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入关后,明代士大夫激烈反抗,尤其以江南一带最盛。当时清人武力不足,对汉人初甚宽容,即容许开科取士,并开放政权,对传统汉人之政制接纳让步。

首先,北方之士大夫与清政府妥协。但清政府颇用手段,一面照旧制保持汉人习俗,一面严行剃发令,要汉人文化上屈服。在清军高压政策下,汉人不得不屈服,而南方士人反抗之心仍较烈。但为了应举做官,不陷入耕农经商之穷途,则唯有与清政府妥协,参加科举。而明末遗民,不屈服于清代科举者,则有如下几项出路,如:方密之之出家,吕晚村之行医,孙夏峰、颜习斋、张杨园之务农,张杨园之设处馆讲学,李二曲、王船山之隐居,刘继庄、李恕谷之担任游幕以及顾亭林、吕晚村之经商等。明末遗老们不愿转职者,则致力于学术文化工作,他们为了反清复明,竟有主张恢复封建者,盖有封建,便会有大门第,便容易在社会分裂情况下推翻旧制度。士大夫之笃实学风与坚贞志气保持数百年之久直至清末。此股力量,使清以武力夺得政权以后,不得不考虑应维护人心之安定。

于是清政府一面解放其政权,一面尽量推行汉化。此点于清初康熙帝尤为用力。

康熙由青年时勤学以致咳血而仍不放弃苦读,即使三藩乱起,仍勤读不辍,终于到达无不通晓之境地。而在委曲求全下之中国士人,亦以明末遗民为榜样,因此在参与吏治方面亦甚用心而踏实,遂使清初政况稍胜于明代中叶。

清初以来,反抗清政权较烈的江浙一带,因鄙视清政权而影响及于轻视科举制。

当时江浙士人以不应科举之家传经训为最有声望,最有骨气。

当时清代只有官办的书院收买贫苦之士人,如当时有名儒如全祖望、钱大昕、李兆济等,无志仕途,则唯有入书院讲学以维生。

当时江浙地区较其他省份富庶,因此藏书亦多于他省,如乾隆朝之《四库全书》共七套,内廷占四套,而江浙占三套,存于扬州、镇江及杭州各一套。可见江浙之学术气氛较他省为高。故江浙考证汉学之风在抗异族抗现实之情况下,始终持之不衰,不过却由爱好民族文化转变为纯学术之探讨,而脱离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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