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啪!”

位于市政法委综合办公楼六层的特别会议厅里,鸦雀无声。原木色的桌椅和有些斑驳的厚重白瓷杯子,使人恍惚有种时光停滞的感觉。一切都那么凝重,就连西墙上那幅“翠柳图”上的两只黄鹂,也显得呆头呆脑的。

一份厚重的剪报,此刻被狠狠地甩在桌上,腾起的尘埃在一柱昏黄的阳光里漂浮着,久久不落。剪报上粘贴了世界各国主要媒体对系列割乳命案的报道,其中不乏对我国警方的揶揄、挖苦之词。

“侦破毫无进展……那座城市简直变成了1888年的伦敦东区。”

一家英国报纸在评论文章中给凶手冠上的称号,后来被认为是年度最热门的网络词汇之一——“中国的开膛手杰克”。

1888年8月7日至11月9日之间,英国伦敦东区白教堂附近连续发生了五起妓女被谋杀并毁尸的案件。白教堂一带向来鱼龙混杂,犯罪频发。第一起案件发生于8月7日,中年妓女玛莎·塔布连受害,身中三十九刀。紧接着,8月31日凌晨3点45分,妓女玛莉·安·尼古拉斯被发现死在白教堂附近的屯货区里,她不但脸部被殴成瘀伤,部分门齿脱落,颈部还被割了两刀,但最残忍的是腹部被剖开,肠子被拖出来,阴部也遭到利刃严重戳刺。8天后的9月8日凌晨,47岁的妓女安妮·查普曼被发现死在一所出租公寓的后方篱笆里,她被割开喉咙,并惨遭剖腹,肠子被甩到她的右肩上,部分子宫和腹部的肉被凶手割走。9月30日,发生了第四起命案,死者名叫伊丽莎白·史泰德。

11月9日,26岁的妓女玛丽·凯莉在自己的住处遭杀害,尸体惨遭剖腹,体内器官被掏出散布在房间内,景象宛如人间地狱……

其间,在9月27日,一家新闻社接到了一封用红墨水书写,并盖有指印的信件,写信人以戏谑语气表明自己是连续命案的凶手,并且署上那个日后被世界犯罪史永远铭记的大名——“开膛手杰克”(JacktheRipper)。

玛丽·凯莉命案发生后,“开膛手杰克”销声匿迹,伦敦未再出现类似的命案手法。为侦破这一案件,英国警方动员了空前庞大的人力、物力,几乎是举国缉凶,却一无所获。1892年,警方宣布停止侦办此案。

世界上第一起系列变态杀人案就这样落下了帷幕。警方与犯罪分子交手的结果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是一种预示。此后,从世界范围看,变态杀人案在各类刑事案件中,是最难侦破的一种,绝大多数犯罪分子都是背负十几甚至几十条人命后才落入法网,而且相当一部分则干脆逍遥法外,和“开膛手杰克”一样,永远被时间的阴霾所掩盖……

“我不知道诸位看完这份剪报是什么感受。”市政法委副书记李三多是个小个子的干瘦老头儿,可是他发脾气时,满脸的皱纹像树根一样扭曲变形的样子,只能用“狰狞”这个词来形容。

满满一屋子穿着黑色制服的与会者,都是市公安局总局、分局、刑侦总队的头头,平日里面对犯罪分子,一个个都有如虎豹,此刻却无不噤若寒蝉。

“诸位没有感受?一点都没有吗?”李三多冷笑了几声,指着自己的红鼻头大声说:“那么告诉诸位,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羞耻!非常非常的羞耻!”

所有人,除了坐在李三多左边的市局局长许瑞龙,都低着头,连眼皮都不敢翻一下。

许瑞龙凝视着窗外那雾蒙蒙的天空,脸色铁青。

“面对那些嘲讽,我们一声也不敢吭,因为什么?因为直到此时此刻,死了那么多人,我们连凶手的影子还没有踩到!”李三多用拳头哐哐哐地擂着桌子,力气之大,使所有的瓷杯都嗡嗡作响。

“鉴于该案已经在国际上造成了广泛的,极其恶劣的影响,上级领导研究决定,将此案定为今年公安部督办的一号大案,要求市局的同志们必须以坚定的决心和高度的责任感,把这一案件的侦破工作当成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迅速、干净、果决地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李三多的声音犹如铁一样冰冷而坚定,停顿了片刻后,他稍稍舒缓了一些口气,接着说,“同志们,任由犯罪分子这样对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屠戮下去,是我们公安人员的奇耻大辱啊!请大家表表态吧!”

偌大的会议厅,坐得满满的人,竟在五分钟左右的时间里,死一样寂静。李三多也真沉得住气,滋儿滋儿地一口一口地喝着茶,“静候佳音”,两只半眯的眼睛像鹰透过枝叶窥伺猎物一样,从茶杯沿儿上探出,放射出钩子一样的光芒,剜着会议厅里的每一个人,他清晰地看到,不少人的额头上沁出豆大的汗珠……

十分钟过去了,整整十分钟,没有一个人“表态”,除了李三多,所有人有濒死般的窒息感。

李三多看了看表:“没有人说话?死了那么多人,凶手依旧逍遥法外,我们这些当公安的同志,连个敢负责的都没有?”

向来脾气火爆的杜建平实在坐不住了,“腾”地站了起来:“李书记,我是这个案子的专案组组长,案件到现在都没有侦破,而且持续恶化,我应该负主要责任!撤职、查办,我都认了!”

李三多歪个脖子,扬起脸看着他:“撤职的事情,不着急,我现在着急的是案子怎么能尽快侦破?你能不能给我个准确的侦破时间,一周?半个月?一个月?总不能拖到22世纪吧?”

就是个傻子都听得出李三多话中的揶揄,杜建平的斧头脸涨得像在火炉子上烤过一样通红。这段日子为了破案,他连家都不回,天天在办公室打地铺,指挥各路刑警出击,协调分局之间的工作配合,累得昏天黑地,现在眼睛和喉咙都是肿的,但是公安工作就是这样,出工出力未必出活儿。现在,李三多逼着他立军令状,杜建平心里有数,自己实在已经黔驴技穷,就连一直寄予厚望的刘思缈,眼下也一筹莫展。

如果再打肿脸充胖子,立下军令状,万一到期不能破案,多年栉风沐雨在刑侦一线拼出的这点名望和仕途,可就全毁了!

“我……我……”杜建平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建平……”李三多看他这副模样,摆摆手,“你……休息一下吧!”

“哐!”杜建平像塌方一样倒在座位上,虽然被免了专案组组长的职务,但一瞬间,他感到分外的轻松。

李三多对已然铩羽的杜建平不再感兴趣,把目光投向一直端坐的许瑞龙,视线有意在许瑞龙的身上停留了半分钟,好让会议厅里的人都看见。然后他把歪着的脖子“扶正”,一面扫视会场,一面冷笑着说:“建平不易,为了这个案子没日没夜的奋战,不过咱们当警察的,血流干了,汗淌尽了,辛劳苦劳拿算盘噼里啪啦算一大把也没用,我要的是功劳!要的是破案!在这里,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一个月之内,案子破不了,我一准儿要摘掉几顶乌纱帽!”

散会了。

这些平时趾高气扬的警察头头,此刻,一个个灰头土脸地鱼贯而出。李三多斜睨着门口,人都走净了,他摆了摆手,身高1米75的美女秘书识相地将门轻轻关闭。

空荡荡的会议厅里,只剩下了他和许瑞龙两个人。

“许局长。”李三多冷冷地问,“今天开会,你怎么一言不发?”

“李书记。”许瑞龙依旧端正着目光,“我觉得和你没什么可说的。对了,你不是说案子破不了你就要摘几顶乌纱帽吗?我等着呢!”

“老驴头……”李三多瞪了他半天,嘴里咕哝着,突然从椅子上蹿了起来,一面伸手戳他的肋条骨,一面恶狠狠地叫道:“反了你了,敢这么跟领导说话?不怕我专你的政么!”

许瑞龙大笑着左躲右闪,冷不丁拽住李三多的胳膊反拧过来,把他按倒在桌子上,一面笑一面问:“老猴子,服不服?还敢摘我的乌纱帽,还敢专我的政?信不信我把你裤子扒下来,让你那漂亮秘书看看你屁股蛋子是不是红的!”

“哎哟哎哟!疼死我啦!”脸贴在桌子上的李三多,龇牙咧嘴地说,“我投降,我投降……”

在市公安系统中,很少有人知道李三多和许瑞龙的渊源。

建国之初,许瑞龙的父亲——一向深谋远虑的侦缉队总队长许天祥,认为新政权动向不明,深浅莫测,为个人安全计,抽身避祸才是明智之举,留下一句“一仆不事二主”便挂印而去,回家后足不出户。

谁知,1949年10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期间,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发表了“放下思想包袱,为人民政权立功”的讲话,希望那些曾经供职于旧政权的警察们,只要对人民没有犯过严重罪行,并已经把历史问题交代清楚的,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公安事业中,并点名希望许天祥这位“京津第一名捕”出山,会后还亲自登门拜访,要他“不要有顾忌,当好祖国的钟馗”。许天祥非常感动,遂出任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

许天祥的儿子许瑞龙,打小就认识李三多,因为他俩住一条胡同。

整条胡同的人都知道,李三多的父亲曾经当过军统的大官,1946年3月17日,在陪同戴笠从青岛回南京的途中,乘坐的飞机在江宁板桥镇岱山所失事罹难。由于家庭的“特务背景”,建国后,一家人从一栋四合院里被清出,搬到许瑞龙家隔壁一栋低矮的平房里。

五十多年过去了,许瑞龙依然记得,年幼的他每到傍晚,蹲在胡同口的包子铺窗根儿下面闻那一缕肉香时,经常能看到鼻青脸肿的李三多摇摇晃晃地走进家门,然后门里面就传出几个女人的惊叫声和哭泣声。原来,李三多溜回了故居,站在门口大喊:“你家住的是我家的房子!”结果遭到新房主儿子的殴打,但是没过几天,他照旧溜回去,照旧大喊,照旧挨揍……

不管被揍得多么重,许瑞龙却从来没有听过只大他两岁的李三多的哭声。

也就是从那时起,许瑞龙经常被妈妈灌输:“你别跟姓李的那小子一起玩儿。他们家是特务,咱们家是警察;他爸爸是坏人,你爸爸是好人;他是坏孩子,你是好孩子,所以……”

所以黑、白,善、恶,好、坏,邪、正,注定是泾渭分明,你死我活。

从童年时代开始,许瑞龙就和李三多划清了界限。尽管住一个胡同,抬头不见低头见,但许瑞龙很少搭理他,甚至当李三多挂着油滑的笑容主动向他点头哈腰打招呼时,他也昂首挺胸一走而过,视若不见。

“李三多,你给我老实点!”

这句话,每次赶上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四清……许瑞龙都要严厉地警告李三多。随着时光流逝,训斥者的脖子系上了红领巾,慢慢地衣服的胸口又挂上了团徽,后来成为一名光荣的公安干警。而被训斥者从面黄肌瘦的孩子,变成了尖嘴猴腮的成人,靠收破烂养活自己和一大家子。

起初,身穿雪白警服的许瑞龙,根本没有把这个小混混放在眼里,但是,当他有一次下夜班经过文化宫,看见李三多居然西服革履地和一个烫了“大卷”的漂亮女子搂搂抱抱走出来时,顿时目瞪口呆:这个平时破衣烂衫的家伙,怎么混进了交际场?而且,他哪里来的钱置办这一身行头?

莫非这个家伙“子承父业”,当上了特务?本来他就是国民党特务的儿子啊!

从这一天开始,好几年的时间里,许瑞龙都秘密追踪着李三多的一举一动,发现他经常根据环境的不同“变”成各种人:在古董店他是买卖字画的“李老板”,在大学他是夹着书本插班听课的“小李”,在舞会上他是技倾群芳的“李先生”……但是只要回到胡同里,他照样是那个收破烂的李三多,点头哈腰的李三多,破衣烂衫的李三多。许瑞龙越发觉得他深不可测,但又没有抓住他任何犯罪的把柄。而李三多仿佛早就洞悉了他的追踪,见面的一笑诡异而狠毒。

“文革”初期,许天祥被打倒,神秘失踪。许瑞龙和其他几百名公安干警也被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西郊农场关押。

来到农场的当天,所有“犯人”都被押到一个大晒谷场听领导训话,他们的性命都攥在这位新上任的领导手里。许瑞龙做梦也没想到的是,站在他面前的“领导”竟是他多年来一直追踪的李三多!

李三多的确是“子承父业”,但他不是国民党特务,而是我党高级情报人员。建国后,考虑到国民党特务将不断向大陆渗透,中央调查部秘密发展了一批觉悟高的国民党官员家属,负责与特务接头,并一举破获之。年轻的李三多足智多谋,屡建奇功。“文革”中,随着市里整个政法系统被打倒,这些被关押到西郊农场的公安干警无人监管,身份特殊的李三多被临时抽调到这里当起了农场“场长”。

许瑞龙以为自己落在李三多手里,必然不得好死,但是李三多表面上对这些“犯人”整天价吆五喝六,声色俱厉,

其实动不动就给他们放探亲假、改善伙食,对怠工行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特别是有一次许瑞龙重病,躺在牢房里就剩下喘了,李三多来这儿一看,一面大骂他装死一面对医务人员说:“我养的那只鸡今早刚死,去炖锅鸡汤给他喝!看他还能喘几天!”

两年后的一天深夜,许瑞龙睡得正香,牢门哐啷啷打开了,他揉着惺忪的眼睛一看,竟是李三多走了进来,身穿一身囚服,胳臂底下还夹着被褥,在他身边一躺,大大咧咧地说:“嘿,腾个地儿!”

“你……你怎么进来了?”许瑞龙十分惊讶。

“这大牢是你们家开的?就兴你住,不让我住?”李三多满不在乎地说,“往右边点儿,别挤着我!”

许瑞龙还待再问,竟听到了李三多的鼾声——从没有哪个家伙能在进大牢的第一天睡得如此之快、之香。

李三多简直创造了一个奇迹。

后来许瑞龙和其他被关押的干警才知道,李三多被人告发“与犯人勾结,在政治上与毛主席相对抗,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调查,“证据确凿”,因此也成了犯人中的一员。

但是,李三多的“囚徒生涯”过得十分滋润,平日里受他关照的公安干警们,见他替大家落难,把他捧得跟宋江似的,自己挨饿受冻也要让他吃饱穿暖。

“我从小到大,一直欺负你,你当场长那会儿,为什么不报复我?”

有一次,许瑞龙问李三多。

“你是猫,猫就该抓耗子,这是你的职责,可我并不是耗子,而是假扮成耗子的猫,咱们都是同类,报复个狗屁!”李三多说。

还有一次,干活儿累了,有人就跟李三多开玩笑:“大家都说你那‘三多’是钞票多、女人多、鬼点子多,真的假的?”

“扯你妈淡!”李三多嬉皮笑脸,“我那三多是屎多、尿多、屁多!”

农田里顿时响起一片笑声。

发小儿、邻居、对手、狱友……数十年沧桑,恍然一梦。在西郊农场那些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岁月里,许瑞龙和李三多成了刎颈之交。

一个深秋,哥儿俩在农场里劳动时,偷了几个地瓜。傍晚时分,西山一抹斜阳,暮云如血。俩人找了个背风的地方,许瑞龙烤地瓜,李三多蹲在不远的柴火垛子边拉屎,火不知道怎么的就烧到了他的屁股底下,燎得他呲儿哇乱叫,背到医务室一看,右屁股蛋子全红了,从此许瑞龙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老猴子”。李三多也不客气,回了脾气倔强的许瑞龙一个“老驴头”的外号……

“文革”一结束,农场的几百号人复职的复职,升官的升官,遍布整个市政法系统。没过几年,李三多就当上了市公安局的副局长。等到许瑞龙坐上副局长的位置,官运亨通的李三多成了市政法委副书记。

现在,老驴头和老猴子打闹累了,坐在会议厅里点上烟,一面吞云吐雾,一面聊起眼下的案子。

“说到底,你还是得谢谢我。”李三多一脸坏笑,“要不是我,杜建平绝对不会乖乖地让出专案组组长的位置。”

“你这老家伙,都快成了精了。”许瑞龙笑着说,“不过,当务之急是必须任命一个新的专案组组长。”

“任命什么,你亲自兼任不就得了。我就不信,你个老刑警对付不了这么个案子。”李三多说。

“我不行的……”许瑞龙摇摇头,神情就像会议厅那深紫色的窗帘,凝重得仿佛要坠落。

李三多没有想到这个从来不认输的人,会如此气沮,不由得严肃起来:“老许,你老实告诉我,案子真的有那么难破吗?”

“火柴盒的事,你听说了吧。这次的罪犯,无论智商、胆量、反侦查能力,都远远超出我们过去面对的那些犯罪分子,采用传统、陈旧的办案方式,恐怕根本不能应对。杜建平就是一个例子。”许瑞龙说,“老李,我到英国、日本和美国考察了一圈之后,局里很多人都议论我变了,这话不假,因为我发现,发达国家的刑侦工作,早已经摒弃了那种通过寻找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的关系,揣测出犯罪动机,然后按图索骥的单线侦破模式,而是先通过行为科学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个性剖绘,同时运用犯罪现场勘查、法医学,取得犯罪嫌疑人的涉案证据,并辅之以各种高科技手段,形成立体化的现代刑侦格局,从而大大提高破案率。假如犯罪分子已经完全智能化,而我们却循规守旧,依旧只会摸排、卡点,发动群众,那我们就像在茫茫黑夜里缉捕一个戴着红外夜视仪的人,也许闹腾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但永远也休想抓住他!”

李三多大笑起来:“许局长讲得天花乱坠,想必心中一定早就有了合适的专案组组长人选。”

“你下午有事没有?”许瑞龙突然问。

李三多一愣,然后摇了摇头。

“那正好,跟我走一趟,带你开开眼。”许瑞龙拉着他下了楼,从后门出了市政法委的院子,拦了一辆出租车。俩人坐上去,许瑞龙对司机说:“去警官大学。”

老哥儿俩都是公安系统势可灼天的头面人物,为了不被认出,惊动校领导,竟然就贼头贼脑地溜进警官大学,一进多功能报告厅,不约而同地吓了一大跳:原本可容纳五百人的报告厅,足足挤了有八百人,连过道都站满了,而且多半是女学生,虽然穿着黑色的警服,但都目盼神飞,一个比一个娇艳,仿佛是夜色中的一片霓虹。

“这是怎么了?”李三多懵懵懂懂地小声问,“我哪次来这里视察,也没见到这么多美女啊!”

“嗤!”许瑞龙不屑地说,“你老小子现在要是站到讲台上去,美女们立刻都冲到洗手间去卸妆,你信不信?”

这时,坐在头排的一个女生站起来,向后面打了个肃静的手势,整个报告厅像沸腾的火锅被加了一勺汤,“哗”地安静下来,无数双眼睛都凝视着讲台左边的入口,炽热得简直能把帷幕燃烧起来。

接着,一位上身穿浅灰色衬衫,下面是亚麻长裤的青年从入口走进报告厅,步履从容。他在讲台后站定,略微低垂的头轻轻扬起,所有人都看到了他那张俊美的面容,粉唇贝齿,新月般的眉宇下,有一汪湖水般平静而深沉的眼睛……

报告厅里响起轻轻的叹息,犹如刮过一阵风。李三多清楚地听到身后一个女学生把牙咬碎般的呢喃:“我的天……帅死了!”

讲台上的警官却仿佛对这一切全无察觉,他向听众们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个英文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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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好,这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题目——犯罪个性剖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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