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编 元明之部 第四十一章 社会自由讲学之再兴起 宋元明三代之学术

一、贵族门第渐次消灭后之社会情形

唐中叶以后，中国一个绝大的变迁，便是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另一个变迁，则是社会上贵族门第之逐渐衰落。依照先秦以来传统的政治理论，社会上本不该有贵族门第之存在。而自东汉下的读书人，却因种种因缘造成了他们的门阀。大盛于东晋南北朝，至隋唐统一，科举制兴，始渐衰。

门第衰落后，社会上的新形象，举其要者约有如下几点：

一、是学术文化传播更广泛。以前大体上保持于几个大门第大家庭的，现在渐渐为社会所公有。

二、是政治权解放更普遍。以前参预政治活动的，大体上为几个门第氏族所传袭，现在渐渐转换得更快，超迁得更速。真真的白衣公卿，成为常事。

三、是社会阶级更消融。以前士庶之分，由于家世，现在渐成为个人的事情。农家子弟，可以一跃而为士大夫。士大夫的子弟，亦可失其先业而降为庶民。这一个变动，渐渐地更活泼、更自然。

就第一点而论，唐以后社会，有几个极显著又极重要的与前不同处。

第一、是雕版印书术发明，书籍之传播愈易愈广。

雕版术最初应始唐代。

印章摹刻，远始秦世。石经移写，则起东汉。此后释、道两教之刻印符咒图画，盖为印章摹刻与雕版印刷之过渡。最初雕版印书，应始唐代。格致镜原引陆深河汾燕间录谓：“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叶德辉书林清话云：“陆氏此语，本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其文本曰：‘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意谓废像则重雕，遗经则重撰耳。后世或据陆语谓雕版印书起于隋，非也。”今存最初雕版书籍，为敦煌石窟发现之金刚经，卷末云咸通九年造。

其事正于世族门第之衰落，交代迭起。

柳玭（pín）家训序：叶梦得石林燕语引。“中和三年在蜀，阅书肆所鬻（yù）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晓。”又国史志：“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多术数小学字书。”是当时刻书，多为通俗利贫，略同佛、道两教之传播佛像符咒。故家世族，经典大书，尚无刻本。至五代毋昭裔蒲津人。先为布衣时，常从人借文选、初学记，多为难色。昭裔叹曰：“恨余贫，不能力致。他日稍达，愿刻版印之，庶及天下学者。”后为蜀相，乃命工雕版此二书，复雕九经、诸史。西蜀文字由此大兴。事见陶岳五代史补，又王明清挥麈（zhǔ）录。

大兴则在五代。

旧五代史：“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版印卖。”王明清挥麈录余话云：“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è）书五经，仿蜀中制作，刊板于国子监，为监中印书之始。”明清家有锷书印本，五经存焉，后题长兴二年也。五代会要：“周广顺三年六月，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进印板九经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册。”

至宋又有活字板之发明。

活字板为庆历中布衣毕升所发明，亦非士大夫之贵显者。西洋活板印书始于明代，较此后四百余年。

书籍刻板既多，流传日广，于是民间藏书家蜂起。如王钦若家书目四万三千卷，宋敏求家藏书三万卷，李淑二万三千余卷，田伟四万七千卷，苏颂藏书万卷，李常二万卷，晁（cháo）公武二万四千余卷，蔡致君二万卷，叶梦得逾十万卷，陈振孙五万余卷，周密三世积累有书四万二千余卷。

读书者亦自方便。

苏轼 李氏山房藏书记：“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亦云：“三代漆文竹简，冗重艰难。秦、汉以还，浸知钞录，楮（chǔ）墨之功，简约轻省。然自汉至唐，犹用卷轴。卷必重装，且每读一卷，检一事，紬（chōu）阅展舒，甚为烦数，收集整比，弥费辛勤。至唐末宋初，钞录一变为印摹，卷轴一变为书册，易成难毁，节费便藏，四美具焉。”

此等机会，已不为少数人所独享。

就著作量而论，亦较唐代远胜。

旧唐书 经籍志，连前代总计，集部凡八百九十二部，一万二千二十八卷。

宋史 艺文志，有宋一代，集部凡二千三百六十九部，三万四千九百六十五卷，较之自战国迄唐之集部，增二倍有余。补辽金元艺文志，集部六百六家，七千二百三十一卷。辽、金集部不多，大都皆元代作。旧唐书载唐仅一百一十二家，元人较之，尚多五倍。

第二、是读书人既多，学校书院随之而起。学术空气，始不为家庭所囿。

学校本是传播学术的公器，但只有在贵族门第失其存在时始抬头。所以西汉学校尚有成绩，因那时新士族尚未产生，旧贵族则已消失。一逮东汉晚季，学校即不为人重视。那时学术已牢笼到新士族的家庭中去。

东晋 南北朝以迄隋唐中叶，大体上说，除却几个大门第故家士族保持其绵延不断的家庭教育之外，平民庶人要想走入学术的圈子里去，非常不方便。因既无书籍又无学校。宗教势力即由此扩展。一般享受不到教育读书利益的聪明分子，只有走到寺庙里去，满足他们的精神要求或智识欲。但多数则为读文选、习诗赋，谋应举。

即雕版印书亦由寺庙开始。如前举唐代金刚经之例。宋初印书，亦先佛藏。佛祖统记：“宋太祖开宝四年，敕高品张从信往益州雕大藏经板，至太宗太平兴国六年板成进上，凡四百八十一函五千四十八卷。”较印经史注疏在前。

宋初的学者，还都往寺庙中借读。如范仲淹、胡瑗等。但转而关心世运，治儒术古经典，与唐代士人山林寺庙读书之风大不同。

而有名的四大书院，即在其时萌芽。

庐山 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在长沙。应天府书院，在归德。多即山林创建，其掌书院者多称“山长”。亦模仿寺庙规制也。又有衡州 石鼓书院，为唐元和间衡州李宽所建。故后人有数石鼓而不及嵩阳者。

从私人的聚徒讲学，渐渐变成书院。

五代 戚同文通五经业，以晋末衰乱，绝意禄仕，将军赵直为筑室聚徒数百余人。后祥符时，有曹诚者，即其旧居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五千百余卷，愿以学舍入官，其后遂为应天府书院。晏殊为应天府，以书院为府学，延范仲淹掌教。

从书院的规模渐渐变成国家正式的学校。

范仲淹主苏州，招胡瑗主苏学。胡在苏 湖讲学二十余年；皇祐末，为国子监讲书，专管勾太学。宋太学章程，即依胡氏苏 湖讲学成规。庆历以后，州郡相继兴学。书院亦由朝廷赐额、赐书、拨田、派山长主教，其性质与稍后学校相同。要之宋代学校教育，乃由书院之私家讲学开其端。

私家讲学及学校书院渐渐兴起，同时即寺庙的吸引力渐渐降低。虽到元代，世乱和北朝相差不远，但民间并不争趋宗教，亦因各地有书院学校传播学术之故。

可见宗教之盛，亦与贵族门第相引并长，不尽关于世之盛衰。故唐初虽盛世，佛教尚大行；元代虽衰乱，佛教不复振。此因社会聪明颖秀之子弟别有去处，安托身心，不必走向寺庙中也。因此寺庙中佛学亦日就衰微，而社会更看不起佛寺，其事互相为因果。

元代书院较宋为盛。

续文献通考：“自太宗八年，行中书省杨维中从皇子库春伐宋，收伊 洛诸书送燕京，立宋儒周敦颐祠，建太极书院，延儒士赵复、王粹等讲授其间，为元建书院之始。其后昌平有谏议书院，河间有毛公书院，景州有董子书院，京兆有鲁斋书院，开州有崇义书院，宣府有景贤书院，苏州有甫里书院、文正书院、文学书院，松江有石洞书院，常州有龟山书院，池州有齐山书院，婺源有明经书院，太原有冠山书院，济南有闵子书院，曲阜有洙泗书院、尼山书院，东阿有野斋书院，凤翔有岐阳书院，郿（méi）县有横渠书院，湖州有安定书院、东湖书院，慈谿（xī）有慈湖书院，宁波有贸山书院，处州有美化书院，台州有上蔡书院，南昌有宗濂书院，丰城有贞文书院，余干有南溪书院，安仁有锦江书院，永丰有阳丰书院，武昌有南湖书院、龙川书院，长沙有东冈书院、乔冈书院，益阳有庆州书院，常德有沅阳书院，福州有勉斋书院，同安有大同书院，琼州有东坡书院。凡此盖约略举之，不能尽载也。”

直至明代，学术在社会上自由传播的方便，永不能再产生独擅学术上私秘的贵族门第。

第三、是社会上学术空气渐浓厚，政治上家世传袭的权益渐减缩，足以刺激读书人的观念，渐渐从做子孙家长的兴味，转移到做社会师长的心理上来。因此私人讲学寖后寖盛。

第四、是书本流传既多，学术兴味扩大，讲学者渐渐从家庭礼教及国家典制此为贵族家世传袭之学之两大骨干。此外则艺术亦足以表示贵族家世之地位，故如书、画、诗、文，乃至音乐、弈棋等，皆为贵族所重。宋以后，艺术之与道义，渐分上、下等。又其先大寺庙僧侣，亦重律礼及艺术，与贵族相似，惟不讲政事耳。唐代自禅宗开新，僧人渐不重律礼及艺术，乃以纯粹哲理见长，自居为一世导师。宋以下，此风不革。盖非此不足与社会上讲学之学者相抗衡。中解放到对于宇宙人生整个的问题上来，而于是和宗教发生接触与冲突。

所以自宋以下的学术，一变南北朝、隋、唐以来之态度，南北朝、隋、唐虽盛衰治乱不同，但学术上同带有狭义的贵族门第性，故所治多为文艺诗赋，所重多在当代典章。稍稍逸出，求高僧，谈玄理，却与世法不相贯。都带有一种严正的淑世主义。

大体上看来，与先秦诸子较相近，因同为平民学者之自由讲学也。其治经学，重儒术，又近汉儒。惟汉儒出身，须经长时期郡县吏事之实际磨练，故汉儒风朴而才练。宋儒意气较发皇，对朝廷较轻视，较东汉儒益甚，不似西汉儒笃实，而与先秦儒为近。然而时代有不同，宋代士人究不能如先秦士人之活跃。

再就上举第二点而论，唐以后社会，又另有几个与前不同的要点：

第一、是政治上没有了贵族门第，单有一个王室，绵延一、二百年不断，而政府中官吏，上自宰相，下至庶僚，大都由平地特起，无家世蝉嫣。孤立无援；无门第宗戚婚姻之攀联。相形之下，益显君尊臣卑之象。南北朝、隋、唐，在政府则君尊，在社会则臣荣。故唐太宗命朝臣定天下氏族，则山东崔、卢自为上第。甚至即在政府，亦见臣尊于君，如东晋初年之王氏等是。

第二、因同样关系，各州郡、各地方因无故家大族之存在，亦益显官尊民卑之象。

于此另有一事应附论者，则为乡官之存废。秦汉有乡官，三老掌教化，啬夫主收赋税、听讼，游徼掌禁盗贼。乡三老以上有县三老，并由民选，其权可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此即县令、丞、尉关于地方行政须询三老意见，而三老亦得代表民意向地方长官建白。对天子、王、侯，亦得直接言事。其后此等乡官渐废。但郡县之佐吏，皆由其长官辟用本地士人为之。两晋以下，承袭汉制，除军府佐官由中央派人外，其他亦由地方官自辟其本地之士人。至隋开皇十五年，始尽罢州郡乡官，自是地方遂无代表民意之参政人员。唐有里正、乡长，不过供官吏之役使，与秦、汉之乡官佐治者悬殊。守令多避本贯，则自汉武以下即然。此虽有利于中央政府之一统，然不免造成各地官高在上，民卑在下，不相通洽之形势。

因此宋以后的社会，特别需要另一种新的力量，能上面来监督政府，下面来援助民众。

宋、明学术，即从上述种种社会变动而起。

二、宋明学术之主要精神

南北朝、隋、唐的学者，大体分成两路。

一是入世讲究家庭、社会种种礼法，以及国家政府典章制度。建功业与保门第，一而二，二而一，异流同汇。

一是信从佛教讲出世，或从道家讲长生。艺术、诗文则两路均通。

这两条路的后面，均带有一种狭义性的贵族气味。寺庙僧侣，仰赖社会供养，自成一特殊阶级。虽非贵族，气味与贵族一般。

所谓“狭义性的贵族气味”，即谓其与一般社会可以分离，超然独立。

宋后的学者绝不是那样。他们早非门第贵族。他们既不讲出世，亦不在狭义的门第观念上面来讲功业、礼教。他们要找出一个比较更接近平民性的即更有一般共通性的。原则，来应用于宇宙、人生、国家、社会、入世、出世生死。等各方面。

这一个原则，他们称之曰“道”，故有“道学”、“道统”之名。或称“理”。故又有“理学”之名。理亦称“天理”，“天理”的对面是“人欲”。天理、人欲的分辨，则在公、私之间。公的是天理，私的是人欲。

“公、私”的另一名称，则为“义、利”。利公亦是义，义而私只是利。

这一个公私、义利之辨，从外面客观来讲，即是“道理”。从各个人的内省审察，则为“心术”。张南轩云：“学莫先于义利之辨。义者，本心之所当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为而为之者也。一有所为而为之，则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朱子谓其“广前圣之所未发，同于性善养气之功。”

他们用此来批驳宗教，说佛老所讲出世长生无非从自私起见。当贵族特权盛行的社会里，一个平民要想慕效贵族的生活，即避免过分的劳作及卑污的徭役，而满足其智识上之追寻或艺术上之欣赏等，有一个较便宜的方法，即逃入寺庙做僧道。

他们又用此来批驳政治，说自汉、唐以来所谓君相事业，只算得是“霸道”，算不得是“王道”。所谓霸道与王道之别，还只在心术的公私上分。先秦儒已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宋儒则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

所以做君、相、官吏，应该先明白做君、相、官吏的责任。要言之，并不是在要保持君、相、官吏的门第或地位，而在为社会民众尽其责任。

如是则“师道”还应在“君道”之上。王安石在经筵始主坐讲，司马光等不谓然。盖司马光主尊君，王安石则主尊道。故王安石讲王霸之辨，而司马光不谓然。后程伊川在经筵亦主坐讲，谓：“天下重位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而苏轼诸人亦非之。

他们实在想要拿他们的一套理论与态度，来改革当时的现实。

当时一切沿隋唐而来，还是以世族门第做骨子的世界。但是实际上已变，世族门第已消灭，不得不有一套新的理论与设施。

在范仲淹、王安石继续失败之后，他们觉悟到要改革现实，更重要的工夫应先从教育上下手。所以关洛学者便一意走上讲学的路。

范仲淹、王安石诸人，政治意宋重于教育，尚沿南北朝、隋、唐风气，重文学，而较少严肃性。二程、横渠以来，教育意宋重过政治，始不重视文学，而学术上之严肃性亦递后递增。朱子记李侗语：“李泰伯门下议论，只说贵王贱霸。”又曰：“大抵前辈议论粗而大，今日议论细而小。”如胡瑗、王安石，皆于理学家为前辈也。

直到南宋，此意始终为讲学者所保持。

吕东莱与朱子书谓：“向见治道书，其间如欲仿井田之意而科条州郡财赋之类，此固为治之具，然施之当有次第。今日先务，恐当启迪主心，使有尊德乐道之诚。众建正人，以为辅助。待上下孚信之后，然后为治之具可次第举也。傥人心未孚，骤欲更张，则众口哗然，终见沮格。”又东莱遗集谓：“尝思时事所以艰难，风俗所以浇薄，推其病源，皆由讲学不明之故。若使讲学者多，其达也自上而下，为势固易。虽不幸皆穷，然善类既多，气焰必大，熏蒸上腾，亦自有转移之理。”又朱子绍熙三年与赵尚书书谓：“天下之事，决非一人之聪明才力所能独运。是以古之君子，虽其德业智谋足以有为，而未尝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寘门墙，劝奖成就，已不胜其众。至于当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无事之不成。又所谓时进陈善闭邪之说，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于身，以其所欲陈于上者先责之于我。使我之身心安静，精神专一，然后博延天下之贤人智士，日夕相与切磋，使于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见其是非得失之心，而深得其所以区处更革之宜。又有以识其先后缓急之序，皆无毫发之弊。然后并心一力，潜伺默听，俟其间隙有可为者，然后徐起而图之，乃庶几乎其有益。”

他们惟恐“已试不信”，朱子语。失却社会后世的信仰，所以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宁可牺牲机缘，决不降低理论。此正统派的道学家所以看不起功利之浙东派，而陈龙川与朱子所以有义利、王霸之辨。浙学起于东莱，颇有近朔派处。朱子则洛学正统。经学、史学之辨，即义理与事功之辨也。所以他们对于在野的传播学术，较之在朝的革新政治，兴宋还要浓厚，并不是他们无心于政治之革新。

三、宋明学者之讲学事业

他们在野事业，最重要的，便是所谓私家讲学。

范仲淹、王安石诸人，本想彻底废止科举，重兴学校。他们理想上的三代，在以学校作育人才而致郅（zhì）治。惟兴学非一时可企，一因限于经费，二因限于师资，三则地方长官不得其人，则学校亦难收效。因此北宋中叶以后，虽各地相务兴学，然或则时兴时辍，或则徒有其名，学术风气依然在私家。

私家讲学，与学校性质不同。

一因学校有经费，建斋舍，置书籍，来学者同时数十、百人，又有一相当之时间；私人讲学则不然。无地无书，来者亦不同时群集，只是闻风慕向，倏去倏来，有一面数日即去者，有暂留数月者，更互相迭，此去彼来。

所以胡瑗苏湖讲学规模，并不能为伊洛所袭用。

苏湖教法，分“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使以类群居讲习。时时召之，使论其所学，为定其理。或自出一义，使人人以对，为可否之。或即当时政事，俾之折衷。惟胡氏在苏湖，因有范仲淹、滕宗谅地方贤长官为之主，故得安居教授二十余年，使来学者各成其材而去。

私人讲学，则其势不可能。黄百家宋元学案。谓：“就安定教法，穷经以博古，治事以通今，成就人才，最为的当。自后濂洛之学兴，立宗旨以为学的，而庸庸之徒，反易躲闪，语录之学行而经术荒矣。”按：语录惟二程门下有之。濂溪乃近隐士一派，并无弟子及语录也。又吕东莱云：“古之公卿，皆自幼时便教之以国政，使之通达治体，洞晓国家之本末原委。自科举之说兴，学者视国事如秦、越人之视肥瘠，至有不识前辈姓名者。一旦委以天下事，都是杜撰。”此唐人李德裕已论之。安定教法正式补此弊也。惟东莱偏于史学，仍与程、朱有别。

伊洛师弟子往返，别具一种风格。

程明道知扶沟事，谢上蔡往从之。明道肃以客礼，辞曰：“为求师而来，愿执弟子礼。”程子馆之门侧，上漏旁穿。天大风雪，宵无烛，昼无炭，市饭不得温。明道弗问，谢处安焉。逾月，豁然有省，然后明道与之语。按：其时上蔡习举业已知名，程、谢初见，非此不足已验其诚，亦非此不足以发其趣。此等关系，自与学校师生有别。明道在扶沟亦设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而召上蔡职学事。此乃学校之教，与程、谢私人讲学不同。

他们似乎颇有些处近于禅家之参谒。

佛家禅宗之盛，亦在寺院经典研究相当发达之后，有志者不以此为足，流动各著名高僧处发疑问难。他们所要求者，只在几点最关紧要处，不重在按部就班，引堂入室，循规矩次第渐磨岁月之功。罗从彦与龟山讲易，闻伊川说，鬻田裹粮往洛，见伊川，归从龟山游二十余载。惟循而久之，则来者与应者，并非先有基础上之共同立足点，则徒逞机锋，转成相欺之局。

渐渐的所讨论讲究，尽在高明处。

谢上蔡监京西竹木场，朱子发自太学与弟子权往谒。坐定，子发曰：“震愿见先生久矣，今日之来，无以发问，乞先生教之。”上蔡曰：“好，待与贤说一部论语。”子发私念日刻如此，何由亲款其讲说？已而具饮酒五行，只说他话。茶罢，乃掀髯曰：“听说论语。”首举“子见齐衰者”一章，又举“师冕见”一章，曰：“圣人之道，无微显，无内外，由洒扫、应对、进退而上达天道，一以贯之。一部论语，只恁（nèn）地看。”

在这种流动的短时间的谒请，逐渐盛行，学风上自然趋于扫尽枝叶，独寻根本。因师弟子双方学业皆有根底，故重于讨论，不重于诵读讲贯，遂有语录。而师道之尊严，也转从此种风气中特别提高。观上引程、谢初见事可知。游酢、杨时“程门立雪”，更为后世称道。其时则龟山年逾四十矣。胡文定为湖北提举，上蔡宰本路一邑，文定从龟山求书见上蔡，先修后进礼，邑人皆惊知县不接监司。此等风气，唐人绝不知之。然若无此，天下将惟以科目官阶为人高下矣。（唐人尚有门第与和尚。）惟若学校制度不能推行有效，学者先未有相当基础，直接从事此种最高理论之参究，虽有人格之活泼熏陶，而学术途径，终不免要流于空虚放荡。所以程门弟子，多陷于禅学。

张绎家微，年长未知读书，为人佣作。一日，见县官出入传呼道路，颇羡之。问人何以得此，或曰：“读书所致耳。”乃始发愤从人受学。后颇能文，入县学、府学被荐。以科举之学不足为，因至僧寺见道楷禅师。悦其道，有祝发从之之意。时周行己官洛中，张亦从之。周曰：“子他日程先生归，可从之学，无为空祝发也。”伊川归自涪（fú）陵，张始往从学。按：唐人此指贵族世家以外者言。亦多先慕显达而务读书。读书有悟，觉科举显贵有所不足，则入佛老矣。宋学精神，正在使人知读书为学不在显贵，自不走入佛老之途。而所以宋学犹多近禅者，不在其讲学之旨趣与内容，乃在其讲学之风格与方法。从此种风格与方法上，有影响及其日常私人生活之意境，则颇有近于禅学处也。关学所以较少此弊者，因横渠兄弟以及吕大临兄弟等，皆僻处关中，又兄弟宗族自为研习，异乎洛中为四方人物往来走动之所凑集也。

南渡以还，学校之教日衰，讲学之风日盛。贵族世家已消灭，平民社会中向学分子日多，而国家无教育机关，故私人问学之风更甚。此种往来走动的参究请谒，愈来愈多，于是又从此中酝酿出新的讲堂制度来。

象山年谱谓：“先生为国子正删定敕局，居中五年，四方之宾满门，房无虚宇，并假于馆。先生既归，学者辐辏。乡曲长老，亦俯首听诲。每诣城邑，环座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观。县官为设讲席于学宫，听者贵贱老少溢塞途巷。门人彭世昌，于贵溪应天山结庐迎先生讲学。先生登而乐之，乃建精舍以居。又得胜处为方丈，学徒各来结庐。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轿至，会揖，升讲座。学者以一小牌书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观此以坐，少亦不下数十、百。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先生大率二月登山，九月末治归，中间亦往来无定。居山五年，阅其簿，来见者逾数千人。”

既有讲堂，则有讲义。一两人对面谈话有语录，多人群集一堂则有讲义。而此种讲学之最大困难，则为来学者之程度不齐与来去无定。

既不能一例施教，又不能规定时日，分深浅高下之步骤，使学者必经相当期间毕其所业而去。

在此情形下，产生讲学家的朱陆两大派。

象山教法，在于因人设教，直指本心。

此源于二程。可称为“语录派”。龟山、延平相传“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气象”，程门见人静坐，便谓是好学。象山实近此路。而朱子讨论讲说不倦，转异二程之高简矣。象山始至行都，从游者甚众，象山能一一知其心术之微，言中其情，多至汗下。亦有相去千里，素无雅故，闻其概而尽得其为人者。陆学教人精神在此。

而朱子则想选定几部最重要的书本。

此亦源于二程。尤近伊川。此派可称为“训注派”。语录派长于活的指点，训注派则在使人有轨迹可寻。语录派在于分别指示，各自参悟，故其精神向里，而无一定的格套。训注派则向外求索，共同有一个自浅入深、由简到繁的门径与规模。如尹和靖见伊川半年后始得大学、西铭看。

先为此数书下明白确切的训注。

宋人皆有志为六经作新注疏。王安石诗、书、周礼三经新义颁于天下，一面为学校诵读之教本，一面为科举取士之标准。此下如程伊川易传等，皆从此风气来，直至朱子而集其大成。

好让学者各自研读，此即补学校教育之一段功能也。补讲堂教育之缺陷。另有小学，为幼年家庭习行，亦所以补讲堂教育之未备。

象山年谱谓：“先生与晦翁门徒俱盛，亦各往来问学。晦庵门人乍见先生教门不同，不与解说无益之文义，无定本可说，卒然莫知所适从。无何辞去，归语师友，往往又失其本旨，遂使晦翁之疑。”

此两派流传各有所适，朱子的四书集注遂为元代取士准则。

元明考试程式，大抵第一场经义，四书用朱氏章句 集注，诗 朱氏（集传），尚书 蔡氏（沈 集传），周易 程（伊川 易传）、朱（本义），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三传胡氏（安国 传），礼记古注疏。永乐以后，有四书 五经大全，古注疏遂废。

元人又有学官讲书之制。

元制，凡学官朔、望讲说，所属上司官或省宪官至，自教授学官暨学宾、斋谕等皆讲说一书。然此等乃官场例行公事。偶有儒生借题发挥，有所讽谕颂扬，失上司意者。要之与讲学精神全不似。

而私家讲学，则往往容易接近象山的路子。

吴康斋为明儒开先，其居乡躬耕食力，从游者甚众。尝雨中被蓑笠，负耒耜，与诸生并耕说学，归则解犁，饭粝蔬豆共食。陈白沙自广来学，晨光才辨，先生手自簸谷，白沙未起。先生大声曰：“秀才若为懒惰，即他日何从到伊川门下！”一日刈（yì）禾，镰伤指，负痛曰：“何可为物所胜！”竟刈如初。尝叹笺注之繁，无益有害，故不轻著述。按：在如此生活环境中，讲学者无有不讨厌笺注支离而走上实际经验之一途，即所谓“笃实易简”者是。陈白沙、王阳明皆此一脉。清代颜、李亦从此来。

至王阳明提倡良知之学，然后讲学家可以不必顾到学校教育之种种方便，如书本、期限、学生资格等。只在几次谈话中收作兴人才之效。最著之例，如传习录中与哑者之笔谈。惟阳明亦注重小学，此与朱子同，皆以家庭教育为成人植根基也。

此种讲学，传播极快。明儒学案，王门有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诸派，几乎遍布全国。学校教育，渐渐转移变成社会教育。泰州学案中有樵夫朱恕、陶匠韩乐吾、田夫夏叟等。于是乃有所谓“讲会”之兴起。

讲会与以前讲堂精神又不同。讲会其先原于阳明之“惜阴会”，阳明弟子如王龙谿（xī）、钱绪山诸人，推行尤力。于是泾县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有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江北有南谯（qiáo）精舍，新安有程氏庙会等。讲会有一定之会场、会期、会籍、会约、会主，所讲论之记录为“会语”等。以前讲堂是学者相集从师，讲会则由会中延请讲者。所请不止一人。会每年可举，每举旬日或半月。会所往往借祠堂或寺庙，会毕则主讲者又转至他所。如是轮番赴会，其事较前之讲堂，又为活泼展扩。如泰州心斋讲堂，则实近于讲会。盖渐次脱离书院性质，而近于社会演讲矣。

兹将宋、明学者讲学变迁，列一简表如次：

一、私人寺庙读书。如范仲淹、胡瑗等。

二、书院。此系私人学塾性质，如孙复泰山书院、周行己浮沚书院等。

三、州学。此系由私人设教渐变为地方政府之公立学校性质，如应天书院等是。

四、太学。此由地方学规制上推至国学，如胡瑗之主教太学是。

以上自私人书院至太学为一线，属学校之进展。惟政治不上轨道，此线之进展即告终止。

五、私人讲学之第一期：如二程。私人讲学为学校之变相，与前一系统不同。

六、私人讲学之第二期：如朱、陆。两期之不同处，主要在同时所集门徒之多少，而影响及于其他。

七、私人讲学之第三期：如阳明弟子之讲会。此期讲学与前期不同处，在完全脱离学校气味，变成纯粹之社会公开讲演与集会研究性质。

以上私人讲学之三期为另一线，属学会之进展。因社会学风，逐步扩大，逐步普遍，而此线之进展，亦逐步膨胀。

要之宋、明两朝六百年的政府，除宋庆历、熙宁一段，及明洪武、永乐一段外。并不能主持教育，领导学术；而社会上则学术空气继长增高，教育之要求亦与日俱进。

宋、明儒讲学，实从此环境中产生。

与宋、明儒较近者，惟先秦诸子。惟先秦诸子，大率先受政府国君。或贵族卿大夫、诸公子。之豢养，而附随沾润及其门人子弟。此为当时社会情势所限。宋、明讲学，则纯系社会平民学者间之自由结合。纵系身居官位，或大或小，如二程、朱、陆、阳明，皆以在职之身连带讲学。然其讲学则纯系私人交际，与政府或政治全不相干也。故先秦儒比较倾向于上行性，即政治活动；而宋、明儒则比较倾向于下行性，即社会活动。两汉儒生除太学、郡县学校外，亦多私门授徒，有一师拥数十、数百生徒者；然所讲限于五经，以训诂考据阐述经义为主，与先秦、宋、明讲学以各人之思想学术为主者大不同。

他们热心讲学的目的，固在开发民智，陶育人才。而其最终目的，则仍在改进政治，创造理想的世界。开发民智、陶育人才为第一步，改进政治为第二步，创造理想为第三步。

宋、明儒理论上的世界，是“万物与我一体”。张横渠之西铭为其代表作，此即上古先秦相传之一种全体观念也。

所由认取此万物一体者，在我谓之“性”，或称“仁”。在外谓之“理”。或称“天”。

程明道之识仁篇，程伊川、朱晦庵之“致知格物”、“居敬穷理”之口号，即由此生。

认识此理后应有之活动或工作，则为大学一书所包括。即“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之三纲领，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八条目是也。

其理想境界，则如朱子所云：“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朱子大学章句序。所谓“古昔”，即他们之理想境界也。此后王阳明拔本塞源之论，更畅发此意，见传习录卷中“答顾东桥书”末一节。他们可说是一种“秀才教”。可说是范仲淹诸人以来流行于一辈自负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中间的宗教。

凡内在有一种相互共同的信仰，向外有一种绵历不断的教育，而又有一种极诚挚、极恳切之精神，自发自动以从事于此者，自广义言之，皆可目之为宗教。宋、明儒的秀才教，大体以大群全体为归宿，可谓一种“新儒教”。即先秦儒家思想之复活与翻新。彼辈与先秦儒不同者，以“理”字代替了先秦儒的所谓“天”。而先秦儒讲仁义，似嫌偏于人事，道家遂起犄（jī）其后，阴阳家则还取道家之自然观，以补儒学之不足，遂以阴阳五行求天道，而颇涉于怪迂。宋儒以“理”字释“天”，亦颇采酌道家、阴阳家之长，以弥缝先秦儒在此方面之缺陷。又为先秦儒所言心性补充了许多存养的工夫。孔子言仁孝忠恕，皆心性也。孟、荀屡言心性，并注意及于心性之存养，然尚不如宋儒之深切著明。宋儒于此方面，提出“敬”、“静”等字，颇采酌道家、佛家之长。

在畸轻畸重之间，遂有程朱“性即理”与陆王“心即理”之分别。亦即在畸轻畸重之间，而有晚明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诸人之纠驳。若以和尚、道士方外之学目宋、明儒，则犹未能通观宋、明儒之大体也。论宋、明学渊源，当着眼范仲淹、胡瑗，则得其真相矣。

他们对自身同有一种严肃的态度，来遵行他们一种纯洁高尚而肫挚的信仰。对他人则同时有一种开明的理性来传播他们的信仰，而形成一种合理的教育。

不幸当时社会智识界之扩大，比他们那一种宗教或教育。之进展还要快得多。即是有机会读书以及有资格做官的人，比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数量上超过甚远。因此他们对于时代徒抱理想，而无法实现。他们对政治常是悲观，或持反对的态度。结果政府为一辈官僚所盘踞。亦常敌视他们，屡兴党狱。

程伊川、朱晦庵皆列党禁，王阳明亦几不免。明代书院屡遭焚毁。

而让有名的东林党来结东这一个最后的冲突。

顾宪成尝言：“官辇毂（gǔ），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请求性命，切磨道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可见东林精神极端注重政治与世道。稍后复社诸子，虽以时文相号召，与东林讲性理不同，然其为一种社会结党，足以上撼政治则一。

此种社会讲学、结党干政之风，自宋迄明，弥后弥盛，潮流所趋，至清人入主而中绝。东汉党锢之狱，由名士清议所激起。唐代之牛李党争，北宋之新旧党争，皆由在朝官僚实际政事之争。与宋、明儒聚徒讲学，而引生朝野之争者有不同。

四、宋明学者主持之社会事业

宋、明学者彻底改革政治的抱负，始终未有达到；但他们对社会事业，却有相当成绩。举其要者：

一、义庄

此事起于范仲淹。在一个宗族的单位下，来主持救贫、恤孤、公积及义务教育等事业。

二、社仓

此事起于朱子。“常平仓”始于西汉天凤中，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令边郡皆筑仓，谷贱增价而籴（dí），谷贵减价而粜（tiào），故曰“常平”。

至隋文立“社仓”。常平纯为政府事业，社仓则由民间自办。唐代并置常平积谷或钱。及义仓。专积谷。天宝中，天下诸色米积九千六百余万石，而义仓得六千三百余万石，此皆民间积贮以备荒歉也。

宋神宗行新法，以常平钱为青苗钱，司马光非之，谓：“尽坏常平，专行青苗，丰年无钱平籴，荒歉何以赒（zhōu）赡？”至朱子推行社仓，在孝宗乾道四年，至孝宗淳熙八年，下诏诸路推行。谓：“常平、义仓皆藏州县，所恩不过市井游惰之辈。深山长谷之力农事，至远离州县之民，虽饥饿濒死不能及。又其法太密，吏避事畏法者，虽视民莩（piǎo）亦不肯发。往往全其封鐍（jué），递相付授，至累数十年无一訾（zī）省。”社仓则设置于乡村，且不仅于饥饿之赈恤。每年夏，贫民得贷粟，秋熟偿，加息十之二。若仓积至原本十倍时，则以后贷粟可不征息，惟一石加耗米三升。其法有似青苗，惟青苗贷金不贷谷，主以官府，不主以乡里，社仓较可舞弊。

三、保甲

此制王安石力主之。以后递有兴废，要为中国社会组织中一要项。而明人戚继光倡团练，破倭寇。及清代，曾国藩、左宗棠等亦以湘军平洪杨。皆保甲之变相而扩大者。盖古者兵民合一之制既坏，以此补地方之武装而自卫也。朱子社仓，亦以保甲法推行。以十家为甲，甲置甲首一人，五十家则置社首一人，社首、甲首或保正。负管理社仓之责，县官则检点帐簿，于每岁贷付及回收之际，列席监督。

四、书院

书院多由民间私办。如祥符二年，曹诚即戚同文讲学旧居，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五百余卷，愿以学舍入官，遂以曹诚为书院助教。其后以书院为府学，乃正式为官学。孙复起学舍为泰山书院，周行己筑浮沚书院讲学，皆是。书院有学田，州县学亦有学田。元至元二十三年，诏江南学校旧有学田复给之以养土。亦由民间捐纳。

五、乡约

此始于关中吕氏大钧和叔。兄弟。有约正及同约之人，以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约。朱子又为增定条例，如前举社仓、保甲、书院诸制度，皆可以乡约精神推行之。

宋、明以下之社会，与隋、唐以前不同。世族门第消灭，社会间日趋于平等，而散漫无组织。社会一切公共事业，均须有主持领导之人。

若读书人不管社会事，专务应科举、做官、谋身家富贵，则政治社会事业，势必日趋腐败。其所以犹能支撑造成小康之局者，正惟赖此辈讲学之人来做一个中坚。宋、明理学精神乃是由士人集团，上面影响政治，下面注意农村社会，而成为自宋以下一千年来中国历史一种安定与指导之力量。晚清以来，西化东渐，自然科学之发展，新的工商业与新的都市突飞猛进，亟待有再度兴起的新的士阶层之领导与主持，此则为开出此下中国新历史的主要契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