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帝刘奭是宣帝刘询的长子,母亲许皇后。刘奭在宣帝为平民时生于民间,2岁时宣帝即位,9岁时被立为太子。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宣帝逝世,27岁的刘奭即位。元帝是一个柔弱君主,在他统治时期,西汉王朝开始走下坡路。

刘奭长大以后,柔仁好儒,见宣帝治国重用刑法,曾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听后怒形于色,认为汉朝本有制度,历来杂用霸、王二道,刘奭偏好纯儒,恐怕是一个性格懦弱、不善用人的低能继承人。他担忧刘奭不能继承重任,有意更换太子,但又不愿背弃自己已故的患难之妻、刘奭的生母许皇后,所以一面叹息“乱我家者必太子也”,一面还是把帝位传给了刘奭。

果然,继位的元帝放弃了汉室前几位皇帝的“杂用王霸之道”的传统,重视经学,独尊儒术,尊师崇儒。所以,朝中的重臣大多是他的师傅和儒生。

宣帝临终之前,托付三名大臣辅佐朝政,一位是外戚史高,另两位是元帝的师傅肖望之和周堪。肖望之是东海兰陵(今山东枣庄东南)人,宣帝时任太子太傅,教授《论语》和《礼仪》,与同时教授《尚书》的少傅周堪都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宣帝在病中拜肖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拜周堪为光禄大夫,授诏辅政,兼领尚书事。肖、周二人本为师傅,又受先帝遗诏辅政,所以元帝即位之初,接连数次宴见肖、周,研究国事,讨论朝政。元帝对师傅极为尊重和信任。

元帝还大力擢用儒生。当时,肖望之推荐了博学多才的大儒刘向和忠正耿直的金敞,元帝均付以重任,并加官给事中,即特赐随便出入禁中、参与机密之权。他即位不久,听说琅邪(今山东诸城)人王吉和贡禹是明经洁行的儒学大师,就特派使者召来京师做官,王吉病死在赴京途中,贡禹入京拜为谏大夫,随后又升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为了发展儒学,重用儒生,元帝曾一度指令京师太学的博士弟子取消定员限制,凡能通一经的民间儒生均免除兵役、徭役。后因用度不足,博士弟子定员千人,即使这样也比宣帝末年的名额增长了5倍。元帝在位期间重用的大臣,多为汉代知名的经学大师。

在元帝起用的儒生中,有不少性格耿正,敢于直谏的人。元帝重儒,因而对于直言极谏的儒者多不怪罪。薛广德敢于直言,有时甚至搞得元帝很难堪。一次,元帝出宫中便门到宗庙祭祀祖先,忽然产生了乘船观水的浓厚兴趣,打算放弃桥渡路线,改坐楼船前往宗庙。薛广德拦在元帝前,脱掉帽子,恭敬地跪在地上叩头,要求元帝从桥上通过。元帝让他戴上帽子起来,薛广德说:“陛下不听为臣规谏,臣将自刎,用鲜血污染车轮,那时陛下就不能进庙去祭祀先祖了。”元帝听后,很不高兴。光禄大夫张猛对元帝说:“陛下,臣听说有圣明的君主才有敢言的直臣。乘船危险,走桥安全,圣明君主不靠近危险,御史大夫的话是应该听从的。”元帝瞪了薛广德一眼,说:“晓人以理不应该这样吗?”于是从桥上通过。

元帝尊师重儒的同时,也宠奸任佞,一批奸佞小人麇集于朝廷要枢,石显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他依靠元帝宠信,以中书令官职专权十几年,一直到成帝即位。

石显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大地主家庭,少年犯法受宫刑,入宫为宦官,宣帝末年任中书仆射,与中书令弘恭结为党友。元帝即位时,石显已经是一个饱览宦海沉浮和官场事故的钻营利禄的老手了。他口齿伶俐,头脑狡黠,内心歹毒,不但精通朝务,左右逢源,而且能用心计和语言探测出皇帝尚未明讲或难于言传的内心含意,凭着这套本领,很快就赢得了元帝的欢心和宠信。随着宠信加深,中书的权力日益增大,石显等人以久典枢机、熟悉朝务为优势,常常非议、抵制甚至推翻领尚书事的肖望之、周堪的意见,引起肖、周等正直派官员的反对。于是朝中形成了以弘、石为首的中书势力和以肖、周为首的正直势力的对立局面。双方明争暗斗,越演越烈。

肖、周向元帝提出废除中书机构,试图根除石显等一伙奸佞势力。元帝性格柔弱,采取折衷态度,对废除中书之议久置不决。而石显、弘恭则及时行动,数次设计,先是逼肖望之自杀,后又气死了周堪。虽说元帝怜惜师傅,而且还把周堪的职位加在石显之上,但是终因识不破石显的计谋,而石氏又稳操实权,未能保住师傅的地位、性命。从此正直派官员失去了首领,更处于被动和困难境地。

正直派失败后,朝中有一名郎官,名京房,他见石显专权,吏治败坏,就制订了一套清明吏治的奖惩方案,名曰“考功课吏法”。元帝很赏识这套方案。但京房深知要推行其法,必须首先除掉石显。在一次晏见时,京房向元帝提出一连串发问,做了一次深入透彻的进谏。京房问:“周幽王、厉王为何危身亡位?他们任用的什么人?”元帝说:“君主糊涂,用的是巧佞人。”京房又问:“知道巧佞而任用呢还是以为他们贤明?”元帝说:“当然是认为他们贤明。”京房接着问:“那么后人为何知道他们不贤明?”元帝说:“后人看到乱世亡君的恶果,所以知道不贤明。”京房说:“这么说来,是任贤必治,任佞必乱。那么幽、厉为何不觉悟,为何一直任用佞臣,以致搞得国破身亡?”元帝回答:“面临乱亡的君主都自以为任用的臣是贤臣,若都觉悟,天下哪里还会有昏君呢!”京房把话锋一转,问:“那么陛下观当今天下是治世还是乱世?”元帝毫不隐讳地说:“也算是极其混乱了,还有什么说的。”京房又问:“那么当今陛下任用的是何人?”元帝支吾其词:“……话不能这么讲,今天虽然混乱,比幽、厉时还算好些;况且这与用人没有关系。”京房感慨地指出:“陛下,前代君主就是这样看待他那个时代的,臣恐怕后人评论今天,也像我们今天评论前代一样啊。”元帝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话,他问:“那么,你说今天为奸行佞的乱臣是谁?”京房回答:“明主自己应该知道。”元帝说:“朕不知道。如果知道,朕为何还要用他?”京房说:“臣所说的,就是陛下所最信任、共同在帷幄中密图大事、掌握天下用人权的那个人。”元帝明白京房指的是石显,于是说:“朕已知晓。”

京房这番忠谏,可谓语重心长,发人深思,但京房退后,元帝信用石显一如既往。因为石显已经用各种狡诈手段骗得了元帝对他牢不可破的宠信,石显对元帝骗得越深,元帝对石显越信任,后来干脆把朝政一股脑推予石显。事无大小,都由石显汇报,也多由石显裁决。石显贵幸倾朝,文武百官都敬畏他。继肖望之、周堪、张猛死后,石显为排除异己,又陆续害死京房、郑弘、张博、贾捐之、苏建等人,并迫害陈咸、朱云、王章等多人。由于元帝过于宠信石显,石显总以中书(尚书)权力侵夺朝权,渐使汉代尚书机构权力重起来。石显凭借尚书权,不断清除政敌,入狱的入狱,服刑的服刑,有的免官归野,有的合家流放,不少人被推上断头台。上至公卿下至郎吏的满朝官员,无不畏惧以石显为首的中书势力,处处小心谨慎,甚至连走路时抬腿落足也不敢稍有疏忽大意。

元帝在位期间,匈奴已经衰落,边郡比较平安,不过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小摩擦。对于如何处理边郡问题,元帝总是召集群臣讨论,而往往采取在争辩中占上风的意见和主张。

武帝开拓汉域南疆时,曾在今海南岛设置珠崖、儋耳二郡,由于汉朝官吏对当地人民进行残酷压迫,经常激起武装反抗。元帝即位的次年,珠崖山南县起兵反汉,连年不能平定。元帝召集群臣讨论,拟调重兵前往镇压。后元帝采纳多数派代表贾捐之的主张,决定放弃珠崖郡。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下诏宣布罢除珠崖郡,郡中居民愿意属汉,妥善安置,不愿属汉,不相勉强。这样,珠崖郡自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设置以来,历时64年,至元帝被废。

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秋,陇西郡姐羌旁种反叛汉朝,元帝又召集群臣讨论对策。元帝听双方各自言之有理,就在采纳多数人意见的基础上,命冯奉世率1万多官兵开进陇西郡,分屯三处,被羌人破军杀将,进守不得。冯奉世只好画出陇西郡的详细地形和羌汉兵力的分布局势,呈送元帝请求援兵。元帝征发6万援军开入陇西,当年年底平定了羌人的叛乱。

汉元帝外交政策上的成功之例,是和北方的匈奴修好,胡汉和亲。元帝即位之初,匈奴已经衰弱,内部矛盾重重。呼韩邪单于归汉,初元元年上书言民众困乏,元帝命云中、五原二郡输送谷2万斛救援。郅支单于叛汉,初元四年杀汉使者,逃往康居。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冬,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矫诏调集西域各国兵,诛斩了郅支单于。呼韩邪单于闻听诛斩了郅支,又喜又怕,上书提出朝见天子。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来长安朝拜元帝,要求做汉朝皇帝的女婿,以表示与汉亲近。元帝以后宫良家女子王昭君赐予单于,呼韩邪万分高兴,要为汉朝保护西北边塞,请元帝罢除西北边防,与民休息。元帝让有关部门讨论,议者都以为是件好事,惟郎中侯应力主不可,他从汉朝边防的长远大计出发,向元帝列举了10条无可辩驳的理由。于是,元帝派人婉转地谢绝了呼韩邪单于善意的请求。

汉元帝在位期间,也采取了一些政策,希图振兴国家,但是终因积弊太深,元帝本人柔弱无能,又宠信奸佞,未能如愿。

继位之初,元帝的师傅和儒臣纷纷进谏,禁奢糜,行节俭。如贡禹即指出,汉初君主俭朴,什一而税,没有其他赋役,所以家给人足。高祖、文、景之时,皇帝宫女不过10多人,厩马百余匹,后来日益奢侈,后宫女子竟达数千人,厩中食粟之马达到万匹。上行下效,全都奢侈起来,诸侯妻妾有的多达几百人,豪富者的歌女也有数十人,造成天下内多怨女,外多旷夫。他建议元帝首先从自己做起,成为节约的表率,来纠正社会的侈糜之风。在贡禹规谏下,元帝在皇室范围内先后采取了许多节俭的措施。他诏令停止维修那些不经常去的离宫别馆,太仆减少喂马的谷,水衡减少喂兽的肉,撤销黄门署的乘舆、狗马和玩物,并把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飞外池和严御池田四处田猎游玩场所假与贫民田居。他又下诏解除甘泉、建章二宫的警卫,卫士一律回乡务农。百官各署务必减省费用,将实际情况向上汇报。还诏命负责宫中饮食的太官,不要每日屠宰,伙食费照以往省减二分之一。乘舆养马以不误正事为准则,不可铺张浪费。并罢除了角抵戏以及常用的上林宫馆。

尽管元帝重用儒生,能在一定程度上纳谏,并采取了一些轻刑和节俭的措施,但这些并没有改变西汉王朝的没落。以轻刑来说,元帝曾减省刑罚70多项,并连年大赦,但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盗贼满山,社会治安极为混乱。以节俭来说,元帝做出不少示范动作,但侈糜之风有增无已。由于积重难返,元帝也别无良策,振兴乏力,再加上宠信佞臣,所以上梁不正下梁歪,朝纲不整,必然会败坏地方吏治,以致贪官暴敛,酷吏横行,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西汉王朝只能向下坡路滑去。

汉元帝做太子的时候,姬妾美人众多,可他独宠司马良娣。她去世以后,元帝不近众姬妾。后来,在其父宣帝和皇后的撮合下,选美女王政君入宫。一夜之伴,怀上刘骜。刘骜诞生后,宣帝非常喜爱,亲自给他起名为骜,字太孙,常留在身边玩耍。元帝即位后,立刘骜为太子,诏命史丹辅佐太子;立王政君为皇后,但王政君很少能够亲近元帝,元帝并不爱她。而太子刘骜年少时喜好经书儒学,为人宽博谨慎,后来却贪婪酒色,沈于燕乐,元帝感到他越来越没出息,也就不那么宠爱了。

元帝晚年得病,不亲政事,贪图安逸。他不喜皇后和太子,而爱宠妃傅昭仪和其子刘康,遂生易储之念。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元帝病重,傅昭仪和刘康常侍左右,而皇后王政君和太子刘骜稀得进见。元帝几次问尚书关于景帝废栗姬所生太子而立胶东王刘彻的旧例,打算效仿故事易储。皇后王政君、太子刘骜和刘骜长舅卫尉王凤日夜忧愁,不知如何是好。史丹是元帝的亲密旧臣,能入禁中看望元帝。他乘元帝独寝时,径直闯入卧室,跪在元帝面前哭诉说:“皇太子以嫡长子立为太子,已经有10多年了,名号印入百姓心中,天下无不归心。现在见定陶王受陛下深宠,纷传陛下打算易储,道路流言,满城风雨。若果有此事,公卿以下的满朝群臣必定以死相争,拒不奉诏。愿陛下先赐臣死,以示群臣。”元帝本为仁柔皇帝,不忍见爱臣伤心流泪,又觉得史丹言辞恳切,深受感动,怆然太息说:“寡人的身体江河日下,朝不保夕,然而太子和两王年少,欲去又留恋,怎能不挂念呢?不过,却没有易储的打算。况且,皇后是个宽厚谨慎的人,先帝又喜欢骜儿,我岂能违背他老人家的旨意。你是从哪里听到这些闲话呢?”史丹借着元帝的话茬,连连叩头说:“愚臣妄闻胡说,罪该

万死。”元帝说:“我的病日益沉重,恐怕不能好了。尽心辅佐太子吧,不要让我失望。”从此,元帝打消了易储之念。

当年五月,元帝死于未央宫。在位16年,终年43岁。六月,太子刘骜即位,是为成帝。七月,成帝为父举行葬礼,葬于渭陵(今陕西咸阳东北)。谥号“孝元皇帝”。平帝元始四年(公元前4年),尊庙号为“高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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