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五

玛蒂这周过得不是很顺。领袖竞选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大事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但她发现自己开始为了生活而挣扎,什么大事也没赶上。她进行了为数不多的几次面试,都无疾而终。她渐渐明白,自己肯定是上了兰德里斯新报业帝国的黑名单,在这里面混是毫无希望了。而剩下那几家竞争者可不愿意为了个小记者和这位巨擘对着干。业内疯传说,玛蒂“很难对付”。周五上午,按揭利率又雪上加霜地上涨了。

但最糟糕的还是她对自己感到失望。虽然她已经找到很多蛛丝马迹,但还是寻不到这其中的联系,怎么都解释不通。这让她骨鲠在喉,日日不得安眠。于是她翻箱倒柜地找出运动的行头,在荷兰公园落叶满地的小路上不停歇地跑步,希望体育锻炼能够激发身体和大脑的双重活力。然而,过度的运动好像只是增加了她的痛苦,肺和腿都同时发出了抗议。她没主意,没精神,也没时间了。只有四天就要进行第一轮投票了,她却在这里一筹莫展地驱赶着松鼠。

在逐渐晦暗的黄昏余晖中,她沿着大道不停奔跑,头顶上是巨大的栗树,伸着光秃秃的枝桠。白天她则常去菩提树小径,那时候的麻雀不会喳喳叫,温柔得好像家养的鸟儿。她会穿过已成废墟的红砖荷兰屋残垣,这里五十年前被付之一炬,只留下曾经辉煌的回忆徘徊不去。在伦敦逐渐扩张成一个乌烟瘴气的城市之前,荷兰屋曾经是一处乡间宅邸,主人是大名鼎鼎的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他是十八世纪的传奇激进分子,终其一生都在追寻革命事业,策划推翻首相,尽管从未成功过。说到底,他没做成的事情,这次是谁做得这么成功,这么不着痕迹?

她再次把细枝末节仔细过了一遍,科林格里奇垮台前的种种:选举活动、信息泄露、各种丑闻、还有牵涉其中的所有人——不仅仅是科林格里奇和哥哥查理,还有威廉姆斯、奥尼尔、贝尔斯特德、麦肯齐、加斯帕·格兰杰爵士,当然,还有兰德里斯。就这些了。她手里掌握的信息就这么多。那么她从何处下手呢?她沿着种满树木的公园斜坡往最高处攀登,手指挖进软软的泥土,脑中掠过一个个想法,不知哪一个会让她灵光一现。

“科林格里奇不接受采访,威廉姆斯一向由其新闻办公室代言,奥尼尔好像根本没法回答问题,兰德里斯根本看都不会看我一眼。这么一来……”她突然停了下来,把周围的枯叶拨开,“怎么早没想到您呢,肯德里克先生。”

她又跑了起来,脚步轻快多了,很快就来到山顶,又一鼓作气沿着长长的山路斜坡向家里跑去。现在她感觉好些了,好像忽然间恢复了元气。

十一月二十日 星期六

哈罗德·厄尔轻手轻脚地起了床,不想打扰到还在熟睡中的妻子。他来到浴室洗澡,对自己一周来的工作甚感满意。他成为最有希望胜选的五个候选人之一,然后就眼见塞缪尔这个绣花枕头终于没戏唱了,而麦肯齐则彻底翻了车。当然,党鞭长此时呼声很高,声誉极盛,但厄尔无法相信厄克特会成为最后的赢家。他没有任何高层内阁经验,从未管理过任意一个国家机关。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经验,特别是厄尔拥有的经验。

多年以前,他迈出问鼎权力的第一步,是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议会私人秘书。这个位置没有任何正式的权力,但由于和最高权力十分亲近,所以很得旁人的敬畏。他迅速升至内阁,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包括过去两年在科林格里奇的内阁,也是被委以重任,作为教育部长,负责政府广泛开展的学校改革。和很多前任不同,他成功与教师们打成一片,尽管有人批评他只会当老好人和稀泥,没法大刀阔斧地做决定。

但目前烂摊子一样的党派不就需要温柔的老好人吗?科林格里奇周围的明争暗斗留下了很多伤痕,而对首相之位的激烈角逐对此毫无益处,只不过是在伤口上撒盐。特别是伍尔顿,试图重新恢复自己早年间强硬的北方执政风格,这让那些伤口痛上加痛。大刀阔斧只能让党内的传统力量更增敌意。这是属于厄尔的好时机,黄金时机。

今天是星期六,也是一个大日子,党内的死忠会在他的选区挥舞起追随的大旗,支持者们会在明亮的大厅聚集一堂,他将问候他们,亲切地直呼其名——当然对面要有摄影机了。他还会宣布一项重大的政策提案。他和手下的官员们已经为此工作了一段时间,再加把火,催一催,提案就十全十美了。政府已经为没有工作的中学毕业生提供了人人可参加的培训课程。而现在,厄尔的提案将让他们有机会去另一个欧共体国家完成培训,同时还增加相关的实践技能和语言培训。

厄尔很有信心,觉得这项提案能够收到很积极的反响。他今天将要发表的演说精彩纷呈,处处充满了新的亮点,新的视野,让年轻人看到新的希望和更加灿烂的未来。当然他也会不失时机地说点慷慨激昂的空话,激起观众的热情。

今天就是一场“淘汰赛”,他觉得这个词恰如其分。他已经说服布鲁塞尔的国家机构为这项计划买单。他眼前和耳边已经出现了足以淹没自己的山呼海啸般的掌声和鲜花,铺满自己通向唐宁街的康庄大道。

他到达埃塞克斯村务大厅的时候,已经有一大群欢呼鼓掌的支持者在静候光临了。他们挥舞着小小的米字旗和旧的选举海报,上面写着醒目的“埃塞克斯的厄尔”,就像回到了大选时的热烈场面。气氛实在是太完美了。甚至还来了个军乐队,厄尔一进大厅的门就开始演奏。他就在这气宇轩昂的乐声中边走边和两旁的人们握着手。当地的市长陪同他来到低低的木台上,摄影师和灯光组迅速找到最好的角度。他登上台阶,亲吻妻子,看着眼前的人群,调整了一下视线遮住过强的灯光,对不停鼓掌的人群挥挥手。市长说:“这位我想不需要介绍了,你们都认识!很快全国都将认识他!”此时此刻,哈罗德·厄尔觉得觉得,自己一生中最辉煌的胜利就近在咫尺了。

就在这一刹那,他看见了他,站在第一排,快被欢呼的支持者们挤扁了。他也和其他人一样,挥着手,鼓着掌。这是西蒙,这个世界上他唯一不想再见到的人。

两人是在一节火车车厢里相遇的。那天已经很晚,厄尔参加完西北边的集会往回赶。两人独处一个包厢,厄尔醉醺醺的,西蒙又十分友好,还是个英俊的小伙子。看着他,厄尔想起自己从大学起就挣扎着想要忘记的一面,勾引起他无限的欲望。火车在夜色中呼啸着飞驰,他和西蒙仿佛进入了另一世界,忘记闪光灯下虚与委蛇的逢迎,忘记抛在身后的各种责任。厄尔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已经行动了。这行动在之前够让他坐个几年监狱的了。当时也还只能是两个成年男子偷偷摸摸在私底下进行的,在距离伯明翰二十分钟的大不列颠铁路局车厢里干这样的事情,显然不是什么值得宣传的光荣。

厄尔在尤斯顿踉踉跄跄地下了车,急匆匆地塞了两张二十英镑在西蒙手里,在他的俱乐部过了一夜,他根本没脸回家。

接下来的半年他都没见西蒙,直到他突然之间出现在下议院的中央大厅,问值班的警员能不能见见厄尔。极度恐慌的部长匆匆赶来时,年轻人并没有当众大吵大闹,而是一五一十地说自己从最近一次关于党派的节目中认出了厄尔,并十分温柔地要求给点钱。厄尔给他“报销”了来伦敦的“车马费”,并祝他今后一切顺利。

几周以后,西蒙又出现了,厄尔知道这将成为一个无底洞。他让西蒙等一等,然后在内阁会议室的角落里待了十分钟,看着眼前自己越来越热爱的场景,知道门外的那个年轻人正在威胁着他生命中珍视的一切。毫无办法的他只好来到党鞭长的办公室,坦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中央大厅坐着一个年轻人,因为好几个月前跟他有了点露水情缘,就想敲诈他。他算是完了。

“同性恋脑子总是混乱,”厄克特说,接着又为自己出言不逊道歉,“但别担心,哈罗德,敦刻尔克大撤退中还发生过更糟糕的事情呢,更别说走廊上的会议室,就更乱七八糟了。这点事情你就放心交给我吧。”

厄克特真是言出必行,真他妈的太棒了。他向小伙子做了自我介绍,并向他保证,如果他不在五分钟之内走出这栋楼,就会叫警察来以敲诈罪逮捕他。“哦,千万别以为你是第一个,”厄克特沉着地说,“这种事情我见得太多了。只不过这种事情太见不得光了,逮捕和接下来的审讯都会非常保密的。没人会知道你要敲诈谁,甚至不会有人知道你被判了多久。也许你那可怜的母亲除外。”

厄克特没有再多费口舌。年轻人很快就得出结论,自己犯了个很严重的错误,应该尽快从这栋大楼以及哈罗德·厄尔的生命中消失。但厄克特考虑得十分周到,记下了西蒙驾照上的种种细节信息,以防他还想继续找麻烦。

而现在,他回来了,站在前排拥挤不堪的人群中,不知道又将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厄尔越想越害怕,越想越严重,简直到了折磨自己的程度。

整个演讲的过程中,他都心神不宁,表现也大失水准,让支持者们非常失望。内容照着念也不会错,就用粗大的字体印在他面前一页页的再生纸上,但其中的激情消失了。他结结巴巴地发表着满含官腔的陈词滥调。十一月的天气已经很冷,他鼻子上却挂着豆大的汗珠。发表演说的时候,他的思维好像神游到别处去了。结束时,忠心耿耿的人们仍然热烈鼓掌,但这丝毫没有帮助。

最后市长几乎不得不拉着他来到人群中,满足人们想再和他握一次手的呼声。这位大家爱戴的“人民的儿子”无精打采地接受着人们的祝福。他们欢呼着,拍打着他的后背。结果离西蒙更近了,那双年轻的眼睛仿佛洞察一切,知晓一切。他就好像正被无形的手拖着拽着,一步步接近地狱之门。但西蒙并没有大吵大闹,什么也没做,只是握了握他被汗水弄得黏湿阴冷的手,微笑了一下,并有些紧张地抚摸了一下自己脖子上夸张摇摆着的圆形徽章。接着他就走了,就像人群中那些毫不起眼,转身就忘的脸庞。

厄尔回家的时候,两个男人正站在阴冷的街道上等候他。

“晚上好,厄尔先生、厄尔太太。我们是《镜报》的西蒙兹和皮特斯。今天您的集会真不错。我们拿到了新闻稿,也就是您演讲的内容。但我们需要给读者增添一点色彩,比如观众的反应等等。厄尔先生,能谈谈您的观众吗?”

他只字未提,直接冲进了屋。一手还拉着妻子,砰地摔上了门。他拉起窗帘看着两个男人耸耸肩,回到街对面的一辆旅行车里,拿出一本书和一个保温瓶,准备在这里度过一个漫长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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