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月间,我和几个同伴去沈阳,出席军事法庭,为审判日本战犯向法庭作证。

从报上知道,在中国共关押了一千多名日本战犯,一部分在抚顺,一部分在太原,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时期中的犯罪分子。一九五六年的六月和七月,有四十五名分别在太原和沈阳判了徒刑,其余都受到了免诉处理,由中国红十字会协助他们回了国。在沈阳审判的是押在抚顺的战犯,两批审判共三十六名。有的是我在伪满时即已知名,有的是在抚顺管理所的大会讲坛上看见过。前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就是其中之一。他和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是我和四名伪满大臣作证的对方。古海是到庭的第一名被告人。他后来被法庭判处徒刑十八年。

我走进这个审判侵略者的法庭的时候,忽然想起了朝鲜战争的胜利,想起了日内瓦谈判的胜利,想起了建国以来的外交关系。如今,在中国的土地上审判日本战犯,这更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打胜仗的日子,我那时只想到,我除了向中国人民认罪求恕外,别无其它出路。到这次审判日本战犯时,出现在我心头的已不是出路问题,而是远远超过了个人问题的民族自豪感!

不,我得到的还不只限于民族自豪感。我从这件巨大的事件中,想到了更多更多的问题。

古海在宣判前的最后陈述中说了这样的话:

“在东北全境,没有一寸土地没留下惨无人道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暴行痕迹。帝国主义的罪行就是我的罪行。我深深认识到我是一个公然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原则,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的战争犯罪分子,我真心地向中国人民谢罪。对于我这样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犯罪分子,六年来,中国人民始终给我以人道主义待遇,同时给了我冷静地认识自己的罪行的机会。由于这些,我才恢复了良心和理性。我知道了真正的人应该走的道路。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民给我的,我不知道怎样来感激中国人民。”

我到如今还记得,我在法庭上作证发言后,庭上叫他陈述意见时,他深深鞠了一个躬,流着泪说道:

“证人所说的完全是事实。”

这情景不由我不想起东京国际法庭。在那里,日本战犯通过他们的律师叫嚣着,攻击着证人,为着减轻罪罚,百般设法,掩盖自己的罪行。而在这里,不仅是古海,不仅是我的作证对方而是所有受到审判的战犯全部认罪服刑。

关于日本战犯,我的弟弟和妹夫们,特别是记性好的老万,讲它几天也讲不完。他们从检举认罪开始,便参加翻译日本战犯大量的认罪材料,大批日本战犯遣送回国后,他们又协助管理所翻译大量的日本来信。妹夫们释放之后,这工作由溥杰和老邦几个人担任。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不断地零碎地从他们嘴里听到不少日本战犯的故事。

有个日本战犯,是前陆军将官,在一九五四年检察机关开始调查时,也许是由于他怕,也许是由于敌视,是从他嘴里查不出多少东西的。甚至在大会上,受到他的部下官兵的指控时,他还没放下自己的将官架子。但是这次在法庭上,他承认了指挥他的部队在冀东地区和河南浚县等地,进行过六次集体屠杀和平居民的罪行。例如,一九四二年十月,他属下的一个联队,在潘家戴庄屠杀了一千二百八十多名居民、烧掉民房一千多间的罪行。他在法庭面前承认了所有这些事实。他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之后,向记者说:“在进行判决时,我按照我过去的罪行来判断,认为中国对我这样悖逆人道、违反国际公法的人,当然要从严处断,处以死刑。”他又说,在调查犯罪事实的时候,是非常正确而公正的,完全是用了他们在旧社会未曾见闻过的方法进行调查的。他说,尽管自己的罪恶没有什么辩护余地,可是法庭还是派了辩护人来,起诉书也是几天前送交他的,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人格的尊重。说到犯罪,他说:“当我想到我曾经杀害过很多的中国人民,使他们的遗属的生活遭到困难,而目前照顾我的正是被害者的亲人,这时候我的心有如刀割一般。”

有个日本前大住,受到了不起诉处分而被释放。我的三妹夫曾翻过一封从日本的来信,是和这位大住同船回国的一个战犯写的,信里提到日本记者知道了这个大住在监狱里被他的部下(也是战犯)追问过去的罪行时,很是恼怒,所以在船上访问了他,希望他说点和别人不同的话,因为战犯们对新中国的称赞和感激,已经使某些记者早不耐烦了。他们从大佐的嘴里并没有得到希望得到的任何东西,记者问他:“你为什么还是说那些话?你现在还怕中国吗?”他答:“我现在是坐在日本船上,对中国有什么怕的?我说的不过是事实罢了。”

三妹夫曾经担任过病号室的组长,他遇见过一个住病号室的日本兵战犯,他整天捣乱,不守监规,经常找护士和看守员的麻烦。到宣布了释放,开送别会的时候,他忽然哭了起来,当众讲出了自己的错误。还有个病号,虽然不像这个小兵那样捣乱,也是根本不想认罪的。他得的是直肠癌,因病情恶化把他送到医院里去急救,动了两次手术,做了人工肛门,而且医生为他输了自己的血,把他救活了。出院之后,他在一次大会上,当众叙述了他过去如何残杀和拷打中国人的罪行,又对照了中国人民在他病危中如何抢救了他。他在台上一面哭一面讲,台下的人也一面哭一面听……

有一天,我们平整场地、修建花坛,从院子里的土坑里挖出了一具白骨,头骨上有一个弹孔。学过西医的老元和老宪都判断死者生前是一个少女。后来,老万翻译了一个日本战犯的文章,这人是从前抚顺监狱的典狱长,他描述了那时关押爱国志士时的地狱景象:那时这里只有拷打声、镣铐声、惨叫声;那时这里又臭又脏,冬天墙上一层冰,夏天到处是蚊蝇;那时每个囚犯每天只给一小碗高粱米,还要终日做苦役,许多人被打死、累死。他说:“现在这里只有唱歌声、音乐声、欢笑声,如果有人走到围墙外,决不会想到这里是监狱;现在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纱窗,过去苦役工厂成了锅炉房和面包房,从前爱国志士受折磨的暗室现在成了医务室的药房,从前的仓库现在修成了浴室,现在他们的人格受到尊重,他们每天可以学习,可以演奏乐器,可以绘画,可以打球,谁会相信这里是监狱?”他说:“现在中国正在建设给全人类带来幸福的事业,让我们走正当道路,不再犯罪,重新做人。”

在不少战犯写的文章中都说过,当他们被苏联送到中国来的时候,是恐惧的,是不服气的,甚至是仇恨的。有的人和我的心理一样,刚来的时候只会用自己的思想方法来推测,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民这样对待他们。他们看到修建锅炉房时,以为是盖杀人房,看到修建医务所、安装医疗设备时,以为也像他们干的那样,要用俘虏做试验。还有人把宽大和人道待遇看做是软弱。有个宪兵,在刚从苏联押到中国时是被日本战犯看做“日本好男子”的,终日大声叫骂。所方找他谈话,他侧身站在所方干部面前说:“我是苏联军队俘虏的,你们有什么资格来问我?”所方的人员对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并没有请你到中国来杀人,但是有权利来向你追究你的血债!现在没资格说话的是你。你自己想想去吧。人到世界上来应该给人类做些有益的事,你做的什么呢?”他还以为要给他动刑,再给他一次逞硬的机会,可是就叫他这样去了,再没理他。不久,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了,他再也不闹了,因为他知道了讲道理的人并不是软弱,而野蛮却正是虚弱的表现。他变成了不声不响,终于自己主动地讲出了他的罪行。

日本战犯这些故事流传出来之前,日本战犯的变化是几乎人人皆知的。但我那时只顾考虑自己的问题,就像从前看报和看家信一样,无心认真去思索。其实从一九五四年前后起,日本战犯们的变化就不断地显露出来。我不如从溥杰的残缺的一九五五年日记里抄些有关段落,借以说明(方括弧中的话是我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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