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专家说,打仗最重要的是要保证通畅的补给线。

我认为,人们绝大部分的忧虑都和家庭事务及金钱有关。十分幸运的是,我的妻子来自俄克拉荷马的小城镇,家世和我十分相似,兴趣和爱好也相同。我们俩尽量遵守这条金科玉律,将家庭烦恼降到最低点。此外,我们还使用另外两种方法来减少金钱烦恼。

第一,坚持一个基本的做人原则:任何事情都保证100%诚信。譬如借人钱财必须如数归还,诚实可使人免去许多烦恼。

第二,每当开创一番新的事业时,我总是给自己预留后路。军事专家说,作战的第一要则是保持补给线的畅通。我认为这条原则同样可以适用于人生的“战斗”。小时候,我生活在得州和俄克拉荷马州,能深深体味到干旱带来的贫穷滋味。人们辛勤地工作,也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我们家更是家徒四壁,小小年纪的我必须驾着篷车,带着交换的马匹,到处奔波求生。我渴望能找一份稳定可靠的工作,能够给家庭一些帮助。通过不懈的努力,我终于在一家火车站谋到一份差事,并且充分利用空闲时间学习拍发电报。后来,我又得到另一份工作,在佛里斯科铁路公司当一名轮班员,接替那些生病或休假的火车站站员,或者在他们忙不过来时提供支援。这份工作的月薪为150元,让我这样一个穷苦人家出生的年轻人在经济上得到了一定的保障。因此,每当想独立开创一番新的事业时,我总是将回到原先工作的路开放着,将它看成是自己的补给线。

1928年,我被佛里斯科铁路公司派往俄克拉荷马齐尔市工作。一天晚上,一位陌生人信步走进车站办公室,要求拍发一封电报。当时我正在弹吉他,唱牛仔歌曲。他对我说:“你弹得很好,唱得也不错,应该到纽约去,在电台或戏院里找份工作。”最初我觉得他不过是在奉承我,但是当我看到他签在电报上的名字时,我惊讶得喘不过气来,他是威尔·罗吉斯。

但是我并没有立刻到纽约去,而是将这件事仔细掂量了一番。在连续思考了9个月以后,我决定到纽约去,我相信自己一定会有所收获。我有铁路通行证,可以免费乘车;困了,可以坐在火车上睡觉;饿了,可以吃些三明治、水果点心之类的食品。

到达纽约之后,我找了一间每周5元钱房租带家具的房间住下来。但是,在街头流浪了10个星期我却一无所获。如果没有工作提供经济保障,我一定会急出病来的。我已经在铁路公司服务了5年,取得了就职的优先权,但是要想保留这项优先权,则不可离职超过90天。当时,我在纽约已待了70天。于是,我赶紧利用铁路通行证赶回俄克拉荷马,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我必须保证自己的补给线不断。

工作了几个月后,我存了一些钱,于是又来到了纽约。这一次,我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有一天,我一边在一间录音棚等待考试,一边对着女接待员弹唱《珍妮,我梦到紫丁香》这首歌,恰巧歌曲的作者纳特·斯切克劳特走进办公室。他很高兴听到有人演唱自己的歌曲,于是写了一张条子,让我到维多唱片公司去试试。在维多唱片公司我录了一首歌,但太生硬,很不自然。我接受录音师的劝告,回到了杜沙,白天在铁路公司上班,晚上在当地电台演唱牛仔歌曲。我十分喜欢这种安排,它表明我的补给线是畅通的,对于经济问题我不再有任何烦恼。

我在杜沙电台演唱了9个月,其间,与吉米·朗合作创作了一首《我那白发的父亲》的歌曲,颇获好评。美洲唱片公司老板亚瑟·沙得利为此灌制了一张唱片,也获得了成功。后来我又灌了许多张唱片,并且在芝加哥W15电台找到一份工作,演唱牛仔歌曲,薪水是每周40元。4年后,我的薪水提高到每周90元,与此同时,我在戏院登台表演,另外还有300元的额外收入。

1934年,机会降临了。当时好莱坞的制片商决定拍摄牛仔影片,他们需要一位会唱歌的新型的牛仔。美洲唱片公司的老板是共和影片公司的股东之一。他对其他合伙人说:“想找一个会唱歌的牛仔,我那里正好有一个。”

从此我进入了电影圈,周薪是100元。在开始拍歌手牛仔影片时,我曾担心自己所拍摄的影片是否能够成功,但我并不忧愁。因为我知道自己随时可以找到原来的那份工作。

我在电影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了自己的意料之外,现在我的年薪已达10000美元,而且不包括我拍摄影片应得的红利。我知道这种状况并不会永远保持下去,但我不忧虑,因为我知道无论发生什么意外——哪怕是失去了所有的钱——我都可以随时回到俄克拉荷马,在佛里斯科铁路公司找到一份工作。我的补给线永远是畅通的。

美国知名歌唱牛仔影星吉尼·奥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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