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5章 终于拆迁了

一场成功地解救了被拐妇女的打拐行动, 却让劳心劳力穿针引线各种辛苦的郑国强沦为了众矢之的。

只初中生们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迅速，很快就恢复了对郑国强同志的和颜悦色。

毕竟他们讲道理，知道有法不依不是郑国强能解决的问题。这是普通人碰都碰不到边的事, 她们总不好强人所难。

郑干部已经在自己能做到的范围做得很好啦。

毕竟法律自己在这方面就说得含糊不清前后矛盾，一个说买主强.奸妇女强迫与之成亲要按照强.奸罪论处。一个又说买主得数罪并罚, 强制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和强.奸罪要共同处罚。而强.奸罪的上限是直接枪毙, 但现实生活中又绝对不会因为某人花钱买老婆就直接枪.毙了他。

虽然初中生们都认为毙了更痛快。买主是长期限制被拐妇女的人身自由而且不停地违背妇女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这难道还不应该按照强.奸罪的从重原则加以判决吗？

可是方律师说不会。这些凶手真正因为买老婆而受到的最大的惩罚基本上都是罚款，连关几天都罕见。大部分情况是受害人能获救，执法者就谢天谢地了, 哪里还顾得上追究买主的刑事责任。

还有一个法律买主免于刑事处罚的条例，什么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 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 可以免于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 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免于处罚。

说什么呢？直接回复一个呵呵吧。

这种规定都出来了，执法者按照什么标准去执行, 还用说吗？

所以老郑同志的无能为力是大环境的限制，她们不能苛责兢兢业业做事的人。

初中生宽容又豁达, 不搞迁怒这一套，大人却没她们的胸襟。陈老板现在的态度就很不对劲哩。

就连陈文斌都看出不对劲来。嘿，以前他姐跟姐夫那叫一个肉麻兮兮，老夫老妻, 娃儿都上初中的人了，他俩还成天黏黏糊糊的。看的他鸡皮疙瘩掉一地。

怎么就一夜之间，陈凤霞便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了呢？看姐夫都没好脸色。

陈文斌琢磨了半天, 拎了两盒静心口服液塞给自己姐夫，煞有介事地强调：“这个更年期妇女情绪就是这样，阴阳不定，难服侍的很，姐夫你就多担待吧。拿这个给我姐喝，对中老年妇女最好。”

郑国强这样的好脾气都忍不了：“你姐还不到四十呢，更什么年啊。”

陈文斌却煞有介事：“女人脾气大老的快，就我姐那脾气，就是早更了也正常啊。”

郑国强赶紧喊停：“别胡说八道，你姐，你姐是不高兴涌泉县被拐了好几个姑娘，就找回来一个。”

陈文斌咋舌：“那她还对你甩脸子啊。这这这，这当代女同志对男同志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点？能找回来一个就不错了，她这是吹毛求疵鸡蛋里头挑骨头。不行不行，我要去说说她。”

此人嘴上说得义薄云天，实际上两只脚跟粘在地上一样，死活不挪窝。

说来惭愧，以前他讨好在上元县有实权的郑国强时，他还敢下陈凤霞的面子，这人实在太爱普度众生，脑回路不走寻常路。可现在，随着陈凤霞脾气日长，加上他人穷志短失意商场，反正就是，他不敢惹姐姐。

所以，姐夫，小舅子在心理上是跟你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也绝对会是你最坚实的后盾。无论你想做什么，小舅子都会力挺你。

郑国强却无心嘲笑小舅子的嘴上英雄，或者更具体点儿讲，他压根就没心思在意这些情绪。

他只问了一个问题：“文斌，你是不是这辈子非要结婚不可？”

陈文斌立刻惊悚，夹在手上的香烟都差点掉到地上，面上肌肉也一下子僵硬起来。他深吸了口气才问：“姐夫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她在外面又有了？”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惊弓之鸟说的就是他啊。

郑国强立马喊停：“别胡说八道，我是说假如，假如抛弃你现在一切的条件，你是不是非要结婚生子不可？”

陈文斌想了想，直接摇头：“非要不至于，嗐，你又不是没结过婚，这结婚多烦啊，能有多美好。这报纸上说什么多了免费的保姆、育儿师什么的。废话，但凡有钱，你需要免费的吗，你不能花钱请专业的啊。就是那个啥，也没什么大不了。”

郑国强想小舅子在女色上的确不太在意，便将问题转向重点：“生子呢？你是不是一定要生子？”

陈文斌愈发警惕，眼睛都左右瞄瞄。

他有充分的理由怀疑郑国强这是和那几个丫头联合起来给他下套了。他家佳佳对此事始终耿耿于怀，对她再好都没用，反正她认定了他重男轻女可以为了儿子随时抛弃女儿。

天地良心啊，但凡认识他的人哪个不晓得他是女儿奴，他对这一大一小的丫头真比对小三儿上心多了。

陈文斌烦躁地抓脑袋：“哎哟，姐夫你怎么也陪着那些丫头胡闹啊。你别忘了咱们是一国的，你还生了我外甥呢。甭看你平常有多受小孩欢迎，在这事上，咱俩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跑不了你也蹦不了我。”

郑国强无心听他的絮絮叨叨，就追问：“跟她们没关系，是我问你，是不是非得生子不可。”

“废话。”陈文斌嗤笑，“你问你自己不就结了。”

郑国强哑然，在这事上，妻子说的没错，男人都一样。

可他还是不愿意放弃：“如果当初就是只能生一个，那你还愿意要佳佳吗？”

“哎哟，姐夫你今天怎么了？”陈文斌莫名其妙，“生都生了还能怎么样，那当然是养着了。总不能……”

好吧，鉴于他当初送走了蔚蔚，实在底气不足，他只能虚弱地强调，“其实也不是非得有儿子，有个女儿也不错，也算是后嘛。”

郑国强苦笑，喃喃自语：“总归要留个后。”

陈文斌理所当然：“对啊，这太监还要认个嗣子在名下往后给自己烧纸钱呢，何况我一正常人。我要没后不就成了断子绝孙了？啊呸呸呸！”

他连着吐了好几口，转过头却发现姐夫竟然在发呆，就怪过分的。

这人到底有没有听自己讲话？好过分。就算是姐夫，小陈总也觉得自己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所以他相当冷酷地当做没看见姐夫手上夹着的香烟已经烧到手指，没有开口提醒。

郑国强还是自己被香烟给烫醒了，赶紧掐灭烟头丢进垃圾桶。

陈文斌在旁边眉毛跳舞乐不可支，一不留神，自己也被烟头给烫了，痛得他嗷嗷叫。

就很活该。

郑明明等人从外面回来时，瞧见的就是他上蹦下跳的模样，真是好活泼。

今天初中生们上了健康教育课，老师说人过了三十岁后骨头会更硬，摔出个骨折什么的不容易好。陈敏佳都觉得她爸活泼过度了。

怎么就一点也没有姑爹沉稳呢？哎，真是第101次遗憾自己的爸爸不是姑爹啊。

郑明明追着爸爸问：“爸爸，我们是不是明天回前进村？”

回去干什么？一个去村委会签拆迁合同摁手印，另一个就是迁坟啊。虽然当初暗度陈仓将郑骁认在老成头爷爷名下的事情发了，郑国强也因此丢了官职，被上元县委踢出了局，但认了亲就是认了，该走的流程还是一个都不能少。

郑国强点头：“嗯，明天我们上午回前进村。”

陈志强就在旁边羡慕得不要不要的：“真好啊，你家拆迁了。这要赔多少房子和铺子啊，郑明明，你以后可真是躺着挣钱吃房租就发了。难怪你舅舅要喝静心口服液呢。”

前面的话还算正常，后面的就毫无逻辑可言了。

陈文斌都笑着骂出了声：“滚，小兔崽子胡说八道什么呢？这是买给明明妈妈的。”

陈志强却不相信：“郑明明妈妈从天而降这么一大笔财产，她有什么好睡不着的。叔叔你看了睡不着很正常啊。我完全能够理解。就好像《我们的夏天》拿了那么多奖，王月荣跟余凯都拿了奖杯，却没有我的份，我也很惆怅啊。我觉都没睡好。”

王月荣当场拆他的台：“你那是吃多了海鲜闹肚子好不？余凯也被你吵得一夜没睡。都让你悠着点儿了。”

陈志强理不直气也壮：“我能跟你们比吗？你们见多识广，啥好吃的没见识过。我这难得有免费大餐吃，我当然得敞开来一顿顶三顿了。”

吴若兰也吐槽：“嗯，然后连着喝了两天白粥，你可真划算。”

不要说了，这些女同学就是如此残酷冰冷无情。

小孩子一闹腾，家里的气氛就活跃多了。

郑国强也跟着笑了起来。

只是他的笑容在家门被二度打开，陈凤霞领着儿子回来时又悄无声息地收敛了。

即便小胖子同学欢喜地蹦跶到他面前炫耀自己今天在幼儿园的英文演讲比赛里拿了奖“哈哈哈哈哈，他们都唱ABCDFEFG，只有我唱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所以我得了最高分”，他也只是一边觑着妻子的脸色一边假大空地敷衍儿子：“嗯嗯嗯，我们小骁真厉害，以后好好跟着姐姐学习，再拿更多的奖。”

陈志强突然间“欸”了声，奇怪地看着陈凤霞：“阿姨，你家拆迁了你不高兴吗？”

就连胡阿姨这两天都笑容满面，被人说恭喜的时候也大大方方地接受呢。

现在前进村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也转移到公立学校去了，房子就是拆了也不用担心啊。换成商铺和小区住宅多好。

他妈这些天动不动就在他耳边念叨说什么当初他家也该在前进村盖房子的。为此，她还跟他爸吵了一架。

陈志强就是被烦得吃不消了，这才硬跟着女同学一块儿来人家写作业的。

陈凤霞笑了笑：“高兴啊，我正愁没钱买房子给职工当宿舍呢，现成的房子过来了，我当然高兴。”

确实应该高兴，因为现在的拆迁安置工作的确优厚。由于安置的小区还没完工，政府还给了安置生活费。

相当有意思的是在拆迁风声传出后，前进村好多人家将亲朋好友的户口全都转到了自家名下，试图以此多分房。结果此事闹得过火了，政府直接下了死命令，就按照实际房产面积来补偿。你三十平方米的房子挂了十个人的户口也没用。

白忙了一场的人又互相自我安慰，挂了户口白拿拆迁安置生活补贴也不错啊，一个月好几百块钱呢。这钱，不拿白不拿。

没想到公家的便宜没那么好占，最后下来的赔偿方案里也规定了按照实际面积来补贴过渡期间的生活费。你说这点钱不够人过日子，连租房子都不够；那你之前是怎么十个人生活在三十平方的屋檐下的，现在照旧啊。总不能因为拆迁就让你们一大家子生分了。

不得不说，好损啊。

所以众人一通忙碌之后，小丑竟是我自己不说，还白白便宜了从头到尾置身事外的陈凤霞和胡月仙。她们两家房子大，赔偿多，拿的生活补贴也多。

陈老板当然得高兴，只是这高兴还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惆怅。对生活的惆怅，吃饱了撑的迷茫。

郑明明也迷茫，她有一肚子的疑问找不到人解答。

礼拜六她坐着月仙婶婶的车回前进村，她碰上了直接从出差城市回村的黄宵宇，就迫不及待地跟小宇哥哥倾述自己的疑惑。

“我不明白为什么对于拐卖案里的买主的处罚要高高举起又轻轻落下。”郑明明皱眉，“他们的情况跟控制被拐卖妇女卖.淫的罪犯还有那些拐卖民工去劳动的黑煤窑老板没有任何区别。不说□□的问题，难以打击的问题，起码后面两种只要确定了他们的罪行，依法严厉打击是常态吧。怎么到了拐卖案的买主那里就不行了？”

黄宵宇其实相当疲惫。

他是连夜坐火车赶回来的，因为要思考网站的运营，因为环境糟糕，他在车上只勉强打了会儿盹，现在可以说是精疲力尽。

不过身为大哥哥，他还是态度温和地为小妹妹答疑解惑：“也许是因为前者没有产生直接的经济效应，后面两种是经营，利用被拐卖对象挣钱了。”

郑明明摇头：“不，都是生产工具，他们都是将被拐卖的对象当成生产工具。前者是性.奴，是繁衍后代的工具，不能因为产生的效益不是直接摆在明面上的金钱，就代表她们没有被奴役被迫害。”

她喃喃自语，“爸爸说如果严厉打击买主的话，那这些买主会因为恐惧被打击而直接将买来的妇女还有小孩藏起来甚至杀害掉来洗脱嫌疑。可是不打击他们，他们就愿意将买到手的人口.交出去，放人家自由吗？根本不可能。他们连警车都敢砸。”

秋天的太阳真好，暖融融地照在人身上，真舒服。

黄宵宇就在这暖阳下微微笑：“那你说是因为什么？”

郑明明脱口而出：“因为他们认为男的就应该有老婆，家庭就该有孩子。自己没能力找老婆的好可怜，花钱买老婆也无可厚非。自己没能力生孩子的也好倒霉，花钱买小孩是为了传宗接代。这些人都是苦命人，人财两失已经很惨了，怎么还能再惩罚他们呢？他们就是这样想的，他们就是这样认为的。被拐卖的不会是他们，他们被保护得好好的，他们很安全，所以他们充满了对那些人的同情心，认为没什么大不了。买主有权利获得完整的家庭，就算手段龌龊也情有可原。”

没错，就是这样。

他们认为买老婆买孩子是生活必需品，这些人性的恶可以原谅。而逼人□□和强迫奴役人劳动就是奢侈品了，这样的恶毒当然得打击。

所以，制定法律时才如此含含糊糊，执法时又如此优容。

刀子不割在他们自己身上，当然不会痛。

黄宵宇没有评论小妹妹的观点，只微微笑：“法律维护的是掌握话语权的人的利益，也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古今中外莫不如是。比方说，建国时，邓妈妈提出保障女性离婚自由，男女双方只要有一方坚决要求离婚，调解失败的，就应该判离，不加任何附加条件。当时她是少数派，很多人反对她。她说服了大家，她有话语权，所以这个就写在婚姻法里了。她说女性不是为了丈夫而活，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事业必须奋斗下去。”

他看着小妹妹，笑容更深了些，“所有的东西都是有话语权的人决定的。失去了话语权，再愤怒的事都无济于事。”

村委会干部招呼大家过去签字，黄宵宇摸了下妹妹的头，温声细语道：“走吧。”

郑明明嘟囔了声：“不要摸我的头，我又不是小孩。”

黄宵宇一愣，旋即笑了：“对，我们明明已经是大姑娘啦。”

作者有话要说：　　1948年10月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央妇委立即成立了《婚姻法》起草小组，由邓.颖.超主持，成员有帅孟.奇、杨之.华、康.克清、李.培之、罗.琼、王汝.琪等人。《婚姻法》起草小组办公地点设在河北平山县东柏坡。东柏坡是个群山环抱、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中央妇委借用了老乡前后两个小院。在起草《婚姻法》前，邓.颖.超和中央妇委成员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据各地妇联提供的调查材料，当时在山西、河北、察哈尔等省已解放的农村中，婚姻案件占民事案件的比例，低的占33.3%，最高的达99%。在北平、天津、西安、哈尔滨等已解放的城郊，婚姻案件少则占民事案件的11.9%，多的占48.9%。在婚姻案件中，离婚及解除婚约的，在上述农村中平均占54%，城市或城郊，少则占51%，多则占84%。离婚原因主要是包办、强迫、买卖婚姻，虐待妇女、重婚、通.奸以及遗弃等，女方是原告，提出离婚的占58%-92%。

在《婚姻法》起草过程中，中央妇委成员发扬了民主作风。据时任中央妇委委员、参与起草《婚姻法》的罗琼回忆：“那时候的风气非常好，讨论问题时，大家开诚布公，畅所欲言。因为这是为新中国和五万万同胞起草的婚姻法，大家都意识到它的分量。光是框架就推倒过好几次，每章每条都是字斟句酌。每次讨论都是大家先发表意见，由王汝琪做记录；然后由她拿出整理后的稿子，再供大家讨论。虽然西柏坡的冬天十分的冷，窗外寒风呼啸，屋里却讨论得热火朝天……”

在起草过程中，邓.颖.超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对《婚姻法》初稿的拟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争议最大的问题是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离婚自由两个方面，如何体现离婚自由是争论的焦点。

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第九条规定：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行离婚。这一条，新的婚姻法要不要写进去呢？反对者认为，在农村，离婚自由了，必定要触动到一部分农民的切身利益，他们必然将成为反对派。另外一种顾虑是，当时形势发展很快，马上就要进城了，怕进城以后，一些干部以“离婚自由”为借口，把农村的原配抛弃了。

1950年1月初，邓.颖.超在中央妇委进一步讨论《婚姻法》草稿的条文时说：“大家对婚姻自由的原则无争论，对离婚自由原则基本上无争论。但对‘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这一条有不同意见。在政法、青年、妇女联合座谈会上，只有我和组织部一位同志同意一方坚持离婚可离，其余同志都主张离婚应有条件。”邓.颖.超说：“我为什么主张不加条件，一方要离就可离呢？理由是中国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最受压迫的是妇女，婚姻问题上妇女所受的痛苦最深。早婚、老少婚、买卖婚姻、包办婚姻是普遍现象，所以，一方坚持要离就让离，主要根据广大妇女的利益提出。如加上很多条件，恰恰给有封建思想的干部一个控制和限制离婚自由的借口。过去没有这一条，发生了很多悲剧。”

邓.颖.超的话，真实反映了我国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在漫长的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使广大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极其卑微低下，没有婚姻的自主权，也没有家庭事务的参与决策权。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封建的婚姻家庭制度在全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仍然普遍存在，种种封建的婚姻陋俗严重地影响着广大农村妇女在婚姻家庭中地位的改善和提高。

在各种封建婚姻陋俗中，买卖、包办等干涉妇女婚姻自由的现象最为严重，这使农村妇女在家庭中的合法权益根本得不到保障。由于男方认为女方是花了钱买来的，所以就把她当成牛马一样，就有了“娶妻如买马，骑时用鞭打”，“鬼神不是神，女人不是人”等说法。据山西省50多个县的不完全统计，1949年1至10月，由于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迫害，发生命案464起。其中妇女被直接迫害致死的占25%，因要求离婚不成而自杀的占40%，因在家庭中受虐待而自杀的占20%，因其他家庭纠纷而自杀的占12%。仅河津、万泉两县在半年中，就有29名妇女被逼上吊、跳井。

由此，邓.颖.超认为，现在各地各级政府法院积压的婚姻案件及发生自杀惨剧的，多因一方坚持离婚又不能离婚造成的。这证明有些解放区现行的婚姻条例，没有规定一方坚持要求离婚者可以离婚这一条，已不能适应妇女群众的需要。邓.颖.超说：“总之，我坚持不附加条件，一方坚持要离即离。至于必须经过一些必要的步骤，可在说明书上加以解释。”邓.颖.超强调指出，中央妇委考虑婚姻条例的每条内容，必须从最大多数妇女的利益出发，不能从一部分妇女的利益出发，更不能为了限制少数男干部喜新厌旧，而放弃原则，对多数妇女不利。

邓.颖.超讲的话是有针对性的。因为随着革命的胜利，特别是夺取大中城市后，很多城市女学生参加了革命工作，她们一般文化较高，年纪又轻。一些男干部看不起战争时期结婚的比较土气的妻子和家在农村的妻子，因此提出离婚。他们的妻子不同意，纷纷向妇联申诉。因此，很多人对《婚姻法》上有一方坚持离婚就可以离这一条持反对意见，认为如果《婚姻法》中包括了一方坚持要离就可以离的条款，便将给那些“当代陈世美”随意抛弃妻子、另结新欢大开方便之门。

邓.颖.超认为，干部队伍只有几百万，在几亿人口中只占很小比例。几百万干部中，有意抛弃妻子的男干部只占极少数，在几亿人口中所占比例就更小了。她看到的是几亿农村和城市妇女群众，她们大多数饱受封建婚姻的束缚。如果在婚姻条例中不写上一方坚持要离就可以离的条款，这就堵塞了广大农村和城市的妇女群众真正实现婚姻自由的道路。

邓.颖.超一贯认为，男女婚姻的基础是爱情，如果爱情熄灭，那种婚姻保持了也没有意义。她更主张女性要自尊自强，以革命事业为第一生命。如果婚姻发生挫折，女性应振作起来，以工作作为生活的主要依托。她绝不同意“老公要离婚，天就像塌下来”那种依赖丈夫的思想，也不同意靠法律强制性地限制干部的婚姻自由。

1950年1月21日，邓.颖.超将中央妇委起草的《婚姻法》的最后草稿送交中央书记处审阅，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几经争论，几度修改，有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争论的主要问题，即一方坚持离婚，即可离婚，不附任何条件一则，至今仍意见分歧，尚未能取得一致。对于此点反对者是较多数人，赞成者包括我及少数人。现为了应各地的急需，且有关广大群众切身迫切的利益，不能再拖延不决。故大家商定，一致同意先以现在的草案（虽然我仍不完全同意），经妇委多数同意了最后稿，并将我们不同的意见一并附上，请中央参阅作最后决定。另送了一份婚姻条例草案给法委，请法委将意见提交中央。我们争论之是非，要求中央给予提示。妇委同志希望中央审阅后能和妇委同志一谈，或中央讨论时，允许妇委同志参加，究竟如何？由中央决定。”

党中央同意了邓.颖.超的建议，最后采用了“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的条款。初稿拟定后，又广泛征求了各有关方面的意见，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做了多处修改，于1950年4月13日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经□□主席明令公布，于1950年5月1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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