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躺在床上,想安定自己,

却又被紧紧攫住,不得安生。我起来数趟,每次都以为能找到办法,却只不过是陷入到更深的焦灼当中。

第二天上午,我去看锁孔里断掉的钥匙,它像阳具,被长着牙齿的阴道悲哀地咬死。我需要一把老虎钳。我去学校拍毕业照,可以顺路买回。

这天光线柔和,照在成行的绿树上,使学校干净、疏朗。他们团在一起,唧唧喳喳,我站在一旁格格不入。照相分两个步骤,每人先照头像照,最后合影。在等待时,我窥视着孔洁,她穿着白色丝绸演出服、淡红裙子,打着蓝色领结,不时擦汗湿的头发。太阳照下来,使她更加的白,就像照在雪地上那样让人心慌。

在上学之外的所有时刻,她的母亲都像一条可怜的狗跟着她——这是她跟我说的。在她的父亲死掉后,她成为母亲唯一的财产,被关在门里,像工人那样操练小提琴。每次演出,母亲都僵硬地坐在台下,细细观察观众的表情,然后极其严肃地将她领走,直到有天她让所有观众起立鼓掌,母亲才搂住她,又是哭又是笑。

她唯一的秘密是一只小狗。她窝藏着它,处心积虑地与母亲周旋,不足两天,便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事。每天下课,她都找人寄养,最后找到我。我有一间房子,一个人住。我把狗养死了,因为恼恨地踢了它一脚,它从此一蹶不振,死在她怀里。她用小铁勺一勺一勺挖它的坟地,泪水汩汩而出。我告诉她是别人踢了它一脚。

现在,她看到我在看她,觉得我有事,便走过来。她的眼神充满柔情,就像一个哑巴看到另一个哑巴、一个聋子看到另一个聋子那样。我们都死了爸。她说:“你很不开心。”

“我和我的婶子很麻烦。”

我不敢直视她黑漆漆的眼睛,随便又说了句“没法活”,便不安地离开了。

照相的地方有块钉好的白布,前面摆着一张椅子,有人坐上去,大家都行注目礼。轮到我时,我感到很不自在,照相师傅把脑袋从照相机后抬起来,说:“你也该理理你那乱蓬蓬的头发了。”大家哄堂大笑。我嘴唇哆嗦,脸色发红,但还是抬起下颌,将茂盛的胡子、咬紧的腮帮留在镜头里。我让眼神显得冷漠。我觉得这种照片就应该按通缉令的标准拍,这时讲究美没有任何意义,这就是我留给你们的最后印象。

合影后,我找到多少有过一点交情的李勇。他惊惧地看着我。他告过我的密,我们为此打架,他输了。我宽宏大量地拍他肩膀,搂着他耳语:“一日是兄弟,一生是兄弟。”

从此,我再也不会回到这所学校。

买到老虎钳后,我清查余额,还有一百来块,索性又换地方买下尼龙索和弹簧刀,这样就剩不下几个子儿。我知道购买管制刀具需要开证明,因此开始只打算买水果刀,但当店主露出共谋者才有的笑容时,我忽然觉得不必那么谨慎了,要了匕首。他将我拉到内间,找出一箱军用弹簧刀,我挑了最便宜的那把。

我觉得有一把弹簧刀,事情就会有一种仪式感。我将它藏在包里,走过人群,不一会儿就忍受不住诱惑,将手伸进包里,按起按钮。嗒,它弹出去,嗒,它收回来。我感到眩晕,我是死神,可以随时决定这些路人的生死,而他们只能将之归结为偶然。但我得挑选。在我心中,一个人被杀是因为他值得被杀。我觉得这些人都不太合适,直到走来一个一边用小梳子梳头一边左右张望的年轻人。他大约一米八,穿着巨大的皮鞋、修长的西裤和能显现胸腹的黑色紧身衬衣,就是瘦得有点过分,肩宽仅一尺左右,这让他看起来像一根可笑的扁担。但这并不影响他对自己的良好判断。他紧抿嘴唇,威严地走过人群。我想直到昨天他还怀才不遇地爬上寡妇的肚皮,而今天已然升职,拥有独立的办公室。

我们像两棵树、两根木棍那样擦肩而过,而我心知,我是杀过你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回到家属院,我用老虎钳夹住钥匙的残柄,却使不上力,转也转不动,扯也扯不出。弄了一小时后,我愤怒不堪,握住老虎钳往保险柜狂敲,只觉虎口震痛,眼泪翻滚。我想事情苦心编织如此,毁在这么一个小细节上了。

下午一点半,隔壁门响动,是何老头儿出门。事虽不济,我还是按照计划,强打精神跟出来。何老头儿牵着一只猎犬,它抬腿时就像一匹老马那样斯文,懒劲十足。有时他和它停下来,他搔手臂,它侧过长着疥疮的背去蹭他的腿。当它趴住不肯走时,他吐唾沫,连续踢它的腹部,说:“养你有什么用,死了算了。”而它只例行公事般地哼几声。他得用皮带抽,它才努力支撑着,摇摇晃晃站起来。有时为了让它走得有信心,他会往路上撒些饼干渣。

这是一条永远也不主动叫喊的老狗。但在我收养孔洁那只小狗时,不知道它怎么将信息传递过来,我这边的小狗疯狂刨门,不停叫喊。就是那次,何老头儿猛拍我的防盗门,接着用脚踢。我想捂住小狗,但它挣扎得更厉害。我只能打开门。这是我第一次看清他的脸。他掐着我的脖子,脸色红透,眼珠突出,牙齿全黑了。

“吵死人,都几点了!”

“对不起。”

“你他妈还想不想活了!”

“对不起。”

“你要不想住,滚!”

“对不起。”

“对你妈逼的对不起。赶紧的!”

“对不起。”

他松开手,我咳嗽起来,我想这样会勾起同情,但他还是抽了我一记耳光,并狠踢了我一脚。我泪花翻滚,朝他鞠躬,关好门。我想捂死小狗,但它也被吓呆了。我给孔洁发短信要她赶紧带走,它却又叫起来,我便一脚踢向它肚子。它轻飘飘地飞起来,重重落在地上。

我现在跟着他,却是没有恨,我觉得那走着的只是一具木乃伊。我能理解这个过去俯视几千人的教官现在所拥有的特有的寂寞,他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时间的无限延长。他睡眠时间很少,很早起来遛狗,太阳升起时归来,声势浩大地做饭,然后去岗亭处取报纸,逐字逐句地读一个上午,再声势浩大地做饭,午休一小时,最后从家里出来,带着那只万寿无疆的狗。有一天,他既没遛狗,也没做饭,而是穿着整洁的军服,佩戴灿烂的勋章,早早坐在楼下。傍晚了,一辆吉普车才开进来,他鼓起水汪汪的眼睛,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和来者逐一握手。我站在二楼,看到那些慰问人员一个个像被绑架了那样焦灼不安,不禁觉得好笑。

他继续朝前走,碰到一伙围着三轮车下棋的,背起手慢慢看。应该是有人出棋没按照他的意志,他大声嗟叹,这样别人就和他争吵起来,以他孤零零的胜利告终。他们白着眼,骑走了三轮车。

然后他走向一堵墙,墙两边分别是街市和工地,墙下蹲着三五个穿着鲜艳上衣和平常裤子的中年妇女,正大口吃着盒饭。一些穿白背心的老头儿夹着碟片、提着食物逡巡在那里,装作不知道她们是干什么的,直到她们说:“想玩吗?”

何老头儿每次都抢着说:“想啊,就看玩什么。”

“玩什么你还不知道吗?”

“不知道,说说看。”

“你都知道还要我说干什么。”

“我真不知道。”

“操逼。”

得到这个答案,何老头儿心满意足地走掉。他从来没有远远地跟着小姐去一趟出租屋。他解下拴在树上的皮带,一再念叨着“操逼”,和他的狗去附近公园了。我懒得再跟,走回家里,往锁孔里倒肥皂水,用老虎钳夹住钥匙,还是弄不出来。我呆呆站着,脾气像小瓶里升温的气体那样,慢慢膨胀,终于爆发出狂怒的力量。我握住老虎钳不停地砸锁芯,那东西带来巨大的反作用力,几乎震断手臂。

后来我躺在床上,想安定自己,却又被紧紧攫住,不得安生。我起来数趟,每次都以为能找到办法,却只不过是陷入到更深的焦灼当中。最后一次起来时,我万念俱灰,只想怎么惩罚它。我对着它狭长的入口撒尿,然后双手抓住立脚,像牛那样拱起半边肩膀,连吼三声,将它顶翻。它嘭的一声倒下去。不可能指望它会自己散架。但在它底部,我看到一只粘紧的密封塑料袋。拆下袋子,再揭开里边的塑料泡沫和旧报纸,便看见一只像镜子那样又圆又扁的玉佛,有些晦暗,凑到光线下看,却又分明活了。它笑个不停,眼睛、眉毛、嘴巴在笑,就连额角的绛红色胎记也在笑,笑得肉脂和衣服像波浪一样翻滚起来。

我也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我想打电话告诉这世界上的随便什么人,我是怎样发现一个小市民在藏宝时所涌现出的奇怪心思的。她有着近乎愚蠢的聪明,对谁也不相信,包括自己,她觉得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她将宝贝粘在保险柜底下。她昨天将我轰出来,是想自己蹲下去摸那里,她摸到了,安心地走了。

何老头儿回来时,我对手机,是下午六点半。我想你真他妈不愧是一个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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