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编 清代之部 第四十二章 狭义的部族政权之再建（上） 清代入主

明太祖驱除蒙古后三百年而满洲入主，为中国近代史上狭义的部族之再建。

一、满洲兴起至入关

满洲民族其先曾见渤海国与金国。

明代分为三部。

一、海西女真，二、建州女真，三、野人女真。惟野人女真居黑龙江流域，距中国最远，朝贡无常。海西、建州则每岁至明朝贡。

满洲族为建州女真，初耕牧于牡丹、松花江之合流点今三姓附近。而统率于明之建州卫。

嗣其一部又南迁至图们江流域。

其祖先景祖、显祖。为明将李成梁所杀，事在万历十一年，张居正卒之翌年。遂于明成仇隙。

时努尔哈赤太祖。年二十五，以父显祖。遗甲十三副，捕杀仇人尼堪外兰。其时兵数不过五百人乃至六百人而已。

嗣合并傍近诸部，创后金汗国。事在万历四十四年正月。

兴师犯明，宣布告天七大恨，取抚顺。时步骑有二万。事在万历四十六年。万历二十年，日本丰臣秀吉犯朝鲜，明救之，连师七年。二十四年开矿税，民间大扰。二十九年太子立。四十二年福王赴河南。四十三年（1615年）有梃击案，朝臣分党水火。

明四路出兵讨之。事在万历四十七年。

杨镐为四路总指挥官，驻沈阳。辽东本有屯军，嘉靖原额过九万，至是逃亡相继，多不能用。明四路兵南自闽、浙，西自陇、蜀，征调几遍全国，共二十万。合朝鲜叶赫兵为二十四万，每路兵六万。

败于萨尔浒。

从抚顺至萨尔浒山可七、八十里。中路军杜松先渡浑河，以四万兵营萨尔浒山，以二万攻浑河北之界凡山。努尔哈赤兵八旗，以六旗四万五千人掩击萨尔浒山营，以两旗共万五千人救界凡山。杜松阵亡，明将领死者三百余，兵士死者四万五千余。满洲遂连破诸路兵，灭叶赫。此役明以轻敌分兵冒进而败。又承平既久，军备懈弛，徐光启庖言谓：“杜松矢集其首，潘宗颜矢中其背。”总镇监督尚无精良之甲胄（zhòu），何论士卒？

于是有熊廷弼经略辽东之命。事在万历四十七年六月。

时辽、沈大震，诸城堡军民尽窜，数百里无人迹，中外谓必无辽。廷弼兼程冒雪，遍阅形势，招流移，缮守具，简士马，肃军令，主固守不浪战，集兵十八万。其上书谓：“辽东现有兵四种：一曰残兵，甲死归乙，乙逃归丙，或七、八十，或三、二百，身无片甲，手无寸械，随营糜饷，不肯出战。二曰额兵，或死于征战，或图厚饷，逃为新兵。三曰募兵，朝投此营，领出官家月粮，即暮投彼营。点册有名，派役忽去其半；领饷有名，闻警忽去其半。四曰援兵，弱军羸（léi）马，朽甲钝戈，而事急需人，不暇发还。将泽死降之余，新败胆怯；马则既多瘦损，军士又多杀马，图充步兵以免出战；器械则坚甲利刃，长枪火器，丧失俱尽。”徐氏庖言谓：“奴寨北门，铁匠居之，胸背之外，有同徒袒。贼于五步之内，专射面胁，每发必毙。”此当时两国对垒之形势。

廷弼专务守御备，满洲亦不敢轻出兵。未一年，去任。廷臣忌者劾其不战而去，事在天启元年。袁应泰代之，于是遂失辽阳。廷弼严，应泰矫之以宽。会蒙古诸部大饥，入塞乞食，应泰处之辽、沈二城，后遂为变。

应泰死之，金遂迁都辽阳。时沈阳、辽阳以及辽东七十余城悉降。

明再起熊廷弼，事在天启元年六月。建三方布置策。

广宁为前线，以步骑兵守辽河沿岸。天津及登、莱维后援，以海军卫满洲之南部。熊为经略，驻山海关，节制三方。

时王化贞为广宁巡抚，与熊意见不合。

王主战，熊主守。熊谓守定而后可战。然实权在王，兵部尚书张鸣鹤信之，所请无不允。广宁有兵士四万，而山海关无一卒。

以经、抚不和而影响及于战略。

熊主固守广宁，谓：“辽河窄，堡小，不容大兵。驻兵河上，兵分力弱。惟宜置游兵，自辽河至广宁多置烽堠（hòu）。辽阳距广宁三百六十里，寇至易备。”时方震孺亦言：“河广不七十步，不足恃。沿河百六十里，筑城不能，列栅无用。”而化贞谓其怯敌，不守城而守河。

广宁遂陷。事在天启二年。熊、王退入关，俱论死。明臣且有专劾熊者。

乃派大学士孙承宗为蓟辽经略使，事在天启二年八月。而以袁崇焕守辽远。

广宁师溃，廷议扼山海镇。崇焕时为兵部主事，单骑出关相形势，返而言曰：“与我兵与饷，关外可守。”孙力主其计，遂筑宁远城。自请督师，分戍锦州、大、小凌河、松、杏、右屯诸要害，拓地复二百里。

承宗在关四年，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水营，省度支六十八万，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开屯五千顷。满洲亦按兵四载不攻。罢归，以高第代之。

高，魏忠贤党。既来，谓关外决不能守，尽撤锦州诸城守具。独宁远孤城。

时后金已都沈阳，事在天启五年。乘机西犯，兵十万。为崇焕所败，努尔哈赤负创死。崇焕守城，盖仗葡萄牙巨炮之力。

金太祖第四子皇太极立，是谓太宗。时年三十五。先出兵破朝鲜，时满洲有兵十五万，袁守关外，难遽破，与明通商亦绝，非得朝鲜，无以自给。再攻宁远又败。明人谓之“宁锦大捷”。

明廷又劾罢袁崇焕，以不悦于魏忠贤故。以王之臣代之。复议撤锦州，守宁远。会熹宗崩，毅宗立，魏忠贤伏诛。袁崇焕复起，而其时明内部流寇亦发。

满洲兵以间道入关，下遵化，至通州，遂围北京。其所入隘口，乃蓟、辽总理刘策所辖。袁崇焕受反间狱死。

崇焕闻警入援。都人骤遭兵，怨谤四起，谓崇焕纵敌。满洲纵间，谓与崇焕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纵去。其人告帝，遂诛崇焕。事在崇祯二年。

嗣是满洲陷大凌河，崇祯四年。征服察哈尔，崇祯五年。得出入往来长城各口扰山西、直隶。其时始改国号曰清。

又汉奸降附者渐多。

崇祯六年有孔有德、耿仲明，乃毛文龙部下，叛据登州，浮海投满洲。两人拥兵当逾万，葡萄牙大炮亦遂输入满洲军。明年，尚可喜降，亦毛部下。毛文龙，明将，据皮岛，在鸭绿江东口。崇祯二年，以跋扈不用命。为袁崇焕所诛。

清势益盛，再四入关。崇祯七年、九年、十一年连入。十一年之役，陷近畿州、县四十八，南陷济南，孙承宗、卢象升皆死之。

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兵败降。事在崇祯十五年。时洪部下兵十三万。翌年清太宗即死，世祖福临即位，仅六岁也。

流寇陷北京，事在崇祯十七年。吴三桂开山海关迎清兵入。

清自努尔哈赤至皇太极，以一小部落两代近三十年，遽得入关破北京，盖有数因：

一、明万历中年以下，政治极端腐败。

二、其先以承平日久，武备废弛，又复轻敌。

三、其后如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等，皆以一人支持边事有余，乃明廷或诛或罢，既不顾惜，又无定策。明廷相传家法，对诛戮臣僚，曾不重视。又信用宦寺，宜其自坏干城。又崇祯朝十七年中，阁臣至四、五十易，而犹自云：“朕非亡国之君。”盖徒知责下，不知反躬。明诸帝一脉相传如此。

四、因盈廷纷议误事。

泰昌元年，熊廷弼见黜上疏：“今朝堂议论，全不知兵。冬、春之际，敌以冰雪稍缓，哄然言师老财匮，马上促战。及军败，始愀（qiǎo）然不敢复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复哄然责战矣。疆场事当听疆场吏自为之，何用拾帖括语，徒乱人意，一不从，辄怫（fú）然怒哉。”

天启二年与王化贞争事上疏：“臣以东西南北所欲杀之人，适遘（gòu）事机难处之会。诸臣能为封疆容则容之，不能为门户容则去之；何必内借阁臣、外借抚道以相困？”又云：“经、抚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枢部。枢部佐斗，恃有阁臣。今无望矣。”

崇祯元年袁入对，言：“以臣之力，守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又言：“恢复之计，不外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驭边臣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为边臣甚难。中有所危，不得不告。”又其时对流寇常以议抚误兵机，对满洲又因格于廷议，不得言和，遂致亡国。若先和满，一意剿贼，尚可救。

五、汉奸之外附。

孔、耿之去，已挟军队俱降。洪承畴、吴三桂部下，皆御外之精卒，扫数十万人外附，吴三桂宁远兵号五十万。中国何以复守？甚后如刘良佐、高杰等军队，陆续降者尚数十、百万人。

六、流寇之内溃。脏腑既烂，四肢何用？

二、明末流寇

流寇起于陕西。先是明室以辽军起，屡次加赋。

神宗万历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三年，以辽东起兵，先后共增五百二十万。通三年，亩加九厘为定额。毅宗崇祯三年，又加一百六十五万有奇。亩加九厘外，又增三厘。两共六百八十五万有奇，综名“辽饷”。嗣又增“剿饷”二百八十万，十年。“炼饷”七百三十万。十二年。先后共加一千六百九十五万两。正统以前，天下岁征共二百四十三万两，万历初至四百万两。所增殆超出七、八倍。民穷财尽，为蕴乱之源。

又值荒年。

陕西延安一府吃榆皮石块，乃至以小儿为食。明代北方旱荒时见。成化时，陕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尸骸枕藉，仅存无几。（李俊、汪奎传。）嘉靖时，山西大旱三年，百余里不闻鸡声，父子夫妇互易一饱，名曰“人市”。（王宗沐传。）

于是叛卒、崇祯元年陕西欠饷一百三十八万两，乃有逃兵。驿夫、崇祯二年议裁驿站冗卒。饥民，结伙群起。

最先，其魁酋曰高迎祥，窜扰秦、晋、豫、鄂四省。

崇祯二年，自号闯王。崇祯四年，洪承畴督剿克捷，关中患定，走山西。六年又渡河而南，复窜陕。八年大会荥（xíng）阳，有十三家七十二营，分五部纵掠。

李自成、张献忠继之。

崇祯九年，孙传庭捕诛高迎祥。李自成为闯王，走甘肃。时明廷以卢象升专办东南，洪承畴专办西北。张献忠为卢象升所败，走湖北。

所过悉掳壮丁十五至四十。为兵，逃者杀之。亦有号令法律。

不得藏白金。所过城邑，不得室处。不得携他妇人。寝具一单布。精兵一人，主刍、掌械、执爨（cuàn）者十人。一兵倅（cuì）马四匹。剖人腹为马槽。军止，则出较骑射。渡水皆径过。攻城，迎降不杀。守城一日，杀十之三；二日，十之七；守三日，则屠。虏获以马匹为上，弓铳（chòng）次之，币帛、珠宝为下。散所掠财物，赈饥民，唱口号，曰：“迎闯王，不纳粮。”有举人李信、牛金星为之谋主。

攻襄阳为襄京。

时寇谋直逼北京，嫌其遇败无退步。又主下金陵，绝北方粮，嫌其势缓。遂主攻关中、山西，再向北京。清代洪、杨革命，既得武汉，即走第一、第二路。林凤祥、李开芳北上败后，洪、杨踞长江十余年，而北庭自若。李闯本起关陕，是其熟路，故卒取第三策，而明都遂不保。

是年，清太宗卒，第三子福临立，年仅六岁。睿亲王多尔衮摄政。而流寇直从山西扑北京，吴三桂召清兵入。吴梅村圆圆曲云：“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盖吴有爱姬陈沅，名圆圆，为寇所得；其父吴襄亦没于寇。襄招三桂，三桂为妾不为父，遂决议纳清兵。

明代流寇之不能速平，亦有系于地方分省制度之不当者。元人分省建置，尽废唐宋分道之旧。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汉中隶秦，归州隶楚，又合内江、外江为一，而蜀之险失。

流贼之起，来无所堵，去无所侦。破一县，一府震；破一府，一省震；破一省，各直省皆震。经略或至七镇，总督、经略或至八省、七省、五省，又或总督以下并听节制，地无常界，兵无常将，而藩镇控制之宜尽失。

元明二季，以及清代川、楚、粤之乱，皆坐此弊。又督、抚专任节制，与士兵不属。且莅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莅军。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故元、明、清三代无藩镇专制之忧，而不能禁乱民之平地突起以为祸。

三、南明之抗战

明北都既陷，南方争事拥立。

福王在南京。马士英、阮大铖以魏忠贤旧党，拥立擅权，虽有一史可法，不足支此残局。南京既败，余便无望。

唐王在福州。别有鲁王，在浙江。

桂王在肇庆。以地最僻远，故最后亡。

不到二十年，相继破灭。福王弘光一年，李自成亦败。唐王隆武一年，张献忠亦败。桂王永历十三年，奔缅甸，见执。复有郑成功据台湾，至康熙二十二年始平。

惟清人所以得吞灭南明，其最重要原因，厥为汉奸之助。金得汴京而不能有江南者，即因未有汉奸为之作伥。又清兴已四十年，而金则骤起，亦其异。

清既入关，以洪承畴经略江南五省，孔有德徇广西，尚可喜、耿仲明徇广东，吴三桂徇四川、云南，而三桂功尤大。破流贼，定陕、川、滇，取永明于缅甸，又平水西土司安氏。四方精兵猛将，多归其部下。张邦昌、刘豫为汉奸，所以无成，因其本无军队。至吴三桂部下，尤为明代边兵精锐所聚。桂王所仗以抗衡立国者，亦皆左良玉、李自成、张献忠之溃余。

清既赖汉奸得占全中国，事定酬庸。

吴三桂封平西王，居云南。

尚之信封平南王，居广东。

耿精忠仲明子继茂之子。封靖南王，居福建。孔有德已先卒。

“三藩”不自安，于康熙十二年自请撤藩，竟得许，遂反。

耿、尚皆十五佐领，绿旗兵各六千，加以余丁二千，各有藩兵八千。吴三桂五十三佐领，绿旗万有二千，加以余丁四千，不过万有六千。言其兵饷，康熙十一年左都御史艾元征疏言：“边省岁需协拨银云南百七十余万，贵州五十余万，四川八十余万，福建百六十余万，广东百二十余万，广西十七、八万。”除四川外，余皆三藩协饷，岁五百余万；云、贵不及一半，较顺治间云、贵岁协四百余万，已省二分之一。闽海郑氏尚存，兵饷本重。然则撤藩自是满廷主意，并非三藩之在所必撤。

吴三桂先起，数日滇、蜀、湘、闽、桂、黔六省皆应，势甚盛。

然不久即败。康熙十七年吴三桂死，二十年三藩乱平。

一、因三桂身为汉奸，不得国人信仰。一到湖南，即妄建尊称，国号“大周”，改元“利用”，更失众望。

二、三藩不能一致。三桂起兵，耿精忠即应之，至康熙十五年尚之信始以广东反。十六年福建、广东又叛附清。台湾郑经，亦与耿精忠始合终离。

三、三桂已年高暮气，起事年六十二。不肯离滇，又不敢越长江。其兵一自长沙窥江西，一自四川窥陕西。康熙十三年，陕西响应，然不出襄、樊，其势自缓。

四、清主玄烨方少年十九岁。英锐，处置得宜。谕绿旗诸将谓：“从古汉人叛乱，止用汉兵剿平，岂有满兵助战？”故三藩之平，仍是藉汉人之力。陕、甘有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楚有蔡毓荣、徐治都、万正色。闽有杨捷、施琅、姚启圣、吴兴祚。浙有李之芳。粤有傅宏烈。皆汉军立功者。

明清之际的转变，大部分是明代内部自身的政治问题，说不上民族的衰老。以明末人物言之，较唐宋之亡，倍有生色。以整个奋斗力言，亦为壮旺。