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春秋战国之部 第五章 军国斗争之新局面 战国始末

春秋以下，自周贞定王二年，即鲁悼公元年始。迄于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告成，其间共二百四十六年，后世目为“战国时期”。

一、战国年历及分期

本时期的历史记载，因秦廷焚书，全部毁灭。西汉中叶司马迁为史记，已苦无凭。

史记六国表自序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其后诗、书复见。此以流布民间，故虽经秦火而未绝，春秋及左传等皆幸存。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此云藏“周室者”，乃以偏概全之辞，当时各国史记各藏其国政府，而民间无流传，故一火而灭也。独有秦记，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亦有可颇采者。余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按，史公本秦记表六国时事，本属不得已。惟秦自孝公以前，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中国诸侯以夷翟遇之。此亦史记语。其时秦与东方各国交涉既疏，故秦记载东方事必略而不免于多误。今六国表于秦孝公前几于无事可载者以此。至宋司马光为通鉴，托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自左传终至通鉴始，中间缺去六十四年，无详确之编年史。又通鉴虽托始周威烈二十三年，而记载殊疏略，至周显王三十五年魏、齐会徐州相王之岁。以下，记载始可得而详。故顾炎武日知录谓此一百三十三年，史文缺佚，考古者为之茫昧也。

晋代太康时。于汲县古冢当时考知系魏襄王冢。发见竹书，共七十五车。内有纪年十五篇，实为未经秦火以前东方仅存之编年史，惟后亦散失。今世流传之竹书纪年，乃宋后蒐辑之本，多有改乱。

因此本时期史事，较之上期，春秋时代。有些处转有不清楚之感。著者曾據纪年佚文，校定史记六国表，增改详定不下一、二百处，因是战国史事又大体可说。惟颇有与史记相异处。一切论证，谇所著先秦诸子系年一书。此下论战国大势，即據此书立论，故与旧说颇不同。读者欲究其详，当参读该书也。

大略言之，本时期历史，又可分为前、后两期。

第一期是周代宗法封建国家之衰灭。

此承春秋晚期大夫专政之局面而来。晋分为三家，魏、韩、赵。齐篡于田氏，田氏本陈公子，因乱奔齐，“田”、“陈”同音之转。鲁则三桓强于国内，公室仅如小侯。卫势日削，自贬其号曰侯。吴灭于越，陈、蔡灭于楚，郑灭于韩、史记所谱春秋十二诸侯，能继续保持其重要地位者惟楚、秦二国而已。越、宋虽存，于战国全时期不甚重要。大抵春秋宗法封建国家之文化，最高者为鲁、卫两国，鲁得周室大量文物之分封，卫则承袭殷商旧都之流风余韵。故诗经所收十五国风，以邶、鄘、卫为盛。河北之卫虽为狄破而迁河南，惟文化依然可观。故孔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又曰：“卫多君子。”孔子出亡在外十四年，大半淹留在卫国。其次为齐，故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孔子弟子，鲁、卫最多，次则齐人。又其次为晋。故孔子曰：“齐桓公正而不谲，晋文公谲而不正。”孔门弟子，晋籍甚少，孔子亦未过其境。秦、楚则自始即以蛮夷见于诸夏。春秋时期群目楚人为蛮夷，以楚主武力兼并最烈，与诸夏宗法封建势力根本相冲突也。及战国中期以后，群目秦人为夷翟，而再不见斥楚为蛮夷者，因其时抱兼并野心者乃秦，而楚人则久与东方诸国联盟一体也。可见当时所指斥为夷翟者，并非就种族血统立说。

鲁、卫以文化维持当时宗法封建国家之传统尊严，齐、晋则以武力维持当时宗法封建国家之传统地位。楚、秦则代表相反对之一种势力也。诸国中受封建传统文化束缚愈深者，其改进愈难，故鲁、卫遂至积弱不振。其受封建传统文化束缚较浅者，其改进较易，故齐、晋相继称霸于春秋，亦不能如鲁、卫之久保其君位之传统，而见篡于大夫；而经君统篡弒以后，更得急速改变其国家之内部组织，自宗法封建国家激转而为新军国，秦、楚则以受封建传统文化之熏陶更浅，故其国家可以不经内部君统篡易而亦追随改进为新军国焉。

最要的是齐、晋两国之君统篡易，维持春秋以来二百数十年封建文化之霸业，遂以中歇。“诸夏亲昵，尊王攘夷”之后面，有一姬、姜宗姓之观念。及晋、齐篡夺后，此观念遂不复有。

诸夏和平联盟之锁链已断，各国遂争趋于转换成一个新军国，俾可于列国斗争之新局面下自求生存。

此一时期中，春秋城郭联盟之旧国际形势已破坏，以后军国斗争之新形势未完成，在中间成为一个过渡时期。即是春秋末以迄于魏武侯卒年，周烈王五年。凡共九十年。前一段亦可说是越国的称霸期；春秋末乃至战国初之吴、越称霸，即是“霸政时期”之尾声，“军国时期”之先兆，而为其间之过度也。后一段则是三晋分立，魏国渐盛期。

第二期是新军国成立以后之相互斗争时期。

此时期又可分为四期：第一期是梁惠王称霸时期，魏之全盛期，自惠王迁大梁，魏亦称梁。亦可说是梁、齐争强时期。此期自梁惠王元年至齐、魏徐州相王，凡三十七年。

魏承文侯、武侯长时期之国内建设，文侯五十年，武侯二十六年，父子前后共七十六年，文侯自正式称侯（在第二十二年。）以来，亦已五十四年。史记误短二十二年。任用李克、吴起诸人，成为战国以后第一个簇新的新军国。其后吴起入楚、商鞅入秦，皆承袭魏国已成规模而变法。地处中原，又为四战冲要之区。魏初居安邑，文侯都在邺；武侯则都魏县；惠王即位，迁大梁。自谓承袭晋国，开始第一个起来图覇；迁都大梁以争形势。此在梁惠王早年，史记误谓在梁惠土晚年，畏秦而避。其时旧的国际形态已变动，新的国际形态未完成，各国皆迁都以争形势。如赵则自晋阳迁中牟，（此中牟在河北。）又迁邯郸，志灭中山以抗齐、燕。韩则自平迁阳瞿，又迁新郑，意在包汝、颖以抑楚、魏。秦孝公自雍迁咸阳，以便东侵。宋亦自归德迁彭城，以承越之衰而图泗上诸小国，皆是也。次谋统一三晋，恢复春秋时代晋国之全盛地位。不幸伐赵、伐韩、皆为齐乘其后。粱惠王初起即攻赵，围邯郸三年，拔之。韩则慑于梁威而相从。齐乘其弊，败魏桂陵，秦亦乘间取梁河西地。粱不得不仍归赵邯郸以和。此为梁国图霸初次所受之挫折。其后韩亦不复服梁，梁遂伐韩，为再谋统一三晋之奋斗。五战五胜，韩几不国，而齐又徐起乘其弊，败粱马陵。梁之霸业再挫。梁既再败于齐，乃于齐会徐州相王。史记误以为是襄王时。平分霸业。当时惟楚自春秋以来已称王，梁亦先自称王，至是乃与齐互称，为国际相王之开端。自是各国相继称王，共凡九国，即梁、齐、楚、秦、宋、韩、赵、难、中山是也。

第二期是齐威、宣、湣三世继梁称霸期，齐之全盛期。亦可说是齐、秦争强时期。此期自齐、魏相王下迄齐灭宋，凡四十八年。

齐自田和纂位称侯，后魏文侯四十年。传两世，侯剡与桓公。史记漏田和以前悼子，及田和以后侯剡，凡两世。故六国表齐年亦多误。至威王，两败梁国，桂陵与马陵。遂继梁惠而称王。史记误以为在宣王世。其子宣王继之，国势大盛。而其时秦亦渐强，秦孝公用商鞅变法，至子惠王亦称王，后齐、梁相王九年。用张仪，专务离间梁、楚以孤齐。时梁尚强，惠施为相，主与齐和，梁、齐联和则可以弭兵息争。惠王误信张仪。折而入秦，欲减西顾之虑，东向报齐。又齐、楚方睦，张仪两使楚，楚怀王亦误信仪，绝齐入秦。此当时外交上形势也。史记误谓在张仪前有苏秦合纵，并谓苏秦合纵以赵为盟主。赵武灵王称王最在后，其时为赵肃侯，尚未称王，无为盟主资格。又其时大国有九，若东方合纵，应有八国，不应预先排除以后先亡之宋、中山二国。盂子仅言公孙衍、张仪“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以两人更迭为秦、梁二国相，在国际形势上足以引起变动也。苏秦仅为燕往来奔走于齐，无牵动国际力量。于是渐渐造成秦、齐势力均衡之局面。秦昭王约齐湣王称东、西帝，其事未果，正犹梁约齐称王，皆未果，不敢一国独称也。而齐则志在北进侵燕，南侵宋以自广。齐为第一等强国，故积极的主侵略。齐宣王告盂子“有大欲，欲并诸侯一天下”是也。（齐宣王伐燕，史记误以为齐滑王。）秦次于齐，故仅在外交上用手段孤削齐势。其时若燕、赵欲合纵，当合纵对齐，用不着合纵对秦。至苏秦时梁势尚强于齐，故知苏、张纵横乃此后策士伪造，非常当时情实。至齐湣王灭宋，国际均势破裂，此下遂起大变局。

第三期为秦昭王继齐称强期，秦国全盛期。亦可说是秦、赵争强时期。此期自齐灭宋下至赵邯郸围解，凡二十九年。

齐宣王灭燕，国际均势动摇，各国环顾不安，宣王终于不敢吞燕而止。及齐湣王灭宋，国际均势再度破坏，燕人崛起，乘机复仇，乐毅联合秦、魏、韩、赵五国之师入齐。湣王走死，自是齐遂不振，而秦势独强。其时赵国经武灵王胡服骑射灭中山，其事在齐灭宋之前十五年。赵、中山皆第二、第三等以下国，故两国相并，对整个时局，不如齐灭燕、齐灭宋之足以惹人忌嫉。国势骤盛。苏秦说赵曰：“山东建国，莫如赵强。”移之此时，乃合实情。其时东方有力抗秦者遂推赵，六国（宋、中山已灭。）合纵抗秦，以燕为发动，以赵为盟主，必此时期中策士所伪造。于是有长平之战，此为战国二百年最大、最烈之战事。赵为秦败，于是秦并天下之形势遂成。

第四期为秦灭六国期。此期自秦解邯郸围后迄秦始皇二十六年，凡三十六年。按：史记载战国事，于初期最晦，如越勾践迁都，韩、魏、赵分晋，魏文、武两世霸业之经营，皆未备。故于战国中期事亦多昧于情势，于当时各国国势升降及杂合聚散之间，往往不能言。而梁惠之霸业，齐威、宣与梁争衡，徐州会后各国称王，与夫秦人之因利乘便以培植其东侵之基础者，皆不能详。独于晚世策士伪造苏、张纵横之说，娓娓道之，去实远矣。以上分期，庶稍近当时真相。读者欲知其详，当阅先秦诸子系年。

附战国时期周帝系表：

二、从宗法封建到新军国之种种变迁

从春秋以前之宗法封建，转移到战国时代之新军国，相应而起的，有政治、社会各方面激剧之变动。

第一是郡县制之推行，政府直辖下的郡县，代替了贵族世袭的采地。

郡县制已见于春秋。晋自曲沃篡统，献公患桓、庄族逼，尽杀群公子；骊姬之乱，又诅“无畜群公子”，故晋无公族。而并地日大，于是，遂行县制。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问原守于寺人勃鞮”，僖三十三年，齐襄公“以先茅之县赏胥臣”，皆其证。及顷公时，六卿弱公室，又尽灭公族，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左昭五年，楚薳（wěi）启疆言：“韩赋七邑，皆成县。”又曰：“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则晋制一县出兵车一百乘，大率万户方百里为一县，则十户而出长毂一乘也。则晋之推行县制已久，故三家分晋，即变成新的郡县国家。如吴起为西河守，西门豹为邺令。楚亦久行县制，宣十一年，“县陈。”十二年，郑伯出降，曰：“使改事君，夷于九县。”盖内废公族，外务兼并，为封建制破坏、郡县制推行之两因。郡则其先为边方军区，较县为小。周书作雒（luò）：“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四郡盖指百里之四边也。故赵简子之誓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及后边郡日见大，腹县日见小，甘茂言于秦王曰：“宜阳，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久矣，名之曰县，其实郡也。”亦为军国进展应有之现象。

郡县政令受制于中央，郡县守令不世袭，视实际服务成绩为任免进退，此为郡县制与宗法封建性质绝不同之点。自此贵族特权阶级分割性之封建，渐变而为官僚统治之政府。

故相随于郡县制度而起者，第一即为贵族世卿与游仕势力之更迭。

宗法封建时代，君权未能超出于宗族集围之上。故君、卿、大夫之位，相去仅一间，孟子：“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又上士、中士、下士，凡六等。”君位废立，常取决于卿、大夫之公意。公羊隐元年：“诸大夫扳隐而立之。”左定元年：“若立君，则有卿士、大夫舆守龟在。”国语：“厉王虐，国人逐王。”左传：“晋惠公虏于秦，国人卜立其太子圉。”盂子：“贵戚之卿，君有过，谏不听，则易位。”周礼有“致万民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此种改变，一在君位继承法之渐趋确定，一在兼并与郡县之日渐推行。郡县制的国家，则君权渐脱亲属关系之束缚，并非以一宗族建国。一面是君权之演进，而又一面则是游仕之得势。战国游仕分析，一大学者及其弟子，如荀卿、李斯等。二庶孽公子及先世仕宦，如商鞅、乐毅等。三资产在中人以上，如吴起、吕不韦等。四贫士，如张仪、范睢、虞卿等。五贱臣下吏，如申不害、赵奢等。要之非亲属贵族。贵族地位降低，世臣消灭，君位转尊，实为郡县新国家一要征。

其次，则有军民之渐趋分治。

翟璜曰：“君魏文侯。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李克。”将军与守臣之分职特派，此即军民分治之见端。封建时代贵族即军长，无此分别也。

又有食禄之新制度。

既不与采邑，则官吏必食禄。魏成子为文侯亲弟，“食禄千锺”，则亦无封土矣。史记赵奢传：“奢，赵之田部吏，收租税，平原君家不肯出，赵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曰：‘纵君家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诸侯加兵，君安得有此富？’平原君贤之，言于王，使治国赋。”据此则战国贵族纵有封邑，仍必向公家纳租税，与春秋封建采邑不同。亦与汉代封邑制有别。

食禄者必受职，其有禄无职者，则惟当时之养贤制为然。

此始于魏文侯之于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之伦，而极盛于齐之稷下制度，为尚贤观念代亲亲贵贵而起之征象。

第二是井田制之废弃。

古者方百里为大国，百里之地有城郭邑落、山泽林薮、封疆弃地，不能尽垦。即尽垦，亦不过万井，九百万亩。其间尚有君、卿、大夫、士等诸级，各有分地。则百里大侯，有田无多，亦如后世一业主。其民若今之佃户。分田选受，并非难事。即如近世一垦牧公司，圈地招垦，亦必均派一家若干亩，不令随便多少。故封建制度下之农民无兼并，无贫富。若已有兼并贫富，则封建制亦复失其存在矣。欲明古代井田制度之真相，必先了解古代封建国家之规模。（已详前篇。）井田乃是一种小方格块内之划分，周礼所言，则大整块千万顷耕土，已非封建时代之形态也。

分封贵族之采地渐次取消，则直属国家之耕土渐次扩大，于是以前贵族圈地分区小规模的井地，不得不解放为整块的农田。

商鞅废井地而开阡陌封疆，“阡陌”即是大田岸，“封疆”犹如大围墙，为古代贵族封建分割性之主要标帜。一方方的井地，相互隔绝在此种格子线之里。现在政治上已由封建变为郡县，自可打开格子线，铲除田岸围墙，化成一片。此即李悝“尽地力”之教。

大整块农田之形成，即是封建井地之破毁也。此外尚别有促成之原因。一、人口之繁殖。左襄十年：“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襄三十年：“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一年兴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此必郑国地狭民稠，故已渐破弃井田之格子线，乃至于田无封洫，庐井不伍，而子产为之整顿也。

二、耕器之进步。孟子云：“许子以铁耕乎？”以铁耕，则一夫之治田能力随之增大。国策：“秦以牛田通水粮。”牛耕，春秋晚期已有，（如孔子弟子司马耕，字牛）亦到战国而渐盛。

三、水利工程灌溉事业之发达。如魏有西门豹、（文侯时。）白圭、（惠王时。）史起。（襄王时。）秦有李冰、（孝文王时。）郑国。（一始皇时。）周礼遂人所记遂、沟、洫、沧、川等制度，亦是井田制破弃以后，大规摸水利网之描写也。其先所谓井田，“井”或乃灌溉单位，八家共一井，即是一井之灌溉量也。（公羊传有此说。）

井田制度之破坏，另一原因，则在税收方法之改变。

大抵最先有一种公田制的“助”法。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田所入归公，私田所入归私。此制度之最要意义，厥为田亩所有权之全属于贵族封君。所谓“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也。方方正正的一井九百亩，此为一种标准的叙述。制度皆有活变，记载则不能尽详。其实一井尽可为七百亩、八百亩或一千亩。一井之内，主要者为公田。依理言之，正因助耕公田，始得享有其私田之收获。此乃为一种雇佣性质，如近代为富家看守坟墓而得耕食其墓地田也。其时贵族特置农稷之官，颁历明时，辨土壤，择谷种，教稼恤农，巡野督耕。如周官大司徒、司稼、草人、庶氏、剪氏、赤友氏、蝈氏、壶涿氏诸官，可觇其消息。吕氏春秋有任地、辨土、审时诸篇，即古代农稷之官之农学也。盖正因视四封之内皆其私物，故勤恳教督。而农民智昧力弱，失却贵族之指导扶助，亦无以善其私田。若叛离此封疆邱邑之外，则茫茫禹迹，夷狄禽兽，纵横交徧，更非家人夫妇生活之区。因此贵族、农民在此制度下相安于一时。

其次，则为“履亩而税”。

履亩而税者，废公田，转就私田征税，视其田亩之实收而抽收额定之比率。周礼地官司稼所谓“巡野观稼，以一年之上下出敛法也。”此相当于盂子所谓“彻”。至“贡”法，则只就数年中数立一税额，较更简单。论语：“鲁哀公问：‘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曰：‘曷彻乎？’哀公曰：‘一，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其时鲁已用田赋，赋与税为二。有若欲哀公因岁饥薄敛，故曰：“民不足，君孰与足？”孟子言贡、助、征三制，皆非凭空私造；惟附会之夏、商、周三代，则误。盖贵族阶级田亩日广，则生活日奢淫，志行日懒惰，不肯再理农事。而农民阶级则智慧日开，能力日强，于是各自尽力于私田，而公田收成转恶。此亦公羊说。于是乃废去公田，履亩而税。如是则不必方里而井，亦不必严格还受。虽便于大数量之征收，而已为井田制度破弃之先声矣。春秋宣十五年，“初税亩”，此即履亩而税也？鲁国如此，各国先后可推。云“初”税亩，则其先不然，故知应为公田而助矣。

履亩而税，则可以只认田，不认人，于是民田得自由买卖，而土地所有权，无形中转移，成为耕者所自有，而兼并亦随之而起。或谓：助法时期，公田外之土地，为村落所公有，及至履亩而税，则田土尽归公有。然履亩而税，则耕者可以活动。八家共一井，则死徒不出乡，同井相助，耕者无活动余地。又公田为助之制度下，田里不鬻，一家百亩。履亩而税，则耕者各自独力经营，可以超过百亩之上。故履亩而税，确为自由私产形成之先声也。

第三则为农民军队之兴起。

封建时代，贵族为采邑之大地主，同时亦即成一武装集团。

春秋时代军队之组织，即本族制。城濮之战，晋有“中军公族”；鄢陵之战，楚有“中军王族”。楚若敖氏有“六卒”，晋“乐、范以其族夹公行”，可见一军队即一宗族也。“宗”指同一庙宇下祭祀，“族”指同一旗帜下作战。

军器制造，如车、如甲，及战马之养育等，皆为贵族保持地位之一种事业，平民无力参与。

郑庄公伐许，“授兵于太宫”。卫懿公御狄，“使国人即城圈子中人，皆贵族也。受甲”。郑子产“授兵登陴”。楚武王“授师子焉以伐随”。事在庄四年，为楚用兵车之始。考工记：“兵车弋、殳、戟、矛四等。”吴子图国篇：“长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此皆甲仗兵器不在民间之证。僖十五年，“晋作州兵”；昭四年，“郑作邱赋”；成元年，“鲁作邱甲”，皆是一种额外增赋，以造甲兵。然仍是贵族别使专匠造之，非民间自造也。

农民耕田纳税，遇战事征车、非战车。牛，捉夫力，非甲士。谓之“赋”。农民只为军队中之附随，并无正式编配入军队之权利与资格。

随武子云：楚国“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此农不为军也。城濮之战有“舆人”，左襄公三十年有“舆尉”，淮南兵略训云：“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连什佰，明鼓旗，此尉之官也。收藏于后，迁舍不离，无淫舆，无遗辎，此舆之官也。”舆尉者，舆人之尉。仅称“尉”，则军尉。舆人即随军之辎重与夫力也。

贵族阶级渐次奢侈安逸，国际战争渐次扩大剧烈，农民军队之编制，遂成一种新需要。车战渐进而为步战，即为贵族军队与农民军队交替之一种表记。

左传所载诸大战役，如秦、晋“韩”之战，晋、楚“城濮”、“邲”、“鄢陵”之战，晋、齐“鞍”之战等，皆当时贵族式的战争，可说为一种艺术化的战争。即商礼的战争，楚子玉告晋文公，谓：“请与君之士戲（hū），君凭轼而观之，得臣与预目焉。”交战如游戏，真可到处此中情况。惟晋为御狄，已有步兵。僖二十八年，“晋侯作三行以御狄”是也。昭元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亦以步卒。“魏舒请毁车为行，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斩以徇”，见车、徒有贵贱之分。郑亦步兵，见隐四年、襄元年、昭十二年。至战国则全以农民步兵为主。亦有骑兵，车战遂变成不重要之地位。至是始有真赌生命之剧烈战争也。

三晋与田氏以大夫篡位，旧贵族失其地位，渐次设立以军功得官之制度。

左哀二年，赵简子誓众：“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遂者得进仕，免者去厮役，此即商鞅“尚首功”之先声。是役公孙龙以徒五百人宵攻郑师。“徒”即平民军队也。苏秦说齐：“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又荀子议兵篇：“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注：“斩首，虽战败亦赏，不斩首，虽战胜亦不赏。”是齐亦尚首功。五家之兵，疑犹秦之一甲首而隶五家。

吴起在楚，商鞅在秦，亦严行以军功代贵族之新法。

起相楚，使封君三世，而收其爵禄，以抚养战斗之士。商顿相秦，所定二十级爵，即以代古者贵族五等封爵之制。此皆欲以战士为新贵族也。

以前是贵族任战士，现在是战士为贵族。农民军队之配练与井田制之废弃，为新军国图谋富强之两要端，而即以促进宗法封建费族之崩溃。

第四是工商业大都市之发展。

春秋时，工商皆世袭食于官，盖为贵族御用，非民间之自由营业。

左昭十六年，郑子产告晋韩宣子：“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相保至今。”晋语：“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皁隶食职，官宰食加。”昭二十二年，王室乱，“单子盟百工于平宫。百工叛，伐单氏之宫，败焉。反伐之东圉。”杜注：“百工所在。洛阳东南有圉乡。”故知工商皆居国中，世袭，食于官，仅去贵族一等也。

封建贵族渐渐崩渍，而自由经商者乃渐渐兴起。

子贡“不受命而货殖”，即自由经商也。其后如范蠡、段干木、白圭诸人，类皆赖藉政府上之地位，惟非贵族。而干商贩之新事业。

旧贵族没落，“商贾”与“军人”二者代之而兴。而商业大都市亦陆续兴起。

自春秋以迄战国中期，历时三、四百年，人口繁殖，耕地日辟，游牧之戎狄渐次同化，或消灭，或避去，此疆彼界之封建，已变为壤地相连的几个大国，此皆当时商业都市骤盛之原因也。举其著者，如临淄、邯郸、大梁、郢、陶等。其间惟陶因交通关系，特殊发展，余皆各国之首都。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渐崩溃，而商业都市乃渐兴起，非由商业都市兴起而而封建制度崩溃乜。

大抵东方各国，渐从商业资本转入文学游仕，始终奖励农战的国家惟有秦。秦以地势关系，可以闭关不与东方通贸易。

因此竟以并吞东方。

第五是山泽禁地之解放。

与商业发展有相互关系者，尚有禁地解放一层，亦为当时一种极重要之变迁。

封建时代之贵族采邑，除井地外，一应山林薮泽，大概全列为禁地，农民惟有耕稼为生。

周官有山虞、林衡、川衡、泽虞，又有迹人、圃人等。皆掌山泽之守禁。齐语亦谓：“泽立三虞，”晏子春秋谓：“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此乃贵族封地之私产。孟子所称“文王之政，泽梁无禁”，晏婴谓“山林陂泽，不专其利”，则皆一种理论也。

农民渐渐游离耕地，侵入禁地，寻求新生业，贵族不能禁阻。

其先目之为盗贼，如郑子大叔“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是也。昭二十年。攻之不能止，乃不得已而加以一种征收。故“征商”之征，即“征诛”之征，古人目工商业为奸利者由此。秦汉政府“大司农”与“少府”分职，大司农掌田租，为国家公入，少府掌山泽之税，为王室私入，亦由此种禁地观念演变而来。

新生业之分化，与民间工业之进步，亦为自由商业促进之一因。

如捕鱼、煮盐、烧炭、采铁、铸钱、伐木，种种新生产事业，皆由农民侵入禁地而始有。

第六是货币之使用。

因商业发展而货币之使用遂兴，亦为一新形态。

左传所所记列国君臣相馈赠、贿遗、赎罪、纳惧，大抵为车马锦璧钟鼎宝玩，乃至女妾乐师而止，绝无以黄金货币相投报者；有之，皆自战国始。六国表秦惠文王二年“始行钱”，距春秋末已一百五十五年。盖其时东方诸国已先有钱货，齐、燕刀币，三晋布币，楚鬼脸钱，近代出土极多。

总之春秋以至战国，为中国史上一个变动最激剧的时期。政治方面，是由许多宗法封建的小国家，变成几个中央政权统一的新军国。社会方面，则自贵族御用工商及贵族私有的井田制下，变成后代农、工、商、兵的自由业。而更重要的，则为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