国，但阿富汗托拉博拉山里孩子的生命，还是会被认为和美国比佛利山的孩子的生命一样神圣不可侵犯。

然而，如果说人类儿童的生命比小猪的生命重要，我们却希望这不仅是生态上的权力不对等，更希望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人真的就是比较优越。我们智人喜欢告诉自己，人类一定有某些神奇的特质，不仅能让我们有如此伟大的能力，也为我们这种特权地位找到了伦理上的理由。那么，究竟人类特殊之处何在？

传统一神论会说，只有智人拥有永恒的灵魂。虽然身体会衰老、腐烂，但灵魂会踏上通往救赎或诅咒的旅程，不是在天堂享受永恒的幸福，就是在地狱承受永远的痛苦。但猪和其他动物没有灵魂，自然也就不会出演这场宇宙大戏，不过就是活个几年，然后就死去，化为虚无。因此，我们与其担心生命短暂的猪，不如多把心思花在人类永恒的灵魂上。

这绝不是幼儿园里逗小孩的童话，而是个非常强大的神话，即使到了21世纪初，仍然不断影响着数十亿人类和动物的生命。就现有的法律、政治和经济制度而言，相信人类有永恒的灵魂而动物只有短暂的肉体，可说是这些制度的重要支柱。这就能够解释比如为什么人类能宰杀动物为食，甚至只是为了取乐。

然而，最新的科学发现却完全与这个一神论的神话相抵触。科学实验确实也证明了这个神话的一部分：正如一神论宗教所言，动物没有灵魂。经过各种小心研究、仔细审视，科学家并未发现线索证明猪、老鼠或猕猴拥有灵魂。但遗憾的是，同样的实验也影响了一神论神话更重要的第二项假设，也就是人类拥有灵魂。科学家已经让智人做过千千万万种怪异的实验，找遍了人类心脏里的每个角落，看遍了大脑里的每一个缝隙，但仍未发现什么特殊之处。完全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能够证明人拥有灵魂，猪则没有。

如果只是这样，或许还能说科学家继续找就是了。他们还没找到灵魂，可能只是找得还不够仔细？然而，生命科学之所以质疑灵魂这个概念，并不是因为缺乏证据，而是因为这个概念根本违反进化的基本原则。也正是因为这种矛盾，虔诚的一神论信徒对进化论恨之入骨。

谁怕达尔文？

2012年的盖洛普调查显示，只有15%的美国人认为智人进化全靠自然选择，并无神的介入；32%认为，人类可能是经过持续几百万年的过程，才从早期生命形式进化成现在的模样，但这一切正是上帝的精心安排；46%则认为，正如《圣经》所言，人是由上帝在过去大约1万年间创造的。就算大学读了三年，也完全不会影响这些看法。同一项调查发现，大学毕业生中，46%相信《圣经》里上帝创造万物的故事，只有14%认为人类进化没有神的监督。就算是硕士和博士毕业生，还是有25%的人相信《圣经》，只有29%相信人类是单纯经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成。

显然，目前学校对于进化的教学成效已经够差了，但还有宗教狂热分子坚持认为根本不该教孩子进化论，或声称应该引入其他观点，比如智能设计论，也就是认为所有的生物都是由某种更高的智能（也称为“上帝”）设计的。狂热分子说：“两种理论都教，再让孩子自己决定。”

为什么进化论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弹，但讲到相对论、量子力学，却似乎一片静悄悄？为什么讲到物质、能量、空间和时间的理论时，不会有政客要求该教“其他观点”？毕竟第一眼看来，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或沃纳·海森堡的量子力学相比，达尔文的概念实在没什么可怕的。进化论的基础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些道理再简单明了不过，甚至可以说有点单调。但相较之下，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认为人可以扭曲时空、无中生有，某只猫可以同时既是死的也是活的，这简直是在嘲弄我们的一般常识，却没有人站起来说要保护无辜的学童，让他们不要接触这些可笑的想法。究竟为什么？

相对论不会让什么人生气，是因为它并不抵触我们宝贵的信仰。空间和时间究竟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大多数人压根儿就不在乎。如果你说空间和时间可以弯曲，好啊，请自便。弯就弯吧，关我什么事呢？但相较之下，达尔文却会让我们失去灵魂。如果真去理解进化论，就会发现没有灵魂这件事，而这个想法不只会惊吓到虔诚的基督徒或穆斯林，还会吓到许多一般人。虽然他们不见得有任何明确的宗教信仰，但仍希望每个人都有个一生不变的个人本质，甚至在死后也能保存完好。

从字面来看，英文的“individual”（个体、个人）指的就是无法（in-）再分割（divide）的东西。于是，说自己是个“in-dividual”，也就是说我是个完整的个体，而不是由几个独立部分形成的集合。据说这种不可分割的本质就算随着时间过去，也能不增不减、保持原样。我的身体和大脑会不断变化，比如神经元会放电、激素会分泌、肌肉会收缩；我的性格、期望和关系从来不会静止不变，几年或几十年后很有可能完全不同。然而，在一切的最深处，我从出生到死亡都是同一个人，而且我希望能超越死亡。

不幸的是，进化论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可分割、不会改变、所谓永恒的自我本质。根据进化论的看法，所有的生物——从大象和橡树，到细胞和DNA分子——都是由更小、更简单的单位组成的，会不断结合和分裂。大象和细胞之所以会不断进化，正是因为不断有着新的结合和分裂。无法分割或改变的东西，就不可能通过自然选择而出现。

以人眼为例。人眼就是由许多小的部分组成的复杂系统，包括水晶体、角膜和视网膜等。眼睛可不是横空出世，一现身就备齐了所有部分，而是经过几百万年一小步一小步的进化，才成了现在的样子。与距今约100万年前的直立人相比，我们的眼睛和他们的眼睛还是非常相似；与距今约5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相比，相似的地方就已经少了一点；再与1.5亿年前的史前爬虫类相比，已经是天差地别；而与亿万年前地球上的单细胞生物相比，看来已是毫无相似之处。

然而，就算是单细胞生物，其实也有微小的细胞器，能让微生物辨别明暗，向光或背光移动。从这种最原始的传感器进化成现在的人眼，整个过程曲折而漫长，但如果你也有几亿年的时间，当然就能一步一步走完。而要能做到这件事，正是因为眼睛由许多不同的部分组成。只要每隔几代，在某个部分有了一点小小的变化（比如角膜曲度大了一点），经过几百万代，就可能进化出人眼来。如果眼睛就是一个完整的实体，无法分成多个部分，就绝不可能通过自然选择进化成现在的样子。

正因为如此，如果说灵魂是不可分割、永恒不变的，那么进化论无法接受灵魂的概念。一步一步的进化，不可能形成这种实体。自然选择之所以能够形成人类的眼睛，正是因为眼睛可以分成不同部分。然而，灵魂却不能再分出部分。如果说智人的灵魂是从直立人的灵魂一步一步进化而来，到底有哪些步骤？智人的灵魂有哪些部分比直立人的灵魂更发达？然而，灵魂却没办法再分出部分。

可能有人会说，人类的灵魂就不是进化来的，而是在某一天突然出现的，而且完整无缺。可是，这一天究竟是哪一天？我们仔细审视人类的进化历程，却怎么找都找不出这一天。从古至今的所有人类，都是男性精子使女性卵子受精的结果。让我们想象一下，第一个有灵魂的婴儿会是怎样的。这个婴儿可能很像父母，只不过小孩有灵魂，但父母没有。确实，生物学绝对可以解释小孩角膜曲度比父母大一点的情形，只要有某个基因出现一点点突变就有可能；但要说父母一丝一毫的灵魂都没有，小孩身上却出现了永恒的灵魂，这就不是生物学说得通的事了。难道一次突变（甚至说多次突变也无妨）就足以让某种动物有了一种足以抵抗一切改变，甚至能够超越死亡的本质？

正因为如此，进化论无法解释灵魂的存在。进化就是变化，进化无法产生永恒不变的实体。从进化角度来看，我们最接近人类本质的就是我们的DNA，但DNA分子承载的绝非永恒，而是突变。但这让很多人害怕，宁可不信进化论，也不想放弃自己的灵魂。

为什么股票交易所没有意识？

另一种证明人比其他动物优越的理由，是说地球上所有的动物中，只有智人拥有心灵。心灵和灵魂大不相同。心灵并不是神秘而永恒的概念，也不是像眼睛或大脑之类的器官，而是脑中主观体验（例如痛苦、快乐、愤怒和爱）的流动。这些心理上的体验，就是各种紧密相连的感觉、情感和思想，忽然闪现、立刻消失，接着其他体验又倏然浮现与消散，于电光火石间来了又去。（回想这些体验，我们常常试图把它们分成感觉、情感和思想之类，但事实上一切都是交织在一起的。）把这种种体验集合起来，就构成了意识流。心灵与永恒的灵魂不同，心灵可以分成许多部分，又不断变动，而且没有理由认为心灵是永恒的。

灵魂是个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的故事。但意识流则相反，这是我们每分每秒都能直接观察到的具体现实，再明确也不过，无法怀疑它的存在。也许我们会充满怀疑地自问：“真的有主观体验这种事吗？”即便如此，我们也能百分百确定自己正在经历着怀疑。

到底是哪些意识体验构成了心流？主观体验有两个基本特征：感觉和欲望。之所以说机器人和计算机没有意识，是因为虽然它们能力强大，却没有感觉，也没有欲望。机器人可能有电能传感器，在电池快没电时向中央处理器发出信号，让机器人移向插座，自己插上插头充电。但在整个过程中，机器人不会有什么感觉。相对的，快要耗尽能量的人类则会感觉饥饿，渴望停止这种不愉快的感觉。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说人类是有意识的生物，而机器人则不然，逼人工作到因为饥饿和疲惫而崩溃是一种罪，而让机器人工作到电池耗尽却没有任何道德问题。

那么，动物呢？它们有意识吗？它们有主观体验吗？如果逼一匹马工作，直到它精疲力竭而崩溃，有没有问题？前面已经提过，目前生命科学认为，所有哺乳动物和鸟类以及至少某些爬行动物和鱼类，都具有感觉和情感。但也有最新理论认为，感觉和情感只是生化数据处理算法。既然机器人和计算机处理数据的时候不会有任何主观体验，也许动物也是一样？事实上，我们知道就算是人类，也有许多感觉和情感的大脑回路是在人类完全无意识的情况下处理数据的。所以，或许我们以为动物会有的感觉和情感（像饥饿、恐惧、爱、忠诚）都是无意识的算法，而不是主观体验？

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儿也支持这种理论。17世纪的笛卡儿认为，只有人类才有感觉和渴望，而其他动物都是没有心灵的自动物（automata），和机器人或自助饮料机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如果有个人踢狗，狗并不会有什么体验。它会自动地退缩，并开始狂吠，但它就像台会自动冲咖啡的饮料机，并不会有什么感觉，或是有什么渴望。

在笛卡儿的时代，一般人都接受这种理论。17世纪的医生和学者会做活狗解剖，观察其内脏器官如何运作，但完全不用麻醉，他们也不会感到不安。在他们眼中，这实在没什么不对的，就像我们把自助饮料机打开，观察一下齿轮和皮带如何运作，哪有什么问题？就算到了21世纪早期，仍然有许多人认为动物没有意识，而且就算有意识，也是一种与人非常不同、等而下之的意识。

想知道动物究竟有没有像人一样的心灵意识，首先要进一步理解心灵如何运作，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些问题非常困难，但因为也是后续几个章节的重点，值得在此花上一点时间。如果不知道心灵是什么，就不可能完全掌握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意味着什么。所以，让我们暂时放下关于动物心灵的问题，先谈谈目前科学对于心灵和意识的认识。我们先将焦点放在研究人类意识的例子上（这样比较容易理解），稍后再回到动物身上，来看看人类的情形是不是也能套用在这些长了皮毛或羽毛的表亲上。

老实说，目前科学对心灵和意识的理解少得惊人。目前的正统科学认为，意识是由大脑中的电化学反应产生的，而这样的心理体验能够完成某些重要的数据处理功能。然而，大脑里的各种生化反应和电流是怎么创造出痛苦、愤怒或爱等主观体验的，至今仍无解答。或许再过10年或50年，我们会有很好的答案，但这里必须强调：直到2016年，我们仍然无解。

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植入电极和其他复杂的小工具，科学家已经能够肯定大脑中的电流与各种主观体验之间存在着相关性，甚至是因果关系。只要看看大脑的活动，科学家就能知道你是醒着、正在做梦还是正在熟睡。他们只要在你眼前闪过一张图像，时间稍微超过意识感知的门槛值，就能判断你是否意识到这张图像，而且完全不需要问你问题。他们甚至已经能够找出某个脑神经元与特定的心理内容的关联，比如找出“比尔·克林顿”神经元，或是“荷马·辛普森”神经元。在比尔·克林顿神经元活跃时，看到图像的人就会想到美国第42任总统；如果在这个人眼前出示荷马·辛普森的图像，相应的神经元也必然会活跃起来。

把范围放宽，科学家也知道如果大脑某区域的电磁活动特别活跃，你可能正在生气。而如果这个区域的活动平息了，另一区域又活跃起来，你可能正在体验爱情。而且事实上，科学家已经可以用电流刺激相应的神经元，诱发出愤怒或爱情的感觉。然而，仅仅电子跑来跑去，又怎么会变成一个主观的比尔·克林顿的图像，又或是愤怒或爱情这种主观感受？

最常见的解释认为，大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有超过800亿个神经元互相连接，组成无数细密的网络。而在几百亿神经元传递出几百亿电子信号时，主观体验就此浮现。虽然电子信号的传递和接收只是个简单的生化现象，但这些信号的互动却会创造出复杂得多的意识流。我们在许多其他领域也能观察到同样的动态。单一车辆的移动只是个简单的动作，但几百万辆车同时移动及互动，就出现了交通堵塞。单一股票的买卖再简单不过，但几百万股民同时买卖几百万只股票，就可能造成让专家也跌破眼镜的经济危机。

然而，这种解释等于什么都没解释，只不过确认了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并未解释为何某个现象（几百亿电子信号从这里到那里）会创造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现象（愤怒或爱情的主观体验）。用其他复杂的过程（例如交通堵塞和经济危机）来类比也有漏洞。究竟为什么会交通堵塞？如果你只看某一辆车，永远都不会明白，因为堵塞是许多车之间互动的结果。A车影响了B车的移动，B车又挡了C车的路，诸如此类。所以，只要你把所有相关车辆的移动状况、彼此互动都对应出来，就能找出交通堵塞的完整解释。问这些移动是怎么导致交通堵塞的，其实并没有意义。因为“交通堵塞”只是人类创出来的一个抽象词语，讲的正是这里所有车辆移动的集合。

但相较之下，“愤怒”并不是我们用来简单描绘几百亿电子信号互动情况的抽象词语。早在人类还不知道任何关于电的知识之前，就已经对愤怒有了非常实际具体的体验。我说“我很生气！”的时候，讲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感受。不管再怎么清楚地描述某个神经元的化学反应如何转变成电子信号，几百亿个类似的反应又转变出几十亿个其他电子信号，还是要进一步问：“那么，这几百亿电子信号结合在一起之后，是怎么创造出我具体感受到的愤怒的？”

当成千上万辆车在伦敦缓慢前进的时候，我们会把它称为交通堵塞，但这时候并不会因此创造出某个伦敦的意识，浮在著名的皮卡迪利广场上方，自语道：“老天啊，我有种堵塞的感觉！”当几百万人卖掉几十亿只股票的时候，我们会把它称为经济危机，但也不会跑出一个华尔街的幽灵嘟囔着说：“见鬼，我有种身陷危机的感觉。”当几万亿水分子在天空中结合的时候，我们会把它称为云，但也不会出现某个云的意识宣告着：“我有种要下雨的感觉。”所以，到底是为什么，如果有几百亿电子信号在我脑子里运作，就会出现某个心理感觉，说“我很愤怒”？直到2016年，我们还是完全无法解释。

因此，如果这项讨论已经让你觉得一头雾水，别担心，同样想不通的人不在少数。就连最优秀的科学家，距离要破译心灵和意识的谜团，也还有一大段路要走。科学的一个美妙之处就在于，科学家面对未知，可以自由尝试各种理论和猜测，但到头来也可以承认自己就是没找出答案。

生命的等式

科学家并不知道，大脑中电子信号的集合究竟是怎么创造出主观体验的。更关键的是，他们不知道这种现象在进化上到底有什么好处。这是我们在理解生命时最大的空白。人类有脚，是因为几百万个世代来，我们的祖先要去追兔子，逃离狮子的利爪。人类有眼睛，是因为若干万年来，我们的祖先要看到兔子去了哪儿，狮子又从哪儿来。然而，人类为什么要有饥饿和恐惧这样的主观体验？

不久之前，生物学家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主观体验之所以对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是因为如果我们不会感到饥饿或恐惧，根本就懒得再去追兔子或躲狮子了。看到狮子，人为什么要逃？很简单，他被吓到，就逃了。所以，主观体验能够解释人类的行为。但如今，科学家又提供了更详细的解释。人看到狮子，电子信号便从眼睛传向大脑，刺激某些神经元，神经元又放出更多信号，于是整条线路上的神经元一一受到刺激、放出信号。如果有足够多神经元、用足够快的速度放出信号，指令就能传到肾上腺，让大量肾上腺素传遍全身，心脏也收到指令要跳得快一些，同时在运动中枢的神经元也向腿部肌肉发出信号，让肌肉开始伸展或收缩，于是这个人从狮子旁边逃之夭夭。

讽刺的是，我们越能清楚地描绘这个过程，反而越难解释为何要有各种意识感受。我们越理解大脑，心灵反而越显得多余。如果整个系统就是电子信号从这里传到那里，那我们何必去感觉这种事情？如果就是一连串的电化学反应，从眼睛里的神经细胞一路传到腿部肌肉，何必要在这一连串反应里加入主观体验？主观体验到底有什么作用？骨牌没有任何主观体验，还是能够一块一块自己倒下。那么，为什么神经元要有感觉才能互相刺激，或是告诉肾上腺开始分泌肾上腺素？事实上，在各种身体活动（包括肌肉运动和激素分泌）中，有99%并不需要任何意识感觉。那么，不过就是为了剩下的那1%，为什么神经元、肌肉和腺体就需要去感觉呢？

你可能会说，我们之所以需要心灵，是因为心灵能够储存记忆、做出规划，并且自动产生全新的影像和想法，而不只是对外界的刺激做出反应。例如，一个人看到狮子，并不是直接对这个猎食者自动产生反应，而是先想起一年前有头狮子吃了他的阿姨，于是开始想象自己被狮子撕成碎片的模样，又想到如果这样自己的小孩就没了爸爸。这才是他会逃的理由。确实，很多连锁反应都是从心开始，而不是从任何直接的外部刺激开始的。因此，可能某人的心中突然出现关于过去狮子攻击人的记忆，而让他开始思考狮子造成的危险。于是他就聚集所有部落成员，大家一起思考有什么新方法能把狮群吓跑。

但等一下，究竟这些所谓的记忆、想象和想法又是什么？它们存在于哪里？根据目前的生物学理论，我们的记忆、想象和想法并不是存在于什么更高层而无形的领域，它们也是几百亿神经元发射出的电子信号。所以，就算我们已经把记忆、想象和想法也纳入考虑，整件事情仍然就是一连串通过数百亿神经元的电化学反应，以肾上腺和腿部肌肉开始活动为结尾。

到底在这个漫长而曲折的旅程中，有没有哪个步骤（例如在这个神经元传到下个神经元的那一瞬间）让心灵介入干预，并决定下个神经元要不要放出信号？有没有任何的实质动作甚至是某个电子的移动，是出于“恐惧”这种主观体验，而不是因为前一个电子的运动？如果没有这种运动——每个电子的运动都是因为先前其他电子的运动——那我们究竟为何需要体验到恐惧？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哲学家将这个谜团包裹在一个吊诡的问题中：有什么事是发生在心里的，但没有发生在大脑中？如果心中的一切都发生在我们庞大的神经元网络中，那又何必把心灵独立出来说呢？而如果确实有些发生在心里的事，是在实际神经网络之外发生的，它们究竟发生在哪里？假设让我问你，你觉得荷马·辛普森对于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丑闻有何想法？在这之前，你可能从没想过这件事，所以现在你的心里就要融合两个过去不相关的记忆，可能想到的画面就是荷马喝着啤酒，看着电视上的克林顿说着“我与该名女子并无性关系”。这种融合究竟发生在何处？

一些脑科学家认为，这种融合发生在许多神经元互动所形成的“球形工作区”。但在这里，“工作区”只是个比喻。而比喻背后的现实是什么？到底不同信息是在什么地方交会融合的？从目前的理论来看，这肯定不会发生在什么第五维度，而是像两个原本不相连接的神经元，突然开始彼此发送信号。于是，在克林顿神经元和荷马神经元之间长出了新的突触。但如果是这样，这也不过就是两个神经元互相连接的实际事件，我们为什么又需要超越其上的意识体验？

同样这个谜团，我们也可以用数学术语来呈现。目前的看法认为生物就是算法，而算法能用数学公式来呈现。你可以用数字和数学符号写出自助饮料机准备一杯茶的步骤顺序，或是写出大脑发现狮子接近时的一连串反应。若是这样，只要意识体验确实有某些重要功能，应该就能用数学来表示，因为它们正是算法的重要部分。如果我们写出“恐惧”的算法，将恐惧分成一连串的计算，我们应该找到：“就在这里，计算过程第93步，这正是主观体验到恐惧的时候。”但在数学这个博大精深的领域里，有没有哪种算法中能找到主观体验？到目前为止，我们并不知道有这样的算法。虽然人类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知识广博，但目前创造出的所有数据处理系统都不需要主观体验就能运作，与痛苦、快乐、愤怒或爱的感受无关。

又或许，我们需要有主观体验，才能够反观自我？在大草原上游荡、计算自己生存和繁衍机会的动物，必须想象出自己的行动和决定，而且有时也要将这种想象传达给其他动物。如果大脑要设想出一个自己如何决策的模型，就会被困在无限的循环中，开始胡言乱语！而跳出这个循环，出现的就是意识。

这种说法在50年前可能听来合理，但到了2016年已经有所不同。包括谷歌和特斯拉在内的几家公司正在设计自动驾驶汽车，而且部分已经上路。控制自动驾驶汽车的算法每秒会做几百万次计算，判断其他车辆、行人、交通信号和坑洞等种种因素。自动驾驶汽车能够自动红灯停、绕过障碍，并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而不会感到恐惧。自动驾驶汽车也必须把自己的情况列入考虑，将自己的计划和想法传递给周围车辆，因为如果它决定突然右转，必然会影响其他车辆。这种自动驾驶汽车没有半点意识，但开起车来也没有半点问题。自动驾驶汽车并非特例，还有许多其他计算机程序也能自己运作，但都没有发展出意识，也不会有什么感觉或欲望。

图15 路上的谷歌自动驾驶汽车

如果我们无法解释心灵，也不知道它有什么功能，为什么不干脆放弃这个概念呢？在科学史上，已有太多概念和理论被弃而不用。例如，现代早期的科学家想解释光的移动，就设想有一种称为“以太”的物质充满整个世界，而光是以太的波动。但科学家一直没能找到任何实证证据证明以太存在，反而找到了其他更能解释光的理论。因此，以太的概念就被丢进科学的垃圾堆里了。

同样，几千年来人类曾经用“神”来解释许多自然现象。为什么会有闪电？因为神。为什么会下雨？因为神。地球上的生命是怎么来的？神创造的。但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科学家并没有找到任何实证证据证明神的存在，反而对闪电、下雨和生命的起源有了更详细的解释。因此，现在除了几个哲学子领域之外，在经过同行评议的科学期刊上，已经不会出现真心相信神存在的文章。历史学家不会说同盟国是因为有神相助才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学家不会认为是上帝造成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地质学家也不会说板块运动是神的旨意。

而“灵魂”这个概念也是如此。成千上万年来，我们相信自己所有的行为和决定都由灵魂做出。但因为找不到任何支持的证据，而且又出现了其他更详细的理论，所以生命科学已经抛弃了灵魂的概念。就个人而言，许多生物学家和医生仍然可能相信灵魂的概念，但他们绝对不会在严肃的科学期刊上以此为题。

或许，“心灵”的概念也会像灵魂、神和以太一样，被丢进科学的垃圾堆？毕竟，没有人曾经用显微镜看到过所谓痛苦和爱情的体验，而且我们对于痛苦和爱情已经有非常详细的生化解释，不再有主观体验的空间。然而，心灵与灵魂（以及心灵与神）之间仍然有个关键的差异。说有永恒存在的灵魂，完全是个臆测；但对于痛苦的体验，则是非常直接而具体的现实。如果我踩到一枚钉子，百分之百会感觉到痛苦（就算至今我对此无法提出科学的解释）。相较之下，如果伤口感染，让我因为坏疽而丧命，我的灵魂能不能继续存在，这我就不得而知了。虽然灵魂是个很有趣且让人轻松的说法，我也很乐意相信，但我就是无法直接证明它的真实性。而像是疼痛和怀疑之类的主观体验，因为所有科学家自己也会不断体验到，所以他们也无法否认这些体验的存在。

另一种要抛弃心灵和意识概念的做法，则是从否认其实用性入手，而不是去否认它们的存在。包括丹尼尔·丹尼特和斯坦尼斯拉斯·德哈纳（Stanislas Dehaene）在内的一些科学家，认为所有相关问题都可以从研究大脑活动来解答，完全用不到主观体验的概念。这样一来，科学家就可以再也不必用到“心灵”“意识”和“主观体验”这几个词了。然而到下面的章节我们就会看到，现代政治和道德就是建筑在主观体验的概念之上的，而且讲到各种道德上的困境，很难只用大脑活动的说法来圆满解决。举例来说，虐待或强奸有什么错？如果从纯粹的神经学角度来看，一个人遭到虐待或强奸，不过是脑中出现某些生化反应，某些电子信号从一些神经元传到另一些神经元而已。这有什么关系呢？大多数现代人之所以对虐待和强奸有道德上的质疑，正是因为其中涉及主观体验。如果哪个科学家说主观体验无关紧要，他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要在不引用主观体验的情况下，解释为什么虐待或强奸是错的。

最后，也有一些科学家虽然承认意识是真实的，也可能有极高的道德和政治价值，但认为这在生物学上没有任何用处。也就是说，意识是大脑某些程序制造出来但没有用途的副产品，就像飞机的喷气发动机会发出隆隆巨响，但噪声并不会推动飞机前进。人类并不需要二氧化碳，但每次呼吸都让空气里的二氧化碳更多。同样，意识可能就是在复杂的神经网络信号传送之后造成的心理污染，没有任何功用，就是存在那里罢了。如果确实如此，也就是说这几百万年来，几十亿生物所经历的痛苦和快乐只是一种心理污染。这绝对是个值得思考的想法，虽然可能并不正确。但这也让我们很惊讶地发现，当代科学在今天要解释“意识”，这竟然已经是目前最佳的理论。

也许生命科学看这个问题的角度错了？生命科学认为生命就是用来处理数据的，而生物体就是进行运算和做出决定的机器。然而，把生物体类推成算法可能是个误导。19世纪，科学家把大脑和思想比作蒸汽发动机。为什么用蒸汽发动机做比喻？因为当时那就是最先进的科技，能够推动火车、轮船和工厂，所以要解释生命的时候，他们也相信应该采用类似的原则。于是，他们相信心灵和身体就像是由各种管道、汽缸、阀门和活塞构成的，能够蓄积和释放压力，从而做出各种运动和行为。这种想法甚至也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影响甚深，至今仍有很多心理学术语来自机械工程。

举例来说，让我们看看弗洛伊德的以下主张：“军队会控制士兵的性冲动，以推动军事上的攻击性。军队招募的就是性冲动达到顶峰的年轻男子，而又限制士兵通过性活动释放压力的机会，于是让压力在士兵体内不断累积。军队接着会将这种被抑制的压力重新导向，并允许压力以军事攻击的形式释放。”这根本就是蒸汽发动机的运作原理。先将沸腾的蒸汽限制在一个密闭容器内，让蒸汽压力不断累积，直到突然打开阀门，让压力往预定的方向释放，就能用来推动火车或纺织机。不只是在军队，我们在各种活动领域都常常抱怨觉得心里有股压力越来越大，如果不能找个方法释放压力，就快要爆炸了。

到了21世纪，再说人类心理就像蒸汽发动机，可能听来有点幼稚。而既然我们现在有了计算机这项更为复杂的科技，也就开始将人类心理比喻成处理信息的计算机，而不再说是调节压力的蒸汽发动机。但就算是这个新的比喻，也可能其实一样太过天真。毕竟，计算机没有心灵。就算程序出了问题，它们也无可奈何；专制政权把整个国家的网络切断，互联网也是不痛不痒。所以，我们又为什么要用计算机来作为理解心灵的比喻呢？

话又说回来，我们真能确信计算机没有感觉或欲望吗？而且就算它们现在真的没有，或许某天变得足够复杂之后，也可能发展出意识？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我们又要如何面对？等到计算机取代了公交司机、老师、心理医生，我们怎么知道它们是真有感情，还是这只是无意识的算法集合？

讲到人类，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分辨“有意识的心理体验”和“无意识的大脑活动”有何差别。虽然我们距离理解意识还很远，但科学家已经成功找出意识的一些电化学特征。科学家的做法是先假设，如果人类说现在自己有意识，就是真的有意识。基于这种假设，科学家就能开始观察脑波，看看有哪些脑波只会在人类有意识时出现，而无意识时绝不会出现。

这样一来，科学家就能判断看似成为植物人的中风患者究竟是完全失去了意识，还是只是失去控制身体和语言的能力。如果患者的大脑显示出有意识的脑波特征，很有可能虽然患者不能行动或言语，但其实仍有意识。事实上，医生最近也已经开始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来和这样的病人进行沟通。医生会问病人是非题，告诉他们如果想要答“是”，就想象自己在打网球，如果想要答“否”，则在脑中想着自己家的位置。如果病人想的是打网球，运动皮层就会变得活跃（也就代表他想答“是”）；而如果活跃的是负责空间记忆的大脑区域，也就代表病人想答“否”。

这套方法用在人类身上很方便，但用在计算机上又如何？由于计算机是以硅为基础的，而人类的神经网络是以碳为基础的，两者架构大不相同，因此人类意识的特征很可能无法套用。我们似乎陷入一个死循环。一开始，我们相信人类说自己有意识的时候就是真的有意识，然后我们就能找出人类意识的脑波特征，接着就能用这些特征来“证明”人类确实有意识。但如果人工智能也说自己有意识，我们应该相信吗？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的答案。早在几千年前，哲学家就已经发现，没有办法明确证明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具有意识。而且就算只把范围限制在其他人类，我们也只是假定他们有意识，而无法真正确定。搞不好，其实全宇宙只有我自己能感觉到什么，而其他所有人类和动物都只是没有心灵的机器人？或许，是我在做梦，而遇见的每个人都只是我梦里的角色？又或许，我是被困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看到的一切都是虚拟的？

根据目前的科学定论，我所体验到的一切都是脑电活动的结果，所以理论上确实能够模拟出一个我完全无法与“真实”世界分辨的虚拟世界。一些脑科学家相信，在不太远的未来，我们就能做到这种事。也有可能，你已经身在这样的世界里了？搞不好今年实际上是2217年，你是个穷极无聊的青少年，泡在一个“虚拟世界”的游戏里，正在模拟21世纪早期这个原始却又令人兴奋的世界。只要你一承认这种事情确有可能，数学逻辑就会把你带向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因为只会有一个真实的世界，而可能的虚拟世界无穷无尽，所以你所在的这个世界碰巧是真实的可能性实际上接近于零。

这个知名而难缠的问题称为“他心问题”（Problem of Other Minds），到目前为止所有科学突破都还无法克服这个问题。目前学者对此提出的最佳测试方法称为“图灵测试”（Turing Test），但这项测试其实只能测试社会常规。图灵测试认为，想判断某台计算机算不算具备心灵，做法是安排测试者同时和计算机及另一个真人沟通，而测试者不知道哪个是计算机，哪个是真人。测试者可以向计算机和真人任意问问题、玩游戏、辩论，甚至是调情，而且时间长短不限，然后再来判断哪个是计算机，哪个是真人。如果测试者无法决定，或根本选错，就等于计算机通过了图灵测试，我们应该认定它具有心灵。但当然，这种测试并不能作为证明。承认其他心灵的存在，只能说是一种社会和法律惯例。

图灵测试由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于1950年发明，图灵可以说是计算机时代的奠基者之一。他也是一个同性恋，但当时同性恋在英国属于违法，于是他在1952年被判犯有同性恋行为，并被迫接受化学阉割。两年后，他自杀身亡。图灵测试其实就是复制了每个同性恋男子在1950年英国必须通过的日常测试：你能装成一个异性恋吗？图灵从自己的个人经验就知道，你究竟是谁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对你的看法。而根据图灵的看法，未来的计算机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男同性恋者，计算机究竟有没有意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会怎么想。

实验室大鼠的抑郁生活

了解了心灵的概念，也发现我们所知竟如此有限之后，我们就可以回到原来的问题：动物是否有心灵？包括狗在内的一些动物，想必能够通过修改版的图灵测试。因为当人类想要确定某个实体是否具有意识时，会寻找的不是数学能力或是记忆能力，而是能否与人类建立情感关系。人类有时候痴迷于某些东西，比如武器、汽车甚至内衣裤，从而产生强烈的情感依附，甚至变成恋物癖。但这些依附只是单向的，并不会形成关系。但对大多数狗主人来说，狗能够成为他们的伙伴，与他们建立情感关系，就足以让他们相信狗并不是没有心灵的自动物。

但这对怀疑论者来说还不够，他们会说情感也只是算法，而目前所有已知的算法无须意识便能运作。就算动物展现了复杂的情感行为，我们仍然无法证明这绝对不是极度复杂但无意识的算法所为。当然，这种说法也能应用到人类身上。人所做的一切事情（包括做实验的时候说自己有意识），理论上也都有可能是无意识的算法所为。

然而就人类而言，只要某个人说自己有意识，我们却全盘接受。根据这项最小的假设，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找出意识的脑波特征，并用来有系统地判别某个人是处于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状态。而既然动物的大脑有许多特征和人脑相似，随着我们越来越了解意识的脑波特征，也就有可能判断其他动物究竟有没有或是在何时具有意识。如果某只狗的大脑显示出与有意识的人脑类似的脑波特征，将会是很有力的证据，证明狗也有意识。

对猴子和老鼠的初步测试表明，至少猴子和老鼠的大脑确实显示出了意识的脑波特征。但考虑到动物大脑和人类大脑仍有差异，而且我们距离破译所有意识的秘密还有一大段距离，可能需要再过几十年，才能真正开发出具有决定性的测试。与此同时，究竟该由哪方来负责举证？我们到底是该先把狗视为无意识的机器，直到证明并非如此为止，还是要把狗看作像人类一样有意识，直到出现令人信服的反证为止？

2012年7月7日，许多神经生物学和认知科学的权威专家齐聚剑桥大学，签署《剑桥意识宣言》（The Cambridge Declaration on Consciousness），其中提到：“各种证据均指出，非人类动物拥有构成意识所需的神经结构、神经化学及神经生理基础物质，并且能展现出有意图的行为。因此，证据已充分显示，负责产生意识的神经基础物质并非人类所独有。非人类动物，包括所有哺乳类动物、鸟类，以及章鱼等其他生物，均拥有这些神经基础物质。”因为仍然没有最直接的证据，这项宣言只差一步，并未直接说出其他动物也具有意识。尽管如此，这确实已经让举证责任转向了另外一方。

为了响应科学界的转向，2015年5月，新西兰议会开全球国家先例，通过《动物福利法修正案》（Animal Welfare Amendment Act），在法律上承认动物也像人类一样具有情感。该法规定，从此必须认识到动物具有情感，因此在畜牧等情境下，必须适当维护动物的福利。在一个羊多于人的国家（3000万 vs 450万），这项声明影响重大。加拿大魁北克省也已经通过类似的法案，其他国家可能很快也将跟进。

许多企业同样已认识到动物也有情感，但这常常反而让动物落入不愉快的实验室实验。例如，制药公司经常使用大鼠来测试抗抑郁药物，在一种常见的实验计划中，需要取100只大鼠（以求统计可信度），分别放进装满水的玻璃管内。这些大鼠会一次又一次努力想爬出玻璃管，但都无法成功。经过15分钟之后，大多数都会放弃努力，只是漂在管子里，对周围情况漠然置之。

接着，另外取100只大鼠，同样丢进玻璃管，但这次会在14分钟后、当它们快要绝望之时，把它们捞出来，擦干、给食物、让它们休息一下，然后再重新丢回管子里。第二次，大多数大鼠都能撑上20分钟之后才放弃。为什么这次多了6分钟？因为过去曾有成功的记忆，触动大脑释放某些生化物质，让大鼠觉得又有了希望，而延迟了绝望的时间。只要我们能找出这种生化物质，就可能找到人类的抗抑郁药物。只不过，大鼠的脑中随时都有许许多多种化学物质，怎样才能知道究竟是哪一种有抗抑郁作用？

图16 大鼠抱着希望，挣扎着要逃离玻璃管

图17 大鼠已经放弃希望，漠然地漂在玻璃管中

为了这个目的，还需要更多组没接受过这项实验的大鼠，在找出认为可能是抗抑郁成分的化学物质之后，每一组注入不同的化学物质，然后把它们丢进水里。譬如注射化学物质A的组别仍然只撑了15分钟，就可以把物质A从可能清单上画掉。如果注射化学物质B的组别撑了20分钟，这下就可以告诉首席执行官和股东，你们可能中了大奖。

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已经跳出来，认为这段叙述把大鼠讲得太人性化了，实在是想得太多。他们认为，大鼠既不会感觉到希望，也不会感觉到绝望，虽然有时候它们动作很快，有时候在原地不动，但它们并不会有任何感觉，而只是受无意识的算法驱使而已。但如果真是这样，这个实验又有何意义？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就是为了诱发改变，而且不只是改变人类的行为，更要改变人类的感觉。客户找到心理医生，说：“医生，想想办法让我别这么抑郁吧。”他们不是让医生用机械刺激使他们就算心情低落仍然动作灵敏，而是要感觉很开心。如果制药厂觉得用大鼠做实验有助于开发这样的神奇药丸，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认定了大鼠的行为也带有人类的情感。事实上，这正是各家精神医学实验室认同的前提。

有自我意识的黑猩猩

另一种认为人比其他动物优越的论点，虽然已经接受老鼠、狗或其他动物也有意识，但认为它们没有像人类一样的“自我意识”。这些动物可能会感到沮丧、快乐、饥饿或满足，但并没有自我的概念，并不知道自己所感受到的沮丧或饥饿属于这个称为“我”的实体。

这种想法非常普遍，但言不及义。显然，如果一条狗觉得饿了，它叼起的肉就是要给自己吃的，而不是要去喂另一条狗。让一条狗去闻闻附近其他狗尿过的树，它也会立刻知道这气味究竟是自己的、隔壁那条可爱的拉布拉多的，还是某条陌生的狗的。对于自己、交配对象或是敌人的气味，狗会有非常不同的反应。这样一来，哪能说它们没有自我意识？

这种主张有个更复杂的版本，说的是自我意识可分成不同程度，只有人类知道自己是个有着过去和未来的长久延续的自我，或许是因为只有人类可以用语言来思考过去的经验以及未来的行动。其他动物则只能活在当下，就算它们似乎还记得过去或是在规划未来，也只是在对当下的刺激或瞬间的冲动做出反应。举例来说，松鼠会贮藏坚果过冬，并不是因为它记得自己去年冬天饿了肚子，也不是为了未来着想，只不过就是一时冲动，它并不知道这种冲动来自何处、有何目的。正因为如此，就算那些从来没遇过冬天，当然也不可能记得冬天的年轻松鼠，也会在夏天贮藏坚果。

然而现在还不清楚，为什么讲到要对过去或未来有意识，会觉得语言是个必要条件。只是因为人类用语言这么做，其实算不上是什么证明。人类也会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爱和恐惧，但其他动物不靠语言就能感受甚至表达出爱和恐惧。事实上，人类自己也常常在不用言语表达的情况下，意识到过去和未来的事件。特别是在梦境里，我们可以不用语言就了解整个叙事情境，而醒过来之后要用语言重述却变得非常困难。

许多实验指出，至少某些动物（包括鹦鹉和灌丛鸦等鸟类）确实能够记得一些个别事件，并且也能有意识地未雨绸缪。但这一点永远无法真正证明，因为不管动物表现出多么复杂的行为，怀疑论者永远可以说这只是出于动物脑中无意识的算法，而非出于心中有意义的想法。

要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以瑞典富鲁维克动物园（Furuvik Zoo）的雄性黑猩猩桑蒂诺（Santino）为例。它为了在兽栏里不那么无聊，就想出一个刺激的新嗜好：向动物园的游客丢石头。这个行为本身并不特殊，黑猩猩生气的时候，投掷石头、木棒甚至排泄物都是常有的事。只不过，桑蒂诺还会事先准备。一大早，动物园还没开放，游客还没入场，桑蒂诺已经开始收集石头，堆成一堆，看起来淡定得很。导游和游客很快就知道要对桑蒂诺多加提防，特别是它站在那堆石头附近的时候，这样，它就比较难找到攻击目标了。

2010年5月，桑蒂诺又出了新招儿。一大早，它就从睡觉的地方把稻草捆搬出来，放在游客通常聚集观看黑猩猩的墙边。然后，它再把收集到的石头藏在稻草下。大概一个小时后，第一批游客走近，桑蒂诺仍然看似平静，没有任何被激怒或是侵略性的迹象。但等到游客一走进桑蒂诺有把握的范围，它就突然拿出藏好的石头攻击游客，把游客吓得四处逃窜。2012年夏，桑蒂诺更是加速提升军备，除了把石头藏在稻草下，还会藏在树上、建筑物里，以及其他一切方便好藏的地方。

但就连桑蒂诺的例子，也无法让怀疑论者信服。早上7点，桑蒂诺开始到处收集石头的时候，我们怎么能确定它在想象着中午拿来向人投掷很有趣？会不会桑蒂诺也是被某种不自觉的算法驱动，就像年轻的松鼠即便未曾经历冬天，也知道要贮藏坚果？

同样，怀疑论者会说，就算雄性黑猩猩攻击某个几周前伤害它的对手，也并不是真的在报先前的仇，只是一时间觉得愤怒、无法克制。母象如果看到狮子威胁它的小象，会冒生命危险冲向前去，并不是因为它记得这是它深爱而且照顾了好几个月的孩子，只是天生对狮子有着深不可测的敌意。狗在主人回家时兴奋不已，并不是因为认出这就是从小养它、抱它的人，只是没有理由地很开心罢了。

对这些说法，我们既无法证明为真，也无法证明为假，因为这其实就是他心问题的变化版本。由于我们并不知道有任何需要意识的算法，所以不管动物做了什么，都可以视为无意识的算法的结果，而不是出于有意识的记忆和计划。所以，其实桑蒂诺的例子和前面一样，真正的问题在于举证责任。对于桑蒂诺的行为，最可能的解释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该假设它就是有意识地对未来做规划，而想反对的人才该想办法提出反证？或者，我们应该假设黑猩猩是由一种无意识的算法驱动，它只是感受到一种神秘的冲动，要把石头藏在稻草下面？

而且，就算桑蒂诺不记得过去，也不会想象未来，难道这就代表它缺乏自我意识吗？毕竟，如果有个人既不忙着回忆过去，也不赶着梦想未来，我们还是会认定他有自我意识。举例来说，妈妈看到自己刚会走路的小宝贝要晃到大马路上了，她可不会先想想过去还是未来，而是会像那头母象一样冲过去救孩子。这种时候，为什么我们不会把对大象的那一套拿来用在她身上，说“妈妈赶去救孩子脱离危险时，其实没有任何自我意识，只是一时的冲动”？

同样，想想年轻情侣第一次约会热吻、士兵冲入猛烈炮火抢救受伤的战友、艺术家激情落笔绘出杰作，这些人都不可能忽然暂停，思考一下过去和未来，但难道这就意味着他们缺乏自我意识，而且比不上那些吹嘘着自己的过去成就和未来计划的政客选举演说？

聪明的马

2010年，科学家做了一项难得感人的大鼠实验。他们将一只大鼠关在一个很小的笼子，再把笼子放进一个大得多的实验箱，然后让另一只大鼠在实验箱里自由走动。被关在笼子里的大鼠发出痛苦的信号，结果自由的大鼠也表现出焦虑和压力。大多数情况下，自由的大鼠会试着拯救被关的同伴，并且试了几次之后，通常都能成功打开机关，把被关的大鼠放出来。研究人员接着把实验再做一次，但这次在大实验箱里放了巧克力。现在那只自由的大鼠有两种选择：放出被关的同伴，或是自己独享巧克力。许多大鼠都会选择先放出同伴，再共享巧克力（不过也有的会比较自私，或许证明某些大鼠就是比较坏）。

怀疑论者全盘否认这些结果，认为自由的大鼠放出同伴不是因为同情，只是希望阻止烦人的求救信号。大鼠的做法是因为感觉到不愉快、想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因为什么高尚的理由。或许是这样吧，但同一套原理完全也可以套用到人类身上。如果我给乞丐钱，是不是因为我觉得看到乞丐令我不悦，于是做出这种反应？我到底是真正关心乞丐，还是只想让自己好过点？

本质上，我们人类和大鼠、狗、海豚或黑猩猩并没有多大的差异。正如它们，我们也没有灵魂。正如我们，它们也有意识，有着充满感觉和情感的复杂世界。当然，每只动物都有自己独有的特质和能力，每个人类也有自己独特的天赋。然而，我们也没有必要为动物强加人性，觉得它们就像长了毛的人类。这种做法不仅在科学上说不过去，也让我们无法真正从动物的立场来给予它们理解和评价。

20世纪初，德国有匹名马叫“聪明的汉斯”（Clever Hans）。它在德国许多城镇村庄巡回表演，不仅德语水平非同凡响，数学能力更是惊人。如果有人问它：“汉斯，4乘3是多少？”汉斯就会用马蹄点地12下。有人用文字写给它看：“20减11是多少？”汉斯也会展现普鲁士人的一丝不苟，点地9下。

1904年，德国教育部门组成特别科学委员会，由一名心理学家牵头调查这件事。委员会的13名成员（其中包括一位马戏团经理和一名兽医）认为这一定是个骗局，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找不出任何不实之处。就算把汉斯与主人分开，由完全的陌生人问它问题，汉斯仍然多半都能答对。

直到1907年，心理学家奥斯卡·方斯特（Oskar Pfungst）进行了另一项调查，终于查出真相。原来，汉斯之所以能给出正确解答，靠的是观察提问者的身体语言和面部表情。如果有人问汉斯3乘4是多少，它从过去的经验知道，提问者心中会期待它点蹄点到一定次数。于是它开始点着，并且仔细观察提问人。随着汉斯慢慢接近答案，提问人会越来越紧张，并在它点到正确数字时达到顶峰。汉斯知道的是如何从人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看出这一点。于是它就停下来，看着原本的紧张变成难以置信或是哈哈大笑。于是汉斯知道，自己又答对了。

常有人用聪明的汉斯作为例子，告诫不该误以为动物有人性，或高估它们有什么惊人的能力。但事实上，这里教我们的一课却正好相反。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我们为动物强加人性，反而低估了动物的认知能力，也忽略了其他生物独特的能力。确实，汉斯在数学方面绝对算不上有什么才能，任何8岁小孩的算术能力都比它强。但如果谈到从肢体语言来推断情感和意图，汉斯就是个真金实银的天才了。如果有个瑞典人用我不懂的瑞典话问我4乘3是多少，我绝不可能光看他的脸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就用脚点出正确的12下。聪明的汉斯之所以拥有这个能力，是因为马匹通常就是用肢体语言相互沟通的。但汉斯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它不仅成功解读了同类的情感和意图，还看穿了原本不熟悉的人类。

图18 1904年，聪明的汉斯正在表演

如果动物真那么聪明，为什么现在不是马在驾人拉车、大鼠用人做实验、海豚赶人跳火圈？智人一定有什么独特的能力，才让自己主宰了其他所有动物。我们已经推翻了过去的自以为是，知道智人并非高高在上、与其他动物有根本上的不同，也没有灵魂或意识等与众不同的本质，我们终于可以回到现实，正视究竟是什么生理或心理能力让人类取得优势。

多数研究提到，智力和制作工具是人类兴起的关键。虽然其他动物也会制作工具，但人类在这一点上的能力无疑远远胜出。可是说到智力，就没有那么明确了。虽然有一整个相关产业致力于智力的定义和评估，但距离达成共识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幸好，我们在这里并不需要踏入这个雷区，因为不管如何定义智力，显然仅靠工具和智力智人仍然不足以征服世界。根据智力的大多数定义，人类在大约1万年前就已经成为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也是工具制作的冠军，人类却仍然只是一种不重要的生物，对周围的生态系统也没有什么影响力。显然，除了智力和制作工具之外，他们还缺了某种关键因素。

或许，人类之所以最后能主宰这个星球，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第三个因素，而是因为智力和制作工具的能力都提升了？看来不然，因为翻阅历史，个人的智力和制作工具的能力与人类物种的能力提升并没有直接关系。两万年前的一般智人，智力和制作工具的能力可能都要超过一般现代人的水平。现代学校和雇主虽然经常会测试我们的能力倾向，但不管测出来结果多差，福利国家仍然会保障个人的基本需求。而在石器时代，自然选择会每天24小时测试你，而且在数不尽的测试中，只要有一项不过关，你就可能立刻毙命。然而，虽然我们石器时代祖先制作工具的能力更优秀、头脑更清晰、感觉更敏锐，但两万年前的人类仍然比今天弱小得多。

在这两万年间，人类从原本用石矛头的长矛来猎杀猛犸象，进化到能制造宇宙飞船探索太阳系，并不是因为人的双手变得更灵巧了，也不是因为大脑进化得更大了（事实上，现代人的大脑似乎还小了一些）；我们征服世界的关键因素，其实在于让许多人类团结起来的能力。如今人类完全主宰地球，并不是因为单个人比单个黑猩猩或狼更聪明，或是手指更灵巧，而是地球上只有智人这个物种能够大规模而灵活地合作。智力和制造工具当然非常重要，但如果人类还没学会如何大规模灵活合作，大脑再聪明、手脚再灵活，到现在也仍然是在敲燧石，而不是撞击铀原子。

如果说合作是关键，那么蚂蚁和蜜蜂早于人类几百万年就已经学会了集体合作，为什么没能早早统治人类？原因在于它们的合作缺乏灵活性。蜜蜂的合作虽然非常复杂，但它们无法在一夜之间彻底改造其社会制度。举例来说，如果蜂巢面临突如其来的威胁或机会，蜜蜂并没有办法把蜂后送上断头台，改制为蜜蜂共和国。

大象、黑猩猩等有社交能力的哺乳动物，虽然合作起来比蜜蜂更灵活，但它们的朋友与家人数量都太少。它们的合作以彼此认识为基础；如果你我都是黑猩猩，而我想跟你合作，就必须真的认识你、知道你是只怎样的黑猩猩：你究竟是猩格高尚，还是猩品低下？如果我不认识你，怎么可能跟你合作？据我们所知，只有智人能够与无数陌生个体进行非常灵活的合作。正是这种实际具体的能力，决定了为何目前主宰地球的是人类，而不是什么永恒的灵魂或是独有的意识。

革命万岁！

历史已经提供充分证据，点出大规模合作的极端重要性。胜利几乎永远属于合作更顺畅的一方；这不只适用于人与动物的争斗，也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因此，罗马之所以征服希腊，不是因为罗马人的脑子更大或制造工具的技术更先进，而是因为他们的合作更有效。纵观历史，纪律严明的军队就是能击败散兵游勇，志同道合的精英就是能主导无序大众。例如在1914年，为数仅300万的俄国贵族、官员和商人就能作威作福，控制超过1.8亿农民和工人。俄国精英熟知如何合作守卫其共同利益，但那1.8亿平民却无法有效动员。事实上，那些精英有一大部分的努力重点，正是要确保这1.8亿底层民众无法学会合作。

想掀起一场革命，只靠人数绝对远远不够。革命靠的通常是一小群人结成的网络，而不是一大群人的动作。如果你想发动一场革命，不要问：“有多少人会支持我的想法？”而是要问：“我有多少支持者能够有效合作？”俄国1917年爆发十月革命，引爆点并不是1.8亿农民起身反抗沙皇，而是一小群共产主义者在对的时间站到了对的位置上。当时俄国中上阶层人数至少有300万人，但共产主义者仅有23000名。然而，共产主义者组织精良，当俄国的权力从沙皇老朽的掌握与克伦斯基（Kerensky）临时政府同样颤抖的指间滑落时，他们一把接起，紧紧握住。

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撤回了保护伞，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像骨牌一样一一倒下。到了1989年12月，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已经再也无望取得外援，邻近国家掀起的革命更像是给反对阵营一剂强心针。而且，罗马尼亚共产党本身也开始分裂，不同的阵营互相攻击。温和派希望拉下齐奥塞斯库，然后开始改革，以免无法挽回。最后，齐奥塞斯库自己安排了在布加勒斯特的集会，还安排了电视直播，让反对派把握住了绝佳机会集结力量，反抗齐奥塞斯库。想让革命星火燎原，哪有比电视直播更快的办法？

然而，虽然权力已经从掌权者手中滑落，却不是由广场上的群众来承接，虽然他们人数众多、群情激昂，却不知道该怎样组织起来。因此，权力又来到了一小群政治玩家的手中，他们唯一有的就是良好的组织能力。于是，罗马尼亚革命就这样被自称“救国阵线”的组织所窃据，而这实际上就是温和派的烟幕弹。救国阵线与当时的集会群众并没有真正的关系，而是一群中层党政官员，由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前中央委员会委员及宣传部长扬·伊利埃斯库（Ion Iliescu）领导。伊利埃斯库和救国阵线的同志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政治家，抓紧每只可用的麦克风，宣称自己是改革的领导者，再通过他们长久以来的经验和亲信网络，控制国家、侵占资源。

在社会主义罗马尼亚，几乎一切都归于国有。但到了民主的罗马尼亚，却迅速将一切资产私有化，再以低廉的价格售予前政府高官；只有这些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并且合作互谋其利。控制着国家基础设施和天然资源的国营公司，被以特价出售给前政府高官，同时基层官员也能用极低的价格买到房屋和公寓。

伊利埃斯库自己当了罗马尼亚总统，他的同事们则成了部长、国会议员、银行董事、亿万富翁。直到如今，控制着这个国家的新罗马尼亚精英分子，仍然大多是前政府高官及其家属。别人吃肉，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在广场抗议的群众却只能喝汤，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合作建立一个高效的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2011年的埃及革命也是同样的命运。1989年电视所扮演的角色，到了2011年由脸谱网和推特接手。在新媒体协助下，群众得以协调整合，让成千上万的人潮在对的时间淹没街道和广场，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然而，要把10万人带到解放广场是一回事，要真正抓紧政治机器的操纵杆，在正确的房间握到正确的手，让国家有效运作，又是另一回事。因此，穆巴拉克下台的时候，示威者无力填上那个空缺。埃及只有两个组织拥有足以治国的组织能力：军队和穆斯林兄弟会。因此，这场革命先被穆斯林兄弟会窃据，最后被军队劫持。

比起过去的独裁者，或是开罗和布加勒斯特的示威者，不管是罗马尼亚前共产党还是埃及的军事将领，都算不上真的比较聪明或手指更为灵巧。他们的优势只在于合作灵活。一方面，他们的合作效率高于群众；另一方面，比起顽固的齐奥塞斯库和穆巴拉克，他们也展现了更大的灵活性。

在色情与暴力之外

如果智人之所以统治世界，是因为只有我们能够大规模灵活合作，这又破坏了我们认为人类比较神圣的信念。我们希望人类真的是特殊的，值得拥有各种特权。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会指出人类的各种惊人成就：我们修建了金字塔和长城，我们解开了原子和DNA的结构，我们还抵达了南极，登上了月球。如果说这些成就源于每个人类都有的某种独特本质（例如不朽的灵魂），那要说人类生命有神圣之处，或许还说得过去。但因为这些成就其实都是大规模合作的结果，就很难再说为什么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如此敬重。

整个蜂巢的能力会远大于单只蝴蝶的能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单只蜜蜂比单只蝴蝶更神圣。人类远比黑猩猩懂得如何更有效率地合作，因此人类将宇宙飞船送上月球，而黑猩猩只能在动物园向游客扔石头。但难道这就让人类变得更高级？

也许吧，但要看到底为什么人类之间可以配合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人类能够打造出这么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对于黑猩猩、狼和海豚等有社会关系的哺乳动物，社交合作大多以彼此认识为基础。以黑猩猩为例，它们一定要等到互相熟识、建立起社会阶级之后，才有可能一起去猎食。因此，黑猩猩要花很多时间进行社会互动、权力斗争。如果两只不认识的黑猩猩碰到一起，通常不但不能合作，反而会互相咆哮、扭打或是尽快逃离。

但倭黑猩猩则有些不同。倭黑猩猩常常用性行为来舒解压力，建立社会联结。所以并不意外，它们之间同性性行为也是稀松平常。如果两群互不相识的倭黑猩猩碰到一起，一开始会先表现出恐惧和敌意，丛林里吼叫和尖叫声不绝于耳。但很快，其中一群的雌性倭黑猩猩会走出来，邀请陌生的倭黑猩猩别打了，来做爱吧。通常另一方都会接受这项邀请，于是不到几分钟，原本可能的战场就成了欢场，倭黑猩猩用各种姿势性交，甚至还会倒吊在树上。

智人同样很了解这些合作技巧，有时候会组成黑猩猩那种权力阶级，也有时候像倭黑猩猩一样用性爱巩固社会联结。但不管是打斗还是交配，只靠个人认识仍无法构成大规模合作的基础。想解决希腊债务危机，办法绝不可能是邀请希腊政治家和德国银行家来大打一架或是云雨一番。研究指出，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智人能够真正熟识的对象不超过150人。不管人类靠什么打造出了大规模合作网络，总之绝不是仅靠个人熟识而已。

对于想靠实验来破解人类社会秘密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来说，这实在是个坏消息。由于组织和经费因素，绝大多数实验对象都只是个人或小型群体。然而，想用小群体的行为来推断大众社会的动态，风险实在很高。拥有1亿人口的国家，运作方式从根本上就和100人的小部落大不相同。

让我们用行为经济学最著名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为例。这项实验通常有两名参与者，其中一人会得到100美元，可以自由分配给自己和另一位参与者。他可能会全留、分成两半，或是把大多数给对方。而另一位参与者只有两个选项：接受或拒绝。如果他拒绝对方的分法，两人都得两手空空地回家。

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人类是理性的计算器。他们认为大多数人会自己留99美元，只给对方1美元，而且他们也认为对方会接受这样的分法。毕竟如果有人问你要不要1美元，理性的回答自然就是接受。另一位参与者拿到99美元，又有什么关系呢？

古典经济学家可能一辈子都待在实验室和课堂上，从未冒险进入真实的世界。大多数参与最后通牒博弈的人，只要拿的钱太少就会拒绝，理由就是“不公平”。他们宁愿不拿这1美元，也不想看起来像个傻瓜。因为这就是现实世界的运作方式，很少有人会给对方太少。大多数人就是直接平分，或是让自己得点小好处，比如给对方30美元或40美元。

最后通牒博弈影响深远，不仅动摇了古典经济学理论，也建立起近几十年最重要的一项经济学发现：智人的行事并不是依照冷冰冰的数学逻辑，而是根据有温度的社交逻辑。我们受情感控制。如前文所说，这些情感实际上都是非常复杂的算法，反映出远古狩猎采集部落的社会机制。如果在3万年前我帮你抓了一只野鸡，你却只分给我一只鸡翅，我可不会对自己说：“还有一只鸡翅，总比什么都没有好。”我的进化算法就会快速运转，让肾上腺素和睪酮流向全身、血液沸腾，然后在地上重重一跺脚，发出怒吼。短期来说，我可能得饿肚子回来，甚至还会挨上一两拳。但长期来说这是有好处的，因为你以后别想再坑我。我们会拒绝不公平的方案，因为如果在石器时代，温和接受一切要求就只能等死。

观察现存的狩猎采集部落，结果同样支持这种观点。大多数部落都很重视公平，如果猎人猎到一头肥鹿回来，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份。黑猩猩也是如此。如果有一只黑猩猩杀了一头小猪，同一群的其他黑猩猩会聚在一旁伸出手来，而且通常都会拿到一份。

在最近的另一项实验中，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将两只卷尾猴关在相邻的笼子里，两只都能看到对方的一切活动。德瓦尔和同事在每个笼子里都放了一些小石头，训练这些猴子把石头交给研究人员。每次猴子拿一块石头给他们，就会得到食物。一开始的奖励是一片黄瓜。两只猴子都高高兴兴地把黄瓜吃了。几轮之后，德瓦尔进到实验的下一个阶段。这一次，第一只猴子交出石头，得到的是一颗葡萄。葡萄可比黄瓜美味多了。但第二只猴子交出石头的时候，拿到的却仍然是一片黄瓜。这只猴子之前拿到黄瓜还很高兴，但现在却火冒三丈。它拿到黄瓜之后，先是难以置信地看了一会儿，接着就怒气冲冲地把黄瓜丢向科学家，开始跳来跳去、大声尖叫。它可不是什么好惹的角色！

这个滑稽的实验（可以上YouTube观看）和最后通牒博弈，让很多人以为灵长类动物就是天生有道德观，而平等是种普遍、永恒的价值取向。人类天生就是平等主义者，而不平等的社会必会招致怨恨和不满，绝不可能运作顺畅。

真是这样吗？这些理论应用在黑猩猩、卷尾猴和小型狩猎采集部落或许很合适。在实验室里对一小群人做测试，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一旦观察芸芸众生的行为，就会看到一个全然不同的现实。大多数的人类王国和帝国都极度不平等，但其中许多国家的稳定和效率却好得出奇。在古埃及，法老王可以躺在舒适的垫子上，住的是凉爽而豪华的宫殿，穿的是金凉鞋和镶满宝石的外衣，由美丽的女仆剥好甜甜的葡萄放进他嘴里。通过敞开的窗户，他可以看到农民在田里工作，穿的是肮脏的破衣服，头上顶着无情的太阳，回家能有一根黄瓜吃就已经是天大的幸福。然而，农民很少起身反抗。

1740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入侵西里西亚（Silesia），发动一系列让他赢得“腓特烈大帝”称号的血腥战争，让普鲁士成为一大强权，而数百万人因战争而死亡、残疾，或者变得一无所有。他麾下的兵士多半是倒霉的新兵，必须承受铁的纪律和严苛的训练。可以想见，这些士兵对他们的最高指挥官并没有多大的好感。腓特烈有一次看着部队集合、准备出征，就对一位将军说，他最惊讶的是“我们安全无虑地站在这里，看着这6万大军；他们都是我们的敌人，每个人都比我们武装完备、身强体壮，但他们一见我们就发抖，我们却对他们毫无畏惧”。腓特烈确实可以安全无虑地看着这群人。在接下来几年，虽然战事辛劳，但这6万武装大军从未反叛，很多人还为他拿出非凡的勇气，甚至献上宝贵的生命。

这些埃及农民和普鲁士士兵的反应，为什么和最后通牒博弈或卷尾猴实验的情况如此不同？原因就在于，大批民众的行为就是和小型团体的情况有所不同。如果今天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有甲乙两方各100万人，要分1000亿美元，科学家究竟会观察到怎样的情况？

其中的动态很有可能十分奇特而引人关注。举例来说，因为100万人不可能直接做出共同的决定，因此两方可能各出现一位统治精英。这时，如果甲方领导人说要给乙方领导人100亿美元，自己留下900亿美元，情况会如何？乙方领导人有可能会接受这种不公平的报价，接着把这100亿美元大部分直接转到自己的瑞士银行账户，同时用各种赏罚手段避免底下的人叛乱。领导人可能威胁严惩异议分子，并且告诉那些温和有耐心的人，他们死后可以在来世得到永恒的奖励。这正是古埃及和18世纪普鲁士的情况，而且至今在全球许多国家依旧如此。

这样的威胁和承诺通常都能成功创造稳定的阶级制度和民众合作网络，但前提是民众相信自己是在顺应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则，或是神的旨意，而不只是听命于另一个人。所有的大规模人类合作，到头来都是基于我们想象的秩序。这一套又一套的规矩，虽然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我们却会认为这就像重力一样真实而不可侵犯。“向天神献上十头牛，就会下雨；孝顺父母，就会上天堂；如果不相信我说的话，你就会下地狱。”只要智人住在相信同样一套故事的地方，就会遵守一样的规矩，于是不仅很容易预测陌生人会有什么行为，也很方便组织大规模合作的网络。智人也常常用可见的标记（例如头巾、胡子或西装）来代表“你可以信任我，因为我跟你信的故事是一样的”。但我们那些黑猩猩堂兄弟无法创造并传播这样的故事，因此无法大规模合作。

意义之网

人之所以很难理解“想象的秩序”这种概念，是因为人觉得现实只有两类：客观现实和主观现实。所谓“客观现实”，就是事物的存在与我们的信念和感受无关。例如重力就是一个客观现实，早在牛顿之前便已存在，而且不论我们信与不信，都会受到重力影响。

相反，主观现实取决于个人的信念和感受。例如，假设我觉得头一阵剧痛，于是去看医生。医生对我的头部做了彻底检查，却没查出什么问题。于是她又要我去做血液检查、尿液检查、DNA检测、拍X光片、做心电图、做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等。等到结果一出，她说我完全健康，可以回家了。可是我仍然觉得头痛得不得了。所有客观测试都找不出我有什么问题，除了我以外没人感觉痛苦，但对我来说，这种痛苦百分之百真实。

多数人以为，现实只有客观或主观两种，没有第三种可能。于是，只要他们说服自己某件事并非出于自己的主观感受，就贸然认为这件事必然属于客观。如果有那么多人相信上帝，如果钱确实能让世界运转，如果民族主义会发动战争，也会建立帝国，那么这一切一定不只是我个人的主观信念。也就是说，上帝、金钱和国家一定是客观的现实啰？

然而，现实还有第三个层次：互为主体（intersubjective）。这种互为主体的现实，并不是因为个人的信念或感受而存在，而是依靠许多人类的沟通互动而存在。历史上有许多最重要的驱动因素，都具有互为主体的概念。比如金钱并没有客观价值，1美元不能吃、不能喝，也不能拿来穿。但只要有几十亿人都相信它的价值，你就可以拿它来买吃的、买喝的、买穿的。如果有位面包师忽然不再相信美元了，不愿意让我用这张绿色的纸换他的面包，也没什么关系，只要再走几条街，就有另一家超市可买。然而，如果超市的收银员、市场的小贩、购物商场的销售员一律拒绝接受这张纸，美元就会失去价值。当然，这些绿色的纸张还是存在，但它们已经再无用处。

这种事情其实时不时就会发生。1985年11月3日，缅甸政府毫无预警地宣布25缅元、50缅元和100缅元的纸钞不再是法定货币。民众根本没有兑换纸钞的机会，一辈子的积蓄瞬间成了几堆毫无价值的废纸。为了取代失效的货币，政府发行了新的75缅元纸钞，声称要纪念缅甸奈温将军（General Ne Win）的75岁生日。1986年8月，政府又发行了15缅元和35缅元的纸钞。据传，奈温迷信数字，相信15和35是幸运数字。但对国民来说，可就一点也不幸运了。到了1987年9月5日，政府又突然下令，所有35缅元和75缅元的纸钞同样不再是法定货币。

像这样因为人类不再相信而一夕蒸发的，不是只有金钱的价值。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法律、神，甚至整个帝国上。这一秒它们还在忙着塑造世界，下一秒却已不复存在。天神宙斯和天后赫拉曾经是地中海一带的重要力量，但现在不再有人相信，也就令它们失去了力量。苏联曾经一度能够毁灭全人类，但也是在一支笔的力量下便烟消云散。1991年12月8日，在维斯库里（Viskuli）附近的一幢乡间大宅，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签署了《别洛韦日协定》其中声明：“吾等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暨乌克兰，作为1922年苏联成立条约之签署创始国，兹声明终止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及地缘政治现实。”就这样，苏联从此解体。

要说金钱是个互为主体的现实，相对还比较容易接受。大多数人也愿意承认，那些古希腊神明、邪恶的帝国和异国文化价值观都只是一种想象。但如果说的是自己的神、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价值观，因为正是这些给了我们生命的意义，要再说这些都是虚构的，就没那么容易接受了。我们希望相信自己的生命有客观意义，希望自己的种种牺牲不只是为了脑子里的各种空想。但事实上，大多数人生活的意义，都只存在于彼此讲述的故事之中。

在大家一起编织出共同故事网的那一刻，意义就产生了。对我来说，在教堂结婚、在斋戒月禁食或在选举日投票这些行为为什么有意义？原因就在于我的父母也认为这有意义，还有我的兄弟姐妹、邻居朋友、附近城市的居民，甚至是遥远异国的民众，都认为这有意义。为什么这些人都认为这有意义？因为他们的朋友邻居也有同样的看法。人类会以一种不断自我循环的方式，持续增强彼此的信念。每一次互相确认，都会让这张意义的网收得更紧，直到你别无选择，只能相信大家都相信的事。

不过，经过几十年、几世纪，意义的网也可能忽然解体，而由一张新的网取而代之。读历史就是在看这些网的编织和解体，并让人意识到，对这个世代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很有可能对他们的后代就变得毫无意义。

图19 签署《别洛韦日协定》。笔碰上了纸，苏联便消失无踪

1187年，萨拉丁（Saladin）在哈丁战役（Battle of Hattin）中击败十字军，占领了耶路撒冷。教皇因此发起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希望夺回圣城。让我们假设有位名叫约翰的年轻英国贵族，远离家乡征讨萨拉丁。约翰相信，自己这么做是有客观意义的，如果自己在东征过程中牺牲，灵魂就能升上天堂，享受永恒的无上喜悦。如果这时候跟他说，灵魂和天堂都是人类编出来的故事，肯定会把他吓坏。约翰一心相信，如果他抵达圣地，却被一个长着大胡子的穆斯林战士一斧头劈在头上，他当然会痛苦万分、两耳嗡嗡、两腿一软、眼前一黑——然后就会突然发现自己被一片明亮的光芒笼罩，听到天使的歌声、悠扬的竖琴，看到发着光、有着翅膀的天使召唤他通过一道雄伟的金色大门。

约翰对这一切的信念之所以这么强烈，是因为有一张细细密密而且极其强大的意义之网包覆着他。他最早的记忆，就是亨利爷爷有一把生锈的剑，挂在古堡的主厅。当他还在蹒跚学步时，就听过亨利爷爷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中战死的故事，说爷爷现在已经在天堂安息，有天使做伴，一直护佑着约翰和他的家人。吟游诗人来访城堡时，常常吟唱着十字军在圣地英勇作战的歌谣。约翰上教堂的时候，喜欢看彩绘玻璃窗，其中一扇正是布永的戈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领导者）拿长枪刺穿一个面容邪恶的敌人，另一扇则是罪人的灵魂在地狱里燃烧。约翰也会认真听当地神父的讲道，那是他认识的最有学问的人。几乎每个礼拜天，神父都会搭配各种精心设计的比喻和令人莞尔的笑话，讲述着世上只有天主教是唯一的救赎，罗马教皇是我们神圣的父，我们必须听从他的指示。如果我们杀人或偷窃，上帝会让我们下地狱；但如果我们杀的是异教徒，上帝会欢迎我们上天堂。

在约翰刚满18岁的一天，一位骑士骑马狼狈地来到城堡大门，语带哽咽地宣布：十字军在哈丁被萨拉丁击败了！耶路撒冷沦陷！教皇宣布将发动新一波十字军东征，并承诺不幸丧生者将得到永恒的救赎！身边所有人看来既震惊又忧虑，但约翰脸上发出超脱俗世的光亮，宣告：“我将对战异教徒，收复圣地！”众人静了一下，接着脸上露出笑容，流下感动的泪水。母亲擦擦眼泪，紧紧抱着约翰，说她有多么引以为荣。他的父亲则在他背上大力拍了一掌，说道：“儿子，如果我还是你这年纪，必会和你同行。事关我们家族的荣誉，相信你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他有两个朋友也宣布要一同从军。而且，就连约翰的死对头、那个住在河对岸的男爵，也特地来家里拜访，祝他一路顺利。

当他离开城堡时，村民纷纷从小屋里出来，向他挥手致意，而对于这个即将前去对抗异教徒的十字军勇士，所有的美丽姑娘都露出崇拜的眼神。他从英国出航，驶过各个陌生而遥远的地方，例如诺曼底、普罗旺斯、西西里岛，许多异国的骑士纷纷加入，大家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信念。但等到军队终于在圣地上岸，开始与萨拉丁的部下战斗，约翰才惊讶地发现，这些邪恶的撒拉逊人怎么和自己有同样的信念。当然，想必撒拉逊人也没搞清楚，竟然以为基督徒才是异教徒，而穆斯林则是服从神的旨意。但撒拉逊人也接受同样的基本原则，也就是为神和耶路撒冷而战的战士如果战死，将会直接上天堂。

就这样，中世纪文化一丝一缕地编织着意义的网，把约翰和同时代的人都像苍蝇一样捕进网中。约翰绝不可能想象得到，这一切故事都只是出于想象虚构。说他的父母和叔伯都错了还有可能，但还有吟游诗人、他所有的朋友、村里的姑娘、知识渊博的神父、住在河对岸的男爵、在罗马的教皇、普罗旺斯和西西里岛的骑士，甚至还包括那些穆斯林，难道真有可能这些人都在胡思乱想？

时间就这么过了好多年。在历史学家的注视下，意义的网被拆散，又张起了一张新的网。约翰的父母已经故去，他的兄弟姐妹也不在人世。这时已经不再有吟游诗人唱着十字军东征的故事，新流行的是剧院上演的爱情悲剧。家族的城堡被烧成一片平地，重建之后，亨利爷爷的剑已经难觅影踪。教堂的彩绘玻璃在一次冬季的狂风中破碎，换上的玻璃不再描绘布永的戈弗雷和地狱里的罪人，而是英国国王打败法国国王的伟大胜利。当地的牧师已经不再称呼教皇为“我们神圣的父”，而是“罗马的那个魔鬼”。在附近的大学里，学者钻研着古希腊手稿、解剖尸体，并在紧闭的门后窃窃私语，说着或许根本没有灵魂这种东西。

时间转眼又过了好多年。原本是城堡的地方，现在成了购物商场。在当地的电影院里，《巨蟒与圣杯》（Monty Python and the Holy Grail）已经放映了无数次。而在一座空教堂里，无聊的牧师看到两名日本游客简直喜出望外，开始滔滔不绝地解说教堂里的彩绘玻璃，游客礼貌地频频点头微笑，但完全没听懂。在外面的阶梯上，一群青少年正用iPhone手机在YouTube上看约翰·列侬那首《想象》（Imagine）的混录版。约翰·列侬唱着：“想象这个世界没有天堂，只要你想象，这事很轻松。”一名巴基斯坦清洁工正在打扫人行道，旁边有台收音机播报着新闻：叙利亚屠杀仍在继续，安理会会议落幕但未能达成任何协议。突然之间一条时光隧道打开，一道神秘的光照在其中一位青少年的脸上，他宣告：“我将对战异教徒，收复圣地！”

异教徒？圣地？对于现在绝大多数英格兰人来说，这些词语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就连那位牧师，也可能觉得这个年轻人是精神病发作。相反，如果一位英国青年决定加入国际特赦组织，前往叙利亚保护难民人权，现在大家会觉得他是个英雄，但在中世纪，大家会觉得这人疯了。在12世纪的英格兰，没有人知道什么叫人权。你要大老远跑到中东，冒着生命危险，而且居然不是去杀穆斯林，而是保护一群穆斯林别被另一群穆斯林杀了？你的脑子绝对出了很大的问题。

这正是历史展开的方式。人类编织出一张意义的网，并全然相信它，但这张网迟早都会拆散，直到我们回头一看，实在无法想象当时怎么可能有人真心相信这样的事。事后看来，为了进入天堂而参加十字军，听起来就像彻底疯了。事后看来，冷战似乎是件更疯狂的事。不过才短短30年前，怎么可能有人因为相信能打造出人间天堂，就不惜为此冒着核弹浩劫的危险？而在现在的100年后，我们现在对民主和人权的信念，也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后代感到同样难以理解。

大同世界

智人统治世界，是因为只有智人能编织出互为主体的意义之网：其中的法律、约束力、实体和地点都只存在于他们共同的想象之中。这张网，让所有动物中只有人类能组织十字军、革命和人权运动。

其他动物也有可能想象各种事情。猫埋伏着要抓老鼠时，虽然可能没看到老鼠，但很可能想象老鼠的形状甚至味道。不过就我们目前所知，猫只能想象这个世上实际存在的东西，例如老鼠。它们无法想象自己看不见、闻不着、尝不到的东西，例如美元、谷歌或欧盟。只有智人能够想象出这种虚幻的事物。

因此，猫和其他动物至今仍然只能处于客观的世界，沟通系统也只用来描述现实，但智人能用语言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现实。在过去7万年间，智人发明出的具备互为主体性的现实越发强大，让智人在今天称霸世界。黑猩猩、大象、亚马孙雨林和北极冰川究竟能否挺过21世纪？这一切的结果，将要视欧盟和世界银行等组织的意愿和决定而定。这几个实体其实都属于互为主体，只存在于我们共同的想象之中。

没有任何其他动物能对抗我们，并不是因为它们没有灵魂或没有心灵，而是因为它们没有必要的想象力。狮子能跑、能跳、能抓、能咬，却不会开银行账户或提起诉讼。而在21世纪，一个知道如何提起诉讼的银行家，拥有的权力绝对远远高于大草原上最凶猛的狮子。

能够创造出互为主体的实体，这种能力不仅让人与其他动物有所不同，也让人文科学与生命科学出现分歧。历史学家希望了解神、国家这种互为主体的实体如何发展，但生物学家很难认同这类事物的存在。有些人认为，如果我们能解开遗传密码、弄明白大脑里的每个神经元，就能知道人类所有的秘密。毕竟，如果人类没有灵魂，如果所有思想、情感和感觉都只是生化算法，那么为什么生物学无法解释人类社会的变幻莫测？从这个角度来看，十字军东征就是由进化压力导致的领土争端，而英格兰骑士前往圣地征伐萨拉丁，其实就像一个狼群想抢下隔壁狼群的势力范围。

相反，人文科学强调互为主体的实体，认为其重要性不亚于激素和神经元。要用历史的方式思考，也就意味着要给想象中的故事赋予实际的力量。当然，历史学家不会忽视气候变化和基因突变等客观因素，但他们更重视那些人们发明并信以为真的故事。朝鲜与韩国之所以如此不同，并不是因为平壤居民和首尔居民基因不同，也不是因为北边气候较冷，山较多，而是因为南北双方相信的是截然不同的两套故事。

或许某一天，神经生物学能有重大突破，让我们用纯粹生化的词汇来解释十字军东征。但我们现在离那一天还非常遥远。在21世纪，历史和生物学的界线可能会变得模糊，但并非因为我们将发现如何用生物学来诠释历史事件，而是因为我们会因为意识形态的虚构故事而改写DNA链，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而改变气候，用网络空间来取代山川的地理环境。随着人类的种种虚构想象转译成基因和电子代码，互为主体的现实将会吞没客观现实，而使生物学与历史融合在一起。到了21世纪，虚构想象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甚至超越自然选择。因此，如果我们想了解人类的未来，只是破译基因组、处理各种数据数字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破解种种赋予世界意义的虚构想象。

图20 创作者：杰克逊·波洛克灵感涌现的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