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言尽皆属实,绝无虚诳。”

“我发誓,”证人说。

证人并没有嚼口香糖,可是他的下巴不停地动着,偶尔咂舌发出喷喷的声音来强调菜一点,让人觉得他好像一直有嚼不完的口香糖似的。他有一张狭窄而充满怀疑神色的脸,不停交替地表现出好脾气和轻蔑:颈子很细,一头颜色和质地都像甘草的头发。他要特别强调语气时,就会在说话时把头猛地往旁边一转,好像他在用那看不见的口香糖变什么花样似的;还用眼睛狠狠地瞪着问他话的人。另外,除了H.M.之外,他对每个人都称呼“大人”的习惯,也许是出于敬畏——但也可能是他有共产主义的倾向,这由他撇嘴的样子和他领带上的镰刀斧头花样也看得出来。

H.M.直接开始问话。

“你的全名是何瑞思·卡莱里·葛拉贝尔,住在普特尼的班哲明街八十二号吗?”

“一点也不错。”证人很开心地采取守势似的同意道,好像在问谁敢怀疑。

“你以前是不是曾在公爵街欧赛大厦,也就是被告所住地方的服务处工作过?”

“不错。”

“你在那里的工作是什么?”

“我是个特殊清洁工。”

“到底什么叫特殊清洁工呢?”

“是这样的。有些他们搞得乱七八糟的,清洁女工不愿意清理。比方说烟灰缸满了,他们倒在字纸篓里,用过的剃刀到处乱塞,只要看不到就算了。他们什么都乱丢——呃,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特殊清洁工作,尤其是他们开过派对之后。”

“在一月三号左右,你在那里工作吗?”

“就是在那一天,”何瑞思·卡莱里·葛拉贝尔很神气地更正道,“就在那天,我在那里工作。”

“嗯,你认得死者胡弥先生吗?”

“我没有那个荣幸和他相识——”

“你只要回答问题就好了,”法官语气不善地说。

“很好,大人,”证人很滑顺地说,他的下巴伸了出来,上唇收了回去,露出牙齿,“我正要说咧。只除了有一回,我们很亲近,他给了我十镑,让我不说他偷东西的事。”

之前有好几次,记录员有机会写下“轰动”这两个字。这一回,倒不能称之为全场轰动,因为没人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因为葛拉贝尔说得那样随便,才更觉惊人。法官缓缓地拿下了眼镜,从假发下解了下来,收好脚架,然后看看他。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法官包德金大人问道。

“哦,很清楚,大人。”

“我希望确定这一点,继续吧,亨利爵士。”

“我们也要确定这件事呢,庭上,”H.M.大声地说,“那,现在,你是怎么会把死者认得那么清楚的?”

“我以前在另外一个地方工作——不是很远的地方。每个礼拜,礼拜六早上,他们会用一个皮包把那个礼拜收到的钱送到首邑银行去。我也跟着去,你知道,就像是保镖;倒不是说真正用得到。死者,他其实并没有真正做什么事,我是说,他没有把钱交给柜台什么的。他只是从银行后面的那扇小门里出来,两手背在背后,向送钱来的裴尔京先生点点头,好像他是在赐福似的。”

“你在那里见过他几次?”

“啊,好多次。”

“你想有十来次吗?”

“比那多得多了,”证人坚持道,一面怀疑地摇着头,由缺了牙的缝里吸着气,“每个礼拜六,大概有六个月左右。”

“呃,一月三号,礼拜五的早上你在哪里呢?”

“在三C号房里清垃圾桶,”葛拉贝尔迅速地回答道,“那就是安士伟先生的公寓。”他很快而友善地朝被告比了下,然后把拳头抵住下巴,好像要撑着似的,接着马上又很严肃地把手放了下来。

“垃圾桶放在哪里?”

“小厨房里。”

“小厨房通到饭厅吗?”

“像平常一样,”葛拉贝尔表同意道。

“中间的门关着吗?”

“嗯。或者应该说是差不多关上了。只留了一条缝。”

“那你有没有看到或是听到什么呢?”

“呃,我当时没发出多少声音。正站在小厨房里的时候,听到饭厅的门开了——是饭厅的另外一扇门,通小玄关的。我想道,哎啊!因为安士伟先生这时候不会回来,我从门缝里偷偷地望出去,看到有个男人走进饭厅里来,走得很轻又很快,一眼就看得出他来是不干好事的。饭厅里的百叶窗也都拉下来了。他先在四面墙上轻轻敲打,好像是在找保险箱似的。然后他开始把餐具柜的抽屉一个个打开来,我起先不知道他拿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因为他背对着我。然后他走过去,把百叶窗拉起来看个清楚,这下我看到了他是谁,也看到了他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他是谁呢?”

“就是死者,胡弥先生。”

“他手上拿的是什么?”H.M.用比较大的声音问道。

“安士伟上尉的手枪,就是你放在那边桌子上的东西。”

“请把那把枪拿给证人。仔细看看,确定那就是死者在礼拜五早上从那个餐具柜里取出来的那把枪。”

“这就是那把枪。”证人说,他念着枪上的流水号,然后握在手里,他拉开弹头,再压回去,把枪口转过来,让陪审团里坐得最近的一位女士吓了一跳。“哎,有次他们开酒会闹得太亢奋,就是我去把子弹卸下来的。”

“告诉我们,你见到胡弥先生之后怎么样了?”

“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啦。他拿出一本小笔记簿,很仔细地跟里面记的什么资料查对了一下;然后把枪收进口袋里。呃,这就太过分了,我很快地走了出去说:‘哈啰。’我对到这里来偷东西的家伙不必尊重啦。这让他吓了一跳,不过他假装没事的样子,转过身来,两手背在后面,眉毛垮了下来——我敢说,他是想装出一副拿破仑的样子。他说:‘你可知道我是谁吗?’我说:‘知道呀;我也知道你刚刚偷了安士伟上尉的枪。’他说别胡说八道,他说那是在开玩笑。我听得出那种干了坏事想唬过去的语调;我可清楚得很;我知道他也明白这一点。哎,就像有一回,波费斯特黎爵爷在背心口袋里偷藏了A,K,J的牌被活逮的时候——”

“这些不用说了,”法官说道。

“很好,大人。我说:‘不管是不是开玩笑,你要去见管理员,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刚才偷了安士伟上尉的枪。’这下他安静下来。他说:‘好吧,可是你知道怎么样会对你有利吧?’我说:‘我不知道呢,老爷;因为我这辈子还没见过什么有利的事。’他用我敢打赌他从来没在银行里用过的口气说:‘要是你肯闭嘴不谈这件事的话,就能有一镑的好处。’我想我当然知道他想干什么,所以我说:‘我知道那是什么,老爷,那叫蝇头小利;这种利呀,我倒是见多了。’他说:‘好吧;十镑,这就是我的上限了。’于是他带着枪走了。”

“你收了那十镑的钱吗?”法官问道。

“收了,大人,我收下了,”葛拉贝尔一副毫不在乎而挑衅的表情回答道,“换了你会怎么样呢?”

“这不是我敢判断的事,”法官包德金大人说,“请继续,亨利爵士。”

“他带着枪走了,”H.M.摇了摇头,“后来你又怎么样了?”

“我知道他不干好事,所以我想我最好把这件事告诉安士伟上尉。”

“哦?你有没有把这事告诉安士伟上尉呢?”

“有呀。不是说因为他是个好人;而是因为我觉得那是我应尽的责任,如此而已。”

“你是什么时候告诉他的?”

“当时没办法跟他说,他去乡下了嘛,不过没想到他第二天就来了——”

“啊哈,原来,在案发的那个礼拜六他毕竟还是在伦敦,是吧?”H.M.说道。他停了下来,望着对方下巴的动作几乎到了在做鬼脸的程度,等着他回答。“你是什么时候见到他的?”

“大约是礼拜六傍晚六点过十分的时候。他把车子开进那排公寓后面他们停车的地方。周围没有别人,所以我告诉他说胡弥先生昨天来过,偷走了他的枪。”

“他怎么说呢?”

“他有一阵子表情很怪异,好像在想什么心事;然后他说:‘谢了,这很有用。’就给了我半个克朗,把车子掉个头又开走了。”

“小子,注意听好了。在被告口袋里所发现的那支手枪——就是这支枪——这支说是他在礼拜六晚上带去准备对付胡弥先生的枪——实际上是胡弥先生本人在礼拜五就已经由那间公寓偷出去了,是这样吗?”

“这事就跟上帝造了小苹果一样实在,”证人回答道,一面朝H.M.伸出的手指将身子由证人席上俯了出去。

H.M.坐了下来。

葛拉贝尔是个很自傲又饶舌的证人,可是所提供的证词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我们知道马上就要有一场争辩了,在那位检察总长还没开口说话之前,在证人和华特·史东爵士之间涌现的敌意就已经显然可见。伦敦人在代表国家法律和其他深植心中一切的红袍法官面前,本能地就会感到畏惧和尊敬,葛拉贝尔对法官的态度可以说是柔顺到谦卑的地步;但他对检方却没有这种看法,他们在他眼里显然只是来把你干掉的家伙。葛拉贝尔想必在站上证人席的时候,就注意着他们,而且随时会竖起毛来。而华特爵士那种——绝非故意的——傲慢的眼光全无安抚作用。

“啊……葛拉贝尔。你告诉我们说你从胡弥先生手上拿了十镑?”

“是的。”

“你认为拿这个钱是很正当的吗?”

“你认为他会拿出这个钱是很正当的吗?”

“我想,胡弥先生的习惯不是现在要讨论的问题——”

“呃,应该讨论才对,你们现在就是因为那些而想把那个可怜的家伙吊死呢。”

检察总长的表情想必突然变得很危险,因为证人往后退缩了一点。“你知道什么叫藐视法庭罪吗,葛拉贝尔?”

“知道。”

“要是你不知道的话,法官大人大概得让你弄清楚。为了避免不愉快的后果,我必须告诉你,你到这里来该做的事就只是回答我的问题——没有别的。说得够清楚吧?”

葛拉贝尔的脸色苍白,好像被一条绳子拉紧了似的;可是他昂了下头,没有回话。

“很好。我很高兴你明白了,”华特爵士把他的文件整理好。“据我所知,”他斜着眼睛看了陪审团一眼,继续说道,“你是卡尔·马克思的信徒吧?”

“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

“你是共产党吗?”

“有这个可能。”

“你还没决定好吗?——你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接受胡弥先生的贿赂呢?”

“有。可是我事后马上就直接告诉了安士伟上尉。”

“原来如此。你的‘荣誉是建立在不名誉的基础上’。你希望我们相信的就是这个吗?你是不是希望我们相信,你因为两次不忠于别人对你的信任,所以就让你变得更值得信任了呢?”

“喂,这到底是在说什么?”证人叫着,一面四下环顾。

“你告诉我们说,在一月三号那天你还受雇于公爵街的欧赛大厦,你现在没有受那里雇用了吗?”

“是的,我离职了。”

“你离职了?为什么呢?”

一片沉默。

“你是给解雇的吧?”

“不错,你可以这样说。”

“原来你是给解雇的。为什么呢?”

“回答问题,”法官很严肃地说。

“我和经理处得不好,而且他们雇的人过多了。”

“你离职的时候,经理有没有给你离职证明?”

“没有。”

“可是如果你真是因为你告诉我们的那个原因离职的话,他应该给你一份证明你经历、成绩和人品的离职证明书吧,对不对?”

华特·史东并没有想到会有这个证人,可是,以他长年的经验,却知道不必有什么实际的资料就可以攻击的弱点。

“你告诉我们说一月三号,礼拜五的早上,你在被告的公寓里清理垃圾桶?”

“是的。”

“安士伟先生和安士伟上尉有多久没住在那里了?”

“大概有两个礼拜吧。”

“大概两个礼拜。要是他们离开了那么久,那为什么需要清理垃圾桶呢?”

“他们可能回来过。”

“可是你刚才告诉我那位饱学的朋友说,没想到有人会回来,不是吗?”

“过那么久就该收拾一下。”

“整整两个礼拜都没有任何人去

清理过吗?”

“没有——那是——”

“我告诉你,住户出门的时候,垃圾桶不就应该清干净了吗?”

“是的,可是我得确定一下,哎,大人……”

“你又进一步告诉我们,”检察总长把两手撑在桌上,耸起了肩膀,继续追问道,“你进去做那件事的时候,所有的百叶窗全都拉下来了,而且你动作很静悄悄的?”

“是的。”

“你习惯于在黑暗里清理垃圾桶吗?”

“哎,我根本就没有想到——”

“还是说刻意小心不发出声音来,以免吵到一间空公寓里的什么人?我告诉你——要是你在你说的那个时间真的在那间公寓里的话——一定不是为了清理垃圾桶吧?”

“不是的。”

“那你根本就没进那间公寓了?”

“不对,我进去了。你总得让我把话讲完吧;我告诉你老胡弥在那里,而且他还偷了那支枪,这都是千真万确的。”

“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别的可以帮得上我们忙的事。我相信在欧赛大厦有个门房吧?”

“是的。”

“你相不相信,我们查问那位门房的时候,他说他不论是那个礼拜五,或是任何其他时候,都从来没在欧赛大厦里看过像死者那样的人呢?”

“也许没有吧,他是从后面楼梯上来的——”

“谁是从后面楼梯上去的?”

“胡弥先生。反正,他是由那里出去的,我看到他走出去。”

“你当时有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警方?”

“没有,怎么可能嘛?我又不在那里,我第二天就离职了——”

“第二天就离开了?”

“我在一个月前收到通知,没错,就是那个礼拜六离职。再说,我当时也不知道这件事很重要。”

“显然是这样,有些人好像对什么事重要不重要有很奇怪的说法,不过现在却是非常重要了,”华特爵士冷冷地说,“你说你在停车场见到安士伟上尉,那里还有别的人可以证实你这个说法吗?”

“那里除了安士伟上尉本人之外,没有别的人。你为什么不去问他呢?”

法官包德金大人插进嘴来。“证人的这句话虽然不该说。”他相当严厉地说,“倒是很有道理。安士伟上尉现在有没有在法庭里?部分证词可能要靠他提供的资料——”

H.M.非常殷勤地站了起来。“庭上,安士伟上尉会以辩方的证人身份出庭。不用麻烦派人找他来,传票已经给了他很久很久了;我们会注意让他到这里来的,只不过我不确定他会不会情愿替他自己这边作证。”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艾芙莲低声地问道,“你听到那个家伙自己说过他不会给传来做证人的。他想必早知道有传票给他的吧!到底怎么回事?”)

这毫无问题是H.M.玩的什么花样,H.M.是不管怎么样都要保持他的大师地位,除此之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没有别的问题要问这个证人了,”华特·史东爵士突然说道。

“传约瑟夫·乔治·桑克斯,”H.M.说。

在葛拉贝尔离开证人席,而约瑟夫·乔治·桑克斯走进证人席的时候,检方的律师聚在一起商议了一阵,他们现在的处境很奇怪而麻烦,必须要想办法突破。说什么詹姆斯·安士伟是一场错误的受害者,说胡弥给雷金纳安排了一个陷阱,甚至还有胡弥偷了那支手枪的事;现在都越来越确定了。可是这些都是细枝末节,以所说的一切看来,并不表示被告的清白。我记起一位伟大的法学家在另外一件轰动的案子里所做的结论:“各位陪审员,有些情况证据和目击证人的证据一样实在,一样好……请让我给你们描述一下:比方说有那么个房间,只有一扇门,窗子是关上的,而门口是一条小走廊,一个男人从走廊走过来,由那扇门走进了房间,发现另外一个男人手里拿着手枪站在那里,地上躺了个死人:这样的情况证据即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几乎无可争议的了。”

我们这里正是这种情形。被告还是被人发现在一间上锁的密室里,所有的情况证据仍然是毫无争议。这个重点也是这个案子唯一真正的重点,没有引起任何怀疑。不论检方的立论受到多大的损伤,华特·史东爵士必须坚守这个论点。

H.M.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

“你的名字叫约瑟夫·乔治·桑克斯,在格鲁斯维诺街十二号担任杂工,是吧?”

“是的,大人,”证人说。他是个矮小而粗壮的人,完全是典型英国人的侏儒版,让他那套礼拜天才穿的好衣服在他身上显得很奇怪。白色的硬领像两把雪亮的刀子似地刺着他的颈子,好像在让他脖子挺直之后,也让他的声音变轻了。

“你在那里工作了多久?”

“啊,”对方说着想了一下,”我想,大概有六年上下吧。”

“你的工作大部分是什么?”

“大部分是维护胡弥先生射箭的装备,还有整修装备,这一类的事情。”

“你看一下那支箭,也就是杀死死者的凶器”——证人小心地先把手在他那套好衣服的裤子上擦干净,然后才把箭接了过来——“告诉陪审团,你以前有没有见过这支箭。”

“我当然见过啦,大人。这些羽毛就是我装上去的。我记得这一支,颜色染得比我预期的稍微深了一点。”

“你经常替死者的箭装上特别的羽毛吧?还要给标羽染色?傅来明先生昨天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这些事都是我做的,大人。”

“呃,要是我给你看一小截羽毛,”H.M.以辩论般很具说服力的语气继续说道,“要求你很确切地告诉我,那是不是那支羽毛上少了的一部分,你能做得到吗?”

“如果是这根羽毛上面的,我就可以确定,大人。再说,也会合得上。”

“会的。可是——我们先问另外一个问题——你是在那个小工作间,也就是后院的那间小屋里工作的,对吧?”

“大人,我真的不是想催你,”证人很大方地说,“可是问这干嘛?哎,不错,我是在那里工作。”

“他在那里有没有收藏什么十字弓?”

法庭里一阵轻微的骚动让桑克斯很得意地感到自己的重要,他放松了一点,把两肘撑在证人席前的栏杆上。显然在我们上头的旁听席有些对他行为不以为然的严苛眼光,因为他似乎惊觉到自己的姿势颇不合宜,就很快地坐直了身子。

“有的,大人,一共有三把,看起来很可怕的好东西。”

“他都把十字弓收在哪里?”

“在一个大箱子里,大人,像一个有把手的大工具箱。放在木工的工作台底下,”证人为了要集中精神而痛苦地眨了下眼睛。

“告诉我,一月五号,礼拜天,也就是凶案发生的第二天,你有没有到小屋里去?。

“有的,大人,我知道那天是安息日,可是,因为考虑到——”

“你有没有注意到小屋里有什么跟平常不一样的地方?”

“注意到了,大人。有人动了那个工具箱,应该说是我称之为工具箱的箱子。你知道,大人,箱子就放在台子底下,上面积了一层刨屑和灰尘,你知道,大人;所以只要你看一眼就马上知道是不是有人动过了,连想都不用多想。”

“你有没有看过箱子里面呢?”

“当然看了,大人,有一把十字弓不见了。”

“你发现这件事之后怎么办呢?”

“呃,大人,我当然先跟玛丽小姐说了这件事;可是她说不必去操心这种事,家里正乱嘛;所以我就没多管。”

“要是再见到那把十字弓的话,你能认得出来吗?”

“可以的,大人。”

H.M.在他自己藏东西的地方(他一直守着不许别人碰)向乐丽波普做了个手势,从那里取出了一把和昨天H.M.用来说明的十字弓十分相似的武器来。大概不像那么长,而且头还宽一点,在柄上还钉着一行钢钉,其间还嵌了一块银片。

“这就是那把十字弓吗?”H.M.说。

“就是那把;不错,大人。小银片上还刻着胡弥先生的姓名呢!”

“看看绞盘里面,你可以看得到轮齿,告诉我。里面是不是卡着什么东西——啊,你看到了!拿出来吧。举高了让陪审团能看得到。那是什么呢?”

“一小截羽毛,大人,蓝色的羽毛。”

华特·史东爵士站了起来。他现在可不觉得有趣了;神情严肃,沉重而有礼。

“庭上,难道我们要假定这就是引起那么多问题的那一截神秘的羽毛吗?”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庭上,”H.M.咕哝道,“仔细检查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还缺了一小截,不是很大。只有差不多四分之一吋见方。可是也够了。这一截,我们认为是第二部分,一共有三部分,还有一截会出现。”这样说明之后,他再转身向着证人。“你能不能很确定地说你手上拿的那一小截,就是这支箭上扯破的标羽上掉下来的呢?”

“我想可以的,大人,”证人说着,眨了眨跟睛。

“那就请你看一下,再告诉我们。”

桑克斯眯起两眼,拱起肩膀去看那截羽毛的时候,法庭里充满了窸窸窣窣的声音,大家都想站起来看一眼。现在比较警醒而不再那么混沌的被告也往那边瞪着;可是看来似乎和其他人一样困惑。

“啊,没错,大人,”桑克斯宣布道,“这是由这里掉下去的。”

“你确定吗?我是说,只有一小部分断裂的羽毛很可能弄混的,是吧?就算那是支鹅毛,上面染着特殊的染料,你还是可以指认那是从某一支特定的箭上掉下的吗?”

“这一截可以;对,真的,没问题,是我亲自染的色。我像上漆一样用一支刷子刷上去的,这就是我说可以确认的道理,染色的时候出了点小差错,在蓝颜色上有个颜色浅些的记号,像一个问号。你可以看得到那个问号的上半部,可是看不到下面的尾巴和那一小点……”

“你能不能发誓,”H.M.用很柔和的语气说,“你能发誓说你看到卡在那把十字弓里的那一小截羽毛,是由放在你面前的那支箭上的羽毛来的吗?”

“我的确可以发誓,大人。”

“目前,”H.M.说,“就问到这里。”

检察总长站了起来,温和神态中带着些不耐烦。他的眼光显然让桑克斯紧张不安。

“你面前的那支箭上,我想刻着一九三四的年份。这意思是不是说你在一九三四年制作了这支箭,或是给它染了色呢?”

“是的,大人,应该是在春天吧。”

“在那之后,你有没有再看过,近到可以细看呢?我的意思是说:在赢得了一九三四年的年度冠军之后,胡弥先生就把那支箭给挂在墙上了吧?”

“是的,大人。”

“从那以后,你有没有靠近仔细看过?”

“没有,大人。一直到那位先生,”他朝H.M.点了点头,“在一个月以前要我看看那支箭。”

“哦!可是从一九三四年一直到那时候,你都没有真正看过那支箭吧?”

“正是这样,大人。”

“我想在这段时间里,你应该帮胡弥先生维修了相当多数量的箭吧?”

“是的,大人。”

“你想,有好几百支吗?”

“呃,大人,我不想说到那么多。”

“就给我们一个大约的数目好了。是不是可以说你维修制作了一百多支箭呢?”

“可以,大人,可能就是那么多。他们用的箭相当多呢。”

“原来如此。他们用的箭相当的多。那你还告诉我们,说由一百多支箭里,经过了那么久的时间,你还能正确地指证一支你在一九三四年染色的箭来吗?我提醒你,你可是宣过誓的啊。”

在这样严正的提醒之下,证人抬眼看了旁听席一眼,好像在寻求支援。“呃,大人,你知道,我的工作就是——”

“请你回答我的问题。经过这么久的时间,在一百多支箭里,你能不能正确地指认一支你在一九三四年染过色的箭?”

“我不能这样说,大人,我可不可以——能不能——我是说,我会碰上的问题——”

“很好。”检察总长说,他已经得到了他要的效果。“现在——”

“可是我还是一样很确定。”

“不过你不能发誓说是这样,我明白了。现在,”对方继续说着,拿起几张以打字机打好的薄纸,“我这里有一份被告在警方供词的副本。(请把这个交给证人。)桑克斯先生,你能不能拿着这份供词,把第一段念给我们听?”

克斯吃了一惊,很本能地将那张纸接了过去。起先像先前一样眨了好几次眼睛,然后开始在几个口袋里摸索,却没有什么结果,而他给法庭带来的拖延显然让他心里越来越不安,最后这么久的停顿使他完全失控。

“我好像找不到我的眼镜,大人,我怕要是没有眼镜……”

“你是不是说,”对他眨眼的原因做了正确揣测的检察总长说,“要是没有眼镜,你就没法读这份供词?”

“并不是真正说我不能,大人;可是——”

“可是你却能指认一支你在一九三四年染过色的箭?”华特·史东爵士问完了就坐了下来。

这回H.M.站起来再度询问,他一副应战的样子,但他的问题都很简短。

“艾佛瑞·胡弥在年度大赛里赢过几次?”

“三次,大人。”

“那支箭就是这个场合的特别奖,是吧?”

“是的,大人。”

“所以那不只是‘一百多支箭里的一支’,对不对?那是一样很特别的东西,有纪念性的吧?”

“是的,大人。”

“在他赢得那场比赛之后,有没有把那支箭拿给你看,还要你注意看呢?”

“有的,大人。”

“哈。”H.M.说着,撩起他的袍子来把裤子往上提了提。“这就可以了。不对。不是从那边出去,小子;那是法官大人的席位:法警会告诉你往哪边走。”他等到桑克斯走开了之后,又站了起来。

“传雷金纳·安士伟,”H.M.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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