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下午五点过几分，她挨了加夫列拉·埃伯特一记耳光（我没看见），也许这才使有些事情，不，才使所有的事情（我对此也一无所知）变得更加明了。玛琳娜从来都非常守时，她在演出开始前两个钟头到达剧场，径直走进自己的化妆室，明星的小窝，脱得只剩下内衣和胸衣，化妆师佐菲娅帮她穿上软毛条纹的长袍和拖鞋，然后她打发佐菲娅到隔壁房间替她熨烫服装。她将蜡烛推向镜子两边，桌子上是一大堆已经打开盖的、五颜六色的化妆瓶和化妆盒，她俯身凑近镜子审视自己真实的面容，审视演员面具下面的那张脸；她对演员的面具再熟悉不过了。就在这时，身后的门啪的一声打开，从面前的镜子里，她看见凶狠的舞台竞争对手迅速向她冲来，脸涨得通红，满口莫须有的辱骂。玛琳娜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转过身，只见一条手臂从空中挥舞下来。她不由自主地扭曲了脸，闭紧双眼，龇牙咧嘴，皱起鼻子。一只戴着戒指的粗大手掌猛地打在她的脸上，火辣辣地疼。

这一切来得那么突然，声音那么嘈杂。她一直紧闭双眼，门啪的一下关上了。小屋里到处是星星点点的阴影，咝咝作响的煤气灯突然变得如此安静，就像一场噩梦：近来她常常做噩梦。玛琳娜用手捂住挨打的脸。

“佐菲娅？佐菲娅！”

房门轻轻打开。波格丹万分焦急，语无伦次。“她到底想要什么？假如我没有和简一起到楼下过道去，我一定会阻止她。她竟敢闯到这里来撒野！”

“没有什么，”玛琳娜睁开眼放下手说，“没什么。”她指的是脸上火辣辣的疼痛。她的偏头痛现在开始发作了；昨晚演出结束以前，她一直试图靠意志力来克服头痛，这是她惯用的办法。她俯身用一条毛巾把头发挽起来，随后站起身，走到盥洗盆前，使劲涂抹肥皂，擦洗面颊和脖子，再用软布揩干。

“我早就知道她不会——”

“没关系。”玛琳娜说。此刻她不是在对波格丹说话，她是在安慰佐菲娅；佐菲娅忐忑不安地站在半掩的门边，手里举着熨好的衣服。

波格丹挥了挥手，让佐菲娅进来，随后稍稍用力把门关上。玛琳娜脱下长袍，穿上带有织穗的勃艮第礼服（“不，不，别扣后面的纽扣！”），在穿衣镜前缓缓地转了一圈，两圈，对着镜子里自己的形象点了点头；然后她让佐菲娅去修一修松动的鞋扣，加热卷发器，自己又坐在梳妆台前。

“加夫列拉·埃伯特到底想要什么？”

“她什么也不想要。”

“玛琳娜！”

她撩起底下的一束头发，在面颊和脖子上抹上厚厚的一层珍珠粉。

“她是来向我祝福，祝我今晚好运。”

“真的吗？”

“她真是宽宏大量，你说是吧。她原以为该由她来扮演这个角色。”

“非常宽宏大量。”他说，心想加夫列拉可不是这样的人。

他看着她涂抹了三次珍珠粉，用兔脚将胭脂抹到颧骨、眼下和下巴上，又描眼线；随后一次又一次拿起海绵，把眼线擦得干干净净。

“玛琳娜？”

“有时候我觉得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她麻木地说，又用眼线笔重新描眼线。

“这一切？”

她将细驼毛刷蘸进盛着煅棕土的碟子，在下眼睫毛下画出一道线。

波格丹觉得眼影粉用得太浓，使她美丽的眼睛充满悲伤，要不就显得很苍老。“玛琳娜，你看着我！”

“亲爱的波格丹，我不会看着你。”她又将一些眼影粉轻抹在眉毛上，“你就是不听我的话。对于我的神经质，现在你应该习惯了，这是演员典型的神经质。今天稍微厉害一些，不过这是第一天晚上的演出。别理会我。”

那怎么可能！他俯身将嘴唇贴在她的后颈窝上。“玛琳娜……”

“什么？”

“你记得我已经在萨斯基定好晚宴，演出完后我们几个将去庆祝——”

“替我叫一声佐菲娅，好吗？”她开始调和指甲油。

“请原谅在你准备演出的时候我已定好晚餐，不过可以取消，如果你觉得太……”

“别取消。”她喃喃地说。她正把黄色颜料、锑粉与增白粉混合起来，涂抹在手和手臂上。“波格丹？”

他没有回答。

“我正期待着这次聚会。”她说，向后伸出手，将波格丹戴着手套的手放在自己肩上。

“有事让你心烦。”

“什么事都让我心烦，”她毫无表情地说，“最好让我自己来对付，像我这把年纪的蹩脚演员需要有一点刺激，这样我才能保持最佳状态！”

玛琳娜对波格丹说谎，但并不开心。事实上在爱她的人当中，或者声称爱她的人当中，她惟一信任的人只有波格丹。但是，他义愤填膺，急于安慰她，这样的好意她反倒不愿接受。她认为，把这件令人震惊的事埋在心里或许对自己更好。

人有时真需要挨一记耳光，这会使自己的感觉变得更加真切。

当生活给你几巴掌，你会说，这就是生活。

你感到坚强。你希望感到坚强。重要的是要一往无前。

由于她心无旁骛，或者说几乎是义无反顾，其他许多事情就没法顾及了。如果你生性不以苦乐为意，有自尊的禀赋，努力运用上帝赋予的才能，勤奋和坚毅就会获得回报；这是你斗胆期望得到的回报。事实上，成功常常会不期而至，比预料的来得迅速（或者你私下认为成功理所当然）。到这时你就会觉得，念念不忘自己经受的轻蔑，因委屈而闷闷不乐都显得毫无意义。感觉受到冒犯是虚弱的表现——就像担心别人高不高兴一样。

如今疼痛突如其来，麻木的感觉会变得清晰可辨。

你得让理想略微飘离地面，不让它受到亵渎。你还得铲除不幸和屈辱的幼苗，否则它就会深深地扎根，窒息你的灵魂。

就把它看成是一记耳光吧；这不过是妒忌的竞争对手对不可企及的成功所作的疯狂评价。成功倒可以与波格丹分享，然后置之脑后。权且把它看成是一种象征，回应几个月以来她内心需求的一种召唤——这值得悉心保存，甚至珍藏起来。对，她得珍视加夫列拉给她的这一记耳光。如果这记耳光是婴儿的微笑，每当回忆起来她就会报以微笑；如果这记耳光是幅图画，她会给它装上画框，放在梳妆台上；如果这记耳光是一缕头发，她会用它定做一副假发……哎，我明白了，她想，我疯了。这不是太简单了吗？随即她暗自笑了，厌恶地发现她把指甲油涂抹到了自己嘴唇上，她的手在颤抖。痛苦是错误的，她自言自语地说，我所受的痛苦并不比加夫列拉轻。她只是想得到我所拥有的东西。痛苦始终是错误的。

这是女演员生活中的危机。表演就是效仿其他演员，随后你会惊奇地发现（实际上一点也不惊奇），你比其他演员更加出色，其中包括打你一记耳光的可怜人。那还不够吗？不。够了。

她喜欢当演员，因为剧场对她而言就是真理。更高的真理。表演，表演一出伟大的戏剧让人变得更加完美。从你口中说出的全是经过千锤百炼、非常必要而又能净化灵魂的语言。有了化妆技巧，在你现在的年龄，你总是显得非常漂亮。你的每一个动作都具有宏大和丰富的意义。在舞台上，你会感到自己受到角色的感染，得到完善。当她穿着雍容华贵的服装在舞台上转身，表现种种姿态，高声朗诵敬爱的莎士比亚、席勒或斯沃瓦茨基等人崇高激烈的长篇台词，感觉到观众为她的艺术所折服的时候，她会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自我。古老的自我变形而引起的战栗消失了。甚至怯场——真正专业演员必要的震颤——也离她而去。加夫列拉的这一记耳光使她惊醒。一个小时以后，玛琳娜戴上假发和纸做的王冠，最后照了照镜子，随后登台演出。她承认，即便按照她对自己的真实标准，这次演出也不算很差。

赴刑场一幕玛琳娜表演得十分精彩，深深地触动了波格丹。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他却一动不动地坐在长毛绒的椅子上，双手紧紧地抓住扶手。随后他才惊醒过来，悄悄地从他姐姐、维也纳剧场经理、里夏德和其他客人中间穿过，等到第二次谢幕的时候他向后台走去。

在第三次谢幕以后，玛琳娜回到后台一侧，站在波格丹身旁等待观众再次要求她回到撒满鲜花的舞台，这时候波格丹用口形对她说：“太——精——彩——了。”

“我很高兴你这样想。”

“你听一听观众的欢呼声！”

“观众！如果从没看过更好的演出，他们知道什么呢？”

她应邀又谢了四次幕。随后波格丹陪同她回到化妆室门口。她以为自己应该为演出成功高兴了。然而一进屋，她一句话没说便失声痛哭，眼泪夺眶而出。

“哦，玛琳娜！”佐菲娅似乎也要哭出声来。姑娘脸上痛苦的表情触动了玛琳娜，为了安慰她，玛琳娜扑到佐菲娅的怀里。

“好啦，好啦。”玛琳娜低声说道。佐菲娅把她紧紧搂住，过了好一会儿才松开一只手，轻柔地拍着玛琳娜拳曲僵硬的头发。

玛琳娜恋恋不舍地从佐菲娅的搂抱中挣脱出来，温柔地望着她凝视的目光。“你真好，佐菲娅。”

“看见你难过我也受不了，玛琳娜。”

“我不难过，我……别为我难过。”

“夫人，在最后一幕我几乎一直站在舞台的侧面，你即将死去的那段表演真是精彩绝伦，我忍不住老想哭，我从来没看见你演得那样出色。”

“这么说你已经为咱俩都哭了个够，是吗？”玛琳娜开始笑起来，“干活去吧，傻丫头，快去干活，咱们干吗要浪费时间呢？”

玛琳娜脱下扮演女王的服装，重新穿上带毛皮条纹的长袍，用海绵擦干净脸上的油彩，那是扮演玛丽·斯图亚特的妆容，她迅速换了一副表情，慎重端庄才符合波格丹·登博夫斯基妻子的身份。佐菲娅站在玛琳娜的椅子后面，仍在抽泣（“够了，佐菲娅！”），她手里抱着一件灰绿色的礼服。玛琳娜下午就选好了这件礼服，准备穿上出席波格丹在萨斯基旅馆定好的晚宴。她在穿衣镜前缓缓换上礼服，回到梳妆台前，松开拳曲的头发，反复梳理，然后将头发蓬松地拢在头顶；她走近镜子，在睫毛上再涂一点蜡，又站起身，再次审视自己，倾听着过道中絮絮不休的谈话声逐渐由远及近。她有节奏地深深吸了几口气，打开门：她被包围在欢呼声和掌声的浪潮之中。

一些崇拜者被允许到了后台，他们都是关系较好的熟人；比较要好的朋友她一个都没看见，因为他们已得到邀请，径直去了旅馆。但里夏德例外，他宽阔的胸前捧着一束绢花。尽管天气寒冷，一百多号人等候在舞台外的门口。波格丹为玛琳娜举着一把象牙柄雨伞，像一把宝剑，这样玛琳娜才能在飘扬的雪花中坚持十五分钟。如果不是波格丹挥手让那些胆怯的崇拜者离开，玛琳娜还得再呆上十五分钟，他们拿着节目单等待请她签名。波格丹护送她穿过人群朝等候着的雪橇走去。里夏德终于将花束送到玛琳娜手中，他说，萨斯基旅馆离剧院只有七条街，他宁可走着去。

在自己的家乡城市还要在旅馆接待朋友，真有些奇怪。近五年来，玛琳娜的表演才华将她无情地推向艺术的顶峰，她与华沙帝国剧院签订了终身演出合同，在克拉科夫她不再保留自己的寓所。

“真奇怪。”她说。她是对波格丹说；她是在自言自语，并没有对别人讲话。波格丹皱起眉头。

当他们到达旅馆的时候突然听见一声霹雳，就像炮声。一声尖叫，不，只是一声呼喊：愤怒马车夫的呼喊。

他们走上铺着地毯的大理石台阶。

“你还好吗？”

“我当然很好。这不过是另一道入口。”

“我有幸为你开门。”

这一次轮到玛琳娜皱起眉头。

这是庆祝第一场演出成功的晚会，波格丹推开门（听到玛琳娜问，“波格丹，你还好吗？”他叹了口气，牵起她的手），竟然听不到掌声，看不见热情洋溢的面孔，没有惯常的欢迎仪式，她的表演确实非常成功。可当她一跨进门，皮奥特就一头扑到她的怀里。她拥抱着波格丹的姐姐，并将里夏德的绢花递给她；克雷斯蒂娜两眼噙着泪花，玛琳娜也接受了她的拥抱。客人们紧紧地围在四周，祝贺演出成功，她端详着一张张面容，愉快地唱道：

你们永远不会看到比这更好的宴会，

你们这一群口头朋友！

听见这些诗句大家都笑起来。这意味着，我猜想（我还没赶到），她是用波兰语而不是用英语在朗诵《雅典的泰门》中的诗句，但这也意味着除了玛琳娜之外，谁都没有看过《雅典的泰门》。该剧中的宴会并不愉快，至少对举办宴会的主人来说是的。随后客人们在宽敞的屋子里散开，开始议论她的表演，接着议论有关未来的一些更重大的问题。（就在我到达前后；我全身冰凉，急于想了解谈话的内容。）玛琳娜则迫使自己思考一些更加实际、更少讽刺意味的问题。这里没有妒忌的竞争对手。在场的全是她的朋友，祝愿她万事如意的朋友。她怎么没有感激之情？她憎恨自己太不知足。如果生活能够重新开始，她在想，我要学会决不抱怨。

“玛琳娜？”

没有回答。

“玛琳娜，出了什么事？”

“得了什么病……医生？”

他摇摇头。“哦，我明白了。”

“亨利克。”

“这好多了。”

“我给你添麻烦了。”

“是的，”他笑着说，“你给我添麻烦了，玛琳娜。不过你老在睡梦中给我添麻烦，在诊所你可从来也没给我添过麻烦。”玛琳娜还没来得及责备他太轻佻，他便赶紧解释说：“都是因为你昨晚的精彩表演。”

看她还在犹豫，他伸出手。“进来吧。”他朝覆盖着织锦的长靠背椅挥了挥手，“坐下，给我讲讲。”玛琳娜跨进屋，走了两步，靠在书橱边上。“不想坐下？”

“你坐吧，我再继续走会儿……就在这儿。”

“这样的天气你是步行到这儿来的？这样做明智吗？”

“亨利克，你行行好！”

他在桌子的一角坐下。

她开始踱步。“我到这里来有一大堆有关斯蒂芬的问题要问你，假如他真的——”

“但是我已经告诉过你，”亨利克打断她的话说，“肺部已经有明显的好转。要对付如此强大的病魔，医生和病人必须进行长期斗争。但我相信胜利在望，你哥哥和我。”

“你在胡说，亨利克。有人这样对你说过？”

“玛琳娜，到底怎么回事？”

“人人都在胡说——”

“玛琳娜……”

“包括我自己。”

“这么说，”他叹了一口气，“你找我不是想谈斯蒂芬的事。”

她摇摇头。

“那让我猜猜。”他说，冒昧地一笑。

“你是想取笑我，老朋友。”玛琳娜阴沉地说，“你认为这是女人的神经质。要不就更糟。”

“我？”他拍了一下桌子，“谢谢你承认我是你的老朋友，我没把我的玛琳娜当回事？”他敏锐地盯着她。“到底哪儿不舒服？头疼吗？”

“不，与我无关。”她突然坐下，“我意思是，与我的头疼无关。”

“让我给你把一下脉，”他说，站到她面前，“脸色有些发红。说不定有点发烧。”他握住她的手腕，然后又松开手，沉静了一会儿他又看了看她的面色说，“不烧，非常健康。”

“我告诉过你我没病。”

“哈，这就是说你想向我吐露心曲。好吧，你会发现我是最有耐心的听众。说吧，亲爱的玛琳娜。”他愉快地嚷道，竟没发现她眼里已噙满泪花。“有什么委屈都说出来吧！”

“也许同我的哥哥有关，毕竟。”

“我告诉过你——”

“对不起，”她站起身，“我有些失态了。”

“没那回事！求求你别走。”他站起来拦住出门的路。“你确实有些发烧。”

“你说我不烧。”

“内心跟身体一样，也可能发烧。”

“你怎么看意志，亨利克。意志的力量。”

“这算什么问题？”

“我的意思是，你认为只要有决心就能干成吗？”

“亲爱的，你想干什么准能干成。我们全都是你的奴仆，都是你的支持者。”他握住她的手，俯身去吻她的手。

“啊，”她抽回手，“真讨厌，别老是恭维我！”

他温存地凝视了好一会，有些惊讶。“玛琳娜，亲爱的，”他抚慰地说，“以往的经历就没有让你明白人家会如何回应你吗？”

“经历是消极的老师，亨利克。”

“但是——”

“在天堂，”她向他逼近，那双灰色的眼睛在闪烁，“在天堂里没有经历，只有天赐的幸福。我们可以讲真心话，或者根本不需要讲话。”

“你什么时候开始相信天堂的？我真羡慕你。”

“我一直相信天堂，从小就相信。随着年龄的增长信仰变得更加坚定；天堂是不可或缺的东西。”

“你不觉得要相信天堂……非常困难吗？”

“哎，”她叹息道，“问题不在天堂。问题在我自己，在可怜的自我。”

“说起话来简直像个艺术家。像你这样气质的人总是——”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她跺了一下脚，“我命令你，我恳求你，别再议论我的气质！”

（不错，她病了。神经质。是的，她生病了；除了医生，所有的朋友私下都这么说。）

“所以你相信天堂。”他喃喃地安慰说。

“是的，在天堂的门口我会说，这就是你的天堂吗？这些身轻如燕的人身着白衣，在白云中飘荡？我能坐在哪儿呢？水在哪里？”

“玛琳娜……”他牵起她的手，将她引到长靠背椅跟前。“我给你倒一杯白兰地，这对咱俩都有好处。”

“你喝得太多了，亨利克。”

“来。”他递给她一杯白兰地，拖了一把椅子在她对面坐下。“好些了吗？”

她啜了一口白兰地，随后靠在椅子上，无言地注视着他。

“你到底在想什么？”

“我想，如果我不去做一些莽撞的……大事情，我很快就会死。你知道我去年就险些死去。”

“但是你并没有死。”

“看来人只有死才能表白自己的诚意！”

在写给自己而不是其他人的信中，她这样写道：

原因不在于我哥哥就要死了，亲爱的哥哥，没有人再值得我敬重了……原因不在于我母亲总是唠唠叨叨让我受不了，我们亲爱的母亲，我多么希望能堵住她的嘴……原因也不在于我不是个好母亲（我怎么可能是个好母亲呢？我是个演员）……原因不在于丈夫对我体贴入微、唯命是从，他不是我儿子的父亲……原因不在于人人都向我鼓掌，不在于他们无法想像我可能变得更加生动活泼，与过去迥然不同……原因不在于我已经三十五岁，生活在一个古老的国家，而且我不想变老（我不想变得像我母亲）……原因不在于有些评论家对我曲意逢迎，现在还将我跟更年轻的演员相提并论，每次演出总是掌声雷动，不减当年（那么掌声又意味着什么呢？）……原因不在于我生病了（神经质），得停止演出三个月，就三个月（不工作我就感觉不舒服）……原因也不在于我相信天堂……啊，我决定去做大家都不希望的事、大家都认为是愚蠢的事，并不是出于上面所说的种种原因；虽然有的人不愿意，我希望他们和我一道去。甚至对我唯命是从的波格丹（结婚时他曾允诺）也不是真心愿意。但他必须去。

“也许这是祸从天降。”她说，“你知道，世界太大，我的意思是，世界由无数块构成，就像咱们可怜的波兰，随时可以被切割。再切割。你发觉自己占有的那块空间越来越小。虽然在那一小块空间中你适得其所——”

“在那个舞台上。”这个朋友帮忙说。

“你可以这样说。”她说，“在那个舞台上。”接着她皱起眉头。“你肯定不是在提醒我，说整个世界就是个舞台吧？”

“但是你怎么能离开自己的地方，离开这个地方？”

“我的地方，我的地方。”她喊道，“我什么地方也没有！”

“再说你不能抛弃——”

“不能抛弃朋友？”她高声嚷道。

“其实，艾琳娜和我关心的是你的观众。”

“谁说我要抛弃观众？如果我执意要离开，他们会忘记我吗？不会的。如果我要回来他们会欢迎我吗？肯定会的。至于我的朋友……”

“怎么样？”

“你可以肯定我并不想抛弃朋友。”

“我的朋友，”她重复了一遍，“比敌人危险得多。我想争取他们的同意，考虑他们的愿望。他们却要我维持原状，我没法让他们完全消除疑虑。他们可能会不再爱我。

“我对他们解释过。但我本来可以向他们宣布这不过是想入非非。近来我想我真准备干。在为第一次演出举办的聚会上，在旅馆的晚宴上。我要举起酒杯。我要走了。很快。永远。有人会惊呼，啊，夫人，你怎么能？我会回答，我能，我能。但我没有勇气。结果，我提议为四分五裂、可怜的祖国干杯。”

祖国之爱，朋友之爱，家庭之爱，舞台之爱……哎，上帝之爱；尽管玛琳娜很少指望能得到戏剧里那些浪漫的爱，但她说出爱这个词毫不费劲。

她曾是个严于律己且有责任感的孩子。她认为上帝始终在注视着自己，将自己的念头和行为一一记录在一个棕色的大账本里（她这样想像）。她腰背挺得笔直，从不回避人们的目光。她坚信上帝就赞成这样。她从小就懂得抱怨没用，最好别向人吐露心事。上帝知道她有多么软弱，但他会原谅她，因为她尽了力。反过来，她决心不向上帝提出非分的要求，也不奢望靠自己的才能或自己意志的力量去索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她不想滥用上帝的慷慨。

诚然，她不能说出心里的话。但她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她说的话别人会听。女人不能说得太多。戏剧中的女主角可能说得太多。扮演女主角就是得到许可，可以发脾气，可以提非分的要求，还可以撒谎。

她出身卑微但平步青云，成为明星，这合乎情理。如果她是某个多才多艺、迷人家族的后裔，这同样合情合理。她编织的家族史以及欢乐而又贫寒的童年生活，巧妙地将这两点结合起来。

她是母亲十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母亲的第一次婚姻生了六个孩子，第二次婚姻生了四个孩子，父亲是中学的拉丁语教师。玛琳娜以前常说，在她四岁和念书的时候，两个同母异父的哥哥都已经成为演员，她怎么会不走同样的道路呢？事实上，开始玛琳娜并没有梦想做一辈子演员。她想当兵。当她明白女孩不能扛枪打仗以后，她又想当诗人，男人将吟诵她写的爱国诗歌去冲锋陷阵，为祖国争取自由。父亲虽不反对她念书，但似乎觉得女孩子更适合当歌唱家而不是学者。晚上父亲在备完第二天的课程以后，就躲开家庭的嘈杂和喧嚣去吹他的长笛。

从这一切，她留给朋友的印象是父亲教会她吹长笛。

有些事可不能言说：父母关系非常紧张；母亲絮絮叨叨；父亲躺在恺撒和维吉尔的书上睡大觉。她六岁那年邻居的小孩讥笑她，说她的父亲不是那个拉丁语教师而是家里的某个房客（他们家经常要接待一些房客）：一个一半德国血统，一半波兰血统，像她父亲一样的男人。她父亲去世两年以后，她十一岁那年他以房客的身份搬了进来，她十四岁的时候他才开始跟她睡觉（逼着她保证不要告诉母亲）。而她母亲却说，到那么大的年纪才受到骚扰她应该感到庆幸。

“我出生在一个兄弟姐妹众多的家庭。小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喜欢看戏，但只有四个人，即斯蒂芬、亚当、约瑟菲娜和我进了演艺圈。当然，我们当中真正有天赋的人只有一个，这就是我。别，”她抬起手，“别反驳我。”

玛琳娜喜欢说斯蒂芬天赋更好，自己是靠刻苦和勤勉而取得成功的：在舞台生涯上自己很快就超过了斯蒂芬，对此她一直感到很内疚。

“我们家很穷。我九岁时父亲去世，以后家里就更穷了。父亲死后母亲在一家面包店干活，就在我们家同一条街上。我们的房子在克拉科夫一场大火中被烧得一干二净。”她停了一会，“小时候我担心离开了舒适和豪华的生活就活不下去。”一位瘦长的侍者在给她斟香槟酒。“后来我担心离开了朋友我就没法活。”

“那么，现在呢？”

“现在我想我什么都不在乎了。”

“这和什么都想要没什么两样。”聪明的朋友回答说。

玛琳娜七岁那年第一次走进剧场。上演的是《唐·卡洛斯》，这出戏初看好像是描写爱情，接着像是在描写伤心事，但到了剧末，描写的则是更加高尚的事业：郁郁寡欢的卡洛斯要奔赴战场，为荷兰摆脱奴役、争取自由而战。（卡洛斯永远也到不了荷兰，在最后一场戏中，国王，即卡洛斯的父亲下令逮捕自己的儿子，将他处死。这太可怕了，简直让人无法接受。）她完全被席勒的自由信念所感染，忘了小小年纪就被带到剧场去的真正原因。她是去看第一次到克拉科夫演出的同母异父的哥哥斯蒂芬，他扮演剧中的一个主角。演出开始以后，她发觉自己竟没法辨认出自己的哥哥，越到后来越感到羞愧。她把舞台上进进出出的男子都瞧了个遍，就是找不到她那英俊的哥哥。有一个太胖，另一个太老（斯蒂芬才十九岁），还有一个又太高。惟一一个既不太胖，又不太老，也不太高的人戴着银灰色的假发，脸上涂满红色的油彩，扮演忠实的波沙，模样一点也不像哥哥。但她不能向父母打听哥哥扮演的到底是谁。人们会认为她太愚蠢，不可救药，以后谁也不会再带她到剧院去。

演出结束之后，她陪同母亲到了后台，斯蒂芬春风满面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瘦削的脸上已经抹去油彩，下巴坚毅有力，高高的额头。她不能问哥哥扮演的是谁（他扮演的能是波沙吗？），只好说他演得棒极了。

后来她想出一个办法，可以保证她再到剧院去，这就是当个演员。这真是个机灵和成熟的主意，谁会阻拦演员到剧院去呢？演员非常走红，他们显然用不着从常规的大门进出（虽然她认为演员也需要买票），他们可以从后门进去。

“那天晚上，”她向朋友说起这个故事，取笑自己，“在五个兄弟姐妹合住的房间里，我站在窗口，将嘴唇贴在冰冷的小窗户玻璃上发誓，我这一生惟一的目标就是戏剧。不是在我出生的那间房子，而是新的那间房子（那是在发生大火一年以后）。当然我并不知道我是否能当个演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斯蒂芬，甚至亚当，竭力把演员的生活描述得阴森可怕，劝我别当演员：艰苦而烦闷的工作，微薄的工资，卑鄙的剧场经理，忘恩负义而又无知的观众，恶毒的评论家。更不用说没有暖气、肮脏的旅馆房间，吱嘎作响的地板，油腻的饭菜，冰冷的茶水，危险丛生的道路上颠簸行驶的马车，没完没了的旅行。然而，”她停下来解释说，“我就喜欢这些。”

“就喜欢不舒服？”

“是的，我就喜欢旅行！就喜欢漂泊不定。每到一个地方，我给人们带来快乐，然后再也不会见到他们。”

“但是，现在演员的生活可舒适多了，你可以坐火车旅行。”

“你没有听我讲话。你不明白。”她嚷道，“没有家的感觉真好！”

“那场大火至今还历历在目，”她告诉里夏德，“我还能闻到烟火的气味。我老是怕火。当时我才十岁。我们和许多人站在广场的另一头，躲在多明我会教堂的门廊中看着我们家的窗户在烈火中化为乌有，哥哥常在那扇窗口用木枪瞄准奥地利士兵。母亲被大火吓坏了，她说幸运的是大家都安然无恙，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有，大火吞噬了一切，甚至教堂也没能幸免。大火之后我们搬进另一套更小的房子。尽管如此，母亲还是将一间房租给了一个房客。我们住在格洛兹卡大街的那段时间，家里一直都住有房客。这位房客叫扎温佐夫斯基，海因里希·扎温佐夫斯基。人挺和善，还教我德语。当然，我觉得拉丁语很容易，因为爸爸曾经教我学习过拉丁语，但是，我并不知道自己有语言天赋。他来自柯尼希山，是个外国人，真名叫西贝尔迈尔。扎温佐夫斯基先生终日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也就取了个波兰名。扎温佐夫斯基先生是个爱国者，十七岁参加一八三○年的起义。哥哥崇拜他，母亲也挺喜欢他。我和哥哥甚至一度认为，要不了多久，这个满脸络腮胡子、声音粗哑的德语家庭教师就会成为我们的继父。结果不然，他特别喜欢我。当时我年纪还小，我们俩相差二十七岁，但是，我总不忍心拒绝那样一个好心人的爱情，他能教会我好多东西。斯蒂芬一直劝我放弃当演员的梦想；我在华沙试演也彻底失败了，一个赫赫有名的演员（我不能告诉你她是谁）告诉我，我没有演员的天赋。没有，完全没有！在这个时候，是扎温佐夫斯基先生相信我能够成功，主动提出要带我步入演艺圈。前几年扎温佐夫斯基先生躲避警察追捕，曾组织过一个巡回剧团。他提议我们到博赫尼亚去一段时间，和原来的一些演员一道把剧团重新组织起来，他知道他们正在寻找工作。有了剧团他就有办法规划我未来的舞台生涯。

“这样，在十六岁那年，我得到母亲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祝福，和扎温佐夫斯基先生结了婚，我非得到母亲的祝福不可。我们离开克拉科夫到了那个小镇，在镇上他左右逢源。十七岁我就开始了演员生涯，在科热尼奥夫斯基的《一楼的窗户》中扮演妻子。就在妻子要背叛丈夫的时候，生病孩子的一声啼哭使她回心转意。那时候的观众还很单纯。他们喜欢健康的情绪和道德寓意。然而，扎温佐夫斯基先生要我在伟大的戏剧——德国的戏剧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扮演角色。几个月之后我学会扮演葛瑞琛、朱丽叶和苔丝狄蒙娜等。”

“我干吗要告诉你这些？”她烦躁地说，“我把演艺生涯说得太容易了！”

“当然不容易。”她的朋友安慰说。

“不过确实很容易。”她嚷道，“那时候我雄心勃勃，天真单纯，就跟观众一样。记得有一本名叫《灵魂卫生》的书对我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作者叫福伊希特斯莱本，他极力想证明，只要有强烈的愿望，就一定能达到目的。在这种乌托邦精神的感染下，我会半夜从床上爬起来，一边跺脚一边喊：‘我必须成功，我一定要成功！’保姆被吵醒了，孩子也开始啼哭；我又爬上床，梦想着未来会赢得艺术的桂冠。”

“你当时很年轻。”

“我已经满了二十。不，没那么年轻。我的女儿，我的孩子——你知道后来发生的事。她得了白喉。我又在巡回演出的途中。”

“是的。”

“我没法照顾她。扎温佐夫斯基先生，我的丈夫明确告诉我说，没有我就没法演出；如果不能履行合同，剧场再也不会和我们签约。”

“这对你来说真是太可怕了。”

“我现在仍然感到害怕。这辈子我无时不刻不在为女儿难过。我爱皮奥特，但我没有料想到我会生个儿子。我老想有个女儿。”

“不过说到桂冠，你梦想成真了，赢得了桂冠。”

“不错。我承认从一开始我就一直扮演主角，从没演过别的。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人慢慢就会习惯观众的掌声，这真令人吃惊。”

斯蒂芬和其他人都劝阻她不要当演员。同样，每当希望献身舞台艺术的年轻人请求她的支持，玛琳娜觉得自己也有责任劝阻他们。“你想像不到你将承受怎样的轻蔑。”她曾经警告过克雷斯蒂娜，“即便你取得成功，”她摇摇头，“正是因为你取得了成功，有朝一日你会无法想像你要承受怎样的轻蔑。”

玛琳娜并不想鼓励年轻人当演员，不过她好为人师，又喜欢谈论自己的经历，结果事与愿违。

“扎温佐夫斯基先生，海因里希·扎温佐夫斯基爱说：‘整天模仿要扮演的角色不起作用。这样会搞垮身体，弄得你想入非非。相信我，演员并不需要思考！’”她笑起来。“当然，我觉得这很荒唐，我喜欢有自己的想法。”

“是的，”她的一个学生插话道，“思想——”

“我明白跟他争论毫无意义。我很年轻，他比我年长得多，又是我的丈夫，我只是谦卑地回答说：‘那我该怎么办？’‘勤学苦练，日复一日地勤学苦练！’他大声嚷嚷（戏剧界的人干吗一讲话就嚷嚷？），好像我还不够勤奋似的！”

她将手指按到太阳穴上。头的两侧又开始痛了。

“仅靠勤奋还不够。我花很多时间研究角色，但仍然没法上台表演。我熟读台词，一边踱步一边念，琢磨头、手的姿势，体会角色的内心感受。但这还不够。我得观看这个角色。观看自己如何表现这个角色。天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些时候我就是不行。形象不够鲜明，不能在我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涉及到未来——谁也没法知道。”

到这个时候，倾听玛琳娜教诲的年轻演员才有所理解。

“对了，准备一个角色就得这样，就像憧憬未来。或者说就像期盼知道旅行的结果。”

她若有所思，说道：“你知道我并不勇敢，我了解自己。我也并不聪慧。我对自己的评价是……有些迟钝。”

“但是——”

“并不聪慧，并不精明。只是比常人稍好一些。的确是如此。但我明白，”她执拗地笑了笑，“只要锲而不舍，只要比别人付出更多，我总会成功。”

“也许你该休息一会。”

“不。”她说，“我不想休息，我想工作。”

“有谁工作比你更加努力？”

“我要安宁。”

“安宁？”

“我想呼吸新鲜空气。想在波光粼粼的小溪中洗衣服。”

“你？自己洗衣服？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有空？在哪儿洗？”

“哎，不是衣服！”她嚷道，“难道就没人能理解我？”

“巴黎。”有人建议说，“尽管我们许多郁郁寡欢、心地高尚的爱国者侨居巴黎，但那里充满了欢乐和机遇。你决不会像其他人一样当个流亡者。你会喜欢——”

“不，巴黎不行。”

“我从不满足，这是事实。但我对自己，”她补充说，“感到最不满意。”

“你不必——”

“快活很好，但是，想要快活就有些庸俗。假如你感到快活，那么意识到自己快活就有些庸俗了。这会使你沾沾自喜。重要的是自尊，只有在你恪守自己理想的时候才能维持自尊。一旦尝到些许成功的滋味，你就容易妥协。”

“当然我并不狂热，”她说，“但是也许我非常挑剔。比如说，看见某人打喷嚏的样子很古怪，我不禁会认为他缺乏自尊。干吗要赞同这种不文雅的姿势呢？人应该集中注意力，一定要使自己打喷嚏的姿势优雅而又不用遮遮掩掩，就像握手的姿势一样。记得有一次和一个相识多年的人交谈，他是个医生，敏感精细，我很看重他的友谊。我们谈论傅立叶的十二种基本激情，一句话还没讲完，他突然情绪激动，不能控制。他尖叫一声，然后说道：‘克嘶。’他一连说了两遍，闭上眼。望着他那红一块紫一块的脸，我想弄清他说话的意思。后来发现他在找手绢，我才明白。然而，从那以后我很难再和他讨论理想的和谐以及魅力微积分！”

“我想，”她庄重地开始说道。

随后她沉默不语。

这完全是胡说！

“接着说。”波格丹说。

是的，去体会她的感受这完全是胡说。或许不是。波格丹对她讲的每句话总是照字面意义去理解，如果这真是件不愉快的事，把它强加给波格丹未免太可怕了。她干吗老是喜欢讲一通话让波格丹紧锁眉头、脸拉得老长？“我在想你对我真好。”她说，并将脸贴在他的脖子上，寻求他身体的安慰和原谅。

她皱起眉头。“不错，我不喜欢抱怨，但是——”

“但是什么？”里夏德说。

“我就喜欢抛头露面。”她用手拍拍前额，呻吟着说，“哎，唉，啊！”随即她顽皮地一笑。

年轻人显得有些吃惊。（是的，她生病了。朋友们都这么说。）

“我是不是爱出风头？”她说，目光炯炯有神，“你告诉我，忠实的骑士。”

里夏德没有回答。

“如果我真爱出风头，”她毫不留情地继续说，“原因何在？”

他摇摇头。

“不要惊讶。你是不是想说，因为你是个演员。”

“是的，一个杰出的演员。”他回答说。

“谢谢。”

“原谅我，我的回答非常愚蠢。”

“别这样。”她说，“也许不是爱出风头。尽管我也没办法。”

“相信我，我的确想克制自己的情绪！”

“克制自己的情绪？”评论家喊道，他是个特别友好的人。“那是为了什么，亲爱的夫人？正是你丰富的情感打动了广大观众。”

“我一直需要与自己扮演的悲剧女主人公取得认同。和她们一起伤心难过，痛哭流涕，自己常常在帷幕落下以后还不能自持，木然地躺在化妆室里直到体力恢复。在整个戏剧生涯中，每次演出我都能感受到角色的巨大痛苦。”她脸上流露出痛楚，“我认为这是自己的弱点。”

“不对！”

“如果我决定扮演喜剧的角色，观众会怎么说呢？”她笑着说，“我不擅长喜剧。”

“什么样的喜剧角色？”评论家谨慎地问。

音起得太高，你就唱不上去。

“我记得，”她推心置腹地对里夏德说，“记得有一次我没能控制自己，结果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不过我倒没有因此而受惩罚。那次上演的是我最喜欢的《阿德里安娜·勒库弗勒》，女主角是我最羡慕的角色，勒库弗勒是当时最伟大的演员。招呼我上场的人终于来了，我离开化妆室，呆在舞台的一侧，该我上场了。我不是第一次扮演这个角色，但还是感到有些怯场。以前我经常怯场。如果仅仅是心怦怦直跳，手掌出汗，我倒也不在乎。相反，我认为这是专业演出的征候。如果上场前感觉木然，也不兴奋，我八成会演得很糟。然而，那天晚上比平时表现得更加强烈——不是那种让人瘫痪的怯场（我也有过那种怯场！），而是让你不知所措。我走上舞台，全场开始鼓掌，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为了表示谢意，我深深地行了屈膝礼，交叉的手刚好触及右膝盖，低下头。表示谢意以后，我抬起头，对自己说道，你会看到，你会看到我的表演。拉歇尔创造性地表现了这个角色，她的声音比我洪亮深厚，多年以前她把这出戏带到华沙，对当时的演出人们至今还历历在目。可是大家认为我扮演的勒库弗勒非常出色，那天晚上我想完成一生中最精彩的演出。我怀着这样的念头开始演出——结果开头的几句台词起音太高。这下完了。一旦开始你就没法再降下来。勒库弗勒在法兰西喜剧院的后台，揣摩如何扮演新的角色，但是她刚刚坠入爱河，心神不定，坐立不安，期待着与心上人会面。当她把这段新的隐情告诉自己的知己，那个暗恋自己的舞台提白员的时候，我高声嚷啊，嚷啊，像个毫无天赋的演员。一开始就起音太高；当王子走进演员休息室的时候，阿德里安娜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你想一想我该怎么办。有经验的演员会说我没有选择，我只能一路提高声音唱下去。我要表现的情绪变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凄惨，我只能将声音提得更高。我叹息，扭动身体，这都是真实的情绪表现。到了第五幕，阿德里安娜吻过情场对手送来的带毒的花束，我全身痛苦难当，我躺在那里就要死去，向男主角伸出双臂，真切的愿望使我的姿势完全扭曲。帷幕徐徐落下，我失去了知觉，他把我抬回化妆室。”

“我喜欢你讲的故事。”里夏德说。话中的含义当然是：我爱你。“因为我喜欢你的故事，”他接着说（但这一点不合情理），“作为作家，我要做出最大的牺牲。”

“你说的牺牲可能是什么呢？”

“即使我写出一百部小说——”

“一百部小说！”她嚷起来，“真是个宏伟的计划。你想一想，”她笑着说，“你才写完两部。”

“等一等，”他说，“这是个庄严的时刻。我现在起誓。”

“你是在演戏！”

“我起誓，玛琳娜。”他举起手，“即使我写出一百部小说，其中也不会有一部小说的主人公是杰出的女演员。”

他们都在她的化妆室内。里夏德坐在矮凳上给她画速写。她来回踱着步，展示出她令人惊叹的线条和轮廓。

“就说化妆吧。”她若有所思，“我心里有个愚蠢的想法，我不用把些东西，”她指了指盘子里用于化妆的瓶瓶罐罐，“涂抹在自己的脸上，这张老脸上，”她笑了笑，“我不用化妆改变原来的形象。”她叹了一口气，“既保持原来的我，又能扮演我喜爱的角色，”她摇摇头说，“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里夏德说，“你为什么就不行？”

“说起话来就像个作家。”她微微一笑。他多么想握住她的手。“作家都不会明白，表演并不需要出自真诚，甚至也不需要出自感觉，那只是一种假象。表演是看起来真实，表演不过是做出决定。表演应该没有感觉。”

“这不是真的。你告诉过我，你感觉到所有角色的情感，直到身体感到难受。”

“哎，这跟我说的自己的经历有什么关系！”

“但是你——”

“里夏德，我在谈论如何成为好的演员。我不知道我有多么优秀，我只是比其他人强一些。为什么大多数的演员都那么糟？他们以为高度紧张就能表现强烈的情感。他们不知道如何表演，也不知道如何掩藏。我总想把这些告诉给年轻的演员。我记得扎温佐夫斯基曾不止一次地告诉过我。‘不要将自己的冲动误认为是天才。’他说，‘你得学会收敛和克制才能有所……作为。’他说得对。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话有多么正确，因为扎温佐夫斯基是个——”她仔细考虑了一下措辞，“非常守旧的人。”

“你试想一下，”她对克雷斯蒂娜说，“你是个年轻的姑娘，和一个外国人同居，他的年龄又比你大一大截。他答应娶你，你当然也称他为丈夫，但他还有个妻子，这就成为结合的法律障碍。现在又有了孩子。他时而变得十分粗暴，不过你爱他，不论他做了些什么让你痛苦的事，你总是找理由原谅他。目前你们住在一个矿区的小镇，屋里家具破破烂烂，远离美丽的家乡，远离童年那个充满爱的家庭。你想像一下这个房间。肮脏的窗户，一个火炉，一个衣橱，一张大床。在一个角落里点着一支蜡烛，旁边是你的小女儿，谢天谢地她睡得很香。光秃秃的桌子旁边还有两把椅子。你们正在吃晚饭。他狼吞虎咽地吃完你做的粗茶淡饭，用袖子抹了抹嘴宣布他另有新欢了，要离开你。他站起身，你跟着他一直到门口，不断恳求他别走。他啪的一下关上门。事实上他还会回来。是的，像他那样的畜生你想摆脱还没那么容易，不过你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你认为他一去就不会回来。你想想你该怎么办？你会因绝望而极度痛苦。来，表演给我看看。不。走到那边去，到门的旁边。”

克雷斯蒂娜站在门边，犹豫了一会，然后开始抽泣。她摇摇晃晃地回到屋中央，肩头不停地抽搐。她颓唐地倒在椅子上，双臂向前伸展，趴在桌上，头向右靠在手臂上。随后她身子往下一沉，跪在地板上，双臂上举，呈四十五度，随即两手紧紧相握，喊道——

“别，别，别走啊！！”

克雷斯蒂娜站起身，脸上带着红晕。

“不过，夫人，我曾看过你的表演。记得在你扮演——”

“不！”

“告诉我该怎么做。”

“你慢慢走回房间……但不要太慢……收拾桌上的碟子……坐在椅子上，消沉失意。呆呆地望着桌子。”

“就这些？”

“是的。”

“不需要祷告？”

“我说过，就这样。”

主啊，主啊。她自言自语地说，除非在内心极度痛苦的时候，她似乎并不真正信仰宗教（但是，现在她什么时候不感到痛苦呢？）。啊，全能的主啊，发发善心吧！别让我感到不满；要不，给我智慧，让我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吧。极度的痛苦偶尔也暂时消失，但眼下波格丹看到的全是障碍，他断定这样做太愚蠢，他问他干吗应该离开这里的一切，并让我承诺我们会回来。今晚必须跟波格丹谈一谈，要让他坐在床上，握住他那双可爱的手，注视着他的眼睛。不过不行，我不想用感情来贿赂他；如果要他回心转意，不能用演员的伎俩——主啊，现在我感到特别沮丧。但波格丹必须承认：我已经尽我所能，该做的都做了。我把一切都献给了祖国，不要忘了这可是了不起的爱国行动。你想一想，在华沙惟一允许波兰人讲波兰语的地方就是舞台！我一直谦卑顺从，小心谨慎。我知恩图报，以德报怨。特别是对海因里希。他背叛了我，只要高兴，他就粗暴地闯入我的生活，爬到我的床上。在所有人中间，我对海因里希做到了仁至义尽。他不能指责我忘恩负义。亲爱的朋友，俄罗斯的剧场管理官的妻子知道，我对她的庇护是多么感激。在华沙很多事情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完全仰仗她的调停。当我决定在华沙公演奥菲利娅，总审查官拒绝发给剧场上演《哈姆雷特》的许可证，原因是该剧描写的情节是谋杀国王！她把总审查官请到家里，向他解释剧中的谋杀完全是家庭纷争，对社会没有危害，这样我才得到了演出许可证。这只是她施惠于我的一个例子。但是，自从德米乔娃逝世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保护我。如果她还活着，他们绝不敢上演那出……闹剧。这出戏描写一位年长的女演员和她丈夫的故事，丈夫家里非常富有，拥有大片土地。这出闹剧用极不友好的方式来描写他们每周二举行的家庭聚会。当然我现在明白了，一个受大众欢迎的女演员一旦靠婚姻爬到社会上层，她必然要受到奚落。厚颜无耻！轻率的沙龙闲聊，严肃的爱国主义言论。是不是过于严肃的话题和太浓的爱国主义情绪引起了俄国当局的警惕？结果，每周二都有两名警察守住我们的大门，监视每个进出的客人，登记名字，查问外国客人的住址，查问他们与我们的关系。不过迫害者的举动并不让我感到吃惊。让我吃惊的是这里的评论家！如果我知道如何去憎恨，或许仇恨能使我解脱。我应该麻木不仁，应该有一副铁石心肠。哪个真正的艺术家拥有那样的铠甲？只有感情丰富的人才能表现情感；只有具有真爱的人才能激发爱的火花。如果我看起来冷漠而傲慢，我是不是就会感到好受一些？不，不行，我只是装模作样！不错，公众生活不适合女人。最适合女人的地方在家里。她是家庭里的主宰，不可企及，神圣不可侵犯！然而，如果一个女人敢于鹤立鸡群，敢于伸出渴望的手去摘取桂冠，敢于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灵魂，将自己的热情和失望袒露在大众面前，她无异于授权于公众，让他们对自己最隐秘的个人生活刨根问底。对那些猎奇者而言，他们最感兴趣的莫过于道听途说，女演员率直的只言片语，有关绯闻的飞短流长，或家庭生活的误解。啊，主啊，难道我的一生就只能永无休止地赎罪，为自己、为他人赎罪？如果这一切只是涉及我个人倒也罢了。但是，一旦残忍和恶毒的魔爪伸向我钟爱的人，我就会憎恨舞台，因为舞台就是制造痛苦的刑具。波格丹，无私而又宽宏大量的波格丹没法保护我。这出剧里的女演员生于波兹南，长于波兹南，有个疼爱她的丈夫；波格丹提到这件事只是想引证那个女演员就是我，他似乎对自己所受到的屈辱毫不在意。波格丹这个人，他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就像两年前一样，背着我在华沙要和一个评论家决斗；波格丹真幸运，评论家都胆小怕死。我的心都碎了。如今波格丹的哥哥真会恨我。自从上个星期这出剧上演以来，我听见人们议论纷纷，然而，谁也不会当着我们的面议论。星期六我们与《波兰报》的评论家共进午餐，波格丹一言不发，评论家也一句话不说。评论家经常到周二招待会来。当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把他带到一个角落，问他是不是对我有气。我想我演了那么多的外国戏剧，很多人都会有气。我们谈论真正的自由，谈论民族的灾难，没想到谈话对我触动很大，我为自己沉溺于个人的痛苦而羞愧。我写了两封庄严冷静而又充满义愤的信，一封给《波兰报》，一封给剧场经理；但都没寄出去。剧场经理对我很崇拜，或者说他自诩是我的崇拜者。我本应该明白，一旦取得成功，在你还陶醉于成功的喜悦，远远还没有感到厌倦之前，观众就会转过来反对你；我想到的不仅仅是那出剧。观众喜怒无常，且喜欢更年轻的新面孔。不错，观众肯定对我感到失望了，我没法演得更好，在华沙不行。我们必须逃离这个地方。尽管有很多人在保护我，但波格丹不能因为我周围有些人充满恶意而付出代价。朋友们会怪罪这出剧，认为是这出剧逼迫我离开波兰，甚至那些知道我一直打算出国的朋友也会这样想。不过，如果我是因感情受到伤害而一走了之，他们也会责备我。波格丹后悔当初同意离开波兰，成天盯着我。我看得出来，他希望能疏导我困惑的情绪。作为丈夫，他无疑把这视为自己的责任。我应该感激他。我确实感激他。啊，主啊，我一直热烈地期待着这一转变，而现在一切都给毁了。组织安排每件事是多么困难。我不再期望离开，人们会认为我是逃跑，我一直都在期待。我童年时家里很穷，过圣诞节的时候从来都没有什么礼物，我期待着长大。啊，我多么期望长大。和兄弟姐妹住在狭小的房间里，我不愿假装过得很愉快，但我并不觉得自己很小，我梦想有朝一日会得到自由，变得强壮，走得远远的，人们会——不，我不能诋毁我的童年。那时我的确很快活，我知道心中存有光明，满怀信心地憧憬未来。啊，主啊，别抛弃你孱弱的孩子。我头脑一片混乱，我对舞台感到厌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