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编 元明之部 第三十七章 传统政治复兴下之君主独裁（下）

一、明初的几项好制度

但明初政治，亦有几点特长处。

（一）明初之学校贡举制度

明主一面废宰相，用重刑，一面却极看重学校。明主盖知政治不得不用读书人，故一面加意培植养成，一面却设法削其权任，杀其气焰。

洪武八年，颁行学校贡举事宜。此据永乐大典，见全祖望集。

生员分二等。

一、府州县学舍之生员。有定额，自四十人以下为差，日给廪饩。

二、乡里学舍之生员。无定额，三十五家置一学，名“社学”。

府、州、县学舍生员之资格，以官员子弟，及民俊秀、年十五以上、读过四书者充之。

其学科有经、史、分九经、四书、三史、通鉴、庄老、韬略等。礼、律、乐、射、算等项。晨习经、史、律，饭后治书、礼、乐、算，晡后习射。余力学为诏诰、笺表、碑版、传记等应用文字。

其考试分按月考验，及三年大比。

贡至行省，拔尤送京师，并妻、子资送。

贡士天子临轩召见，说书一过，试文字、射、算。分科擢用。有经明行修、工习文词、通晓四书、人品俊秀、言有条理、精习算法诸科、以诸科备者为上，以次降，不通一科者不擢。

其任用有为御史、知州、知县、教官、经历、县丞、部院书吏奏差、五府掾（yuàn）史不等。

其乡里学舍之师资，由守令择有学行者教之。在子弟为师训，在官府称“秀才”。教科自百家姓、千字文以至经、史、律、算。

考试亦三年一大比，师生皆有升进。行省拔秀才之尤者贡之朝，守令资送其妻、子入京。天子临轩试，加以录用。生员俊秀者入学，补缺食饩。不成材者听各就业。

学校之盛，为唐宋以来所不及。

明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一百余员，弟子无算。又凡生员入学始得应举，则学校与考试两制度已融合为一，此实唐宋诸儒所有志而未逮者。至其末流，渐废渐坏，有名无实，则又当别论。

至国子监有“历事监生”之制。

国子学改称“国子监”，监生分赴诸司先习吏事，谓之“历事监生”。亦有谴外任整理田赋、清查黄册、兴修水利等事，学十余年，始拨历出身。

出身优异。

洪武二十六年，尽擢国子生六十四人为布政、按察两使，及参议、副使、佥事等官，为四方大吏者尤多。台谏之选，亦出于是。常调亦得为府、州、县六品以上官。

布列中外，一时以大学生为盛。

明代国学，即至后来，亦比唐宋较见精神。

学生既得历事，又有优养，而尤重司成之选，特简大学士、尚书、侍郎为之。及至中叶，名儒辈出。如李时勉、陈敬业、章懋、罗钦顺、蔡清、崔铣、吕枬（zhān）分教南北。画则会馔同堂，夜则灯火彻旦，如家塾之教其子弟。故成材之士，多出其门。

（二）明代之翰林院制

明制中尤堪称述者，在其翰林院。

翰林院之设始于唐，其先本内廷供奉艺能技术杂居之所。

此犹秦汉初年之博士及郎官。旧唐书职官志言：“翰林院有合练、僧道、卜祝、术艺、书弈，各别院以廩之。”其见于史者，天宝初，嵩山道士吴筠。乾元中，占星韩颖、刘烜。贞元末，弈棋王叔文，侍书王伾。元和末，方士柳泌，浮屠大通。宝历初，善弈王倚，兴唐观道士孙准。并待诏翰林是也。亦有名儒学士，时时任以草制。此亦视为艺能之一。乾封以后，始号“北门学士”。因其常于北门候进止。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垍（jì）等为之。掌中外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此则犹汉武帝侍中内朝多任文学之士也。嗣乃选文学士号“翰林供奉”，分掌制诰、书勅。此则以内廷渐分外朝之权，正与汉武以侍中诸文士参预国政夺宰相权相似。

玄宗时，开元二十六年。别置学士院，在翰林院之南，始正式与翰林院分而为二，然犹冒翰林院之名。因唐别有弘文馆学士、丽正殿学士故也。自此学士与待诏有别。

赵璘因话录：“文宗赐翰林学士章服，续有待诏欲先赐，本司以名上，上曰：‘赐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别日。’”又文纪宝历二年，省“教坊乐官、翰林待诏、技术官”云云，此种分别，犹如汉博士专尊五经儒士，而百家尽黜也。

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

其后选用益重，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

此则相权内移，正如汉代尚书代三公之实权矣。兴元元年，翰林学士陆贽奏：“学士私臣，玄宗初待诏内庭，止于应和诗赋文章。诏诰本中书舍人职，军兴之际，促迫应务，权令学士代之。今朝野乂宁，合归职分。”识者是之。

宋代则翰林学士，亦掌制诰、侍从备顾问，并有侍读、侍讲、说书等经筵官，亦与翰苑同为政府中清美的缺分。

而馆阁之选，更为士人荣任。

凡直昭文馆、直史馆、直集贤院、此为国史三馆。太宗时新建三馆，赐名“崇文院”。直秘阁，端拱初，就崇文院中堂建。与集贤殿修撰、史馆修撰、直龙图阁，皆为馆阁高等。其次曰集贤校理，曰秘阁校理。官卑者曰馆阁校勘，曰史馆检讨。均谓之“馆职”。记注官缺，必于馆职取之。非经修注，不除知制诰。元丰以前，馆职非名流不可得。凡状元制科一任还，及大臣论荐，乃得召试，入格乃授，谓之“入馆”。时人语曰：“宁登瀛，不为卿。宁抱椠（qiàn），不为监。”其贵如此。

实为当时政府一种储才养望之清职。

刘安世谓：“祖宗之待馆职，储之英杰之地，以饬其名节。观以古今之书，而开益其聪明。稍优其廩，不责以吏事。所以滋长德器，养成名卿贤相也。”

至于明代，翰林院规模，益臻崇宏，经筵宫、史官均归入翰苑，翰林院更明显的变成一个中央政府里面惟一最高贵的学术集团。这一个集团，与王室在在保有很紧密的关系。内阁学士，即从翰林院分出。

英宗正统七年，翰林院落成，学士钱习礼不设杨士奇、杨荣座，曰：“此非三公府也。”二杨以闻，乃命工部具椅案，礼部定位次，以内阁固翰林职也。嘉、隆以前，文移关白，犹称“翰林院”，以后始径称“内阁”。

至詹事府主辅导太子。官职，亦为翰院旁支，与侍讲、侍读等同为王室导师。

而明代翰林院一个更有意义的创制，则为庶吉士之增设。

翰林院有庶吉士，正如国子监有历事生，以诸进士未更事，俾先观政，候熟练然后任用。

大率进士第一甲得入翰林，而二甲、三甲则得选为庶吉士。

进士径入翰林，始洪武十八年。永乐以后，惟第一甲例得入翰林，二甲、三甲必改庶吉士，乃得铨注。

自有庶吉士而翰林院遂兼带有教育后进之性质。

其先庶吉士命进学于内阁。

永乐三年，命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等，新进士中选材质敏美者，俾就文渊阁进学。其先洪武六年，已有乡贡举人免会试，择年少俊异者肄业文华堂之制。又洪武十四年六月，诏于国子诸生中选才学优等、聪明俊伟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极群书，讲明道德、经济之学，以期大用，称之曰“老秀才”，礼遇甚厚。此皆为后来庶吉士制度之先声。可见明祖未尝不思作育人才，后人谓明祖创为八股文以愚世，非也。后景帝时，又有东阁进学之事。

并时经帝王御试。

永乐中，召试庶吉士多在文华殿。宣宗时，又有斋宫考艺。正德后，庶吉士止隶翰林，遂罕御试。

其间有经长时期之教习。

远则八、九年，近则四、五年，而后除授。有不堪者，乃改授他职。永乐四年，庶吉士陈孟洁、曾春龄辈卒于京师，或以教习已近十年为言，上怒，于是张叔颖等皆除通判。

学成每得美擢。

大抵以授翰林院编修、检讨诸职为常。宣德以前兼授部属、中书等官，正统间始有授科、道者。

翰林院本为储才养望之地，明初洪武、永乐两代。尤能不断注意到社会上的名儒耆俊，网罗擢用。

皇帝以及储君，时时与翰林学士接近，既可受到一种学术上之熏陶，又可从他们方面得到很多政治上有价直的献议或忠告。

翰林学士除为讲官、史官、修书、视草等规定的职务外，如议礼、审乐，定制度、律令，备顾问，诤得失，论荐人才，指斥奸佞，以常获从幸，尤见亲密，实多有匡救将顺之益也。

而一辈翰林学士，又因并不负有行政上实际的责任，无专掌，无钱谷簿书之烦。明代翰林亦无青词斋文等无聊文字之应酬。当时称之为“玉堂仙”。一甲三人为“天上生仙”，庶吉士则“半路修行”也。而望荣地密，从容中秘，得对古今典章沿革，制度得失，恣意探讨，以备一旦之大用。而庶吉士以英俊后起，亦得侍从台阁，受一种最名贵而亲切的教育。实在是国家培植候补领袖人才之一种好办法。庶吉士亦得建言白事。

在贵族门第的教育此种教育，对于政治传统，特有关系。消失以后，在国家学校教育未能切实有效以前，此种翰林院教习庶吉士的制度，实在对于政治人才之培养，极为重要。国子监历事生则与翰林院庶吉士并行并济。

元代许衡罢中书，为国子师，所教习蒙古族人侍御贵近子弟，其后皆为重臣。明制实模仿于此。

洪武六年开文华堂肄业，太祖谓宋濂等曰：“昔许鲁斋诸生多为宰相，卿其勉之。”可证。翰林院制度后为清代所沿袭。清代政治上人物以及学术上之贡献，由此制度助成者，尚不少也。

（三）其它

明初又厉行察举之制，罢科举者凡十年，至十七年始复，而荐举之法仍并行不废。

中外大小臣工，皆得推举。下至仓、库、司、局诸杂流，亦令举文学才干之士。其被荐而至者，又令转荐，以故山林岩穴、草茅穷居，无不获自达于上。吏部奏荐举当除官者多至三千七百余人，少亦至一千九百余人。

拔用人才，不拘资格。

由布衣登大僚者不可胜数。有径拜为大学士者，有起家为尚书、侍郎者。永乐间，荐举起家，犹有内授翰林、外授藩司者。

又俾富户、耆民皆得进见，奏对称旨，辄（zhé）予美官。

又奖励人民上书言事。

凡百官、布衣、百工、技艺之人，皆得上书。并许直至御前奏闻。沿及宣、英，流风未替。虽升平日久，堂陛深严，而逢掖布衣、刀笔掾史、抱关之冗吏、荷戈之戍卒，朝陈封事，夕达帝阍（hūn）。采纳者荣显，报罢者亦不罪。英、景之际，尚不可胜书。

有六科给事中掌封驳，谓之“科参”。

给事中原属门下省，明代罢去门下省长官，而独存六科给事中。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得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又廷议大事、廷推大臣、廷鞠大狱，给事中皆预。

位虽低而权重。

如此，只要上面有精明强干的皇帝，如洪武、永乐。下面学校贡举制度能继续不懈，社会优秀分子逐渐教养成才，逐渐加入政府。又有翰苑制度，为政府特建一个极富学术意宋的衙门，做政府的领袖人才的回翔地。既以通上下之志，又以究古今之变，使常为全部政治的一个指导机关。又使下级官僚乃至地方民众，常得风厉奋发，在政府中有不时参加及相当发言的地位。此种政治，宜可维持一个相当时期，不致遽（jù）坏。明祖鉴前代女祸，首严内教。终明一代，宫壸肃清，论者谓其超轶汉、唐。刑法已宽于建文，而重峻于永乐。援用宦竖，亦始成祖。若明无靖难之变，其政制或可不如以后之所至。

故洪武以来，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其时地方官每因部民乞留而留任，且有加擢者。守牧称职，增秩或至二品，监司入为卿贰者比比。又常特简廷臣出守，有尚书出为布政使，而侍郎为参政者。又常由大臣荐举，又时遣大臣考察黜陟（chù zhì）。府、州、县官廉能正直者，必遣行人斋勅往劳，增秩赐金。仁、宣之际犹然。又重惩贪吏。故明之吏治，且驾唐、宋而上之，几有两汉之风。英、武之际，虽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之虞，由吏鲜贪残故也。惟英宗天顺以后，巡抚之寄渐专，监司、牧守不得自展市，乃成重内轻外之势。

其他又如明初卫所制度，颇得唐府兵遣意。

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地系—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千一百二十八人为一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每军给田五十亩为一分。或百亩、七十、三十、二十亩，以土地肥瘠为差。最盛时，中外卫所军百余万。洪武二十三年，京师二十万六千二百八十人，外九十九万二千一百五十四人，为最盛。岁得粮五百余万石，官俸兵粮皆於是出。太祖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税额：官给牛者十税五，自备者税四或三。亦较魏、晋为优。

黄册、鱼鳞册整顿赋役，清代因之不能革。

鱼鳞册始行於洪武二十年。其全国完成，当在二十六年。故明会典有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土田统计。时两浙富民畏避徭役，以田产寄他户，谓之“贴脚诡寄”。是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元制，民夏输丝绢，秋送米粟，乡推一人总其事，若乡官然。明粮长即仿此。粮长以田多者为之。其先，岁七月，州、县委官偕诣京，领勘合以行。粮万石，长、副各一人。输以时至，得召见。语合，輙蒙擢用。然其制頗多流弊。其后官军兑运，粮长不复输京师，而在州里间颇滋害。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先是，诏天下编黄册，在洪武十三年。以户为主，详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四柱式。而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诸原坂、坟衍、下湿、沃瘠、沙卤之别毕具。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

明初武功亦足方驾汉、唐。

安南自唐后沦于蛮服者四百余年，永乐时复隶版图，设布政司。暹（xiān）罗、缅甸，亦通朝贡。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朝贡络绎，锡赉便蕃。迄於明亡，犹私心向明不已。成祖亲征漠北，远使南洋，季年朝贡者，殆三十国。

故明代的政治设施，虽论其用心，未得为当，而亦与两汉、唐、宋诸朝并为中国史上之一段光昌时期。嘉、隆以后，吏治日偷，民生日蹙，国遂以亡矣。

二、明代政制之相次腐化

惟承平日久，科举进士日益重，而学校贡举日益轻。学校可以造成所欲期望之人才，科举则只就社会已有人才而甄拔之。又荐举亦益稀，出身全由场屋。

顾亭林谓：“明科举尤重进士，神宗以来遂有定例。州、县印官以上中为进士缺，中下为举人缺，最下乃为贡生缺。举贡历官虽至方面，非广西、云、贵不以处之。以此为诠曹一定之格。间有一、二举贡受知于上，拔为卿贰大僚，则必尽力攻之，使至于得罪谴逐，且杀之而后已。于是不由进士出身之人，遂不得不投门户以自庇。资格与朋党二者，牢不可破，而国事大坏。邱橓（shùn）疏：“荐则先进士，劾则先举监。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眉而立。”贾三近疏：“抚、按诸臣，遇州、县率重甲科而轻乡举。同一宽也，在进士为抚字，在举人为姑息。同一严也，在进士为精明，在举人为苛戾。是以为举人者，非头童齿豁不就选。”二氏之说，皆可与顾语相证。令按：科目之弊，自宋已见。项安世谓：“科目盛自李唐，而唐之取士，犹未尽出于此。有上书得官，有隐逸召用，有出于辟举，有出于延誉。自太平兴国以来，科名日重，至于今二百余年，举天下人才，—限于科目之内。入是科者，虽梼杌（táo wù）、饕餮（tāo tiè）必官之。出是科者，虽周公、孔子必弃之。上不以为疑，下不以为怨。一出其外有所取舍，则上蓄缩而下安，下睥睨（bì nì）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使诸葛亮、王猛处此，必当自出意度，别作垆韛（lú bài），以陶镕天下之人物，以收拾天下之才智，以共了当时之事。自王导、谢安以下，随世就事之人，欲于妥帖平静中密致分数剂量之效，则必不敢变今之说矣。”此南宋时人议论也。中间断于元，至明而其弊又渐滋。昔人谓“自宋以来为举子之天下”，此固与东汉以下至于唐中叶之门第势力不同，而同样足以操纵一时之世界也。至于翰林之官，又以清华自处，而鄙夷外曹，科第不与资格期而资格之局成，资格不与朋党期而朋党之形立。”

英宗天顺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翰林人才亦为科目所限。

时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已群目为储相。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科举已视前代为盛，而翰林之盛，则又前代所绝无。此明史选举志语。

而教习庶吉士渐渐变成有名无实。

庶吉士在外公署教习，始自正统初年，浸与文华堂、文渊阁时旧规不同。内阁仍有按月考试，仅诗文各一篇，第高下，揭帖开列名氏，发院立案。有志者甚或谢病去。天顺八年庶吉士，于次年相率入内阁求解馆。大学士李贤谓曰：“贤辈教养未久，奈何遽（jù）欲入仕?”计礼应声对曰：“今日比永乐时教养何等？且老先生从何处教养来？”贤大怒，请旨，各授职，罚礼观政刑部。弘治六年，学土李东阳、程敏政教庶吉士，至院阅会簿，悉注病假。其流弊至此。

庶吉士散馆，则资格已成，便可坐望要职。

明代甚拘资格，一与词林之选，便可坐跻华膴（wǔ），往往优游养望。进士散馆后，率请假回籍。吏部辄案原资起用。有家居敷十年，迁至尚书、侍郎，始入朝供职者。偶有一、二调外及改部郎，舆论喧哗，互相袒徇。谢肇淛谓：“唐宋之代，出为郡守，入为两制，未尝有此格。”邱橓疏。

翰林为贮才之地，吏部为抡才之所，此两官特为明世所重。

明制，六部吏、兵为贵，以主文、武之铨选也。而吏部执掌尤重。吏部凡四司，文选掌铨选，考功掌考察，其职尤要。明史选举志言：“选举之法，大略有四：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荐举以旁招之，铨选以布列之。天下人才，尽于是矣。”可见明吏部之权重。霍韬疏：“迩年流弊，官翰林院者不迁外任，官吏部者不改别曹，升京官者必由吏部。人辄以二官为清要，中外臣工不畏陛下而畏吏部，百官以吏部以内阁为腹心。”

及翰林院既不能培养人才，而吏部选举，又渐渐有拈阄（niān jiū）、掣（chè）签之法，而选举遂不可问。

明史选举志：“在外府、州、县正佐，在内大、小九卿之属员，皆常选官，选授迁除，一切由吏部。其初用‘拈阄法’，万历间文选员外郎倪斯蕙条上铨政十八事，其一曰‘议掣签’。尚书李戴拟行，报可。孙丕扬踵而行之。”陈鼎东林列传孙丕扬传：“先是大选外官，竞为请托，丕扬创为‘掣签法’。分签为四隅：曰东北，北京、山东为主。东南，南京、浙江、福建、江西、广西为主。西北，陕西、山西为主。西南。湖广、四川、云南、贵州为主。”于慎行笔尘谓：“一时宫中相传以为至公，下逮闾巷，翕然称颂。”

至於科举方面，经义渐渐变成为八股。

元皇庆二年考试程式，始以四书义取士。明制考三场。初场四书义三道，依朱注。经义四道。大率用程、朱，永乐时编四书五经大全。二场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惟主司阅卷多就初场所中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场，因此学者精力全集中於四书义、经义。八股文者，乃一种有格律的经义，有一定之体裁与格式，犹之唐之有律诗、律赋。其体盖起於成化以后。顾炎武谓：“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数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起讲先提二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於君谓之恭’，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於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嘉靖以後，文体日变，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

昔人谓：“八股之害等於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於咸阳之坑。”顾炎武语。

科举推行既久，学者只就四书一经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文记之，富家延师，一经拟数十题，撰文论价。入场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本经全文有不读者。礼丧服不读、檀弓不读，书五子之歌、汤誓、盘庚、西伯戡黎、微子、金滕、顾命、康王之诰、文侯之命不读，诗淫风、变雅不读，易讼、否、剥、遁、明夷、睽、蹇、困、旅诸卦不读。

丘浚谓：大学衍义补。在天顺、成化时。“士子登名朝列，有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体偏旁者。”王鏊谓：制科议。在弘治十四年。“人才不如古，原于科举。”杨慎谓：“士子专读时义，一题之文必有坊刻。明坊刻凡四种：一曰程墨，三场主司及士子之文。二曰房稿，十八房进士之作。三曰行卷，举人之作。四曰社稿，诸生会课之作一科房稿之刻有数百部，皆出於苏、杭，而中原北方之贾人市买以去。天下惟知此物可进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稍换首尾，强半雷同。使天下尽出於空疏不学，不知经史为何物，是科举为败破人才之具也。”

顾炎武谓：“举天下惟十八房之读，明制，会试用考试官二员总裁，同考试官十八员分阅五经，谓之“十八房”。其事始万历。後增至二十房。汇其范作，供士子之揣摩。读之三年、五年，而一幸登第，则无知之童子，俨然与公卿相揖让，而文、武之道，弃如弁髦（biàn máo）。故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於消耗，学术日至於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又曰：“时文败坏天下之人才，而至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患得而胜之。”

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之通病。顾亭林日知录称：“石林燕语：‘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时习之，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皆通五经，故虽经书正文亦多遗误。若今人问答之间，称其所习为“贵经”，而自称为“敝经”，尤可笑也。’”

今按：元袁桷（jué）国学议谓：“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止于四书之注。凡刑狱簿书、金縠户口，靡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近江南学校教法，止于四书，髫龀（tiáo chèn）诸生，相师成风，尚甚于宋之末世。知其学之不能通，大言以盖之。议礼止于诚敬，言乐止于中和。具不涉史者，谓自汉以下皆霸道。不能辞章，谓之玩物丧志。”是学风之陋，南宋以来已然。荆公早自悔：“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学究者，即学究一经之谓也。朱子有学校贡举私议，亦谓：“人材日衰，风俗日薄，朝廷、州、县，每有一事之可疑，则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è yí）相顾而不知所出。必欲乘时改制，以大正其本而尽革其末流之弊”云云。

袁桷所举，固非朱子所逆料也。盖朱、王皆欲提倡一种新学风，而皆为科举功利所掩，其提倡之苦心深意皆失，而流弊转无穷。阳明继起，力倡良知而斥功利。然良知之说，仍为空疏不学者所逃。荆公、朱子、阳明皆有驱虚就实之意，而皆不胜世变之滔滔，则以学校之教不立故也。在上者仅知悬一标准以取士，而不知教育，则无论东汉之察孝廉，隋、唐之考诗赋，宋、明之试经义，其末流之不能无弊皆一矣。

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朝形成群龙无首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励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致于以议论误国。

明自正德、嘉靖以后，群臣言事渐尚意气。时论言路四弊：一曰倾陷，二曰纷更，三曰苛刻，四曰求胜。至万历末，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务为危言激论自标异。

明末以廷议误国，事不胜举。要之不度时势，徒逞臆见，是非纷呶，贻误事机。举其要者，流寇既起，内外相乘，若暂和关外，犹可一意治内；而思宗迫于言路，不敢言和，廷臣亦无敢主和事者。陈新甲主兵部，力持议款，帝亦向之，事泄于外，群臣大哗，为杀新甲。孙传庭守关中，议者责其逗挠，朝廷屡旨促战；传庭曰：“往不返矣，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遂败死。贼既渡河，有请撤吴三桂兵迎击者，议者责其自蹙地，遂不果。及贼势燎原，或请南幸，或请以皇储监国南京，议者又斥其邪妄。明事终至于一无可为而止。

谄媚与趋附，奋发与矫激，互为摩荡，党祸日烈。

至于地方生员，则有养无教，日益滋增，徒蠹公帑。

宣德中，生员定增广之额，初食廪者谓之“廪膳生员”，增广者谓之“增广生员”。嗣后又于额外增取，附于诸生之末，谓之“附学生”。人愈多，习愈恶。遐陬下邑，亦有生员百人。俊士之效赊，游手之患切。

又在地方仗势为恶，把持吞噬，实做土豪劣绅。

崇祯之末，开门迎贼，缚官投伪，皆出生员。

当时比之“魏博之牙军，成都之突将”。此顾亭林语，犹今人拟学生为“丘九”也。

士习官方，至于万历之末而极坏。

顾亭林日知录痛论之，谓：“万历以上，法令繁而辅之以教化，故其治犹为小康。万历以后，法令存而教化亡，于是机变日增而材能日减。”又曰：“孔子对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为俗之不祥。自余所逮见五、六十年国俗民情举如此。不教、不学之徒，满于天下，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邓析之流。”

又曰：“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又曰：“举业至于钞佛书，讲学至于会男女，考试至于鬻生员，此皆一代之大变，不在王莽、安禄山、刘豫之下。”又曰：“万历间人看书不看首尾，只看中间两三行。”又曰：“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无隽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所著书、无非盗窃。”又曰：“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八、九皆白徒。一举于乡，即以营求关说为治生之计。在州里则无人非势豪，适四方则无地非游客。欲求天下安宁，斯民淳厚，如却行而求及前人。”

又曰：“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又曰：“万历以后士大夫交际，多用白金，乃犹封诸书册之间，进自阍人之手。今则亲呈坐上，径出怀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话无非此物。”

又曰：“世尚通方，人安媟（泻）慢。摇头而舞八风，祝钦明。连臂而歌万岁。阎知微。按；祝、阎皆唐人，顾氏引以况晚明也。去人伦，无君子，而国命随之。”又曰：“今世士大夫才任一官，即以教戏唱曲为事。官方民隐，置之不讲。”又曰：“自万历季年，搢绅之士，不知以礼饬躬，而声气及于宵人，诗字颁于舆皂。至于公卿上寿，宰执称儿，而神州陆沉，中原涂炭矣。”又曰：“严分宜之仆永年，号曰鹤坡。张江陵之仆游守礼，号曰楚宾。不但招权纳贿，而朝中多赠之诗文，俨然与搢绅为宾主。名号之轻，文章之辱，异日媚阉建祠，此为之嚆矢（hāo shǐ）。”

而承平既久，武备亦弛。“本兵”高踞在上，武臣气折。

明自英、宪以还，军伍废弛，而兵政尽归于兵部，疆场有警，调兵拨饷及战守事宜皆主之。武臣自专阃（zhuān kǔn）以下皆受节制，黜陟进退胥由之。总兵官领勅，至长跪部堂，而弁帅奔走尽如铃卒。兵部权重，时号“本兵”。其后卫所渐空，至于无军可交，而有募兵。

明室政治之支撑点，上面靠有英明能独裁的君主，下面靠有比较清廉肯负责的官僚。逮至君主不能独裁，则变成宦官擅权。官僚不能负责，则变成官僚膨胀。於是政治教育破产之后，兵制、田赋明末屡次加赋，见后。等相继崩溃，而紧接着的便是—个经济破产。

明室财政，自英宗后即告绌。其弊端之大者，一曰内府。

明自孝宗以后，内府供奉渐广。单举膳食一项言之。明制，额解光禄寺银米，皆直送本寺，不由户部，清厘无法。又令中官提督寺事，每以片纸传取钱粮，寺官即如数供亿。弘治十四年，刘健疏：“今光禄岁供增数十倍，诸方织作务为新巧，斋醮日费巨万。至嘉、隆间，光禄岁用逾四十万，厨役多至四千一百余名。提督中官杜泰，乾没岁巨万，为少卿马从谦所发。”再以建筑言之，武宗修乾清宫，至于加征田赋一百万。盖内寺夺工部权，擅兴工役，侵渔乾没，不可殚计。世宗中叶后，营建斋醮，用黄、白蜡至二十余万斤，沉、降、海、漆诸香至十余万斤。采木、采香、采珠玉宝石，天下大骚。

王室之骄奢，与内官之跋扈相为因果，牵引至于无极。乃至如传奉冗官之薪俸，成化十一年王瑞、张稷等竞言之。二十一年，李俊又言：“祈雨雪者得美官，进金宝者射厚利。方士献炼服之书，伶人奏曼延之戏、掾史胥徒皆叨官禄，俳优僧道亦玷班资。一岁而传奉或至千人，数岁数千人，其禄岁以数十万计。”

内府工匠之饩廪，曾鉴 孝宗时上疏：“往年尚衣监、兵仗局、军器局、司设监，各收匠一、二千人不等、今针工局又乞收千人。弊源一开，其流无已。”武宗时，蒋瑶上疏：“内府军器局军匠六千，中官监督者二人，今增至六十余人，人占军匠三十。他局称是。”世宗初立，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二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七百人。岁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至穆宗隆庆初，内府工匠数又至万五千八百人。万历时，毕锵陈言：“绵衣旗校至万七千四百余人。内府诸监局匠役数亦称是，此冗食之尤。”

皆岁增月积，有加无减。神宗益黩货，矿税之害遍天下。富者编为矿头，贫者驱之垦采。中使四出，横索民财。自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诏罢开矿，凡九年，诸珰所进矿银几三百万两，金珠宝玩、貂皮名马，杂然并进。

二曰宗藩。

唐宋宗亲，或通名仕版，或散处民间。明则分封列爵，不农不仕。明制，诸王子嫡长袭爵，支子为郡王；郡王支子为镇国将军，递次辅国、奉国将军，又镇国、辅国、奉国中尉。自亲王至奉国中尉八世拜爵，而奉国中尉以下亦世世拜中尉，传无穷。衣冠禄食，不与四民之业。凡嫁娶、丧葬、生子、命名，必闻朝廷厚赡焉。

正德间，已有亲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将军、中尉二千七百。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润言：“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各藩禄米岁至八百五十三万石。山西、河南存留米二百三十六万石，而宗室禄米五百四万石。全输不足供诸府禄米之半。”

隆、万之际，郡王二百五十一，将军七千一百，中尉八千九百五十一。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七千七十三。此林润所谓“年复一年，愈加繁衍，势穷弊极，将何以支”也。诸藩又多赐庄田。太祖时，亲王得赐庄田千顷。其后及神宗时，福王封国河南，传旨非庄田四万顷不行。后诏赐田二百万亩，跨山东、湖广境。又奏乞淮盐数千引，开市洛阳。中州旧食河东盐，以改食准盐，河东引遏下行，边饷因此大绌。又福王婚费三十万、营洛阳邸二十八万，其奢纵至此。诸藩又多使夫役。孝宗时，马文升上疏；“湖广建吉、兴、岐、雍四王府，江西益、寿二府，山东衡府，通计役夫不下百万。诸王之国，役夫供应亦四十万。”

三曰冗官，而尤冗者则在武职。

景泰中张宁言：“京卫带俸武职，一卫至二千余人，通计三万余员。岁需银四十八万，米三十六万，他折俸物动经百万。耗损国储，莫甚于此。而其间多老弱不娴骑射之人。”嘉靖中刘体乾疏：“历代官数，汉七千八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职已踰八万，合文职盖十万余。至正德世，文官二万四百，武官十万，卫所七百七十二，旗军八十九万六千，廪膳生员三万五千八百，吏五万五千。吏、士分途始於明。天下有以操守称官者矣，未闻以操守称吏者。吏无高名可慕，无厚禄可望，夙夜用心，惟利是图。官或朝暮更易，吏可累世相传。官深居府寺，吏散处民间。官之强干者，百事或察其二、三。至官欲侵渔其民，未有不假手於吏。究之入官者十之三，入吏者已十之五。吏胥为害，明、清两朝为烈。然明制乃激於元之重用吏胥而矫枉过正者。其禄俸粮约数千万。明官吏制禄之薄，亦前代所未有。最高正一品月俸八十七石，最下从九品月俸五石。洪武时，钱、钞兼给。钱一千、钞一贯，抵米—石。永乐以还，米、钞兼支。其折钞者，每米一石，给钞十贯。嗣钞价日贱，初犹增钞随高下捐益，成化中，以十贯焉为例。时钞法久不行，新钞一贯，时估不过十钱。旧钞—贯，仅一、二钱。十贯钞折俸一石，实得数十钱。又准钞二百贯，折布一匹，匹布价仅值二、三百钱；而折米二十石，是石米仅值十四、五钱。久之，又定布一匹折银三钱。又干役、职田皆废，官吏恃俸，绝不足自活，势必至于贪墨。及明之中叶而风渐盛，严嵩当国而大炽。徐阶承严嵩后，号能矫其弊。然致政归，尚连舟百余里，籯载囊裹，不可胜计。（相传徐阶有田二十四万。）隆、万以下，无缺不钻，无官不卖。缙绅家高甍（méng）大厦，良田美池，并一切金宝珍玉，歌舞宴戏，皆以非分非法得之。则明之应有李自成、张献忠久矣。天下夏、秋税粮大约二千六百六十八万四千石，出多入少。”

王府久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缺军饷，各省缺俸廩。此后文、武官益冗，兵益窜名投占，募召名数日增，实用日减。积此数蠹，民穷财尽。於是明代便非亡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