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早上,姐姐打来一个电话,让我回一趟椿树街的老家。她替我包了茴香馅的饺子。我虽是北京人,可平常不怎么爱吃饺子,尤其是茴香馅的。姐姐说,常保国听说我答应搬家,这两天心情不错,一次也没打过她,也很想和我好好喝两盅。我买了一点水果,并把颂平送我的两件TOMMY牌衬衫带了去,权作礼物。我不敢告诉她,衬衫是蒋颂平送的。多年来,在我们家,“蒋颂平”是一个被禁锢的名字。同时被禁锢的,还有一段压在姐姐心头的秘闻。

常保国是否知道这段隐秘,我不敢肯定。

母亲去世后,我从未回过椿树街的老家。有一次,我去大红门,从一个福建人手里,购买捷克产的KR胆管,恰好从椿树街经过。我远远看见老家的院门关着,也就没去打扰他们。姐姐有一个儿子在深圳,但已经懒得和他们来往。有一年,姐姐和姐夫大老远跑去宝安看他,那个与马来西亚人结了婚的外甥,据说在一家公司担任高管,竟然拒绝和他们见面。夫妻俩在世界之窗公园逛了逛,对着按比例仿制的凯旋门和荷兰风车,胡乱拍了几张照片,就灰头土脸地回来了。

可这并不影响姐姐逢人就炫耀她的儿子有出息。

椿树街在南城,其实只是一条狭窄的小胡同。有人叫它椿树坊,也有人叫它造甲营——大概是过去八旗兵制造铠甲的地方吧,总之比较混乱。我们家的两间砖房,又低又矮。父亲还活着的那些年月,又在旁边的空地上接出了一间房。居委会的人三天两头找上门来,勒令拆除。父亲照例一声不响。被逼急了,也只是用一声长长的叹息来表明他的态度:啊!

可谁都弄不清他这个“啊”到底是个什么鸟意思。

母亲已经有点顶不住了,可父亲反而得寸进尺,用造房剩下来的砖瓦,在房前又围了一个足有三四十平方米的小院。奇怪的是,小院围成以后,居委会的人却再也不上门来了,他们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他们害怕父亲的沉默寡言。

父亲长得高大白净,背有点驼,对什么事情都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他原先是酒仙桥一家国营电子管厂的正式职工,后来不知出了什么事,就被打发回家了。成天围着一块白布围裙,戴着蓝咔叽布的袖套,在家对面的胡同里替人修收音机。我那时还小。有一天,我问母亲,爸爸为何从来不跟我们说话?母亲说,他心里很苦,性情就变了。她还说,我刚出生的那些日子,他每次下班回家,进门第一件事就是趴在床上,在我脸上一顿乱亲,连鞋都来不及脱呢。听她这么说,站在一旁仰望着她的崔梨花,脸上就有了迷茫的表情。

“他也亲我吗?”憋了半天,生性胆小的崔梨花终于问道。

“也亲。”母亲想了想,笑着摸了摸她的头。

终于有一天,在那间光线幽暗的修理铺里,父亲趴在堆满半导体零件的小桌上,手里攥着一把绿色的小改锥,死了。

据说是心肌梗塞。

那天傍晚,我到得稍微早了一点。常保国在邻居家打牌,还没回家。姐姐在砧板上剁肉。她本来也可以使用冰箱里的肉末,可她说机器压出来的肉泥有股子生铁味,不好吃。她只比我大两岁,可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这么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地打量她。她笑起来的时候,总有一种故意讨好别人的意味。虽说一向如此,可我每次看见她这张脸,心里总有点厌恶。她问我最近有没有找到意中人,并马上提到,她们单位有一个离异的同事,四十岁左右,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人倒是很实诚,长得“美丽端庄”,就是说话有点大舌头,问我愿不愿意见一见。

我告诉她,前几天刚刚遇到过一位算命先生,听他的口气,似乎我这辈子再也结不上婚了。我没提是在哪儿见到这位算命先生的,她听不得“蒋颂平”三个字。

“算命瞎子的话,你也能信?”姐姐说,“这些年,我给你说过的对象,少说也有一打了,高不成低不就的。要我说,你恐怕心里头还是忘不了玉芬那个狐狸精。”

“没准是吧。”我笑了笑,胡乱地敷衍了一句,懒得和她再说下去。

“你要不要进里屋去看会电视?保国一会儿就回来。”

我麻木地望着她,没有吱声。看着她近来染得黑里透黄的头发,我的心里忽然有些伤感。恍惚之中,我一度出现了错觉,仿佛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就是母亲。像母亲那么瘦,像母亲那样越长越小。一阵凉风吹进屋来,老槐树抖下几片黄叶,我的鼻子不由得一阵阵发酸。有点想,怎么说呢,有点想过去搂搂她。

“要不,你到外面去转转?”姐姐对我的失神似乎也有点意外。

于是,我走到了屋子外面,坐在院子的门槛上抽烟。

胡同里停满了汽车、平板车和残疾人的三轮摩托。父亲当年工作过的那个修理铺,早已不在了,如今开了一家明炉烤鸭店。隔壁的国营理发店和一家浙江人开的裁缝铺子也都不见了踪影。只有公共厕所还在原先的位置,还像原先那样骚烘烘的,只是外墙贴上了蓝白相间的瓷砖。胡同里来来往往的人,我自然是一个都不认得。

人的记忆,确实有点不太可靠。我明明记得这个胡同,曾经是那么宽,那么长,仿佛到处都是树木的浓荫,满地都是白色的槐花,不像如今这般杂乱和逼仄。小时候,胡同东面的丁字路口,长年都有小贩在那儿摆摊。夏天是摇着扇子、戴着草帽、叠着好几层肚皮的大爷,照看那一堆碧绿的西瓜。冬天,占据那个街角的,是烘爆米花的山东人,或是卖冰糖葫芦和棉花糖的小贩。

坐在门槛上,看着夕阳中荒芜的街道,我心里有一种浮薄的陌生感。那些过去生活的吉光片羽,像某种早已衰歇的声音留下的回响,搅动着迟钝的记忆。我并不喜欢怀旧,心中有些沉甸甸的伤感,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地方曾被称作“家”吧。屋顶上的飒飒的树声,枝桠上的月亮,蝉鸣和暴雨,以及清晨空气中刚出炉的煤渣的香气,曾经日复一日,伴我入睡,也曾在黑夜中轻轻触摸我的灵魂。一旦那种特有的幽寂之感压在心头,你就会有一种时过境迁、精华已尽的恐惧,就像你全部的好日子都已经被挥霍完毕。

我们家在胡同的东头,蒋颂平住在街西。我们两家之间,隔着一座小四合院和一机部的家属大院。那座精致的小四合院不常有人住,但偶尔也可以看到门口的石狮子前,停着一辆黑色的高级轿车。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树木掩映的小院中,有时也会亮起一片迷蒙的灯光,通宵达旦。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当初住在里面的到底是什么人。

我时常看见幼年的蒋颂平,踢着一只脏兮兮的猪尿脬,或者滚着一个铛铛作响的小铁环,从街西一路走过来,快到丁字路口,又再折回去。我们家的位置,恰好处在他神秘而孤独的旅程的折返点。有时候,蒋颂平手里,既无尿脬,也无铁环和弹弓,而是用一枚枣核划着墙,在那些布满“我日”和“打倒”字样的灰泥墙上,留下一道道白印,直到他把枣核磨出眼睛和嘴,使它变成一张人脸。

几乎没有人搭理他。

每当他走过我们家门口,母亲总是要多管闲事地探一探身子,朝外面张望,并感慨一句:蒋二麻子家的这根独苗,大概是她所见过的最孤独的孩子了。“蒋二麻子”是谁,他们家大人是干什么的,我从未听人说起,更未见过面,仿佛他们压根儿就从未存在过。后来,颂平渐渐就和我姐姐混熟了,并很快加入了女孩子们的游戏。踢毽子,跳橡皮筋,抓羊拐,居然样样精通。蒋颂平自甘堕落地在女孩儿堆里混,大概是那个年代过于寂寞了吧。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姐姐忽然就迷上了抓羊拐游戏。她把羊的踝骨磨得像玉石一般玲珑剔透,将它浸泡在红墨水中染色。她还偷偷地用珍贵的绿豆缝制漂亮的沙包,不知道挨了母亲多少巴掌。我从未玩过这种游戏,也不大知道它的规则,但我似乎听说,要玩这个游戏,至少得有四枚羊拐才行。在那个年月,要弄到这些东西并不容易。而蒋颂平有一个魔术师的口袋,只要姐姐想要,他的口袋里一定会有。当他把一枚枚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黑乎乎的油腻之物递到姐姐手中,傻傻地向她大献殷勤的时候,姐姐总是对他哈哈大笑:“蒋颂平,莫非,你爸妈是开羊肉店的?”

父亲发心脏病猝死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去他干活的那家无线电修理店。在父亲生前用过的那个工作台前,静静地坐上一会儿,心里就会好受一点。店里另外两个修理工,只当看不见我。他们既不和我说话,也不关心我干什么。甚至就连父亲死去的那些日子,我也没有从他们嘴里听到片言只字的安慰。我的心里受不了那份冷漠,就暗暗地怀上了憎恨。我每天大模大样地走进修理店,坐在父亲的工作台前,看着那台装了一半的收音机和那把绿色的小改锥发愣。仿佛那是属于我的权利。

等到天渐渐地黑下来,母亲流着泪找到我,一声不响地把我从那儿领回去。几乎每天都是如此。

直到有一天,那个名叫“许大马棒”的修理工,默默地走到我跟前,陪我坐了好半天。他一连抽了两根烟之后,神情就变得更加肃穆。他把一只大手放在我的肩膀上,重重地叹了口气,忽然对我说:“我们来做个交易怎么样?你要是能够让你父亲留下来的这台半导体发出声音,你就可以把它带走。怎么样?”

‘那时候,我还很小,能够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收音机,简直是一件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于是,我开始试着摆弄起那台覆满灰尘的收音机来。许大马棒也开始教我一些简单的技艺。比如,把散乱的漆包线均匀地绕在线轴上;用小刮刀刮去电池弹簧上的铁锈;如何找到短路的线头,化开小焊点,用焊枪把线头重新接上;如何给收音机外接一组容量更大的电池;如何安装电容和电阻……

差不多两个星期之后,父亲的那台只装了一半的收音机居然出声了。我至今还记得,收到的第一个节目,是宋玉庆演唱的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

如果说,在漫长的童年时代,我曾经偷偷地崇拜过什么人的话,那就要算是宋玉庆了。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他的英武挺拔,绝不是今天的周杰伦之流可以望其项背的,就算玉芬少女时代所暗恋的大众偶像王心刚,相比之下,也要略逊一筹。

迄今为止,这段《打败美帝野心狼》,仍是我唯一学会的京剧唱腔。

同志们一番辩论心明亮,识破敌人鬼心肠。

美帝野心实狂妄,梦想世界逞霸强。

失败时,它笑里藏刀把“和平”讲,一旦间,缓过劲来张牙舞爪又发疯狂。

……

在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听着这段唱腔,忽然想到,如果父亲还在,如果他也能听见这段唱,知道我已经学会了修收音机,那该多好啊!想着想着,就一个人哭了起来。一阵凉风吹到我脸上,我心里忽然一松,那么多天来堵住我嗓子眼、压在我心上的石头,忽然不见了。

我终于接受了父亲离去这一事实。

许大马棒为我的收音机特地缝制了一个黑皮套。母亲在傍晚时找到我的时候,我听见许大马棒对母亲笑道:“这孩子,是块好料,比连昆(我父亲)强啊。”

“那将来,就让他跟你当徒弟吧。”母亲说。

“别呀,”许大马棒把收音机装入皮套,按上搭扣,郑重其事地交到我手中,笑道,“他要人了这一行,哪还有我们的饭吃?”

听他这一说,母亲就更高兴了。她拽着我的手,踩着吱吱作响的冻雪,沿着空荡荡的胡同往家走。我抱在怀里的那台收音机,一路上都在唱着《老房东查铺》。到了胡同口,忽然看见蒋颂平手里拿着一只陀螺,在黑暗中张着嘴,一动不动地望着我们。他戴着有护耳的皮帽子,眼睛睁得很大。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他那惊骇和羞涩的眼神。

第二天,他果断地将那些成天在一起厮混的女孩子撇在了一边,从此紧紧地撵上了我。我们之间的交往,就是从他缠着我借收音机开始的。

一九七六年八月,关于地震的谣传,开始在胡同的各个角落里酝酿并发酵。七·二八唐山大地震之后,一机部家属大院的锅炉房烟筒被震歪,它那摇摇欲坠的样子,看上去让人触目惊心,无疑也迅速放大了人们心头的恐惧。很快,大院里搭起了防震棚,椿树街的居民随即开始仿效。理发店边的树林里,街西护城河边的空地上,简陋的防震棚,一座接着一座地繁殖。还有人用麻绳和床单在树林里搭了吊床。

恐慌在静静地蔓延。

七八月份的北京,是雨水最多的时节。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在八月中旬的暴风雨之夜。那天晚上,母亲带着我和姐姐,趁着天黑,去护城河边偷偷地为父亲烧纸。回来的路上,就遇到了突如其来的瓢泼大雨。深夜的大街上空无一人,可当我们走到向阳照相馆的边上,却突然发现,铺着碎砖的街心,居然搁着一张孤零零的行军床。一个一米八几的大汉,身上严严实实地裹着塑料布,手里还抱着一把雨伞,在大雨中呼呼大睡。母亲笑着指给我们看,感叹世界上还有这么怕死的人。崔梨花这时终于不失时机地接过话头,哆哆嗦嗦地说了一句:“您还别说,我觉得吧,弟弟好像,也有点怕……”

母亲不断地安慰我们,就算是地震把我们家的那几间破房子震塌了,屋顶上的那几片烂瓦,是砸不死人的。再说了,就算地震是毁灭性的,全北京都震塌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些当官的,有钱的,都能死,我们这样的穷人本来命就不值钱,死就死吧。听她这么说,我和姐姐立刻就惊恐地意识到,她的这种想法根本不合逻辑,也很愚蠢。我们一致决定,对她消极悲观的糊涂思想,进行一番死缠烂打的哭闹。后来,母亲被我们逼得没办法,就请人在院里搭了一个小棚子,用砖头垒了一张床铺,让我和姐姐睡在里面。可她自己呢,坚持睡在老屋里等死。

那时,我和蒋颂平已成为形影不离的朋友了。他们家住在一幢五层楼的公寓房里,房子一倒,可不是闹着玩的。因此,他有充足的理由提出在我们家的防震棚中借宿。母亲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蒋颂平虽说平常形单影只,一副不遭人待见的可怜样儿,待人接物却是八面玲珑,能说会道。他整天在胡同里东游西串,见多识广,也很招人喜欢。他不仅知道安东尼奥尼以拍电影为幌子,乔装打扮,混入我国境内,伺机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而且还知道每个石榴里的石榴籽儿是恒定不变的,不管你怎么数,都是六百六十五颗。

蒋颂平和我们同吃同住的那些日子,母亲还时常和他开玩笑,要他干脆就呆在我们家,给她当儿子得了。

还有一句话,母亲时不时挂在嘴边:“这孩子,太聪明了。要是有一天,资本主义果真复了辟,唉,你们姐弟俩恐怕只有替他打工的份儿。”

我们没把她的话当回事。因为,我们心里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管天底下发生什么事,资本主义是不会复辟的。

我一直不知道蒋颂平他们家出了什么事,在地震将临的生死关头,他的父母和家人依然没有露面。问母亲,她也不肯说。最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两个字:很惨。

在恐惧被无限放大的同时,闹地震的那段日子,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学校放了假,我们无所事事,每天都披星戴月地在外面疯跑。蒋颂平时常带我去郊外的野河里游泳——我们只消沿着东街的丁字路口往南走,绕过一家煤球厂和一座荒草丛生的明代团城,穿过一条铁路桥的桥洞,就来到了野外的河边。游完泳,我们就躺在农民的西瓜地里,吃饱了西瓜后,再美美地睡上一觉。醒来后,肚子饿了,还可以再吃。

实在无聊的时候,我们也会到许大马棒的修理铺去逛逛。那时的店铺里,新来了一位修理工,占据了父亲原先的那个工作台。许大马棒的铺子,营业范围有所扩大,也开始修理录音机或黑白电视机一类的玩意儿。许大马棒自称是这个世界上最不怕死的人,他可不愿意费事去搭什么防震棚!什么二号病啦,什么美苏核战争啊,什么毁灭性的地震啊,统统不在话下。他的观点与母亲如出一辙。他说:“人固有一死。别人能死,我也能死;别人不死,我也不妨一死……”

在地震闹得人人自危的那些日子里,居委会的大妈大婶成天拿着个铁皮喇叭,戴着红袖章,在胡同里来回巡逻,告诫居民们晚上睡觉时千万不能脱袜子。许大马棒也许是整个椿树街上唯一一个气定神闲的人了吧。可蒋颂平根本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认为,许大马棒是在吹牛。他对我说:“你糊涂啊!人哪有不怕死的?你看,许大马棒好像不把地震当回事,一副不怕死的样子。可你有没有发现,他的工作台的角落里,有个弹簧,弹簧上还倒竖着一只空的汽水瓶。那是他自己研制的简易地震测报器。如果真的发生了地震,整个椿树街上,许大马棒就是第一个知道的人。你要不信,我们就来做个试验。”

说罢,蒋颂平从口袋里摸出一把弹弓,隔着窗户,把粉红色的轮胎皮拉得长长的,随后,手一松,只听哨的一声,被击落的汽水瓶掉在地上,立刻摔得粉碎。

正在专心致志地修着收音机的许大马棒,像是触了电似的,不由得就是一哆嗦。他茫然地朝四周看了看,然后,他弯下腰去,瞅了瞅地上的碎玻璃,随即摘下老花镜,往桌上一扔,像中了邪似的,在屋里拍着屁股,跳着脚大叫起来:“地震、地震!乾贵,白菜帮子,快!你们俩,快跑!不好啦,地震啦……”

蒋颂平嘿嘿地笑了两声,拉着我,一猫腰,躲在了窗户底下,压低了声音,讥讽道:“你妈屄!老东西!地震了,你倒是赶紧往外跑啊,在屋子里跳什么跳?”

许大马棒不怕死的神话,当然是不攻自破。可我没笑。不知怎么,我觉得颂平的玩笑也有点太过残酷了。我是一个喜欢让自己的感觉停留在事情表面的人。我有点为许大马棒感到难过。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论是人还是事情,最好的东西往往只有表面薄薄的一层,这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任何东西都有它的底子,但你最好不要去碰它。只要你捅破了这层脆弱的窗户纸,里面的内容,一多半根本经不起推敲。

地震风波还没有最后平息,我们的生活就已经被悄然改变。突然有一天,蒋颂平不再上门。他没有留下任何解释,就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我问母亲,她就板起脸来,对我吼道:“你问他做什么!这种人,以后少跟他来往。就当他死了。早死早投胎!”

我又去问姐姐,姐姐的眼睛红红的,茫然若失,半天才哭着对我说:“请你以后别再跟我提他,好不好?”

我说过,我是一个不爱寻根究底的人,也就没再去为难她们。在蒋颂平和姐姐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也没什么兴趣,只是心里又多了块石头。每次我在街上遇见他,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劲儿。他要么是人影一闪,躲入街边的树林,要么就是假装没有看见我,贴着胡同的墙根,远远地一走了之。有好几次,我都想截住他,把事情问个明白。最终,还是克制住了心头的蠢蠢欲动。因为,假如单方面与他和好,我觉得有些对不起母亲和姐姐。为了不让他感到太尴尬,我也开始主动对他视而不见。

时间一长,我就把这个人渐渐忘在了脑后。

那年十月末的一天,我从学校回到家中,一进门就撞进了姐姐的房间,彼此都吓了一跳。我看见她正坐在床沿上,在一个搪瓷盆里数着石榴籽儿。姐姐先是本能地用手捂住搪瓷盆,随后,不好意思地红了脸,把瓷盆往外一推,低低的骂了句:“他妈的,骗子!整个一骗子!”然后,她丢下我,板着脸,把辫子往后一甩,气呼呼地起身走了。

大概也是闷极无聊吧,姐姐走后,我把那搪瓷盆里的石榴籽一连数了两遍,每次都是六百七十一颗。比蒋颂平所吹嘘的六百六十五那个恒定数,多出了六颗。

我和蒋颂平恢复正常的交往,要等到四年后的一九八。年。那时,他经过补习,考取了北京邮电学院。而我,则在一年前,从高中毕了业,到红都服装店学做裁缝去了。蒋颂平家里大概果真没什么人了,考取大学后,由他姑姑出面,在台基厂的松鹤楼,摆了几桌酒席谢师。那天下班后,我在骑车回家的路上,在大栅栏遇见了他。两个人都有些不知所措。也许是因为实在找不到话说,蒋颂平就问我,愿不愿意去台基厂一起喝一杯。

我不知道如何拒绝,也就答应了。

由于那天没带什么庆贺之礼,事后,我花了差不多整整三个多星期的时间,在许大马棒的铺子里,替他装了一台短波收音机。许大马棒那时已经中了风,瘫在一张烂沙发上。但他还是没有忘记善意地提醒我:用短波收音机来收听邓丽君和“美国之音”,都是违法的。

蒋颂平后来告诉我,他收到我替他装的那台收音机后,一次都没听过,就把它扔到了学校附近的一条臭水沟里。一看到这台收音机,当年在防震棚里发生的那个噩梦,就会死死缠住他。他说,要想彻底忘掉那件事,根本是不可能的,除非发了疯。这么多年来,为了这件事,他已经耗尽了身体的元气。他让我不要介意——除了扔掉那台收音机,他没什么别的办法。看来,当年所发生的那件蹊跷事,远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这件事不仅压在他心里,也无时无刻不横亘在我们后来的交往中。每当他投来探寻的目光,那件事情的阴影,就会一下子罩住我们。

蒋颂平在邮电学院,学的是电讯专业。为了让颂平不至于因为跟我交往而感到丢脸,我还瞒着他和家里人,偷偷地在右安门的红旗夜大报了名。红旗夜大没有电讯专业,我就随便选了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十多门课程中,只有《大学语文》勉强学得下去,坚持了一年多,最后还是放弃了。

颂平上大三那年,得了肝炎,被学校隔离在地坛医院的传染病房里。我每个周末都会去看他。在光线阴暗的走廊里,陪他坐上整整一个下午。有一天,我在临走之前,终于鼓起勇气,对他说出了多年来盘桓在心头的一番肺腑之言:“不论当年你与我姐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也不论这件事如何的卑劣,甚至肮脏,我都会完全、彻底地原谅你。事情既然早已过去,就请你把它忘了吧!就当它,压根儿没发生过一样。好不好?”

蒋颂平大概没想到我居然会这么直截了当地触碰到他心中的隐痛。他因肝炎和过度的恐惧而显得蜡黄蜡黄的那张脸,忽然间竟漾漾地泛出了些许潮红。他愣愣地望着我,好半天目瞪口呆。最后,他忽然站起身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腕,肥厚的嘴唇抖个不停,眼睛里噙着泪水,对我说:“兄弟呀,你原谅我,有他娘的什么用?我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啊!”

这一天晚上,在姐姐家吃饺子,我和常保国都喝得醉醺醺的。姐姐那张长满小肉球和褐斑的脸,被时间消磨、毁损、侮辱,没有了任何的活气,但它仍有足够的力量,禁锢住一段阳光缤纷的岁月,紧紧地锁住一个青春的秘密。

姐夫不断地向我劝酒,不时毫无必要地按一按我的肩膀。他的热情,多少有点让我受宠若惊。他说,若不是一年前他在昌平轧死了人,赔了一大笔钱,欠下一屁股债,若不是车祸导致了他的跛足,且再也无法找到新的工作,绝不会出此下策,让我搬家。他还说出了一句让我略感震惊的名言:“他妈的,这个社会,逼得亲人之间也开始互相残杀了。”

就在这个当口,我忽然想起几天前蒋颂平跟我说的那番话来。我明知道这个念头很无聊,还是偷偷地朝桌子底下溜了一眼。姐夫今天脚上穿着的,是一双破旧的旅游鞋。

酒酣耳热之际,为了对姐夫的热情和坦诚有所表示,我心头一激动,就向他发誓赌咒,我会尽快、立刻、马上就搬家。我一边说着这些话,心里一边深深地感到懊悔——好像我搬离了那个北墙漏风的房子,还真有地方落脚似的。我根本没想到,如今,就连蒋颂平服装厂的厂房,也已指望不上了。

姐姐不时地插话,让我多少有些不快。

她反复规劝我跟她单位的那个大舌头同事见面。说什么,假如我这辈子不结婚,不能成家,像孤魂野鬼似的在这个社会上漂着,别说对不起母亲的临终交代,就是死去多年的父亲九泉有知,也不会瞑目的。说着说着,又跟泪鼻涕地哭了起来。

我在半醉状态下答应了去相亲。时间就定在下一周的星期六。我一答应她,心头陡然就蹿出一股毒焰来,对自己产生了极大的憎恶。

为了尽快醉倒,我暗暗加快了喝酒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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